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季学制改革中，采纳西方分科观念，传统四部之学在对接西学分科时，作为中学主干的经学并无对应学科，如何有效地安顿经学，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张之洞于大学堂分科大学中特设经学科，赋予经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其后京师大学堂兴办经科大学，将经学作为专门分科正式推行。本文将从学科建制、筹建招生、师资教学等方面讨论经科之缘起流变，省视经学在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中的命运。

一、经科建置

京师大学堂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兴办过程颇费周折，其章程即曾三易其稿。讨论经科的建置问题，有必要先了解章程有关经学的规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诏设京师大学堂，孙家鼐于《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普通学设立经学、理学两门功课，“《四书》用集注本，《五经》用钦定义疏本”。在“庚子事变”中，大学堂停办，两年后恢复重开。张百熙拟就《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以七科之学统摄专门分科，经学、理学隶属文学科。由于缺乏分科生源，大学堂最初设立预备科与速成科，前者分政、艺两科，后者有仕学、师范两馆。在经学教育方面，政科研习十三经以及“自汉以来注家大义”，师范馆“考经学家家法”。钦定章程颁布不久即行废止，并未通行全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会商学务，拟具《奏定学堂章程》。新订章程将旧章“文学科”中的经学门独立成为专门学科，而且位居八科之首。经科大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研究经学者务宜将经义推之于实用”，如周易学门，除了讲授传经渊源、文字异同、音训通义，尤为注重以外国科学证《易》，历代政治人事用《易》道见诸施行之实事，摘取经书通义务当考究于今日事理有关系处。这一解经取向，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诉求。

奏定章程将经学科分为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11学门，与十三经名目稍有差异。首先，《春秋》三传，《左传》单列一门，《公羊传》与《穀梁传》合为“春秋三传”学门。章程以“近来康梁逆党即是依托后世公羊家谬说，以逞其乱逆之谋”，限定讲授《公羊传》必须三传兼讲，以免“借经术以祸天下之害”。康有为援引公羊学大义，以“三世说”“托古改制”倡言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康氏被定成逆党，公羊学说亦为官方禁言，上述讲经原则体现了清廷的特别的政治考量。其次，《孝经》《尔雅》未单列学门。章程以《孝经》卷帙简略，中小学堂已有讲诵，《尔雅》为经科各门主课，皆未另立专门。第三，理学作为独立学门附于经科。章程以理学为儒家精言，宗旨归于躬行实践，故设立理学专科，讲述宋至清诸儒学案以及汉唐诸儒学说。

就课程类型而言，分科大学有主课、补助课及随意课三类，主课、补助课类似于必修科目，随意课相当于选修科目。经科以专经研究法为主课，若周易学门以“周易研究法”为主课，补助课有尔雅学、说文学、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易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外教育史、外国科学史、中外地理学、世界史、外国语文，随意课有中国文学、西国史、西国法制史、心理学、辨学、公益学、比较法制史、西国文学史等。经科各学门3年合计72钟点，中学课程占六成，西学及相关课程占四成，而主课“专经研究法”与补助课“外国语文”每年各六钟点，占总钟点的半数之多。西学主要涉及教育、科学、地理、法制等领域，反映了张之洞“西政为要”的教育理念。

对于经学科的设立，朝野内外意见不一。《新民丛报》刊发时评，认为设立经科保存国学，足以发扬国民爱国精神。今文学家皮锡瑞将五经视为万世教科书，提议学部严饬学堂加重经学教育。翰林院编修许邓起枢则认为高等学堂有“经学大义”课，学生自小学至高等已深窥经学义蕴，奏请改订大学堂经学课程，由学生自行温习，毋庸讲堂课授。王国维则在《东方杂志》刊文指出，奏定章程中经学、文学二科最宜改善，建议将经学科并入文学科。尽管经学科争议颇大，由于经学承载道德教化之功用，注重读经是学堂的基本原则，学部在明定教育宗旨时强调：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课目。奏定章程奠定了清季教育的基本格局，其所构建的经科蓝图，也成为兴办经科大学的准绳，至于其落实程度如何，则需要从经科办学的历史实态中加以观察。

