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师范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历次爱国运动中，师大女学生都站在了斗争的前列。特别是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师大女学生始终冲锋在前。

从水灾赈济会到学生自治会

1935年夏秋，暴雨成灾，黄河决口，几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北平各大中学校为了救济灾民，发起成立了水灾赈济会，女学生曹国智受到湖南同乡、师大同学周小舟的影响，积极从事救济活动，被选为师大水灾赈济会执委，并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募捐。师大捐献衣物最多的6名学生中，女学生占了一半，她们是陈德明、毛鹤龄、唐尊矩等。通过救济活动，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忧心如焚。

东北沦于敌手后，察北、冀东也被日寇践踏，近在咫尺的通州、丰台已驻有日军。日本特务、浪人及其收买的汉奸、流氓、地痞也在平津等地摇旗呐喊，招摇过市，妄想策划“华北自治”。日军坦克在北平大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涂着膏药旗的飞机在市中心低空盘旋，擦着师大的楼顶呼啸而过。学生们倍感压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积郁在心头。大家提出：今日之华北，是谁之天下？连“最后一课”都上不下去了，凡我热血青年焉能坐视族灭国亡？让我们立即奋起自救吧！大家悲愤地唱起了：“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学生们行动起来。11月1日，师大、燕京、清华等校学生，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发出通电，指出：“‘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焚书坑儒之现象”，“复见于今日之中国”！应“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使全体国民，“共肩责任，奋起救存”。12月6日，师大等15校又发表《北平各校通电》，指出，此时乃“领土主权，转瞬将非我所有，强敌入腹心”。声明：“今日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吾民置身危城，日受煎熬，顾瞻前途，已不能再事容忍。”

在北平市大中学校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诞生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师大也在水灾赈济会基础上酝酿成立学生自治会，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进步学生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当时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地理系二年级在选举班代表时，对应不应该奋起救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赞成成立学生自治会，开展救亡斗争的同学坐在一边，主张“读书救国”，反对成立学生自治会的坐在一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在中共地下党员张仁槐的启发下，杨淑英勇敢地站出来，慷慨激昂地说道：“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中国不亡，世无天理。我看这倒说对了，今天东三省早已被日寇侵占，华北又要重踏东北覆辙，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我们的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可是，我们班二十八个同学，为成立一个学生自治会，吵成这个样子，还团结不起来，中国岂有不亡之理……。”话音未落，会场便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推选她为参加学生自治会的班代表。

经过艰苦努力和热烈讨论，得到超过半数同学的拥护，学生自治会诞生了。陈德明（程绯英）当选为学生自治会执委，杨淑英为学生自治会康乐股负责人之一。

（北师大女子救护队）

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

1935年12月8日，一些进步学生得到9日进行爱国请愿的通知后，便开始忙碌地准备宣传品，有的女学生兴奋得一夜未眠，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大干一场。杨淑英还将钱包和心爱之物交给了要好的同学，准备为国捐躯。

9日凌晨，师大校门被军警封锁，学生们质问军警为什么不让出去，军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嚷着要学生“走开！”于是有的学生扒开后门，有的跳墙出来，奔向新华门。曹国智在自己的头巾上写上了“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请愿团”，并用手杖举了起来。新华门前密集的军警摆成了“八字阵”，机关枪支起了脚架，步枪装上了刺刀……大家预感到暴风雨就要来临。

学生们发出了抗日的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震撼着古城。杨淑英手拿要求抗日救国的传单，毫无惧色地走到持枪军警的面前，递给他们。军警们不知所措，哪里敢接呢？于是杨淑英就将传单一张一张地挂在军警的刺刀上。

何应钦拒不接见请愿的学生，派人出来搪塞，大家见请愿不成，便互相挽着臂膀，迎着刺骨的寒风，高喊着口号，开始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西单遭到军警袭击，学生们经小胡同绕过西单向北，从护国寺街向东唤出了辅仁、北大等校的同学。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时，军警挥舞着大刀、木棍、皮鞭，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劈头盖脑地打来，还用高压水龙头向学生们冲击，就连十二三岁的女孩子也不放过，许多女学生跌倒，被挤压踩踏。忍饥挨冻奔走一天的女学生们没有被吓倒，虽然回到学校时天色已晚，但她们仍然激动地给未参加游行的同学讲述情况。曹国智在文学院（石驸马大街）、教理学院（和平门外）向同学们介绍了请愿和示威的经过。

国民党为迎合日本侵略者的需要，宣布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学生们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他们日夜奔忙、筹划，但被当局侦知，16日晨，师大校门口被重兵把守。文学院的学生化整为零，从后门冲出。刚走出胡同，王振华就被军警用刀鞘砍伤。教理学院的学生则利用院内高于马路的地势，向墙外浇开水，抛砖头，使军警退向两侧。学生们旋即和正走到门口的队伍里应外合，冲出校门，奔向天桥。这天，师大有500多名学生参加了游行。

教育系的女学生杨倩华（杨清华）担任游行队伍的联络员，她骑着一辆自行车，头戴一顶红色的绒线帽，机智地穿梭于队伍前后，观察动静，传达命令，被大家誉为“小红帽”。一个从东北逃进关里的女学生，眼睛被军警打肿，鼻子被打破，鲜血直流，但她勇敢地抓住军警，严厉而愤怒地说道：“打，给你们打！我们国破家亡，恨不得抓住日本鬼子咬他几口，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打敌人，偏打自己同胞？”学生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誓死抗日救国！”军警举着棍棒的手垂了下来。

晚上9点，学生们在撤回学校的途中，走到菜市口北边春明中学附近时，路灯被关闭，设伏的警察蜂拥而上，挥舞着木棍、皮鞭向学生们袭来。师大的队伍被堵在一条小胡同里，被毒打受伤的学生有60多人。女学生李如惠被打得直吐血，腰都直不起来。

