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乡村教育实验与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不少教育界人士深感唯有脚踏实地改变绝大多数农民的落后面貌，才能挽救日益沉重的民族危机。当时颇具影响的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出面组织了规模性质各异的乡村实验区。这些由大学创建的乡村实验区带有自身的鲜明特点，是其办学特色与历史传统的体现。在众多实验区中,北平师范大学作为当时唯一一所国立师范大学其附设乡村教育实验区可谓独树一帜。北平师范大学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建立和发展是积极应对抗战前后国家对民众教育及社会教育政策调整的产物,也与北师大“平民化”的历史传统密不可分。学界对该实验区只有零星讨论，其设立背景、运行状况等基本面貌仍十分模糊,尚未开展深入研究。本文主要关注抗战前北平师范大学设立的乡村教育实验区，考察其设立背景、主旨、实验目的和过程，特别着重对其乡村师范班以及乡村民众教育的办学实践进行考察，以期能进一步把握大学办理教育实验区的主要特性为当今教育实验区的改革提供借鉴。

一、北师大乡村教育实验区的设立背景和思想基础

1932年6月，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奉教育部令停办。1933年7月，北师大将社会学系原有经费以每月提款一千元的方式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的申请获教育部批准。同年9月28日校务会议通过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乡村教育实验区计划大纲》(以下简称“《计划大纲》”)，议决先行设立乡村师范班,训练实际从事乡村儿童与成人教育事业之人员。随后实验区各项准备工作相继展开：校长李蒸亲率各工作人员前往京郊各处考察,确定北平西郊十七村为固定施教区域；同时租定温泉北一公里之辛庄孙家花园为实验区办公处。同年10月初，开始筹划乡村师范班学生招生事宜。同年11月16日，乡村师范班举行开学典礼,宣告北平师范大学乡村教育实验区正式成立。

（学校开办乡村教育实验区）

北师大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与校长李蒸的关系密切。李蒸(1895-1975)，字云亭，河北滦县(今河北唐山市)人。1930年2月至12月曾代理北师大校长，1932年6月底被正式任命为校长。他在留美期间主修乡村教育,回国后曾任南京大学区民众教育院主任、江苏无锡民众教育院教授暨实验部主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等职，对于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素有研究兴趣和学术积累。李蒸接任北师大校长后,正是北师大存亡悬于一线之时。自“高师改大”运动以来,与普通大学相比，在课程、教材逐渐趋同的情况下，作为仅存的国立师范大学该何去何从尚未有定论。李蒸站在北师大整体发展的角度做出规划,他认为，师范大学的特性在于“师范”与“大学”两词,“应兼筹并顾，不使割裂”。重整北师大的基本方针是注重其师范性,要从组织、课程、教法、训育等方面入手，才能培养出良好的中学师资以及造就教育行政人才和教育学术专家。因此,他提议各系重订课程标准同时要求各系学生均须在附属中小学作系统的长期参观、见习和实习时间需适当延长，并要组织专门的参观实习指导委员会予以切实指导。此外,李蒸还特别提出要在北平附近添设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及成人教育均整合在实验区中，“用教育方法以达到乡村建设之目的”。

在解释实验区的目标时,李蒸明确表示是要“以乡村小学为乡村建设之中心”。他认为,乡村建设可以从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入手，作为师范大学来说,教育是其优势所在，由教育入手进行乡村建设，正是北师大实验区最大的特色。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于“培养健全的农民",用教育的方法可以增进农民的知识、能力和道德,使其有合作的兴趣和服务的精神然后才谈得上维持良好的政治和实现合理的经济组织，乡村建设才能够实现。

在北师大乡村教育实验区的整体计划中，乡村教育问题被认为是乡村问题中的“枢纽问题”，是首先要解决的。李蒸指出，从事乡村教育实践需要遵从两个原则:第一,“所设立的教育机关必须具有普遍化的条件并且为乡村人民所了解与认识”,第二,“实施教育必须先以儿童为中心对象然后逐渐及于成人”。因此,最适合的乡村教育机关就是乡村小学。特别是在当时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的状况下将乡村建设与民众教育“融化为一体”，“以儿童教育为体，以成人教育为用，是实验区一系列举措的思想基础。

