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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及当代启示———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例
发布时间: 2021-07-12  

加强“五四”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理解“五四运动”,就不得不深入到“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之中,就不能不注意到当时他们所成长的校园对这些青年学子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于国家内忧外患之时,觉醒了的学生群体怀揣着爱国之情掀起反抗运动,其彰显的学生时代风貌尤其引人注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五四运动”的源头之一,其前身是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民国建立后,正式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学堂,至1923年教育体制改革后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因此,高师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基本和“五四运动”过程相吻合。鉴于此,我们将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例来探究“五四”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通过跨越时空的审视,以为新时代校园文化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

五四运动中被捕入狱的“高师八勇士”返校

一、校园物质文化建设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建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涌起希望的人民渴望建设一个富强的新国家。而强国需要人才,人才依赖教育,政府和民众在对教育的重视这一点上首先达成共识。当时的教育部对清末的教育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为培养急缺的师资人才,1912年5月,教育部明令改京师优级师范馆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确定了学校的高等专科性质。此后十余年间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确立办学宗旨、完善学科结构、严格规章制度、扩大学校规模、形成自己独特办学风格的重要历史时期,同时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园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址原为清末五城中学旧址。根据陈宝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报告》所载:“以教室一项论,昔之教室8,今则31,其他昔无今有之屋宇不可胜计……图书一项,中文参考书增2880册,外国文参考书增8497册。中、外各项杂志63种,共约值48321元。”除此之外,学校在各部建设种采购了价值不菲的器械标本,例如“理化器械标本新购773,约值9451元;博物器械标本新购957种,约值7334元;历史器械标本新购49种,约值426元;工艺机械、大小工具3632件,约值3565元”。由此可见,高师在短短数年间在基础设施及软硬件设备方面获得迅速发展。陈宝泉多方筹集经费,完成各科实验室、研究室、图书馆、体育馆、工业部的建设工作,为建设国内一流师范学校,比肩其他大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高师图书馆

除学校硬件建设逐步充实完善,1912年9月颁布的《师范教育令》和同年12月颁布的《师范学校规程》规定:“高师公费生免纳学费,并由学校供给膳宿;惟地方得酌量情形减给前项费额之半。此外高师还可酌收自费生。惟半费生及自费生为数极少,大部分为公费生。”因此,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按照规定免交学费,由学校供给膳宿,并酌量补贴必要的费用。1916年颁布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行简章》明确规定:本校不收学费,预科、本科学生并由本校供给食宿。这一措施极大地吸引了生源,使大部分学生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二、校园制度文化建设

民国政府于1912年公布了中华民国第一个《学校系统令》,史称“壬子学制”,后又陆续颁布各种校令,总称“壬子-癸丑学制”。教育部规定学校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此举完全推翻了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核心的旧教育思想。

(一)办学宗旨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依照教育部1912年9月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制定了本校《校规》,其中明确指出“本校以养成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中学校、女子中学校教员为主旨”。高师以培养未来教师人材为主,因此非常重视学生人格的培养。高师校训为“诚、勤、勇、爱”,集中于学生道德品行,明确了立校宗旨及教育理念。

(二)学制规定及学生培养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对学生的培养是全面的。其教学课程包括伦理学、国文、英语、数学、博物、理化、图画、乐歌、体操等,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体系。为使高师能够与其他大学并驾齐驱,成为高水平、高质量的高等学府,高师把师资队伍建设当作重中之重。当时高师聘用的教员,多为当时社会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如钱玄同、许寿裳、马叙伦、何炳松、翁文灏、马寅初、黎锦熙、李建勋、林励儒、张耀翔、袁敦礼等。在这些著名人物的努力下,学校的学科建设和教学制度得到了迅速完善,例如高师国文部在钱玄同、马裕藻的主持下,拟定了《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教授法草案》,对学生的培养尤重全面。