“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掀起的抗日救亡风暴，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形成全民族的抗日高潮。国文系女学生邓文惠，写信给在长沙的同学苏镜，痛斥卖国的《何梅协定》，介绍了华北的危难局势，以及北平一二•九运动的起因和经过，苏镜将此信送到长沙《大公报》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封信打破了一潭死水般的平静，长沙爱国学生无不义愤填膺，通过秘密联络，他们冲破反动当局的封锁，在20日举行了游行示威，掀起抗日救亡的狂涛。

（北师大南下扩大宣传团）

做民族解放的先锋

为扩大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3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师大学生参加了第二团，女学生曹国智、徐骏、丑泽兰、朱安恕、董愚韧、杨连英等，冒着严寒和风沙，与男同学一起，夜穿丰台，绕过南苑，一天步行120里。女学生们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有的脚肿了，有的脚起了泡，但心情却特别激动。夜晚到达青云店后，他们在小学的一个破教室里借宿。教室里没糊窗户纸，西北风呼呼往里灌，男同学担心女同学着凉，就让她们睡在火盆旁边，自己在门口处背靠背休息。杨连英的大衣角被火烧着，曹国智、朱安恕和董愚韧中了煤气，昏迷过去，幸好被及时救醒，送回北平。她们休息两天后，就又急匆匆追赶南下的队伍了。

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宣传团沿途散发传单、刷标语、开大会、演讲、唱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深入访问过程中，看到贫苦农民住在冰窖似的小土屋里，衣不遮体，用野菜充饥，孩子们瘦得皮包骨时，学生们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者与封建地主、反动官吏的残酷剥削压迫，是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师大女附中的刘志兰说出了大家的共同心情：“三个星期的下乡宣传，对我真是个锻炼。”从此以后，“不管家庭、亲友、学校的劝阻，我每天在校外奔波，热情从事救亡工作，”“分配给我的任务，绝不打一点折扣。”

1月13日，他们在新城县辛立庄小学借宿，被军警包围。军警包围学校，是想将宣传团武装押回北平。同学们紧张地研究着对策，最终决定突围。曹国智和几个女同学发现女厕所有个没上锁的小门通向田野，大家便一个个从小门逃脱。深夜，北风凛冽，学生们奔跑着，不敢有一点声音和一丝亮光。有个女同学脚冻了，疼得钻心，她就把棉衣里的棉花撕下来裹在脚上，继续拼命奔跑。早饭时刻，学生们跑出了几十里，终于冲出了重围，在孔家码头和一团汇合。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第一、二团，于22日到达保定，住进同仁中学，被军警“保护”了起来。晚上学生们集中在礼堂，围着一盏小油灯，召开最后一次宣传团员大会进行总结。在讨论回北平后如何坚持抗日救亡工作时，大家提出：“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要永远团结在一起！”一致要求将南下扩大宣传团变为永久性组织。在热烈的讨论中，曹国智提议这个组织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大家均表示赞同。

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936年2月1日在师大正式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民先队迅速发展到全国30个城市，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为抗日战争输送了大批干部，为推动全民抗战立下了不朽功勋。师大成立了民先队部，参加南下宣传的几位女学生成为第一批民先队员。随着进步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涌现出一批女民先队员、女共产党员。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师大成立）

为抗日救亡而奔忙

为了团结广大师生，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师大民先队和学生自治会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成立了“大众歌咏团”，开展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的活动。先由杨淑英、王振华和肖兰跟着留声机学唱《大路歌》《开路先锋》《铁蹄下的歌女》《船夫曲》等歌曲，然后再教其他同学，之后，又走出校门，到一些大中学校及29军士兵中教唱，该团后来发展到二三百人，由此推动了歌咏活动的开展，并成立了“歌咏联合会”。在歌咏活动中，女学生们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和平门外的教理学院周围，居住的多是贫苦市民，他们的子女上不起学。进步学生利用师大的教室，办起了“平民学校”，免费招收贫苦市民的子女，杨倩华、杨淑英、袁景馥、朱安恕都自告奋勇，义务教课。杨倩华教授国语、算数，还担任了一年级班主任，她给孩子们讲爱国、不当亡国奴的道理，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国》等歌曲，带领孩子们将抗日传单塞给经过门前的29军士兵，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

1936年末至1937年初，在援助绥远抗战运动中，女学生们举办了救护训练班。她们节食，并停止取暖一周，将省下来的钱支援绥远抗战将士，还走上街头进行募捐。曹国智、王振华、冯来仪、朱安恕、于月萍、方常宁等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到绥远前线慰问抗战将士。

历史系的女学生浦安修，除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外，还和赵启海创办了《历史教育》杂志，该刊宗旨是：在内忧外患日益紧迫，民族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历史教育要承担的任务是发扬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意识，唤起民族自觉。该刊受到史学界的支持和青年学生的欢迎。

有一篇文章这样描述了一二•九运动中的女学生：“许多人是终日与休戚相关利趣同一的同学同在救亡运动中努力，因为还要在课外干救亡工作，她们是很忙的，茶房常常进来通知‘某某先生找’，‘有个条’什么的。她们真是很少有时间留在自己的卧室里静养多时的。但她们真像越干越有劲似的，总是这样的精神，在实际生活的体验外，还不时阅览许多知识的、技能的和修养的书籍，有的便组织了集团，自饮自食，饭是很简单的，同时她们的穿，当然也不比吃好多少。”

七七事变后，许多女学生奔赴抗战前线或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如浦安修、杨淑英、袁景馥、杨倩华等，也有许多学生到大后方从事地下工作或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参加大后方的抗日运动。

（作者：麻星甫。来源：《北京党史》，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