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明(1878-1944),广东东莞人,著名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学,毕生志在独立续修四库全书,号其书斋“续书楼”,藏有各类清代著作近百万种,并撰写有四库全书史部、经部、集部各类提要1900余篇。伦明一生访书、抄书、藏书、校书,曾在京师琉璃厂开设通学斋古旧书店,与各类藏书家过从紧密,有代表作《续补藏书纪事诗》广为流传。
1 京师大学堂的三个章程与现代师范教育的兴办
师范教育可谓是京师大学堂最重视的学科。京师大学堂拟设以来,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三个重要的章程,均涉及兴办师范教育。因办学章程的修改更迭,京师大学堂的师范教育主体先后有师范斋、师范学堂、速成科师范馆、优级师范科等不同的称谓,关于其生源、学制、课程、教习等的规定也常有变动。
1.1 《拟奏京师大学堂章程》
1898年7月3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由梁启超执笔颁布,特别提出了兴办师范教育的必要性:“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故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人才。”该章程也对师范生的生源作了特别的规定。京师大学堂拟招学生共计500名,所有学生根据功课优劣分为六级,按照级别层第决定膏火(津贴)之多寡。其中第一级定额三十人,每月膏火二十两。而“于前三级学生中,选其高才者作为师范生,专讲求教授之法,为他日分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可见,所有学生中,只有非常优秀者才可进入师范学堂就学。
1.2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
1902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管学大臣张百熙首次向清廷呈《学堂章程折》,允以《钦定学堂章程》公布,史称“壬寅学制”,包括《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及《考选入学章程》等6件。这是中国第一个完备的新教育制度,其中正式规定师范教育分为师范馆和师范学堂两级。师范馆附设于京师大学堂、师范学堂又分为附设于高等学堂和附设于中学堂两级。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所办的师范馆为大学堂速成科之一,实际相当于专科层次的师范教育,目标是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学生来源,“京师由本学堂招考,各省照原奏由大学堂拟定格式,颁发各省照格考取后,咨送到京复试,方准入学肄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师范馆学制为四年,需要学习伦理学、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学、博物学、化学、外国文学、图画、体操等十四门功课,每周课时大约36个学时。各门功课先经教习考验,然后由管学大臣复考,合格后,将“择优带领引见。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均候旨定夺,分别给予准为各处学堂教习文凭。”《钦定学堂章程》公布后,遭到了清廷顽固派的阻挠,最高统治者对张百熙的革新思想亦不放心,“壬寅学制”未及施行即被废止。
1.3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慈禧下令、管学大臣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执行,这套章程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实业教育讲习所章程》,以及《各学堂管理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各学堂奖励章程》等。《学务纲要》(也称癸卯学制)是在各学堂章程前群述要旨的文件,其中提到要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师范学堂之师范生。……优级师范学堂,在中国今日情形,亦为最要,并宜接续速办。”《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设立独立的师范教育组织系统有了官方依据。然而因为各项条件尚未成熟,京师大学堂分科和预备科均未兴办,而只办了速成科。于是《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现在办法章》规定本应独立兴办的速成科师范馆和仕学馆暂由大学堂兼管,并将速成科师范馆改称优级师范学堂,参照同年颁布的《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