二、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基本概况和组织

1933年通过的《计划大纲》确定了实验主旨、实施目标、施教区域及范围等项，是实验区运行的基本框架。《计划大纲》指出实验区设立主旨有三:(1)在民族濒于危亡的局势之下，研究如何改进乡村教育之道,以复兴乡村社会;(2)使研究乡村教育者深入乡村，以求“彻底明了乡村社会问题之因果与农人生活习惯之实况”;(3)供给师大学生研究及实习乡村教育之机会。该主 旨重视乡村社会运行体系的特殊性强调以研究的态度进入乡村,同时也将此视为师范学生了解乡村社会的平台。其基本理念与李蒸所设计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中的举措如出一辙,即希望将实验区作为实践乡村教育师资培养的实验场,以求师范教育、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熔于一炉。

图 北平师范大学乡村教育区参与村庄及规模 （单位：户）

注:本表根据《师大乡村教育实区举周纪》(《益报》，1934年11月17日)、李旭《乡村教育实验区农村经济调查的一》(《师大月刊》，1935年第21期)、杨绍唐《两年来四个村庄的》(《乡谈》，1935年第2期)整理而成。因当时调查并不规范,各,仅为参考。

在明确实验区的主旨之后,李蒸亲率众人到京郊各地考察选址按照《计划大纲》规定的选择施教区的四点标准,初步确定十七村参与实验，分属北平市及河北省宛平县、昌平县管辖共有人口约一万余人。1935年,昌平县屯佃村也获批准加入实验区。

实验区交通较为便利，道路状况良好,可通行汽车。因临近温泉浴池,附近又多古迹平日有不少游人来此沐浴游玩。实验区居民70%以上以务农为主，余下多为从事商业或小手工业者。受教育程度按年龄有所区别,25岁以上者均受过私塾教育,25岁以下者多受学校教育,纯文盲大约占40%。实验区各村庄大部分都设有学校各村共有12所学校仍在上课,未入学校者则在村中私塾接受教育。

为节省开支，实验区行政组织设置简单,只设师范班及民众教育实验部，分别负责儿童教育实验事业及成人教育实验事业。另外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指导委员会,负责对实验区各项事务及设施进行指导,由大学部聘请傅葆琛、常道直、李建勋、黄仲诚、陈湘圃担任委员。实验区设正副主任各1人，师范班及民众教育实验部各设主任1人，另聘1人担任办事员。创建之初，实验区聘请傅葆琛为主任陈兆蘅为副主任。后二人因工作忙碌，提请辞职。为节省经费校长李蒸自1934年4月起兼任主任，不另支薪水，并委派乡村师范班教务主任文模兼任副主任。1935年8月,又改聘教育系教授马师儒兼任主任，实际事务仍由文模处理。实验区开办预算费用为2000元，每月日常维护经费为1000元。其中以工人薪资、图书讲义及学生膳食费用计划开销最大。

1934年12月，实验区开始定期出版自己的刊物——《乡谈》。该刊刊名由钱玄同题写，黎锦熙注音。目前所见共有2期,主要刊载实验区师生撰写的稿件,内容包括实验区改造计划、师生教学实习反思、来区名人演讲稿、民众学校学生作品等。其中有不少是学生进行实验区各村实地考察的报告是对实验区农民生活的详实记录。

1936年7月,北师大接教育部令停办乡村师范班,改办中学劳作师资训练科。但实验区并未因此而停止。1937年还传出消息正在与湖北教育厅进行非正式接洽初步计划仿照温泉实验区方式合办实验区。不过，后因战争关系,北师大西迁，温泉实验区也被迫暂停。客观地说,如果要考量实验区的成效,需要较长时段去分析师范班毕业生的实际作为。当时文模即对乡村小学教师能否负担村政建设表示过担心,但是尚未发现更深入记载，只能留待后续补充。

三、实验区具体实验活动之一——乡村师范班

以科学的态度、实验的方法从事乡村建设是北师大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的主要目标。乡村教育师资人才的培养被视为“各项实验事业之基本动力”,是开办乡村儿童教育和民众教育的基础。因此，实验区率先设立乡村师范班，从最基础的人才培养开始,希望以乡村师范班带动乡村民众教育的发展。实验区对师范班学生的入学资格、培养模式、课程及实习要求等均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入学资格要求应考者需有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不分性别年龄在十八岁以上，身体健康,"具有勤苦耐劳之习惯,愿在乡村服务者”。其中还特别限定录取“农人子女”,希望依靠出身于农家的子女及其与生俱来的乡村感情以保证他们更乐意驻守乡村，为乡村服务。为了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实验区给出的待遇也较为优厚学生食宿均 由实验区供给。三年修业期满成绩及格者，给予师大毕业证书。按照《计划大纲》规定，实验区乡村师范班招生名额为30人;经一年训练后，有学生因不适应而退出，人数减至27人，其中女生6人;1935年毕业人数为24人，其中女生4人，是为首届毕业人数。