二、筹建招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开办有年，高等学堂学生也面临升学深造，总监督张亨嘉以筹办分科大学“实今日举行新政之第一要义”，奏请饬学务大臣妥议办法。学务大臣议复此折时，认为奏定章程所列八科一时难以全设，拟先设政法科、文学科、格致科、工科，此外四科，以次建置。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学堂预备、师范科第六期完竣毕业，亟待升学，搁置两年的分科大学再次启动。关于是否筹设经科，清廷内部依然存有分歧。学部堂官与大学堂总监督商议学科次第，以经科学生程度颇难合格，经师之选寥若晨星，提议暂不开设经科。而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的张之洞，则力主首办经科，以保存国粹、蓄养师资。张之洞为此特别调派北洋师范学堂经科教员孙雄赴京，襄同办理经学课程。同年七月二十日（8月16日），学部以八科为造就专门人才，门目均属紧要，缺一即不完备，奏请遵章筹办八科。十月初四日（10月28日）总监督刘廷琛呈文学部，谓分科治学当以道德为本，拟于政法以下各科讲习经史，经学部商准，加《四书》及《大学衍义》节本、《大学衍义补》节本功课；又以大学堂预科、师范科毕业能入分科者有限，而各省高等学堂尚无毕业者，拟择设经科、文科、格致科、工科、农科五科，经科拟办尚书门、三礼门、春秋左传门。其后分科大学因经费短缺、校舍未竣、生源匮乏以及教员难聘等因素，再次缓办。宣统元年十一月（1910年1月）学部会同大学堂最终议定，经科先设毛诗学、周礼学、春秋左传学三门，以《四书》为通习课，兼学《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节本。

按照考选入学章程，分科大学以预科、高等学堂毕业生为招录对象，若不满预定额数，经学务大臣察实，与预科程度相等者亦准入学。此后，学部在修订分科考选办法时，又将招生范围扩展至师范馆毕业生，以励深造。宣统元年（1909）京师大学堂发布分科大学招考牌示：

本堂明年开办分科大学堂，先办经科、文科、格致、工科。此次预科毕业生自应升入分科大学肄业。查师范馆诸生中，多远道之才。本监督体察情形，应准变通办理，令其先行升入，俟分科毕业后，补尽五年义务，以广裁成，而资鼓励。仰师范、预科两科学生，自揣学业程度，心志所向，照式填明，统限于十六日以前，汇具齐全，呈候核夺。俟开学时，再具正式愿书，以昭慎重。

大学堂预科、师范科毕业生填写志愿书时，若选定经科，经总监督查复合格，即准入经科。可见大学堂毕业生升入分科，资格要求不高。但问题在于，学生大多无意继续深造。据时媒报道：刘廷琛召见预科、师范科学生，了解其进入分科意愿如何，“愿入对者寥寥，一则因学问程度太高，一则因经济困难，学膳等费难筹”。至于高等学堂毕业生，学部曾经通电各省，查复高等学堂能入分科名数，素以文风最盛之江浙两省，皆复称此项学生尚未毕业，于分科难以合格。而据学部主事陈衍观察：“各高等学堂学生视赏给进士、翰林，无异于赏给举人，多不愿升入大学，其愿升大学者，亦愿升法政、格致、农、工、商、医各科，无愿升文科、经科。”作为分科大学的首办学科，经科大学出现缺额甚多的尴尬局面，而筹办经科又迫在眉睫。既于新式学堂招生无望，科举时代的举贡生员成为解决生源的便宜之选。学部主事陈衍鉴于经科生源匮乏，建议变通考选办法，咨行各省，考察保送举贡生监来京考取派入，游学随宦在京者另行保举应考。张之洞与学部各堂商议，考虑到大学堂预备、师范毕业能升入经科资格者寥若晨星，拟仿举贡考职章程，令各省提学使搜访通经举贡，不限年岁，不问已否入过学堂，不必严核普通科学，但求于旧学有根柢，《说文》、小学有门径，能通一经者，每省酌举数名送京，考验合格即准入学。刘廷琛乃致电学部，提议由各省遴选举贡，以备经科之选。宣统元年五月十七日（1909年7月4日）学部奏请变通经科考选办法如次：