尤为重要的是,校长陈宝泉倡导学生自治,推行自学辅导实验,除学理外,兼重实验,并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实习对一所师范院校的重要意义。学校规定,每周课时以30小时为限,给学生留有充足的课余自学时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

(三)日常管理和学生社团

在学生日常管理方面,学校定有“考查学生行为办法”,要求教员和学监就操行册分门类随时考察,据实记注。学校制定的关于教室、自习室、操场、斋舍、浴室等各项管理规则,共有17种、116条之多。例如,其中关于学生临时出校门的规定就有以下几条:

一是每日课毕以后,自习以前,在校外左近地方散步,逾时不归而未经请假者,以不请假外出论。

二是课余出外散步,须在二门口自将名牌翻转,以便稽查出入。

三是学生又眷属在京者,于土曜、日曜两日得回家住宿。惟应预至斋务课填写住址。回家时仍到斋务课领取名牌。

但总的来说,高师还是以关心爱护为主旨,“职员之对学生,以互相亲爱为主,故遇学生有过失时,必使之反省,不轻加以责罚。”“五四运动”后,学生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和社会责任感,于是更加主动、更有信心地突破原先学校较为封闭、不平等的管理模式。

在学生社团组织方面,发展也较为迅速。当时较有影响的是高师工学会。工学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5月3日,发起人是匡互生、周予同、刘薰宇等人。他们受“知工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做工和求学是人生两件大事,发起这个社团的学生怀揣着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向往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等社会。社团成员不仅对清洁卫生及各种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自己动手,而且利用学余时间分组从事石印、木板印刷雕刻、打字、照相和书报文具销售等工作,并且出版了《工学》杂志,宣传研究工学主义理论。1919年4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创办了面向群众的“平民学校”,学校一切管理和教学均由学生自己承担,高师给予大力协助。平民学校不仅成了向普通大众传授文化知识、宣传新思想的场所,同时也成了学生将所学应用于实践的实验渠道,通过实验锻炼,学生不仅对教育理论有了感性的认识,还更深层次地理解了教育理论,锻炼了学生的各种能力。另外,“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十月革命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1920年下半年,具有进步倾向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高师出现了。

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前的10年间,包括师范馆和师范学堂10年间仅毕业了两届学生300多人,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教育主旨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十分注意对学生灌注封建思想道德,课程内容尤其侧重“人伦道德”和“经学大意”,学生的行动也被严格控制。但即使如此,日渐觉醒的青年仍看到了国家的内忧外患,1903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和仕学馆学生为反对清王朝统治者秘密勾结俄国、损害东北三省的行为,联合发起了反帝拒俄爱国运动,成为我国大学生因国家外交问题向政府建议请愿的开端,也形成了后来高师学生关心时事、忧国爱民、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良传统。

高师作为一所师范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尤重“为人师表”的德行培养。校长陈宝泉常常教导学生:“你们将来出去做教师,要晓得做教师是不容易的,一举一动都要为人师表。”为此,高师学校门口特别立了一面镜子,上面写着“整容镜”三个字,意在督促学生出入校门都要注意仪容仪态,做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必平;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同时,学校还极其注重学生的美德教育,由于大多数学生家庭贫苦,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高师学生的重要美好品质,例如寝室的清洁卫生以学生的自理为主。

此外,陈宝泉校长认为学生应该全面发展,“关于身体之锻炼,有课外运动、远足旅行以提振之,关于精神之修养,则有德育演说、名人讲演、自治谈话、静坐法、雅乐组等以陶铸之。使学生动静交养,既变化其气质,复陶冶其性情,总期身心调和,以早完全之人格而已。”学校在正课之外并设各级音乐练习班、军乐练习班及各项课外运动,以为发扬精神、锻炼躯体之助。除此之外,学校还制定有“修学旅行”和暑期调研活动作为教学的辅助活动,目的在于增长见闻,开阔视野,关注社会。修学旅行即安排学生实际参观学习,或访历史古迹,或探地理名胜,博物部还可实地调查各种动、植、矿各种物产标本。每次旅行,学生需要制作报告书,并绘图、摄影、采集各种标本。暑期调研就是让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在家乡或者行经之学校、社会现状进行调查填表,以锻炼学生调查研究的能力,假期结束后要提交调查报告并计入成绩。