实验区对学生的培养施行“淘汰制”。学生一入学就要经历一场类似于现在新生入学考察期的“初步训练”。这种被称为“拖尸式”的“入范仪式”，是对学生意志力、适应力的考验。考察看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衡量标准有“每日下午规定之社教活动及劳作实习等能否顺利接受”、“接受后功能是否显著，工作力量是否集中，是否永续”等项。实验区从思想、行动及人格方面对学生进行训练和塑造,积极帮助学生认清所肩负的乡村教育的责任，引导学生更快认同实验区的基本精神、纪律，并根据学生的表现和个人的志愿做出初步筛选,以确保在质的方面达到最高水准。

乡村师范班课程设计主要从乡村实际情况出发，分为“室内作业”与“室外作业”两种。“室内作业”主要指上午的课堂学习,偏重于基础性课本知识。具体科目除了国文国语、公民、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健康教育之外，还开设偏重乡村小学的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及教法、乡村民众教育等教育类科目，另设有乡村及农业科目,包括乡村社会问题、乡 村自治、农业概要、农村经济等与农村实际相关的课程。“室外作业”主要指课外活动及 各种类型的实习,一般要占据学生作业时间的四分之三。具体实施是以“生活教育"理念为指导,即将各种实际活动教育化，并在此基础上使学生所受教育实际生活化。实验区将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希望做到“教育从生活中产出能向生活中还原”,最终目的在于使学生于实际生活中由做而学由学而做,以达到“教学做三体合一”。

室外作业主要采取“活动导生制”方式。“导”是“指导”“生”是“学生”,即由学生分组充任导师主导整个教学并督促其他学生学习。具体来说，师范班学生分别设文化、政治、经济三部统领室外作业。各部皆设研究导生、训练导生、实验导生各1人，并设预备导生若干人助理各部工作。文化部生活单元主要包括办理民众学校、妇女传习所,参观并试教民众学校、附属小学，办理民众问字处、农村诊疗所等;政治部生活单元包括分配值日生,检查各室卫生状况维持团体活动秩序规劝同学不良行为等;经济部生活单元主要是与农村生计、生活等相关的各项事业，如提倡农家副业、经营合作社、经营并管理农场等。各部每周均召开约两小时的“生活会议",依据既定的生活单元，分别从“做法”、“学习”、“教学” 等方面制定计划和实施方法并由各部导生根据实际情况督促具体实施。

从师范班学生的实际作业情况来看，实验区考虑到男女性别及乡村社会的特点，对男女生在实习方面的要求略有差别:要求男生必修的室外作业有农事实习、农村社会访问以及民众学校成人班教学;要求女生必修的有家庭工业实习、农村家庭访问、民众学校妇女班教学。此外，如民众同学处值日、农村诊疗介绍所值日、烹饪实习等内容则为分组轮流进行。

师范班的目标是培养能够实际从事乡村儿童与成人教育事业的人才,因此对学生实习的要求颇多，除前两年利用室外作业机会从事民众学校及妇女班的教学之外，还规定师范班学生在第三学年中至少有一个学期的时间要在附属实验小学、附属民众学校进行实习。1935年度，实验区在西小营、白家瞳、永安屯西埠头、西贯市、屯佃、三星庄、高里掌、聂各庄各设有1所实验小学。派至各校的人数,以村庄人口多寡及校务繁简为准，少则一人，多则数人。学生实习实行轮换制,分为“前方”与“后方”分成甲乙两组。第一学期由甲组分往各 村实习,乙组则负责留在实验区修习一学年的科目;第二学期则两组互换。甲组在实习时发生了问题，交给乙组研究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再交甲组试行。