《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优级师范学堂以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和管理员为宗旨,每所学堂学生人数最少定位240人,每日功课六点钟,三年毕业,京师和省城宜各设一所。其学科分为公共科、分类科、加习科三类。公共科和加习科课程限一年毕业,分类科课程限三年毕业。公共科科目有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东语、英语、辨学、算学、体操八门。分类科共计四大类:第一类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第二类系以地理、历史为主;第三类系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第四类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
2 伦明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2.1 伦明的入学与分科
1902年10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首先招考速成科学生。考试科目包括“修身伦理大义一篇、教育学大义一篇、中外史学十二问、中外地理学十二问、算学比例开方代数六问、物理及化学六问、浅近英文论一篇、日本文论一篇。”考试分两到三天举行,考试方法和取录的标准为:“其各项问题由教习按照学级逐条发问,生徒随笔答数语,但取简明不须成篇。试毕比较优劣,以得全分者为满格,得十分之六以上者为及格,如有一、二门其分数为无者为不及格,不及格者不录。”此次考试,招取仕学馆生36名,师范馆生56名。1902年11月25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大学堂再次招生,仕学馆、师范馆共录取学生90名。
按照1902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学务大臣张百熙制定的《大学堂考选入学章程·速成师范馆考入学章程》,除了京师招考外,师范生还可通过各省督抚学政就近调考咨送,名额定大省七名,中省五名,小省三名。广东省于1902年12月26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选送黄嵩裴、曹冕、吕达英、廖道生、朱兆燊等五名备大学堂考选,1903年4月(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又选送关庆麟、潘敬、罗正阶、陈伯驺、卢崇恩、程祖彝等六名学生到京师大学堂考选。
除以上两种招生途径外,还有一些师范生是从译学馆拨入,类似现在所说的专业调剂。据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北京大学堂编纂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记载,共计195名师范生,其中76人为直接考取入学,80人由各省咨送,39人由译学馆拨入。《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中的《同学姓名报告》关于伦明的记载为:“姓名:伦明(哲如),年岁:二十六岁,籍贯:广东广州府东莞县人,馆别:师范,入学识别:考取”,而关于伦绰、伦鉴的记录则显示是由译学馆拨入到师范馆。伦明后来曾作《赋呈叔海夫子七律四首并乞削正》诗,其中的注释亦提到:“岁壬寅,京师创师范馆,初次招考,明被取第一。”由此可见伦明是自行到京师投考而非由粤省考送的,并且为1902年10月14日首次招考入学的学生。
由于入学途径不同,他们的入学时间也不相同,“兹特揭入学先后之概例于下:(一)凡下注考取者,俱壬寅(即1902年)冬入学;(二)凡下注咨送者,除直隶、奉天、山西、山东、浙江五省系壬寅(1902年)冬入学外,余俱癸卯(1903年)春夏间入学;(三)凡下注译学馆拨入者,俱癸卯(1903年)九月入学。其有不属此例者只少数耳。”1902年12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百熙上奏折,报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定于当年12月17日正式开学,并举行开学仪式,伦明当于此时入学,习英文。广东籍学生与他一起学英文的还有弟弟伦叙、廖道传、关庆麟、张达缐、陈伯驺、卢崇恩、胡祥麟等七人。
1904年,随着《奏定学堂章程》的发布,京师大学堂将原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当年添招师范生,预备科和师范科先后招收学生360余名,合计旧有之师范生则超过500人。1902年师范馆的学生是第一期,故称为师范旧班。1904年以优级师范科名义招考的学生是第二期,因而称为师范新班。伦明于1902年入学,自然为师范旧班学生。
