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濂曾说：“将来如有人作中国教育史，叙述师范教育之起源，第一页就应当从服部博士所曾尽力之事业说起。”由此可见，服部宇之吉对中国师范事业的影响很大。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界对其都有一定的关注。然而，这些成果基本忽略了对其思想意识方面的研究。笔者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到服部宇之吉的回忆录、演讲文稿、发表的文章和外交文书等一手资料，拟通过原始资料追溯其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任职期间的重要活动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时期为创办“新式教育”而设立的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认为：“日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绝不能让欧美等国插手清政府的教育事业。”于是，他便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说服荣禄、奕劻等清廷重臣从日本聘请教师。1902年9月，服部宇之吉偕妻子服部繁子来华，10月9日与京师大学堂签署协议，1906年9月契约期满，再次签署2年留任协议，至1909年1月归国，前后在京师大学堂任职6年多。

服部宇之吉曾这样描述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就任的情形：“根据契约，我是以总教习或教习的身份就职的。那些对新式教育一无所知的管学大臣以下的官员们等待着我的到来，所以，我一到任便天天出勤，制定师范馆和仕学馆的学科课程和规章制度，为教室和宿舍做准备，购买机械、标本和图书，筹划师范馆的入学考试手续等等。”

服部宇之吉主要承担《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授课任务。当时，这两个科目属于新式教育的范畴，学生只能通过借阅日本或欧美的教材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他认为，这不仅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且，在课堂上通过翻译讲述授课内容的方式也使课堂效率不高，所以，先后出版了《心理学讲义（汉文）》（1904年，东亚公司）和《伦理学讲义（汉文）》（1904年，冨山房），以便提高教学效果。他同时也负责师范馆日本教习的聘任工作。太田达人（教授物理和算数）、桑野久任（教授动物学和生理卫生）、矢部吉桢（教授植物学和矿物学）、板本健一（教授世界地理）、法贵庆次郎（教授教育学）、铃木信次郎（教授日语）、高桥勇（教授绘画）等都是由他介绍到京师大学堂来的。

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初的目标之一就是“分科教育大学”，服部宇之吉也对此提出了“人才培养方案”。他认为将大学堂建设成综合大学，最重要的是教授的人选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选出适宜的中国人，将其培养成教授。经过多次说服，终于获得张百熙的认可，选出30余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出国进行深造学习。他还特意联系日本菊池文相和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山川健次郎，让他们妥善安顿这些学生，给予“特别的庇护和指导”。

服部宇之吉曾多次与清政府官员提及兴办女子教育的想法，他发现能否顺利开展女子教育与慈禧太后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于是，他一面让妻子学习汉语，以便与慈禧太后接触，一面筹划让下田歌子与慈禧太后见面。最终，慈禧太后同意“由下田歌子负责清国的女子教育事业，在宫廷内部设立女子学校，所有的费用由清政府支出”。在得到慈禧太后应允开办女子学校之前，服部夫妇就协助沈钧夫妇创办了“豫教女学堂”。沈钧任总经理，服部夫妇起草了《北京豫教女学堂章程》（18章55条），设置了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并将学堂育才的目标设定为：“以中等以上女子施普通教育及高等普通教育造就贤母良妇。”由此可见，他要将日本“良妻贤母”的传统观念灌输至中国的女子教育之中。豫教女学堂于1905年9月开学，“出于对我们的信任，一下子来了30多个学生，之后，人数不断增多，达到70人左右。”在该校成立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十多所女子学校先后成立。1906年8月，慈禧太后终于同意建立官立女子学校。

第二次合同期满后，由于师范预科的学生均已毕业，服部宇之吉于1909年1月率师范馆其他日本教习回国。在华期间，服部宇之吉为师范馆的成立和发展悉心规划、认真教学，在女子教育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此他曾两次获得清政府的奖励：1908年，学部奏报，由于他“授课勤劬，成材甚众，来堂业已五年，仕学、师范两馆毕业学生，共计一百零四人，洵属异常出力，咨明奏请赏给宝星。……该员等多所赞助，较之各学堂正教员专授学科者，尤为勤劳卓著”，请赏给“二等第二宝星”，此奏报被应允；一年后，又被授予“文科进士”的称号，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外国人。

服部宇之吉赴任之时的日本对华政策是：“着眼于东亚全局，应以日本人的精神改造中国人的精神，打压排满兴汉的势力、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助其教育改革一臂之力，牢牢掌握中国教育的最高实权，以此促进日本国运的发展。”作为一名由外务省和文部省共同派出的赴华教习，他应该深谙此政策之深意。所以，他曾与范源濂协商，计划让日本教习继续留任，力图让更多的日本教习在清朝教育系统占一席之地；在发展中国女子教育事业之时，他不断强调日本传统的思想比西方的思想更适合，也是为了在思想和精神上让中国与日本保持一致。

从国际情势来看，虽然清末的新政改革确定了以日为师的基本方针，但欧美等国也都跃跃欲试。在华的日本教习经常受到责难：“以京师大学堂的服部博士为首的、其他大学堂和学堂的日本教习们，并不仅仅是来教学的，而是奉日本政府之命来到北京，其行动要通知日本，要听从公使馆的吩咐，他们意在培养日本在华势力，不可小觑。”所以他知道在中国当教习如履薄冰，必须以谨慎、友好的态度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并时刻将此想法传达给日本的教育界。他在日本俱乐部举办的聚会上发言指出，日本教习必须时时刻刻树立良好的形象，取得清政府的信赖。1906年，他发表文章建议：“不仅要依靠外交手段和政策的方式引导中国人亲日，也应从社交方面着手，让中国人认识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感情与欧美人对中国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并且认为这种方法“更有利于扶植日本的势力”。可以说，他本人正是这一举措的受益者。他到任后广交朋友，取得了清政府的信任。

服部宇之吉在华任职期间，屡次获得日本国内的奖赏，这说明，他所做的一切是符合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之要求的。日本政府试图通过教育将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控制中国的教育主权。不仅如此，服部宇之吉后来为适应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而改造了传统儒教，不断发表美化日本对外侵略行为的言论，走上了法西斯主义之路。
  （谢群、徐冰，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转载自《光明日报》（2016年08月1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