师范班根植于乡村，生活于斯，学习于斯。课业内容取材于乡村，贴近生活经验，又能与书本知识相互印证。课堂内外的频繁互动,也增加了学生与乡村、农民的亲近感和归属感。 此外，乡村自然淳朴的民风和天然风光，也给学生带来了无形熏陶。实验区生活平静充实,又富有田园气息，对于有志于乡村教育的师生来说，是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师大学生李旭毕业后即进入实验区担任乡教区导师,同时他还承担师范班农村经济、乡村自治以及合作的理论与实际等科目的授课及行政事务。从其个人生活来看，这段时光每日教课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外出实习考察，是“最舒适的年头”。师范班学生课业虽然较为繁重却也乐在其中。他们的日常生活安排得较为紧凑,一般来说,他们平日早晨五点一刻起床，五点半早操，六点钟开始_上课,晚间九点一刻就寝每周一安排休息。平日的娱乐主要是读书、打球、骑车、唱歌、吹笛箫等。学生们还组织了各种小组，如球队、演讲会等丰富课余生活。为了增长学生见识，实验区也安排了参观和演讲活动。师范班全体学生曾由教员李旭、陈树菜率领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收获颇丰。钮永建、吴稚晖、李石曾等人都曾应邀来实验区演讲。

1936年7月,教育部要求北师大在当年秋季添设中学劳作师资训练科。校务会议据此议决,停办乡村教育实验区师范班。在此期间，实验区只培养了一届毕业生，具体名单为:张栋、张金龄、曹振元、李怀玉、张作新、李永维、董佐舒、 许逢春、杨绍唐、边启、张惠敏、萧杰周奎玉、阎彭年、李赞贤左恩沛、周秀珍、贾惠贞、李企皋、朱景周、苏有林、傅振亚、贾启新共计24人。

四、实验区具体实验活动之二——乡村民众教育

总体来看，实验区在制度设计和实施上都是从广义上去理解乡村民众教育的将教育和训练民众看作乡村建设的必经之路。对此，实验区副主任文模提出，广义的乡村民众教育就是“整个的乡村教育”,应该将儿童义务教育及成人补习教育包括在内。实验区运行最理想的状态是,将乡村小学建设成为整个乡村的中心，并负担起训练成年农民以及负担儿童义务教育的事业。因此，乡村小学教师与非乡村小学教师的使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责任是“办理乡村儿童义务教育,以固民族文化之中心，进而训练并组织成年农民，为国家蓄积实力,再进而凭藉乡村小学,推动整个村政建设,又为县单位建设树立基石”。经过此种方式,可以使乡村小学教师将乡村儿童义务教育与成人补习教育带动起来,不仅使教育的效能得到发挥,同时“在文化上与国力上观之，则为村政建设之完成”。

《计划大纲》将实验区事业范围设计为固定事业及活动事业两类分别针对儿童教育与成年民众教育展开。所谓固定事业，是指由实验区长期设置机构展开的教育，如属于儿童教育的乡村小学、乡村幼稚园、乡村儿童图书馆等以及属于民众教育的成年农民补习学校、农民诊疗所、农民茶园、农民书报室等。所谓活动事业，则指根据不同地区特点、节令展 开的各种民众教育事业，如属于儿童教育的乡村童子军、乡村儿童运动会、乡村儿童远足队，以及属于民众教育的识字运动、家庭访问、通俗演讲、各种爱国宣传运动、各种展览 会、各种卫生运动、破除迷信运动、风俗改良运动等。《计划大纲》还公布了乡村民众教育不同等级的目标和普及标准，从激起民众爱乡土、爱国家的观念开始具体到指导民众改善农业生产秩序,传授民众从事副业之技能,再到引发民众对于教育的信念、养成优良的个人健康和公共卫生观念等各阶段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客观地说，实验区对乡村民众教育部分的制度设计有较为完整的构想,考虑到不同层次民众的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对如何操作考虑不足,这就使得该计划在具体实施时许多设想并不能完全实现。

