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称“女高师”，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女子高等学府。其前身可以追溯到１９０８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１９１２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１９１７年增设“教育国文专修科”（又称“国文科”）一班，筹备改组高等师范。１９１９年４月，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原有“教育国文专修科”改称“国文部”。１９２４年５月，该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简称“女师大”。１９２８年，与其他８所国立高等院校合并为北平大学，改称“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专门招收女生。１９２９年，改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１９３１年７月，并入北平师范大学，成为今日百年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之一。　

（北京女高师校徽）

值得注意的是，从１９１７年筹备改组高等师范到１９２４年正式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之间的七年时间，适逢该校的草创时期和新文化运动的高峰时段。由于学潮影响和频繁的人事变动，这一时期的女高师处于“校无定制、教无常师、学无定法”的失序状态。但是，经过短短七年的发展，女高师不仅成为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镇和中心，为社会各界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还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女性精英，她们不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成果卓著，而且对当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其中，既有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曾参与学生运动并光荣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也有“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能够注目于革命性社会题材的第一人（茅盾语）庐隐，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淦女士”，还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饮誉文苑的苏绿漪（苏雪林）、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和吕云章等第一代中国现代女作家，以及在文学史界“堪称豪杰”的文学史家冯沅君、《诗经》研究名家程俊英和屈赋研究名家苏雪林等一批知名学者，等等。笔者认为，探究女高师在外部社会环境动荡、内部教育建制流变的情势下，依然能够顺利完成大规模的人才培养任务，并造就一批杰出女性精英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抛开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常规因素，进一步追问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层动因，并对我国当前建设“一流大学”背景下众多非一流大学的现实发展多有资鉴。

一、 网罗众家　　大师云集

顾颉刚在评论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时讲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改称北京大学。但是，在蔡元培到任之前，学校的名称虽然改了，本质却没什么变化，清末的习气一直沿袭下来。事实上，顾颉刚的评语同样适用于早期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当１９１７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最初设立教育国文专修科、筹备改组高等师范时，该科教育依然是清末女子教育的简单因袭，其发展主要受到两种限制。其一，由于传统礼教对“男女有别”、两性差异的强调，使得该科仍以养成“贞静、顺良、慈淑、端俭”，　“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的女性为教育宗旨，导致其专业教育远远落后于同等程度的男性高等学府；其二，民国初年对“学”“术”有别、“学”“术”分校理念的强调，使其囿于“高等师范”和“治术者”的性质定位，造成其专业教育止于“说文”“国文源流”等几门浮泛的通识性课程，偏于国文讲、读、作、评和习字等技能性训练，“学术性”严重不足。

上述情况直到１９１８年秋季陈中凡担任教育国文专修科主任之后，才发生实质性变化。陈中凡１９１４年考入北京大学，系哲学门首届毕业生。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推重学术研究，崇尚思想自由，使北大学风靡变。陈中凡身处其间，很快成为蔡氏思想的忠实追随者。１９１７年夏，因其表现优异，被蔡元培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预科补习班国文教员和国史编纂处纂辑员等职。１９１８年４月，陈中凡应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方还之邀，为该校教育国文专修科主讲经学和小学课程。１９１９年１月，升任该科主任。

陈中凡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以培养“硕学闳才”为根本宗旨。要实现这一目的，除去整顿学风，让大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之外，就大学的内部建制而言，关键在于“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蔡元培认为，“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是把大学“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重中之重。当然，蔡元培在这里意欲改造的“大学”并非涵盖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而是特指像北京大学一样的综合性大学，至于类似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高等师范”，很有可能被其归为“治术者”的”专门学校”之列。

作为蔡元培思想的忠实追随者，陈中凡在升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科主任之后，很快就将蔡元培学术本位的高等教育理念引入国文科。但是，在借鉴蔡氏思想的同时，他似乎并未深究（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不同，以及“学”与“术”的区别，而是在一篇题为《学术进步之途径》的演讲中，循着类似蔡元培的思路直抒胸臆。陈中凡认为，今日中国的学术发展，不在学校（学堂）教育的普及，而全在高等教育中有无大师级的人物。高等教育在学术发展中责任重大，但学术的发展却“非学校之模型教育所能成功”，端在“二三大师，招集徒众，发明学理．．．．．．倡导而成”。一言以蔽之，大学之大，即在大师。

