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中学同步开放女禁，成为中国较早实现男女同校的公立中、高等学校。纵观历史，北高师男女同校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从1919年到1923年近5年的时间内，北高师师生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层面对男女同校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与讨论，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证男女同校的益大于弊，其中不少论述在北高师《教育丛刊》．上得到发表。《教育丛刊》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 ；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官办月刊，创立于1919年12月，1926年4月第5卷第6期停刊。该刊以“介绍国外教育的最新思潮，批评本国现时教育及调查各地教育现状，建立本国教育今后各种革新的计划”为宗旨，辟有论述、调查、附录等栏目，是该校教职员、学生及毕业校友共同研究教育、自由发表思想的阵地。本文将以北高师《教育丛刊》中师生、校友围绕男女同校所展开的争论与探索，初步探讨20世纪20年代男女同校运动的历史影响。

（《教育丛刊》封面）

一、男女同校大趋势的形成

男女同校在中国不过百余年历史。清末，世界各国女子教育普及渐成风潮，女子教育逐渐进入国人视线，“光绪三十三年，当局也幡然悔悟了，定了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颁布全国”。民国成立后，南京教育部面向全国颁布新学制，在初级小学准许男女同校，而后1919年，高级小学亦开放女禁。虽已是时代的进步，但男女同学仍受限，仅在小学阶段放开。时值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浪潮席卷中国，平等思想得到了非常之重视及大力提倡，中高等教育领域受其影响，大学和中学中男女同校的问题一时成为女子获得平等教育权的重要议题。

作为民国时期高等师范院校当中的“执牛耳”者，对于开放女禁的问题，北高师在教育理念、改革思路、实践反思等方面均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19年，邓萃英对当时的女学制度改革提出了初步思路。他认为，男女共学的要求应该在初级、高级、师范、大学、专门学校等不同类型学校开展，具体措施上可略有差别。如国民学校、大学及专门学校中实施绝对共学，男女同校同班上课；各类女校、女子班等分校分班情况可予以废除；在高等小学校和中学校中废除男女分校制度，但可根据现实情况实行绝对共学或同校分班或部分分班；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老师为目标，更应实行男女同校共学（一些特殊的女子专习科可部分分班）；高等师范学校男女则“应同校同班，惟须为女子特设家事等特别部门”。1919年10月的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上，邓萃英将此番设想正式提出，并形成了呈递教育部的议决案。

呼吁男女同校，绝不仅仅是邓萃英个人的行为，这和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大主题密不可分。彼时，由于五四运动在思想界掀起的巨浪，个人解放、男女平等、解决妇女问题等成为各阶层都在热议的话题。由此，男女教育在机会、内容上的平等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知识阶层认为美国“同校制既得社会之信仰，且与民主主义相符合，如是同校制之探择，遂随源而广布矣”，颇可借鉴，中国“妇女问题······非先从男女受平等教育下手不可；欲使受同等教育，又非男女共同教育不可”。胡适公开表示“无论中学大学，男女同校，使他们受同等的预备，使他们有共同的生活”。蔡元培也在对知识女性邓春兰致信要求北京大学开放女禁时回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的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并身体力行，促成北京大学于1920年先后招收9名女生作为旁听生，部分学生经过考试后转为正式本科生。这成为中国公办高校开放女禁、男女同校之始。随 ；后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多所知名高校纷纷效仿。1923 ；年，全国1/3的专门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多数大学都已经实行了男女同校，男女同校已成为教育的大趋势。

二、男女同校运动中的争论

“目前中国也有几处比较开通的地方，已经实行男女同校了。表面上看来，似乎已不成问题，其实社会一般人看见这种新制度，没有一个不大惊小怪的。”纵然历史大势渐已明朗，校园内外对男女同校的论争却不曾停歇。如1920年议员朱德恒在江苏省议会上提议男女合校流弊滋多亟宜取缔建议案，因未审议而大闹会场，造成荒唐可笑的闹剧； ；1923 ；年清华大学的英文课．上以 ；“清华应当男女同校？”为辩题进行辩论； ；1924－ ；1925年，山东、吉林皆奉教厅命令，禁止男女同校等等。1919－1923年，北高师师生通过在校办期刊《教育丛刊》上发表相关文章，围绕女子教育、男女同校等问题进行论证，反映了师生对当时社会话题的回应与思考。