从实验区实际施行情况来看,乡村民众教育的展开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问题出在两处:第一、实验区与乡民之间的沟通并不十分顺畅,乡民戒备心较强，“最易生疑”,遇到新鲜事物“其唯一反应，即为生疑,由生疑而规避，且不求了解”。这被认为是乡民的“智识不足、愚昧之表现"，也是实验区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第二、民众学校成效有限，学生流失情况较为严重，虽然实验区师生尝试各种方式劝说乡民回校读书，但最终完成学业的学生数量仍较为有限。这不仅是北师大乡村教育实验区所遇到的困难,也可说是当时乡村建设的通病。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曾指引不少年轻学子投身乡村教育，但在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中，都市的“我们”与乡村的“他们"仍是被隔离开来的。知识分子所熟悉和惯用的宣传、演讲等一系列形式,随着声音记忆的消逝很难起到长久的影响和作用。书本知识与日常生活的隔膜，也难以吸引乡民安心于课堂。同样,在当地民众的眼中,接受这些外来的陌生人也并非易事。费孝通先生提出，乡土社会是建立在熟人基础上的亲密社会,村民对那些新客”、“外村人”都较为敏感,甚至只有在村中有土地或是由婚姻而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才有可能被视为“村子里的人”。作为外来者的实验区只有尽快且用当地民众更易接受的方式融入乡村社会才谈得上从事乡村建设的工作。

鉴于此，北师大乡村教育实验区的解决方法也就更有实践意义。早在创办之初，实验区就曾出面聘请熟悉当地情形并与区内乡民有接触的乡绅充任事务员，向区内乡民作简单宣传，消除彼此的陌生感。在后期工作中，开展农村调查和访问是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农村社会调查是师范班学生在前两学年内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具体分为农村社会访问及农村 家庭访问两种前者为全体参与，后者主要由女生负责。最初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增进与乡民的日常接触和了解,拉近与乡民的关系，谈论内容包括姓名籍贯、天气时令、地势出产、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传说等基本信息和生活话题。谈话形式和内容都较为随意如利用耕种休息时间在田边、树下或是墙根,席地而坐，谈天说地，甚至是途中偶遇也能展开对话。师范班学生还注意到交流中的语音语调问题,尽量以乡民熟悉的方式进行。这种以聊天、话家常为主的交流方式在最初阶段对于改善与乡民的关系方面效果显著,也为实验区后期的一系列工作奠定了基础。

调查自第二年起开始注重提升访谈质量和效率。实验区按照区内交通情形,将全区划分为四个工作区域每周由全体学生分别前往各工作区访问一次。访问内容包括基本信息、政治、经济及教育方面四大类别。所提问题均从乡民实际生活出发，如经济方面包括借贷利息情况、村中田地分配状况、主要出产及副业、公共储蓄机关及借贷场所等;教育方面包括私塾数量及情形、学校办理情形、识字农民数量、社会教育办理情形、娱乐或消遣事项、教育经费来源等项。基于上一年度已经建立起来的近邻般的亲密关系，乡民逐渐深入了解实验区，开始自愿参与实验区的改革。

此外,在增进与乡民了解的过程中各村士绅也起到了桥梁作用。村庄民众学校的建立与士绅的参与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他们在村中颇有威望热心教育熟悉当地情形,在解决校舍、办学款项等问题上更有优势,同时还能督促并带动乡民参与实验区各项改革。反之，当某些士绅对实验区师生的提议表示怀疑甚至拒绝合作时，也会直接影响到民众学校的运行。直至士绅与实验区师生意见达成一致,扭转态度之后，该村的民众学校才会进入正常轨道。

从具体实施状况来看，实验区各村民众学校办理得最有成效。作为实验区固定事业，至1935年底已开办民众学校10所。一般来说,民众学校由师范班男生负责组织，同时当地小 学教师也承担民众学校的部分教学工作。民众学校每晚六点二十分至八点二十五分上课，每周四次。课程方面主要围绕乡民实际需要开设,包括千字课、算术、公民、常识、习 字、音乐等。除采用平教会的“千字课”课本之外，其他取材皆随时随地,合于兴趣又不为课本所拘泥。同时，实验区还着手进行教学和实验改革，尝试编制民众学校常识课教材。教材具体分为卫生、自然社会等三个单元，选材基于农村日常生活和经验,比如自然单元中又分农业、地理、天文等内容，其中地理部分设计从村民熟悉的内容开始，由所居之宛平县,继而讨论北平、中国各省份、中国各地山川河流，最后再至五大洲及地球。

不过，实验区对民众学校学生流失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学校人数受耕种时令影响较大,各村报名人数虽然不少,但能够最终完成学业者则寥若晨星。比如,地处实验区核心地带的辛庄民众学校成人班,因赶上秋收开课时间延迟三月,课业无形停顿。同样,春假之后也是学生流失的高峰，因为农忙关系,约有一伴以上的学生复课之后不再回校。学生流失问题也可以揭示当时乡村民众教育的另一种面相。