据此，陈中凡凭借自己是北京大学哲学门首届毕业生、同时在国史编纂处担任纂辑员、与众多学界名流交厚的独特优势，通过热心延揽，为女高师国文科（部）打造了一支大师云集的师资队伍，汇聚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各派的一流学者（详见附表）。主要包括长于经学，与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并称“二叔”，连章太炎亦盛赞他的学问乃“千载一遇”的刘师培；善治小学，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造诣已能自成家数，并与其师章太炎齐名、时称”章黄之学”的黄侃；师从李梅庵、沈曾植和王国维等晚清老宿，其后与黄侃交厚的国学名流胡小石；著名文字学家、经学家顾震福；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视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开山之作，出版三年即连续八次再版的胡适；《新青年》创办者、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演讲）；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早期传播者李大钊；厉行北京大学改革，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蔡元培（演讲）；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者之一周作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胡适新文学改革的“最早同情者”、长于西洋历史的陈衡哲；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弟子、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傅铜；中国心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张耀翔；金陵女子大学的未来校长吴贻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其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林砺儒；以及韩定生和刘以钟等多位２０世纪上半期著名的教育学学者；２２岁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史学家李泰芬；刘师培的得意弟子、《国故》月刊社的发起人兼编辑张煊，等等。他们或者开设课程，主讲其擅长的学术领域；或者公开演讲，宣传其学术思想。总的来说，刘师培、黄侃、胡适、李大钊等众多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各派一流学者的陆续到来，逐渐使女高师国文科（部）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北京大学文科的学术景观：学术本位的高等教育理念、大师云集的师资阵容、容纳中西学术精粹的课程体系、鼓励学术研究和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

二、 思想自由　兼收并蓄

在蔡元培看来，要把大学改造成为“专门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与”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原则相一致，还必须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讲道：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为此，蔡元培认为，治大学者应该对于各家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②对于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同样深受蔡元培这一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陈中凡认为，大学的宗旨在于学术研究，而“学术之道，宜于竞争，不宜于专主，竞争则有异同，有异同则有是非。学术者比较异同，求其孰是孰非，而天下之真理出焉。甲说与乙说对峙，而后有折衷之丙说出焉，丙与非丙相对峙，而后有折衷之丁说出焉。故春秋时学说最歧而最为发达”。因此，鼓励学术争鸣，让持有不同学术思想和政见的学者自由驳辩，才是大学的应有之义。为此，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胡适、李大钊等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迅速崛起，陈中凡主动放弃了新学、旧学的“门户之见”，开始把各派学者网罗至女高师，逐渐使国文部形成了一种思想自由、多家争鸣的学术格局。

首先，在学术思想领域，女高师的师资阵容经历了“桐城派”“文选派”和“新文学派”之间的新旧嬗替和激烈争锋。如１９１７年国文科的国文教师戴礼和潘树声是“桐城派”的服膺者，秉承“桐城派”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以及“文以载道”的精神，他们重视唐宋八家散文的讲授，注意在教学中强调“三从四德”的妇德观念。而１９１８年执教国文科的黄侃和刘师培则是“文选派”的两位领军人物。与“桐城派”教师不同，他们主张师法魏晋六朝的文体，力倡骈文为文体正宗，并引导学生用考据的方法治经。在２０世纪初年，以两人为代表的“文选派”曾对“桐城派”进行激烈批判，并展开了一场骈散之争。但是，两派在文学语体上却态度一致，均认为“文言古文”是唯一正宗语体，白话文作为俗文学的专属语体，难登大雅之堂。１９１９年秋季之后任教女高师的胡适、李大钊和周作人等则多是“新文学派”和“新思潮派”的领袖和中坚力量，为颠覆古文的正统地位，推行白话文，他们将当时“古文”的正统———“桐城派”和“文选派”作为共同的批判目标，斥责其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批评文言古文为死文字，用文言文书写的文学为“死文学”。因此，在课堂上，他们向学生宣传新文学，介绍西方现代学术知识体系，并鼓励学生创作新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的传统学术和文化。

其次，在政见和党派上，女高师的师资队伍也是流派纷呈、立场迥异。譬如，同为文选派代表人物的黄侃和刘师培，在政见和党派归属上就存在很大分歧。黄侃早年曾经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后因清廷缉捕，避难日本。留日期间，拜在章太炎门下，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一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１９１１年，他以一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揭诸报端，发为辛亥革命之先声。民国以后，因袁世凯窃国，章太炎被囚，黄侃见国事日非，对政治心灰意冷，隧弃政从学，专心学术。但是，与黄侃积极的政治取向不同，刘师培的”政治立场”则有些暧昧不清。早年曾投身革命，但在辛亥革命前夜，却出卖革命党人，协助端方镇压保路运动。民国以后，刘师培又作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难怪曾经共事于《国粹学报》，又同在北京大学任职的黄节指责他说，“申叔（师培）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又如，在五四运动以后，新兴知识分子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昔日曾经是“新文学”盟友的胡适和李大钊，也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两人不仅展开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持久论争，还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左右两翼。其中，由李大钊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属于左翼一派；由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则属于右翼一派。两派在学术思想、政治见解和社会改革路径上的差异，不仅导引了“五四”以后“新思潮派”的内部分裂，也逐渐扩展为更为深广的社会改革运动。

