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行书康有为挽联 纵28cm 横18cm 1927年4月17日（选自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书信》）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睹全国鱼烂陆沉之惨；西狩获麟，斯文道尽，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刘东先生曾说，梁任公对于清华有恩。其实，任公对北京师范大学也同样有恩，有渊源关系。他是北师大校董会的理事长。北高师改北师大后的第一任校长范源濂，就是由任公全力举荐的。他在北师大还曾有过多次演讲。对北师大的发展功不可没。这批信札中，有两封信涉及到北师大，深感与有荣焉。
南长街梁任公档案中，包括信札、手稿等，规模宏大，仅信札二百多封，时间跨度涵盖一九〇四至一九二八年，涉及晚清民国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康有为、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这是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物。这对于学术界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特别是梁启超研究，也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陈寅恪先生讲，评价古人的立说，要抱“了解的同情”态度，才不于附会与曲解。他的意思是，研究者须设身处地，理解古人不得不然的初衷与本意，即要有历史感。由于历史不能重演，所以，他说，对于今天可依据的片断材料，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要达到他所说的此种历史感，固然需要作许多努力，但是，可资摩挲与鉴赏的历史真迹即历史文物的存在，能提供某种历史氛围，这无疑会大有益于我们回归特定的历史场景，找到或感受到此种历史感。目睹这一大批手札真迹，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胡适曾谈到，梁任公墨宝流传民间甚多，约有一二万件。这原因，除了他个人社会交往广泛与字写得漂亮，为人喜爱外，还得益于用纸考究，易于保存。这次看到的任公用笺，果然考究，不仅纸质好，且专门制作，设计精美。观其信札，字笺一体，充满书卷气，令人赏心悦目。用笺又有“饮冰室用笺”“饮冰室启事笺”等等分别。很显然，其使用，因人因事有别。这说明，胡适作为任公的朋友，观察是对的。任公曾多次谈到，他的信仰就是“趣味主义”，对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有兴味，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尝试，因之，自觉生活充满乐趣，永不知疲劳。这些精美的信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任公确是一位既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又充满着生活情趣的人。
档案中，还有些是康有为的信札。其中，有一些是康在国外宾馆匆匆忙忙的用蓝墨水笔写的。使用的不知是什么笔，显然不是毛笔。字迹十分潦草，干涩，很匆忙。这可以理解。这些人逃亡海外很艰难，不容易。所以，康有为这样的大书法家，也只能临时随便找来笔与纸，匆匆走笔。这些文物，显然有助于我们感受到当年这些历史人物活动的场景。
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公私档案都是重要的。其中，信札由于其私密性的特点，往往更多地包含着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透露出人性的幽微；故藉以知人论事，又有一般档案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这也就是信札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的原因。这批任公信札，有给亲属师友的，有给政要的，都不容忽视。
一九〇四年初，任公与弟梁启勋信中说，“兄至粤，岑督幕中人皆来见。张鸣岐（岑所最亲用者）且以云阶之命来询治粤方略”。“孝怀在幕中极有权，彼等皆来，谈了两日夜也”。话不多，却透露了极重要的历史信息。以往我们只讲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海外，清廷且派人追杀，处境危殆。但此信却说明，至少在新政开始后，梁已有机会回到广东，主张新政的两广总督岑春煊且默许和支持幕僚与之接触，讨教新政施行方略。足见任公不仅不再与内地隔绝，且与某些清廷地方大员，过从甚密。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一九〇五年清廷甫批准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端方能迅即频繁与任公书札返往，并公然请代草考察宪政报告了。
