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在田里弯腰割稻子的时候，听到邮递员的喊声：“童庆炳，你在哪里？你考上北京的大学了。”我拿到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后，全村人都惊讶了，可母亲却发愁了：一没有路费，二没有棉衣。我说这都不用愁，政府会帮助我。果不其然过了些天，龙岩师范学校来了通知，给我们四个人每人一百块钱的路费。这样我们就有救了，于是我对母亲说，棉衣问题等到了师大也会解决的。母亲始终半信半疑。
经过十五天的跋涉，我终于从福建西部小小的连城县来到了北京城。进师大之后，我母亲担心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报名后，总务处说，只要写个申请，要什么就给发，比如棉衣、绒衣、棉裤，甚至棉帽子。
尽管如此，大学生活对我而言仍然很艰苦。我没有褥子和枕头，被子又太薄，最困难的是我不知道北京这地方这么费鞋。母亲送我来的时候，给了我两双她做的新布鞋。但是不到一学期，两双鞋都穿透了。所以快到放寒假春节又还没到的时候，我就盼望着母亲给我寄鞋。我的鞋后跟穿底了，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几张破报纸，叠好塞到鞋后跟处，第二天再换新的。如此，一直苦苦等到母亲寄到布鞋。这以后，我知道了如何爱护我的鞋———去操场跑步和打篮球不穿鞋，更重要的是请师傅给布鞋钉上橡胶底。
初来北京，不习惯北京的饮食。我们那时是集体伙食，不要钱不要票，一人一份随便吃。我们学校的馒头是很有名的，个头只有两个手指那么大小，早餐时大师傅用一个大笸箩扛出来，大家围上去就抢，有些人手大，一把能抓十个馒头。可是我偏吃不惯，最多能吃两三个，幸亏有粥可以随便喝，也能喝个饱。中午饭也碰到了点问题，我是学生干部，常常课后要开会，等开完会，食堂的米饭都被大家吃光了，剩下的只有窝头，更吃不下了。还好，我们和食堂师傅的关系非常好。其中有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师傅看我常吃不到米饭，他问了我情况才知道南方人不喜欢吃馒头。这以后，这位师傅每顿会给我留一碗饭，菜也给留一份，放在秘密的地方。这以后，我就都能吃到米饭和菜了，这让我由衷感到温暖。
那时候，一个月有三块钱助学金，用来买牙膏、牙刷、肥皂之类。虽然没什么娱乐生活，但每周都可以看电影，一张电影票五分钱，一个月就要留够这看电影的两毛钱。北饭厅（后为科文厅，在现在邱季端体育馆的位置）的中间挂一道荧幕，两面都可以看，能装不少人。对我而言，这三块钱得节省着才能够用，幸亏同班里有七八个调干生，他们是拿着二三十块钱的工资来上学的。实在钱不够用了，我就向他们借。如今我的这些同学都老了，或走了，我真得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啊！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学家童庆炳教授和博士生
这一年的十一国庆游行，我也在游行队伍中。我们走过天安门的时候，远远地望着毛主席向我们招手。我们欢呼、再欢呼，几乎把喉咙喊破了，可欢呼声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走过了天安门，才发现自己的布鞋被别人踩掉了，可我还在笑。因为，我们觉得国家会越来越好，生活会越来越好，一切都在向前走，就像《解放军进行曲》的歌词：前进！前进！前进！
最令我兴奋的还是师大图书馆，我还曾写过一篇文章发在《光明日报》上。老师是活的书本，图书馆就是前人留下来的老师。图书馆是个知识的宝库，上了大学之后，很多老师不手把手教你了，要求自学。那么图书馆就给我们提供了不断的自学资源。我在中学时代向往的《浮士德》，来北师大后就借到了，正是它使我第一次进入了文学的气场。至今，我还记得借这本书时与图书管理员的对话和表情。那时候图书馆还在数学楼一层的教室，只要有新书来了，我都要跑去翻看。其中一位管理员对我永远笑脸相迎，态度非常好，谁喜欢读书就和谁聊天并介绍情况。有一天，这个服务员问我：“你借中译本的《浮士德》，这里还有德文版的《浮士德》，你要不要？”我连忙说：“我现在还不会德文。”
我当时感到知识就像一个大海，你永远也学不完，你看我来了北京，不仅借到了中译本的《浮士德》，还有德文版原文在等着我呢。我当时的第一个体会就是自己太贫乏了，知识太少了，面对这图书馆，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些书穷尽一遍呢。从此，我就一本本借，古典的、现代的，借的最多的还是苏联的书。
当时阅读兴趣未固定在一个点上，尤其是一年级时。我喜欢《诗经》，图书馆给我提供了最好的注译本；我喜欢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图书馆也有最好的选本；我喜欢苏联的小说，就一部部找来读。如，普希金的书我很熟悉；果戈理的书不仅熟悉还对他有思考；列夫·托尔斯泰更是我重点阅读的大家。像“别、车、杜”，这三位俄国文学理论大家，当时我还不能完全读懂，但我也力图从他们的代表作里捡几篇来读。这些书图书馆都有译本，有些书影响我一生，其中有一本书叫《别林斯基论文学》，由苏联学者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一次次的借，后来借得多了，干脆自己买了一本，现在这本书几乎被我看破了。
图书馆是个不竭的源泉，任何一个学生，要做好知识的储备和教学研究的准备，光靠听课读课本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大学的课没有排的那么满，那就意味学校给你一定的自由，你不但可以看教材，还可以看图书馆各种各样的书。这大量的自由阅读时间，由自己去学习，主动地学习，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专业兴趣。图书馆是我喜爱的地方，可以说，他是我的老师中最博大的一位，让我感激一生。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中共八大前后，是50年代最好的时期。那时我大二，真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学习，沉醉在课堂与书本中。那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好多年学的东西都要多；那一年读的书，比好几年读的书还要多，因为那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如果生活一直那样进行下去该多好，可是时过一年，生活就转了个弯儿……
（本文节选自《童庆炳先生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