最后，在教育经历、知识结构和治学取向上，女高师的师资队伍也是师出多门，取向各异。从教育经历来看，多数教师具有留“洋”背景，对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其知识结构和治学取向大多体现出会通中西的努力。但是，具体到留学地域上，则存在留学“东洋”和留学“西洋”的区别。譬如，黄侃、刘师培、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林砺儒和刘以钟等人，大多留学“东洋”，取法日本。而胡适、陈衡哲、傅铜、张耀翔和吴贻芳等人，则大多留学“西洋”，求学欧美，对西方现代学术体系有着更为直接的接触和研习。另如邓萃英、韩定生等人，则先留学日本，后求学美国。并且，在“西洋派”内部，具体到留学国家上，也存在国别差异。如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傅铜留学英国，其他“西洋派”大多留学美国。具体到师承上，如黄侃和周作人等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刘师培则幼承家学、“三世传经”，胡小石师从李梅庵、沈曾植和王国维等晚清学人，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家杜威的学生，傅铜则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高足。

此外，教育经历的不同，也使女高师教师在知识结构和治学取向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如黄侃、刘师培等人，由于师承晚清学人或早年接受系统的国学训练，其知识结构和治学风格大多体现出出入经史、博通古今的”通人”风格。譬如，１９１７年底，北京大学文、理、法三科各学门相继设立研究所，刘师培和黄侃均为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从１９１８学年的指导目录来看，刘师培担任的指导科目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和诸子四科，黄侃担任的指导科目为自汉至隋文、文选和文心雕龙三科。在当时的国文教授中，刘师培所担任的科目最多，其次是黄侃，其余教授大多担任一科。不难发现，身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和黄侃，所担任的科目已经横跨经、史、子、集四部，可以给予研究者以宏博、贯通的学术训练，这在当时“新学”勃兴，已多“专门家”而乏“通人”的教授队伍中是十分难得的。而胡适、傅铜、陈蘅哲、张耀翔和吴贻芳等人，早年大多出身于新式学堂，其后游历欧美，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受到西方“分科而治”的现代学术体系的系统训练，因此他们在知识结构和治学取向上，多已放弃“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通人”之学，而是各就性之所近，专治某科，成为术业有专攻的“专门家”。

三、 修我甲兵　与子偕行

“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是１９２５年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写给２４名女大学生骨干的题词。通过援引《诗经·无衣》中的这一诗句，鲁迅表达了自己不畏北洋政府的高压管制，与这群女大学生并肩作战、抗争到底的决心。但是，这句话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鲁迅的个人立场，也同时阐明了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对于晚辈后学和女性的共同态度。

事实上，无论是“继绝学，扶微业”的晚清学人黄侃和刘师培，还是“开民智，造文明”的“五四”知识分子胡适等人，他们在远离社会权力中心、退居学院之后，往往把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的情怀寄寓于学术研究之中。在这种心境的驱策下，他们不仅自己终生保持着浓厚的学术兴味，也随时随地注意留心人才，发现人才之后则不断加以鼓励，因此，他们对于后辈的提携往往倾其所有，不遗余力。

需要补充的是，在涉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女性解放也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有着落后和依从的女性身份，逐渐成为一个与民族国家休憩相关的紧迫问题。当中国社会遭遇危机，外国列强侵略加剧的时候，受父权制迫害的封建女性形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本身的象征———被男性外国强权所征服和蹂躏，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被解释成为中国社会遭受屈辱的根源。因此，在众多知识分子关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中，女性启蒙便成为中国社会获得政治解放，进入现代世界的先决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改造和女子解放的具体路径存在认知差异，但是，同样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深沉关切，对女性解放和女子教育在建构现代中国过程中重要意义的深刻体认，又使得他们对于这群女生的培养显得“格外用心”。

例如，刘师培任教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科的时间是１９１８年８月到１９１９年７月，讲授的课程是《文学概论》，每周２课时。这一时期，刘师培不仅为北京大学国文门的学生主讲《中国文学》和《中古文学史》等课程，还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此外，他还被聘为国史编纂处的纂辑员，具体负责通史部政治史长编的”志”和文明史长编的”风俗”。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很快编出了大量稿本。此时的刘师培，肺病已经进入晚期，并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病逝。除日常教学和科研活动外，刘师培很少在北大校园里露面。他自称，因“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对此，周作人回忆说，与刘师培虽然同在国文系任教，却只见过一次，“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

刘师培之所以不顾重病缠身，在教学和科研任务异常繁重的情况下，依然执教女高师国文科，主要原因即在于其“慨然于国学沦夷”背景下，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殷勤传学”。并且，身为国学大师，在北京大学教学时通常不带片纸只字却能侃侃而谈，但在国文科教学前，刘师培表示“授课伊始，须略事预备”，其在国文科教学的用心和认真可见一斑。

