梁启超，清末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发起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一代学术大师。

梁启超1898年代清政府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正式提出了设立“师范斋”的构想。这个章程不仅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而且还是北师大正式孕育的开始。1902年，张百熙奉命重建京师大学堂，先成立师范馆与仕学馆两馆，师范馆招收学生79名，仕学馆招收学生57名。其中师范馆正源自梁启超“师范斋”的构想。可以说，没有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就不可能有中国近代新的教育制度的诞生，也就不可能有京师大学堂，不可能有北师大的诞生。

梁启超为什么钟情于“师范”？他专门写过一篇《论师范》的文章阐发他的思想，“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今天下之变日亟，教学之法亦日新”，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反观现状，实在堪忧，即使有聪明绝异的学生，也会被固守科举八股的腐儒们教坏。那些新式学堂如同文馆、水师学堂等，皆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争相聘请西人做教师，是否就不存在问题了呢？其实问题更多。他指出：一是言语不通，需要翻译，致使教学质量受限制；二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中西教育的不同，西方的教学法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三是西洋教师只懂西学，导致学生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四是各国教师都用本国语言，不便沟通；五是薪水太高。梁启超提出只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师范学堂，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学校。“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为此，他考察了日本寻常师范学校制度之后，提出创办中国师范学堂的主张。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继续提倡师范教育，在他代熊希龄所拟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里说：“国民教育以培养师范为先……今日大患，在国中才智之士罕肯从事教育，故师范愈隳，而学基愈坏。”

梁启超还就女子教育提出了重要的主张。1922年4月1日，他来到北京女子高师，发表了《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男尊女卑关键在于女子不能和男子享受同等教育。“中国女子，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是我们最痛心的一件事”。中国若想摆脱积弱的命运，只有广设女学。若女学得兴，则“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母教之本，须从妇女接受教育开始。“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他从国家兴亡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女子师范教育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对师范的高度重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他积极支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向师范大学的历史性过渡，否定了一些人要求废止师范教育的错误主张。并力促他在长沙时务学堂时的学生、民国初年曾四次出任教育总长的教育家范源濂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自己出任北师大的董事长，并在学校任教。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师范大学，对我国师范教育体系的完善、教师教育专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而梁启超此举的贡献正如姜松年在写给梁思成的信中所说：“任公先生出了很多力去维持师大，中国教育赖以维持。”

梁启超在北师大主要教“中国文化史”，和“国文教学法”。他的学生梁容若回忆他讲课时的情景：“讲起来有许多手势表情，笑得很爽朗。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去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他在北平的公开学术讲演，常常有一两千以上的听众，在师大照例用风雨操场，窗子都挤满了人。”另一位学生回忆他在北师大上课的情形时写道：“1926年我在北京师大求学的时候，正是梁先生息影政坛，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阶段。他在师大教的是中国文化史，只讲到社会组织编，每周也只来两次。由于他的名气大，学识渊博，他每次来授课，教室里都是挤得满满的，以致室无隙位，有的还站着听。有些同学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届时宁可牺牲本门功课也来听他的讲授，可见他的吸引力是如何的大了。”梁启超先生讲课的精彩，由此可以想见。

对北师大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心血的梁启超同样对这所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1924年5月为北师大毕业同学录所做的序文中说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者，全国中等以下教育师资之所由出也。”“改建师范大学，其对于教育前途之责任益重且大。”他勉励毕业生，“虽去其校犹未去也，人人永保持在校之精神。于去校以后，则母校之生命荣誉得分寄递衍焉以长留天地间”。可以告慰他的是，在他身后，成千上万的北师大毕业生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北师大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扬。

（作者：李端、刘东虹。来源：《光明日报》，2002年6月13日，第B01版。原文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