首先，师生对当时人群对于男女同校的立场进行了分类。部分人认为，立场不仅仅是简单的支持与反对，反对者固然反动，很多支持者的出发点也不尽然是进步、科学的。“统观国中人士对于合教一事的态度，极端反对的，是大有人在。迎合潮流的，盲从的，也是大有人在。至于彻底觉悟合教必要并且勇于执行的，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那一班冬烘先生们，尤其愤慨填膺，拿什么‘败常乱德’的话大肆其攻击，这也是一种新制度开首实行时应有的反对。就是进一步再进一步说，那一班主张男女同校的亦何尝十分的彻底；有主张同着校门出入，其余什么都是不相谋面的。”可见，彼时男女同校作为教育界最重要的一件事，呼声高涨，但当时知识界并没有被舆论所裏挟，而是在纷乱的观点大潮中洞察出这些观点各自内在的实质。

同时，师生对当时反对者的观点进行了梳理。一是男女职责不同。反对者认为“女子生来就有天赋的‘事于内’之职”，且“女子躯体柔弱，适于内部的操作；所以男女所受的教育不应该一样”，“‘男子治外女子治内’，故女子也没有读书的必要”。 二是男女共同教育，则女子承担的家庭任务将受影响，社会内部的事业将无人去做，即“若使（女子）和男子一样去研究高深的学问，他们就要好高骛远，不肯去担那些琐碎的家政和那烦难的育儿事业了。所以社会上一定要有一部分事业因而荒废了”。三是女子在心理生理上属于弱势，不适于接受与男子一样的教育，不适于学习。“不顾男女的性别，给他们一种同样的教育，未免近于拘泥”，甚至会影响男性，导致男子“女性化”之患。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立场，则是道德问题：“男女儿童在十四五岁以前，共学尚无大危险；若十四五岁以后的男女，日夕在一个学校里头生活，容易诱引他们生理上的自然冲动，生出不道德的行为；因而不利于学校的进行——社会；反对。”这种封建思想影响至深，使得“至中等学校，遍查国内开放者绝少，以中等学生适当春情发动时期，生理．上心理上均起及劣质变化，最易发生性欲冲动，故多迟疑观望，不敢遽而实行”。北高附“此次开放女禁······虽同校而仍分教，······以数千年来号称礼教修明，男女界限森严之中国，······旦解放，前途如何，尚难预料，万一稍有疏虞，大足为男女同学前途之障碍”。直至1922年，男女同校已经有所扩展，但“近今省议员又有禁止男女同校之提议，谓男女同校为全国极大污点，为人心生死关头，若不实行禁止，将来相率成风，礼法日亡，廉耻渐丧，其患正不知伊于胡底”，反映男女同校的问题长期纠结于道德层面，久争不下。1924年5月，《晨报副刊》登载北京大学“校花”韩权华的控诉文，指责北京大学教授杨栋林诱惑女生，道德败坏。此事更在客观上授予反对男女同校者以口实，使对男女同校制度观望者、怀疑者更为疑虑重重，对男女共同教育产生恶劣影响。

相比反对者的保守，支持者更是从多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论证。从男女性个性发展、社交公开的角度看，男女间不了解，彼此易于用谬误的观点推测对方，产生蔑视、虚伪的态度，难以养成健全的情操，所以说“异性相处，为各个个性进步重要的原动力”，“男女同校可以增进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果真是研究学问，彼此以高尚纯洁的人格，切磋琢磨，互相了解，这才算是男女合校的真谛”，即通过男女同校，给予男女生活自觉的机会，形成健康自然的个性与相处模式。办学的人也要格外注重“使两性各拋掉他的不好的习性，而取异性的好处来补充”。反对者担心的“道德”边界问题，更是被支持者一一反驳：“女不知男，男不知女，男以遇女为佳会，女以遇男为荣幸，所以一旦相遇，既无自治和鉴别的能力。······男女共学，日夕接触，彼此相知既深，自发畏敬之念，互以人格相尊重，精神相敬爱，所以这种卑鄙不合理的行为，自然就不会发生”。好奇心减少，男女之间达到“忘性交际”的程度，最终打破社会层面的男女隔离。

至于反对者所秉持的男女生理、心理差异问题，师生也对此进行反驳。刘爽通过以北京高师附小的优等生女子比男子多、美国各男女合班的大学中优秀分子也是女子占多，论证“女子的智体，不但不足为和男子受同等学科的累，且因和男子同学，越发有益于他们的智体”；师生还将男女学生学力的差别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利用心理学量表、统计学公式、纵向对比等方法，通过22种能力试验进行科学的观测与研究，摆数据、析原理，得出“男女学历之差别由男女全体而言，是没有什么大差别的。······若以各种能力或学科为单位而言，则男女各有偏长”。

从对家庭影响的层面讲，母亲受教育的程度影响着子女在家庭中学习、成长的方向与方法，对家庭教育的开展十分有利。“一家之中主家政的女子没有受过良善的教育，他就不能给儿童一种好教诲”，“母亲一受过教育，子女是没有不受教育的。只要一代的女子受教育，子子孙孙的教育，都得了保障了。所以女子教育，不但有普及现代教育的功用，并且有保障后代教育的效力”。