经科大学所以研究中国本有之学问。自近年学堂改章以来，后生初学大率皆喜新厌故，相习成风，骎骎乎有荒经蔑古之患。若明习科学而又研究经学者，甚难其选，诚恐大学经科一项，几无合格升等之人，实与世教学风大有关系。惟从前科举时，举人虽未由高等学堂毕业，而治经有年、学有根柢者尚不乏人，以之升入经科大学，更求深造，庶几坠绪不绝，多得通经致用之才。至拔贡、优贡两项皆系中学较深之士，与举人事同一律，自应一并选送。拟即如该总监督所请，分咨各省，将从前科举时举人并拔贡、优贡共三项，其经学根柢素深者，考选送京。以备到京后由臣部覆加考试，升入大学堂经学分科之选。

同日，清廷允准奏文，学部即通电各省：

经科大学学生尚未足额，现经奏明由各省就从前科举时举人、拔贡、优贡三项中，遴选经学根柢素深、确无嗜好者，送京由本部复加考试，入经科肄业。请即迅饬各属选送，并请严加甄别。大省六名，中省四名，小省三名。限八月底到京。现先开毛诗、周礼、左传三门，以《四书》为通习，甄别时应令该举贡等呈明平日研究何经，按照所长命题，使空疏者不得滥竽。

在学部放宽招考资格后，各省即遵照以上标准，组织推荐举贡事项。宣统元年，清廷将“京师筹办大学分科”纳入预备立宪筹备事宜应办要件，经科大学拟定年末开学。学部要求各省在是年七月初十日前完成举贡初试，即行送部补足缺额。由于各地多有延宕，至八月初仅有河南保送八名至京，学部遂电催各省务必于八月底保送到部，勿得违延，并电告遴选经科学生何时到京，以确定开学日期。其后，学部将经科开学延至宣统二年正月，通饬各省提学使转饬保送举贡于宣统元年底赴京报到。在学部的再三催促下，各省相继组织考选举贡事宜。

宣统元年末至次年初，各省选送人员陆续赴京参加复试。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九日（1910年1月19日），学部考选京师及顺属合格学生，13人投考经科，试毕将课卷呈堂候阅，待各省及顺天各府属有续到报名者再行示期考试。这次复试对象为“旅京人士”，即各省在京举贡就近考送者，此项生员由京师督学局初试合格，再参加学部复试。次年正月二十四日（1910年3月5日），学部考试分科大学入学新生，投考经科二三十人，榜示名单录取105人，经科取张念祖、张叙藩、孙鼎煊、胡贤耀、杨光宪、赵良箴、徐道政、李桐音8名。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与学部尚书荣庆商议，以分科录取百人，费款多而育才少，拟将招生范围推广至译学馆、直隶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以及江苏高等学堂，续行招考。同月二十八日（3月9日），学部复试考送举贡，正备取32名，毛诗正取李焌、任钟澍、施景舜、常赞春、陈作霖、苏继武、管祖贻、苏德广、陶士麟、王俊臣、德馨、李毓岱；周礼正取陈焯、胡靖、虞兆清、梁鼎元、黄式渔、冉之简、陈瀛、刘复礼、吕丹桂、刘咏湊，备取黄云冕；左传正取窦维藩、苏裕孚、史延寿、余謇、刘际熙、朱奉闲、冯汝骧、段洙，备取胡宗虞。此后，学部再次复试保送经科举贡，毛诗正取宣澍甘等8名，周礼正取周钜炜等7名，左传正取廖丙文等15名，备取何寿谦1名。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在马神庙举行开学典礼。由于原预备、师范两科毕业生大多回籍服务，未能按时报到。开课一周，入学者寥寥，格致科仅一学生，法政科不满10人。其后月余，七科学生陆续入学，至四月下旬已达387人。至于学生来源，依时任农科教员橘仪一所见：“有由显官保送者，有由各处考取者，有由本学堂自行考取者”。就经科而言，学生的出身构成有以下两类：或为预备科、师范科、高等学堂以及程度相等之“学堂生”志愿入学，或为各省选送举贡（含宣统元年新取优拔贡）之“科举生”考选升入。