学校还鼓励学生进行辩论活动。例如,曾有一次高师和北大两所学校举行校际辩论赛,由高师校长主持,并邀请蔡元培、胡适和汤尔和等人作评判员。活动在当时高师的操场上举办,有将近一千人参与,可见活动之盛大。

在对学生思想教育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由校长及职员参加的每月一次的训育会议,主要研究讨论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法;二是进行定期的“训话”,先是召集学生,然后由校长宣布“训辞”,“训辞”内容主要是关于精神修养、行为规范和学生应守训令等;三是校长、教师和学监与学生之间的谈话交流,当时规定每晚召集同级学生六人,由校长及教员、学监等与之对话,每年全校学生,约可轮流一周。谈话主要是启发学生发言,凡学生“幼年之所经,学科之所得,心志之所向,及假期所历之途径,无不可畅所欲言,此法感情接洽较密,最易得学生个性之真象”。在师生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中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价值取向,并进行适当引导。

在提高学校学术水平方面,高师在“五四运动”之后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性的杂志刊物,例如《数理杂志》《理化杂志》《史地丛刊》《教育丛刊》等等。与此同时,学校延请了诸如鲁迅、杜威、孟禄等国内外名师来校演讲教学,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请李兰漪讲欧洲战事,1915年12月请余日章演讲实验教育学、请黄炎培演讲美国学校之现状,形成了浓厚的校园学术研究氛围。这在当时对于学生了解各种思想潮流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学生由此受到启发,思想觉醒,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斋,将眼光投向了风起云涌的社会大潮之中,为今后他们参与社会运动埋下了伏笔。

四、对当前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

“五四运动”是在社会主流文化倾向改革强国的时代潮流下兴起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由学生首先发动的运动最终掀起了搅动全社会的大风潮,促进了民众觉醒和社会进步。新时代的青年肩负着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任务,培育能够肩负时代重任的时代新人是今天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加强和改善校园文化建设,就是要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前提下,构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大学教育。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学生,并以丰富多样的方式、途径增长学生的见闻视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精神追求的学生,树立为国为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通过对“五四”时期高师校园文化建设的回顾,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弘扬“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尤其是爱国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将爱国精神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始终。

其次,校园文化建设要在知识学习和品德修为两方面齐步前进。大学既要重视学生知识的学习和本领的提高,也要注重品德的培养。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思维视野、思想观念和认知水平,练就过硬本领。同时,人无德不立,加强道德品行修养,要使学生能够明辨是非、严守规矩,反对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使青年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立志高远的人生理想。

最后,校园文化建设要切实关心、关爱学生的成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关注青年所思、所忧、所盼,帮助青年解决好他们在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努力为青年创造良好发展条件,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就在身边、关怀就在眼前。”校园文建设不仅要从高出着眼,更要深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成功时予以鼓励,失败时予以安慰,错误时予以纠正,充分肯定他们的激情和活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青年学生中一些激进的思想和他们视野的局限性,要想法设法帮助他们拓展视野,提高认识,不论是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来校开讲座,还是和学生面对面交流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都是可行的办法。

五、结语

回望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在国家日益沉沦、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际,一群热血青年学生怀着热爱祖国的满腔激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示威游行。这群赤胆红心的师生群体,虽处于象牙塔之中,但在祖国危急存亡之秋,却都不忘社会责任和时代重任,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一股蓬勃力量。理解“五四运动”,就不得不深入到“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及其校园对这些青年学子的影响。新时代,在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刻,加强和改进校园文化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输送一大批有用人才,这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年的意义所在。

(作者:张鑫凝,来源:《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5月,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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