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晚清各地出现了兴学热潮,这为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六日，阳历1908年6月14日,是北师大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清政府决定，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迁出马神庙东街的四公主府，在厂甸五城学堂的基址上，另行建设。从师范馆到优级师范科，再到优级师范学堂，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在探索中起步，经过5年多的发展已自成格局。从此，中国的教师教育走上了独立建制、自成体系的道路。
1908年6月14日，清廷学部上“奏设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并遴派监督折”。折中称，“窃京师大学堂，向附设师范一馆，以储养高等师范之才。现在分科大学将次开办，势难兼筹并顾，另行筹办优级师范学堂以储师资。查现在五城中学堂地方，房屋于改设优级师范学堂最为相宜，拟就其基址酌添堂舍，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其五城中学堂，即于附近地方另建。伏查优级师范为教育之本根，非深明教育，才识练达之员，不足以资督率，且现在改建校舍，遴用职员，考录学生，审议教科事体繁剧，臣等详加选择，查有臣部行走候选知县陈问咸，堪以派充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如蒙俞允，即由臣部责成该监督妥为筹划，以重学务……。”清廷当日即复“依议”。
上述内容，可至少呈现给我们三方面的信息。一是作为“储养高等师范之才”的师范一科，原为附设机构，暗含的信息是，其走向独立是迟早之事，是必然的。二是“势难兼筹并顾”一语所显露的，它明示的信息是，优级师范与分科大学在功能定位、办学事项上，分体才能相得益彰，暗含的信息是原有的校舍和设施已不能满足使用，难以实现对二者的兼容和充分保障。三是京师优级学堂的筹划方案，包括选址、建设和监督人选等。对这三个方面，试分述如下。
对于京师大学堂来说，师范一科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的脱离，在不同的建设时段，有着规划上的一脉相承。在1898年光绪皇帝批准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总纲”中，已有“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的明确要求。这一规划并未因戊戌新政的骤止和大学堂的重建而悬置，反而在1902年清廷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予以完整性的设计。该章程对师范一科的功能定位、课程计划、办学规模、学生出身等，均予以明确。1902年，“师范馆”的招生和随后的运行，基本上是对该方案的落实。
1904年1月，“奏定章程”颁行，“大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并行实施，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面临着照何章而遵的选择。《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此进行了明确，“原定大学堂章程有附设之仕学馆、师范馆，现在大学预备科及分科大学尚未兴办，暂可由大学堂兼辖。将来大学堂开办预备科及分科大学，事务至为繁重，仕学师范两馆均应另派监督，自为一学堂，径隶于学务大臣。其仕学馆课程应照进士馆章程办理，师范馆可作为优级师范学堂，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按照这一规定，师范馆于1904年即改为优级师范科，在学制、学科分类和课程设置上，已按照优级师范学堂办理。1906年8月，派江瀚为监督。办学上从最初的规划到后来的建设，均自成体系，可以说独立设置顺理成章。而仕学馆的命运，则随着进士馆的设立发生了变化。1904年进士馆开学，仕学馆被纳入进士馆，三年后进士馆即告解散。
“势难兼筹并顾”的说法，确是事实。按照“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设计，完备的京师大学堂，应有三个层次，即预备科、分科大学和通儒院。但大学堂是在“零”的基础上建设的，按照循序渐进的次序，1904年，预备科招生。1910年，分科大学开学。考虑到清政府“需才孔亟”，同时又没有新式教育的基础，从1902年到1904年，速成科成为大学堂的主体，师范馆更是主体中的大头。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在分科办学的探索上，在大学堂中走在了前面。随着预备科的连年招生和规模扩大，特别是分科大学的筹备，势必带来事繁务杂、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
重点说一下办学资源的紧张问题。京师大学堂本部，或者说主校区的面积并不大，截止到1908年，总共的面积，“东西所占地面一百零六丈七尺，南北所占地面一百零四丈三尺”，不超过200亩。各类用房，包括学生斋舍、教员住宅等住宿用房，讲堂、器械室、材料室、标本室、礼堂等教学实验活动用房，评议室、办事处、接待所、憩息室等办公用房，厨房、浴所、厕所等生活用房，都加起来，不过15处20所10座765间。承载的师生员工有多少呢，该区域主要是“预备科”、“速成科”、“博物实习科”的所在地，按当时的规模，应不少于1000人。建制相对完整，事务自成一体的师范一科，此时此刻的迁出，亦不得不为之。至于1910年开学的分科大学，很快遭遇“鼎革”式的“变天”，通儒院的设计，则因不合时宜最终夭折。这是后话，清朝的统治者，以及大学堂的管理者，是考虑不到的。
下一步是新堂舍的建设和迁入了。上折中提到的五城中学堂地方，在今天的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当时的位置较偏，在外城的厂甸，由内城到这里，需出前门或宣武门，由西河沿向西再向南才到，原是明清时烧制琉璃的旧洼址。而五城中学堂1902年开办，是我国最早的公立中学（后来成为北师大的附属中学），到1908年，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且具备了较好的办学条件。但一个中学堂的基址，显然尚不足以满足高等学堂的需求，好的一面是，周围倒便于扩展，能为新学堂未来的发展预留空间。也就在五城中学堂的基础上，优级师范学堂增修了斋舍，新建了体操场、理化教室和实验室，具备了办学的条件。这个校址，从1909年一直到1953年的44年中，屡有扩充和建设，除去1937年至1945年间被日伪强占之外，一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主校址。今天的北师大人，虽然不方便常去看它，但至少不应该忘掉它。
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1月14日正式开学，1909年6月迁往厂甸的新校址。为庆祝新校址的启用，学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清廷军机大臣并管理学部事宜的张之洞、学部左侍郎严修、右侍郎宝熙等均临现场。张之洞当场发表训辞，称“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而北斗光细，则众星亦不辨其为北斗矣。是以京师师范关系重大，惟望诸君子善体此义，勉学勿怠。”
作为清廷重臣和一品大员，并代表学部，出席开学典礼，其本身释放出的信号，就能够表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晚清教育新政中的位置。他的致辞，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明定了宗旨。那就是，要为全国的新式教育提供标准，要做全国师范学堂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