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层面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各国看到在男性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女性在各行各业中表现出了可与男性媲美的建设能力，这样的事实让人意识到，如果女性接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女性的社会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就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之后，国家积贫积弱，救亡图存成为革命主题。在这个主题里，男性不是唯一主角，女性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众多女性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呼唤更多的女性领袖站出来，站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作用，而女性领袖的产生与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密不可分。“提高女子的程度，将来可担任社会上一部分事业，而尤有益于女子的社会事业”，“男女同校就是给他们通力合作最好的预备机会了。比共同工作，世界才有真正的进步；必要世界的人类一起同力合作，战事才可宣告终止。男女同校对于人类互助的精神，有绝大的贡献，亦是建筑世界和平的一种原动力”。

从上述论争可见，男女同校的进程是大势所趋，具体的实施过程却颇为艰难。不管怎样，男女同校的推进着实取得了实效，影响深远。

三、北高师男女同校的影响

1921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中学同步开放女禁，“一步到位”实现男女同校。第一年招生报考的情况颇受人关注。据记载，北高师当年刊发招生广告，声明对于女生不限资格，特别优待，而进行入学考试时，558名考生中只有25名女性，最终录取男生35人，女生6人（其中一人为女高师学生转学而来，入学后旋即转回原校），其中5名女生（分别为女高师附中刘光沅、京师第一女子中学曾繁顺、云南省立女子师范阮淑贞、女子高师本科毕业黄詁瑜、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何镇楚）过半为北京女校毕业。北高附中首次进行男女同校的招生，各招一班，男生名额比以前减少一半，报名人数比名额多出7倍，女生却因男女界限的束缚、家庭的阻力等因素，进行了两次招生仍然没有招满名额。可见彼时女子教育的根基不深、范围不广，直接影响了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然而，这第一年招收的女性，经过一年的学习，对男女同校有了深切的感受，并积极进行宣传，营造了社会氛围。

男女同校，对于女性心理的解放意义深远。第一批男女同校的女生，被同学们称为“先锋队”。正如“先锋队员”阮淑贞所言，“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完全让男子独占，我们首举义旗，挽回应享之权利，这岂不是先锋队吗？”男女同校是“突出的、空前的解放”，女生们“从前一闻男生就引避，见师长不敢发言的状态，到如今这样男女的界限已是打破，居然与男生联席而坐”，这种自由的解放感，令其精神上极为快乐，不禁放声大呼“同志们啊！放大胆子，洋洋而来，过新世界的生活”，真正体现出男女同校后，女性在心理与习惯方面所体会到的解放。

同时，男女同校极大满足了女性求学的渴望。由于女子教育在当时的中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与水平和男子有一定差距，男女同校后，女子求学、向学之心更为强烈。阮淑贞言：“总觉得时间不够用······重要学科都要先在堂下预习一遍，才易听讲。”北高附男女同校后，“女生入选后，对于各种功课，十分奋勉。致此之由，一原于教职员时以彼辈原来程度较男生为逊，助其猛力追赶；一原于女生之好胜心，虚荣心，比较强盛，不欲表示女子弱点于男子前，因有此自发之努力”，这种勤学的精神甚至影响到男子，男生们看到女子如此勤勉，学习成绩大步前进，“故亦努力奋勉，以求保持原来优胜地位”。这样竞争的氛围，使女生学业进步之速实在令人惊异。

(女子网球队）

女性社会事务的参与。男女同校后，女性的社会交往程度进一步加深，范围进一步扩大。北高附中由学生自动组织的各种研究会，如博物研究会、史地研究会、数理研究会等，以及学生班里的平民学校等，均有女生加入。此外，女生开始在政治事务中有所涉及，北高附学级主任言：“此次奉直之战，北京人心汹汹，各校组织妇孺救济会，女生亦有请求学校允许其报名为义勇队员以救济妇孺者。”女高师学生缪伯英主动中断学业，在北京大学与诸多男子一起投身革命洪流，于192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大”前全国53名党员中最早入党的女党员。

（北师大女生救护队）

当然，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男女同校乃处于新事物的探索阶段，依然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男女社会交往已经打破界限，但突破的力度仍受限；又如1921年，北大女生因为“格于习惯，在校与男同学向无交际，即在教室之内，亦复不交一言，不惟男女之间如此，即女同学亦少接洽”，着手成立北大女同学会以便联络感情。学校方面，迫于社会舆论和女子家庭对学校的期望等影响，对校内男女界限仍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出现了因不满意学校限制太严，而自请退学的学生。但总体而言，男女同校作为时代的大趋势，在推动教育革新、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胡小溪，来源《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20年8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