这当中，还有一封是任公写给当时袁世凯总统的信，也很值得注意。人所共知，护国运动中，任公的著名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打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重型炮弹。时袁虽千方百计，不惜威胁利诱，想阻止他将此文发表，但终不为所动。是文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反袁斗争制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可以说，它加速了袁的垮台。在讲课中，这件事是一定要讲到的。现在看到这批任公信札，我才知道，原来在长文发表之前，他还专门写了封信给袁世凯，并将是文附上。信很短，大意是说，变更国体，沸腾中外，动摇大局，自己不赞成。文章将在各报发表，目的是为了相与商榷匡救。希望总统能披阅采纳一二。任公何以要写这封信，以及怎样看待这封信，各人容有不同的解读。写给总统的信，按理当是工整严谨，合乎规制，以示尊重。我看那真迹，要言不繁，但写得匆忙、潦草，用笺也未讲究，显然是急就章。这可以理解。任公与蔡锷事前已策划好，文武配合，文章一经发表，护国军即起。那个时候，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气氛是紧张的，因为发表文章将冒极大的风险。南下之前，他匆忙发出此信，兴奋与紧张并存的心态，溢于字里行间。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目的是什么？若仅是为了告诉袁自己反对他帝制之为，大可不必写信，因为文章即将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信通知袁世凯。
他在信里讲，在文章起草过程中，“痛楚不能自制”，曾几次想搁笔。之所以最终坚持写出来，是鉴于总统“知遇之深，若心所谓危而不以告，殊乖古人以道事上之义”。显然，此信重申自己不赞成筹安会的作法，这不是主要的。它也不是简单地要表明自己明人不做暗事。这样理解，还是小看了任公。事实上，他作为受传统文化影响极深的人，于公于私做人都很到位。他曾与袁共事经年，事前曾劝过袁，不能听；现在决心要与之做最后决裂了，虽然危险万分，走之前也仍要坚持尽古义，通知对方，做到有理有礼有节，仁至义尽。此信用的是“任公集琅琊刻石制揃”，从匆匆的行书迹到用笺，也都给我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氛围，这绝非看打印稿所能感受到的。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讲过，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不仅没有倒退为守旧派，实成主张新文化的健将；而且，因站立在源于西方的二十世纪初年反省现代性新的思想支点上，其思想乃表现出了可贵的前瞻性。其中，他主持成立“讲学社”，代表进步的学界与思想界，有计划地聘请包括杜威、罗素、杜里舒、孟禄、泰戈尔等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表征。为成立讲学社，他们成立了一个董事会，有一个章程。但这个章程我一直没看到。丁文江主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附有一九二〇年九月五日任公致张东荪书，商筹办讲学社各事，涉及到了董事会的成员构成及其办事规则等，但它毕竟不是章程本身。章程已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由于该报现在不易找，我也一直未能见到这个章程。现在的手稿中，恰恰保存有任公亲笔写下的《讲学社简章》真迹，让人喜出望外。只是遗憾的是，它没有写明时间。简章共六条，文字有涂改，说明它是草稿。正式发表的简章与这份草稿的内容有无出入，这一点很重要，可惜现在未见已发表的正式简章，无法进行对比。但是，尽管如此，这个草稿仍是重要的。这主要有二：其一，它证明了任公不仅是讲学社简章的起草人，而且还是成立讲学社的创始者、组织者。该社的成立是缘于接待罗素讲学。在经费的筹措、使用与具体如何组织接待的问题上，任公先征求过具体负责联系与承担罗素翻译的北大教授傅铜的意见。由《梁启超年谱长编》提供的来信可知，后者曾建议，若经费有余，不妨成立“国外名哲聘请团”，续聘更多的国外名哲来华讲学。这是一九二〇年八月的事。到上述九月五日任公致书张东荪，筹商办讲学社各事时，已是这样说：“入京为讲演事，忽费半月，现所进行如下：一、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学一人来华讲演……”他通报张的主要内容，与简章草稿一致；同时，他在书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包括蔡元培等人在内，待定的董事会董事的具体人选。任公虽接受傅的建议拟成立聘请外哲讲学的专门团体，但它最终的名称却是为“讲学社”。由于共学社成立在前，这个名称很可能就是从“共学社”推衍出来的。而且，这个名称一定是任公亲自确定的。现在看到的这份简章草稿，写在两页纸上，第二页最后还留有很大空间。但首页的标题“讲学社简章”，却书写局促，与正文挨得过紧，可知它是后加上去的。而正文的一、四、五条，首两字原本都是“本团”，后又都改“团”为“社”字。也可以反证题目“讲学社简章”是后加上的。
据此，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合理假设：任公写简章，最初也许尚无确定具体名称，或仅是“某某团”（如“国外名哲聘请团”），最后改“团”为“社”，并断然加上题目“讲学社简章”，乃突生的灵感与神来之笔，也未可知。不仅如此，简章草稿又一定是在与张东荪书之前写就的。这些都能进一步说明，任公是讲学社的真正创始者与组织者。其二，这份简章草稿第一条规定，“逐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第三条规定：“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二者不甚协调，后者实际上是对前者又作出的限定。它强调聘请专门学者，尚非其时，当下最急需的是要延聘“当代大思想家”，即不拘于专门学问的通识大家。这一点很重要。它反映了梁任公“贤者见其大”。
梁启超 行书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本札 纵25.5cm 横16.5cm*7 1927年12月7日（选自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书信》）
（作者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教研室原主任、历史系主任。文章来源：《中国书法》，2015.05，总2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