需要补充的是，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英、美、日、法等国驻京公使照会外务部，请准外国学生入学。学部以经学为中国独有，暂准其进入经科，并饬令大学堂造洋楼数幢以备留学生寄宿。英国报纸刊登学部奏准外国学生入经科折，鼓励英人留学。据闻外国人请入经科颇为踊跃，英国2名，法国3名，美国2名，日3名，德、俄、意、奥、比等国皆有意派人留学。而最终进入经科求学者，仅有日人佐藤知茶、浅井周治2人，佐藤氏于宣统二年入经科肄业，浅井氏在民国元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经学门随班上课。

三、师资教学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的职教系统，以分科监督、教务提调、教员三职为重。分科监督管理学堂的教务、庶务、斋务事宜，经科监督最初拟由文科监督郭立山兼任，其后学部以柯劭忞“学行俱优，声望素著”，奏派其充任。教务提调为监督副手，总管功课及师生事务，由翰林院编修章梫充任经文两科教务提调。至于教员选聘，分科大学每门学科设正副教员各一名，正教员主专门讲席，教授学艺，指导研究，须为通儒院研究科及游学外洋大学院毕业者；副教员助正教员教授学生，指导实验，由分科及游学外洋毕业优等者充任。考虑到初设分科，缺乏合格师资，可以暂时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经科大学设教员八人，毛诗学、周礼学、春秋左传学及四书学各2人，由国人充任。学部为了选聘合格师资，函电各省物色经史之学最为深奥者，赴京充任教员。相比于在国外聘请科学教员，经科教员的选聘尤其困难，《顺天时报》以为：“因各学员经学程度多有曾任经学教习者，或著述宏富者，故非得一全国所仰望，素有经学巨师泰斗名誉之人充任，不足以服众学员之心而培植经学专科之人才”。张之洞、荣庆咨访经科教习，学部保举王闿运为最多，然屡次电聘，坚辞不来。其余经师搜罗七八名，或高卧名山，迭征不起，或宦途显达，惧上讲坛。经各方延揽，夏震武、宋育仁、江瀚、王仁俊、胡玉缙、杨模等见招为经科教员。

宣统二年正月初五日（1910年2月14日），经文科监督、提调及教员召开第一次会议，核定教员功课表及书目，并议定经学职教员及课程安排如下：

经科监督，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字凤孙；经文两科教务提调，翰林院编修章梫，字一山，浙江海宁人；《毛诗》教习，学部参事官江翰，字叔海，福建长汀县人；《周礼》教习，学部员外郎胡玉缙，字绥之，江苏元和人；《左传》教习，戴德诚，湖南武陵人；《尔雅》《说文》教习，湖北候补知府王仁俊，字扞郑，江苏吴县人……《四书》及《大学衍义》教习为在籍主事夏震武，字伯定，浙江富阳人。

其后一年间，主持经科教席者，又有饶檀龄、淳于鸿恩、高毓彤、姚永朴、李景濂、震钧、谭绍裳、宋发祥、胡宗瀛、安维峻等。前述教员，或为大学堂预备、师范科教员转任。如原经学教员饶檀龄讲授《通鉴辑览》，原史学舆地教员谭绍裳任地理教习，原舆地历史教习杨模讲授古制、国朝事实及大清会典；或自各部咨调。学部筹设经科，议向礼学馆咨调经学大学教员，宋育仁、戴德诚即为该馆纂修顾问。他如江翰、胡玉缙、王仁俊、淳于鸿恩、胡宗瀛，多属咨调一类；或由职教员举荐。夏震武为四书教习，离职时举荐安维峻自代。诸教员来源虽不尽相同，但大多为具有功名举业的经师宿儒。