2.2 伦明在京师大学堂的受业生活
就读师范馆期间,学生的膏火、饭食免费,但是月中须用纸笔、中外图书及一切服务等费,需要自己筹措。师范生为一介穷儒,无以谋生计,且多已成家,离家万里,毕业又须历四年,因此常有内顾之忧。为了让学生安心学习,部分省府给本地在京师大学堂学习的师范学以津贴,津贴银数和筹发年限不一,如湖北省给每名师范生每月二十两银,包括安家银十二两,在京费用银八两。1903年10月20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黄嵩裴、曹冕、廖道生、朱兆燊等四名广东籍师范生禀求广东善后总局按照湖北省的做法,发给津贴。获准后,其他粤籍学生陆续效仿,伦明等亦于1903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提出申请。1904年1月8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督办两广学务处特用道张鸣岐发给京师大学堂咨文中称:“举人伦明,癝贡生姚梓芳、拔贡生张达缐、癝生陈发檀、附贡生何炎森等五名,既自行赴京投考,经管学大臣取补速成师范馆学生。虽非广东咨送,同系粤人,同习师范,计卒业之期尚远,自应酌给津贴,以坚向学之心。”由此伦明也获得政府补助。
1905年5月26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的《两广总督详明在京粤生津贴办法》调整了粤籍学生的补助办法:“从前北京大学堂学生津贴,计分三起:第一起,为咨送之师范生黄嵩裴、曹冕、廖道生、朱兆燊四名,系由善后局筹解,已汇寄至三十一年六月止,第二起,为咨送之师范生关庆麟、潘敬、罗正阶、陈伯驺、卢崇恩、程祖彝、胡祥麟七名,亦系由善后局筹解,已汇寄一年津贴;第三起,为考取之师范生伦明、姚梓芳、张达缐、陈发檀、何炎森五名,系由本处所在所收裁节各书院经费项下支拔,已汇寄至三十一年三月止。以上三起,每人月给二十两,共三百二十两。善后总局月应解二百二十两,本处月应解银一百两。现奉改章,每月加给八十两,按名均摊,自应遵照宪台札饬,核定截止起支月日,以清界限。”说明自1905年5月起,粤籍学生的补助额度提高到了每月人均津贴25两,伦明的津贴也每月增加了5两白银。
因为师范馆的学生一般年龄较大,又大多是进士、举人出身,国学的根底较深厚,所以京师大学堂在教学法上特别注重讨论的方式,从而养成了师生之间“互相讨论、坐而论道”的良好风气。伦明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如江瀚、陈黼宸、服部宇之吉等,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对伦明后来藏书、教书、修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陈黼宸于1906年5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在京师大学堂担任历史教习,后来他在粤首办两广最早方言学堂,草创时期,陈先生办学艰难,延请伦明担任教务。伦明不但擅长古学,而且又懂经济又懂教务,全力协助陈先生,成为校长的得力助手。江瀚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入学部,即署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监督兼教务提调,教授经学。伦明既是他们的及门弟子,后来与他们又成为同掌北京大学教席的同事。京师大学堂的师范教育制度多模仿日本,因此聘请了很多日本教员,其中服部宇之吉的影响最大。他为日本文学博士,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于1902-1906年(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二年)间就职速成科正教习。伦明曾有《寿日本服部宇之吉博士七十》诗稿:“修名难得更修龄,灵寿扶来寿益灵。两国学人尊北斗,五经博士重东京。早留教泽文中子,又见儒宗物茂卿。回首春风曾点瑟,挥弦此际谱冈陵。”其中还专门提到“余在京师师范馆时,博士充总教习”。
2.3 优级师范科考试和毕业
按照《奏定大学堂章程》,学部制定了师范生毕业考试方法:先由总监督将应考毕业生的履历册、功课分数册、请假旷课册、各教员编撰讲义及所用的教科书、学生笔记成绩等呈送学部备核,再决定考试日期。学生毕业总成绩,是将学生毕业考试的各科成绩平均后,与该生历年考试各科的平均分数相加再平均,以定等级,照章奖励。等级的划分改为:满八十分以上者为最优等;满七十分以上者为优等;满六十分以上者为中等;不满六十分者为下等;不满五十分者为最下等。如毕业考试的成绩有两科以上不满六十分,或一科不满五十分者不得列为最优等;有两科以上不满五十分或一科不满四十分者,不得列为优等。
1907年2月25日至3月2日,学部在大学堂举行分科毕业考试。大学堂师范馆第一批应届生共103名参加毕业大考试。除人伦道德、经学、中国文学、周秦诸子学、生物学、英文、历史等科由学部派员拟题外,其余教育学、心理学等科则由大学堂派员命题,密封呈送学部以备圈选。体操一科由大学堂体操教习在大学堂体操场举行考试。各类学生每天分三场举行,每场考试时间二三小时不等,视科目性质而定。