此外，同是“文选派”代表人物的黄侃，早年之所以弃政从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将其视为“存种姓，卫国族”的重要手段。在他看来，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目的，做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　“今日国家，第一当保全匡郭；今日学术，第一当保全本来。现今自救救人之法，曰刻苦为人，殷勤传学。”怀揣这一治学抱负，１９１４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教授之聘，为学生主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由于黄侃在学界的高名及其对学生的严格，当时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的陶希圣曾表示“断乎不敢望其项背”。但是，这样一位”恃才傲物”、连北大预科生都敬畏却步的国学大师，在这群女生眼中却显得平易而亲切，“摇身”变为“学问广博，有时谈文字训诂，有时涉群经诸子”，教学生动活泼的“才子老师”。

再如，胡适在女高师国文部任教的时间是１９１９年８月到１９２０年６月，李大钊任教的时间是１９２０年秋季以后。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是胡、李二人在“五四”以后逐渐为盛名所累、异常忙碌的时期，难怪一向热情好客的胡适不得不在书房挂上了“来访不得超过五分钟”的告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人不仅应邀来到女高师，并且对这群女生的教育也显得特别关注。

从《胡适日记》来看，除正常教学外，胡适曾多次到女高师演讲、看剧，还拿出不少时间为一位普通女生写了一篇６０００余字的传记。当女高师学生登门请教时，他主动打破“五分钟”的限制，挽留女生们多坐片刻。事实上，在每周只有两课时的短暂接触中，忙碌的胡适似乎不太可能对这群女生有太多印象。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事隔３５年之后，胡适仍能准确地喊出这群女生的名字。此外，胡适对学生的关爱也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空间的限制。１９５７年，台湾开明书店出版了昔日女高师学生冯沅君的代表作《中国文学史简编》，因为书中提到“无产阶级的文学”，书店老板被捕，书也被查禁。胡适得悉后，多年不动的“正义的肝火”再次发作。在他的多方奔走下，该书最终得以在台湾出版发行。然而，此时身在大陆的冯沅君却不得不在特定情势的压力下，撰写文章，系统批判胡适老师的”反动思想”。

自１９２０年９月起，李大钊举家搬迁到西城区石驸马大街后闸３５号，与女高师校园只有几条胡同之隔。因此，除日常教学外，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女高师参加学生活动。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到１２月，他为学生做了三次演讲，集中讨论改善女性生活的现实道路。在“伦理学”课程结束后，他还指导学生把旧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话剧，公开演出。这部话剧从剧目的选择、剧本改编、创作再到排练、演出，都得到了李大钊的悉心指导。１９２１年公演时，李大钊还和家人一起观看了演出，并在演出后对学生们的表演大加赞赏。１９２１年９月，当国文部女生林宝权和苏梅赴法勤工俭学时，李大钊专门致信巴黎通讯社创办人周炫，请其在学问和生活上“照拂一切”。李大钊对这群学生的关爱，于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对于女高师女大学生的关注并不限于上述四位老师，而是两代学人的共同态度。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女高师学生李超病逝。这位普通女生的死，惊动了北京学界。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蒋梦麟和梁漱溟等人纷纷来到女高师，出席追悼会，发表演说。正如胡适所言，李超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　“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通过李超的死，他们批判迫害女性的传统礼教和社会体制，并为女性解放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改造提出了各种方案。

钱玄同题词

综上所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所以在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４年短短的七年时间，在外部社会环境动荡，内部教育建制流变松散的情况下，依然培育出众多女性精英，对２０世纪上半期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其网罗众家、大师云集。经过国文科（部）主任陈中凡的热心延揽和厉行改革，女高师国文科（部）聚集了一批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各派的一流学者。伴随这些国学大师和新兴知识分子的陆续到来，女高师国文科（部）逐渐形成了一种近似于北京大学文科的学术景观：学术本位的高等教育理念、大师云集的师资阵容、中西荟萃的课程体系和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此外，如果抛开各派教师在学术思想、政派党见、教育经历、知识结构和治学风格等方面的表面冲突和分歧，不难发现，面对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界虽有“激进”和“保守”的区别、“新学”和“旧学”的差异，但是他们上下求索、希望为中国社会和学术开出一条道路的深沉关切却是大同小异。可以说，这一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所秉承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关切，最终促使女高师表面的流变和分歧凝聚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引导女高师女大学生们在寻找各自志业的同时，又不约而同地背负起超越个人私利的社会承当精神。尽管她们以不同的职业和身份活跃于２０世纪的中国，但是，她们不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成果卓越或卓然成家，而且对当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者：姜丽静，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３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