实验区也认识到妇女教育问题的重要性自1936年10月起开办了辛庄民众学校妇女班。实验区虽与北平距离不远但村中妇女很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遵从“三从四德,绝大多数为文盲,缠足仍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定律”。实验区吸取此前开办民众学校冒冒失失的挨户工作"的不足，招生之前先举办“妇女茶话会”,宣讲开办妇女班之目的,增进互相了解,会后还利用各种机会展开“不拘形迹的谈话”。在此基础上，有十四五名妇女主动报名加入，后人数增至22人，最大者22岁，最小者13岁。妇女班教学由女生负责，上课时间为每天下午二时至四时,课程设置上有千字课、算术、尺牍、公民、常识、习字、手工等,内容更贴近妇女日常经验和生活需要。

此外，实验区还利用各种机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民众教育活动事业,如辛庄民众问字处、辛庄农民诊疗介绍所、辛庄农场、图书馆等;同时,还利用灯棚会、妙峰山庙会、儿童节 等节假日、纪念日的机会，组织游艺表演队、识字宣传队、通俗演讲会进行各种宣传工作。比如，妙峰 山是北平附近的进香圣地，进山的三条要道都经过实验区，每年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都要举行庙会,不少乡民趁此机会编制各种篮子、玩具等小工艺品到庙会上贩卖以贴补家用。实验区也利用此机会,开展社会调查,举行游艺会及各种通俗演讲等。

五、结语

民国初期的教育界有“北大老，师大穷，只有清华可通融”的俗语，这本是当时女子择偶标准的戏言，文模却以此作为北师大乡村教育实验区年度总结的开篇。他表示，这一说法饶有“积极的、深沉的、创造的”意义，是北师大可以引以为傲之处。因为北师大自建校以来正是“藉穷运以自勉”的,学校是在与穷运苦斗中发展起来，由穷运支配而延续的。北师大学生从 出身田间之“穷学生”进入大学,出校时又继续受清苦教员生活的锻炼,这种“穷'正是教育.上贴近“平民化、大众化”的表现,北师大人也借以“蓄积一切生长动力”。因此“穷”便成了北师大人的优势,使北师大学生最易走入平民大众之世界”。这种精神正是“建设一切文化之源泉”。文模此番精妙的阐释，将“师大穷”与“平民化”、“大众化”联系到一起，或许可以为理解北师大对自身定位以及办学思路提供另一思考角度。

北师大乡村教育实验区是将师范教育与民众教育合二为一的一次尝试。实验区虽选址京郊，却与位于京城的北师大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实验区正式开办之后，即要求大学部 教育系学生到实验区实习。实验区的参观实习也使大学部学生在观念上有所转变:从前北师大的毕业生“大都好往大城市作事”，现在则不再把到乡村去工作视为畏途。都市与乡村的隔膜往往是因为互相缺乏了解，设立实验区的方式提供了更长时间的观摩机会,相应地,带来的影响也是双向的。北师大得以利用此机会逐步增加对乡村社会的了解，同时也将乡村工作中发现的实际问题“供给大学部研究”。

与其他实验区相较,北师大乡村教育实验区以擅长的教育作为突破口，事业范围更加集中,表面上看来并不涉及乡村社会中政治、经济等层面问题但从教育与乡村社会之关联来看,可以看出实验区之旨趣和意图。传统乡村社会以儒学为核心的教化体系实际上承载了连接政治、经济运行的功能。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自上而下的新教育改革并不能完全落实于基层乡村社会传统教化体系又一直处于逐渐瓦解过程中,新式教育亦未能在乡村中生根发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乡村教育即不断有人进行实验，但总体上收效甚微。虽然有不少专门针对乡村的教育政策出台,但不少策略和方法只不过是都市人脑海中的想象并不适合农村社会的需要与习惯。实验区乡村改造的路径,既不是一切从零开始,也不可能不顾传统另起炉灶,因此借鉴和尊重乡村固有的文化传统,运用兼具传统与现代教化的方式是符合于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路径之一。

从历史经验来看，近代中国大学一向有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之传统。这种传统的确立与传承，既与中国大学建立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有关，也与大学学人所具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有关。重新发现并整理大学创办实验区的基本情况,评价和定位其历史地位，对传承中国大学的历史传统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娄岙菲，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