学堂教育人才，首以教科书为要，经学承载道德教化功能，当政者对于编纂经学讲义尤为关注。奏定章程要求分科大学，“中学各书应自行编纂”，但就经科是否编写讲义，总监督与教员分歧颇大。刘廷琛强调讲义对于光大经学至为关键，力主编写。周礼教习胡玉缙则认为，古人执卷讲经并无讲义，外国大学讲义为教员口说、诸生笔录而成，而且经科多有经术粹深之士，若取材《皇清经解》讲授则尘羹土饭，若不取之于此则背离家法，建议不编讲义，由学生在堂自修。毛诗教习江翰也致函刘总监督，提出分科大学程度最高，重在学生时时研究，无须编辑讲义。由于刘总监督坚持己见，编写讲义成为定规。现存经科讲义，约有胡玉缙《周礼学》、戴德诚《春秋左传讲义》、王仁俊《群经讲义》《尔雅疑义》、宋育仁《说文部首笺证》《尔雅今释》、李景濂《左传讲义》、夏震武《大学衍义讲授》《论语讲义》《孟子讲义》以及安维峻《四书讲义》数种。

关于经科大学的教学状况，大学堂兴办经科，有监督拟定之《经科规约》规范教学秩序。《京师大学堂教事录》附有此件，落款为“经文科谨启”，详细地介绍了经科学门、课程、课时、研究法以及参考书目。与奏定章程对于经科的建置相比，这份规约在以下方面有所修订。首先、调整“外国语文”类型。由于经科增入四书课程，钟点逾于旧章，规约拟将“外国语文”划入随意科，“诸生已经学习有年者，归入文科外国语文班习之，素未学习者，即可不习”。其二、拟具研经方法。规约参照《学海堂章程》，将读经功课分为句读、钞录、参考、著述四类，后又改为句读、札记二门，开列应加句读书目。第三、细化计分办法。句读以四十分为满分，札记以六十分为满分，札记每学期分两次收阅，由讲师评定分数。《经科规约》拟定后曾请师生复议讨论，胡玉缙认为各科同习《十三经注疏》《史记》《近思录》等书“可谓杂出不伦”，陈汉章也提出札记宜分类、句读宜核实、句读诸书求采办、札记呈发各定限的意见。 考虑到《经科规约》有过改订，胡著所附或非定本，经科的教学情况，还可结合教员授课讲义和学生求学日记加以讨论。

宣统二年（1910）胡玉缙就任周礼学教员，其间撰成《周礼学》讲义及掌教记录《京师大学堂教事录》。《周礼学》凡三十四目，“研究周礼之法，本奏定章程而斟酌变通”，以黄以周《礼书通故》《儆季杂著》为主，仿陈澧《东塾读书记》体例，讲述《周礼》名义、源流、纲要、会通、诸经证礼以及各家平议。胡氏治经以汉学为宗，守家法以明大义，对宋明理学、晚清今文学多有批评，认为“理学家之弊，未免心思怕用。大义派之弊，遂致界说不清”，提出“经义自经义，时事自时事，分别为之，较为两得”。《京师大学堂教事录》记录周礼门诸生札记、实验文、学期考、临时考学业分数。据周礼门学生陈汉章所作《大学堂札记》，该学门以《周礼杂记》为主课，记述《周礼》源流流派、文字音训、纲领通义、篇职精义、群经诸子证、诸史志传、历代政治、今日事理、外国科学等，补助课则有“大学衍义辑要”“四书”“尔雅”“说文”“通鉴”“中外地理”“世界史”“科学史”“古今法制”“外国文”，皆分列参考著述目并作札记。综此而论，经科大学遵照奏定章程、大学堂通则及《经科规约》办理，编讲义、立规程、作札记、计分数，教学状况尚属平稳有序。宣统三年（1911）学部以高等学堂毕业人数日增，筹议补招新班。京师大学堂也通电各省，查明各堂毕业生愿入分科人数，以便添设新班。

辛亥秋，武昌事起，战事日急，由于时局动荡，大学堂人心离散，师生多离校回籍，大学堂学务难以维持，处于瘫痪状态。民国成立后，总监督严复起草分科大学改良办法，将经科并入文科。1913年3月，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首届学生肄业期满，举行毕业考试，教育部派员监试，校长何燏时督同各科教员评定分数，发给证书，呈教育部察核备案。11月4日，北京大学在马神庙举行毕业典礼，大总统特派代表梁士诒、教育总长汪大燮、次长董鸿祎、校长何燏时、各科学长及教员莅堂。原经科大学毕业35人，计毛诗门甲等13人，左传门甲等14人，周礼门甲等6人。左传门庄厚泽、周礼门徐道政两人因到校逾限，降为乙等毕业，毛诗门日本留学生浅井周治，在校肄业仅二学期，是以作为研究生。