伦明于1907年3月26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获得京师大学堂颁发的毕业证书中。在此将部分证书内容摘录如下:“京师大学堂为给发文凭事:照得本学堂师范科学生三年毕业,经本学堂按照所习学科分科考试并将历期历年考试分数与毕业考试分数平均核算,今考得第二类学生伦明,年二十九岁,系广东广州府东莞县民籍人,总平均分数在七十分以上(笔者按:总分七百八十点五分,总平均分78.5分),相应给发毕业文凭。”
据1907年4月27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的《大学堂师范生毕业分数等第单》,此批师范生考列最优等者17人,优等者60人,中等者21人。伦明三兄弟添列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优等毕业生,伦明毕业平均分数为七十六分八厘六毫,伦叙为七十六分九毫,伦鉴为七十四分三厘三毫。
关于师范生毕业后的分配,学部在向清廷的上奏中写道“该学生等专心学业,时历四载,此次试验成绩颇优,下等四名仅发及格文凭,俟义务年满再行给奖外,其余中等以上各生,自应照章请奖。”其中“考列最优等者,为师范科举人,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考列优等者,作为师范科举人,以中书科中书尽先补用,考列中等者作为师范科举人,以各部司务补用。”如原有官职而不愿就毕业奖励者,准其呈明以原官原班用。伦明因原系举人,拣发广西知县,当时同级效力广西的还有廖道传、吴鼎新、张东烈等四人。伦鉴、潘敬等其他四十六名优等毕业生均给师范科举人,以中书科中书尽先补用。
《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师范生四年卒业,伦明于1902年底入学,照例应该于1906年毕业,而为何直到1907年才毕业?这在《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关于京师大学堂的沿革记载中可以找到解释:“三十二年十二月师范旧班一二三四类学生举行毕业考试,三十三年二月举行毕业典礼,师范旧班原定满四年毕业。嗣因定章分为四类,添聘教习,组织学科,一时未克完备。致稍迟延。计由二十八年十一月开学。迄三十二年十二月终。历四年余。学生所习公共科多一学期。而分类少一学期。是年年终。大学学生人数,计优级师范科二百十七名。”事实上,大学堂草创之期,各项配套均不完备,师范馆开学已经是1902年年末的事了。加上招生途径不一,开学后,各省陆续考生选送学生和译学馆拨入的学生,均并入第一班同批上课,共达130(疑为103)人。所以最早者读了将近5年,最晚者勉强4年。
毕业后,学部奏大学堂师范毕业生义务期内不得兼营他业等事,并制定了《师范生义务章程》,称“优级师范生,有效力全国教育职事之义务,其年限暂定为五年。年限以内应尽心教育,不得营谋教育以外之事业,不得规避教育职务事,充当京外各衙门别项差使。”学部还对师范毕业生的流向和任职情况进行了详查,如果发现违反义务的,即将所得奖励撤销,并予以处罚。因此,伦明在分发广西候补知县未就职后,返粤即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两广高等师范学堂教员、两广方言学堂讲席。
3 结语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为了适应中国新式教育的需要,以培养专门教习人才,其创办是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在科举与学堂并存的情况下,京师大学堂的师范教育是在不断的摸索和调整中进行的,因此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时有调整,加之相关文献的记载常不太准确,因此在关于伦明这一阶段生平的考证上,常常让人产生诸多疑惑。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08年5月,师范馆脱离京师大学堂,改称优级师范学堂,并于该年十月迁至厂甸五城学堂旧址,成为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院校。此后随着政权的变更和社会的需要,经过不断发展与合并,几易其名,最终成为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伦明则经历了清末旧学向新学的过渡,他既是旧式的举人,经历了科举考试,同时也见证了科举考试的废除,成为新式教育的第一批亲历者,此后数度执教杏坛,以教书育人、传承文化典籍为己任。而伦明的儿子伦绳叔,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来亦从事教职。
(作者:郑丽芬,来源:《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年第2期,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