据前文所述，经科大学总计招生近90人，而3年后完成学业者不到半数，大约有几方面因素影响：首先，经科开学后有学生并未入校报到，如周礼门邢克昌、何雯、赵亿乾在《京师大学堂教事录》无任何记录。其次，辛亥期间学生离校，复课时并未返校卒业，原分科大学近400人，复课到校者仅百余。最后，民元后，经科并入文科，有经科学生转入其他学门肄业，若陈汉章、韩友泽、胡靖、梁鼎元入史学门，邓巩、刘咏溱、林楩枬、周钜炜、韩彝章、侯治平、余謇入文学门。对于北京大学首届毕业生，教育部除根据中央学会议决，授以学士学位外，并咨由国务院分发京外各机关，免去学习，即以荐任各官，分别任用。

结语

京师大学堂“为学部直辖之第一学堂，亦为中国学界之第一关键”，而兴办经科大学，则是清廷将经学作为专门分科，纳入现代教育体制的首次尝试。自宣统二年开学算起，经科大学仅存在三年，可谓昙花一现，而发展历程却举步维艰，这其中有着内外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近世思想界，西风盛而东风衰，由旧趋新、以欧化华成为主潮流。在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学地位趋于衰微，这一点早已为识者洞见。作中学主体的经学之境遇亦渐趋式微。为了保存国粹，维系世道人心，扭转旧学衰微的局面，张之洞修订学堂章程时特设经学科，执掌学部后汲汲于办理经科大学，并期许甚高：“若照此章程办理，则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经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同为学制改革主事的荣庆，也认为改办学堂致使儒士抛弃旧学，动以新学为要，“此新旧交集，诚为学界一大过渡时代，失机与否，正在此时，所谓一举为万世功，一举为千载弊，后进之辈，甚可畏也。故今日所设分科大学，先立经文两科，俾使学界全体仍存旧学，幸勿一误再误。”刘廷琛论经科宗旨，在于“三年中造就一班经学人才，毕业后做成一二绝大事业，以收通经致用之效，使经学从此日益发挥光大”。而事实在于：自创立学堂以来，为学生者皆注意新学，至于旧学，久以为无用。尤其是庚子事变后，学堂士子吸纳新知，对于旧学已乏兴趣，在此背景下，经学的消逝已成必然，张之洞等试图通过兴办经科大学，从教育体制上护持与坚守传统道德伦理的努力归于失败。民元后，国体变更，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提议大学校废经科，将之分入文科的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教育部相继颁布大学法令，废止经科，经科各门被划归文史哲学科，如《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理学入哲学门中国哲学类，《说文解字》、尔雅学入文学门国文学类，《尚书》《春秋左氏传》入历史学门中国史类，《周礼》入历史学门法制史类。经学在现代学制中失去独立学科地位，消融于现代学科门类。民国时期，虽有孔道会、沈曾植、孙雄动议重建经科大学，但已成为明日黄花。

1924年章太炎谈论经学现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在北京有大学生问及朱熹是否广东人，有问段氏《说文解字注》是否为段祺瑞；一为在上海有中学教员问学生孟子何代人，答曰汉，或言唐宋明清者过半。此时废止经科不过10年，京沪两地学子对于经学常识已是茫然无知。蒙文通批评民初以西学分类割裂经学云：“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实，经学即经学，本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先导者也。”科举制的废除动摇了经学赖以依存的体制因素，辛亥革命则割断了经学与政治之间的“脐带”，彻底消解经学的正统观念。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经学影响着二千年来国人的社会道德与价值观，也是当下探索民族精神宝贵的理论资源。回顾经科大学的创设历程，对于思考经学这一中国独特文化形态的前行方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王应宪。来源：《史林》，2018年第1期。原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