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推行的教育新政中，京师大学堂处于至为关键的枢纽地位，“废科举”“兴学堂”“鼓励出游留学”等措施和影响，在她身上都有集中的折射和反映。1903年12月，大学堂派出以师范生为主体的“游学生”，开国立大学以中央政府名义开展留学教育的先河。大学堂没有辜负对其“以树风声”的期望，在20世纪之初的头10年间，这一举措也推动了清末留学热潮的涌现。时间已过了11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改革和发展的今天，历史的责任感促使我们重新回顾和评析这一事件。

为挽救风雨飘摇的统治危局，站在20世纪起点上的清政府，在历史的大潮流面前，也展示出了反思的“诚意”和务实革新的“态度”。1901年1月，光绪在慈禧的授意下，发布《新政上谕》，谈到内部弊病，有这样一段反思，“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公事以文牍相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对“少干才”“争私利”“循旧例”的反省，对于操控政局致使维新变法夭折的顽固派来说，多少带有点“罪已”的味道。涉及到 “洋务学堂”“派员游学”之失，则言“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上谕发动朝廷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 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 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段“上谕”呈现出清政府 “参西政”“重时才”“奖游学”“崇实学”的明确信号。1901 年的清廷谕令明确规定, 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 毕业后“ 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 , 同时鼓励自费留学,对自费留学生也“ 一体考验奖励” 。清政府为此还专门颁布“鼓励游学章程”，以及“游学毕业廷试录用章程”。这为留学热潮的涌现，发挥了“点火”的作用。

1903年12月,经理大学堂事务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上《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谈到派员留学的目的，有这样一段话，“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资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员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也就是说，计划派出的留学生将来留学归国，主要是为了充实大学堂教习队伍。派出的学生也一一列举，速成科学生中，“余棨昌、曾仪进、黄德章、史锡倬、屠振鹏、朱献文、范熙壬、张耀曾、杜福垣、唐演、冯祖荀、景定成、陈发檀、吴宗栻、钟赓言、王桐龄、王舜成、朱柄文、刘成志、顾德邻、苏振潼、朱深、成寯、周宣、何培琛、黄艺锡、刘冕执、席聘臣、蒋宗鲁、王曾宪、陈治安等共三十一人，派往日本游学”。“俞同奎、何育杰、周典、潘承福、孙昌烜、薛序镛、林行规、陈祖良、华南圭、邓寿佶、程经邦、左承治、范绍濂、刘光谦、魏渤、柏山等共十六人，派往西洋各国游国”。留学东洋的31名学生，皆为“师范馆”学生。留学欧洲的16名学生，以译学馆的学生为主，俞同奎、何育杰、周典、潘承福、孙昌烜、薛序镛、华南圭等7人，则为师范馆学生，其中孙昌烜因病未予派出。两者相加，师范馆派出的留学生计有37人。同批次两拨留学生,赴日学生于当年底抵达,赴欧学生次年3月成行。此例一开，京师大学堂每年都派出留学生，其中进士馆以短期为主。1907年，大学堂还派出8名师范生赴英、法、美等国游学。京师大学堂对留学生教育的带动作用不可不提，1906年仅留日学生已超过万人（官费和自费合计），形成了“相望于道”的盛况。

京师大学堂选派的首批留学生，入学前已经是贡生、禀生、监生、附生、增生，有的还是举人，他们深受中国传统经典的熏陶，可以说“于中学均有根柢”。他们入学后，又接受了现代教育，“外国语言文字，及各种普通科学，亦能通晓。”而此前的两次成规模的留学派遣，1872年的留美幼童以完全融入西方生活接受西式熏陶为主， 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则仅是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 前者势必会隔断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这种顾虑和担忧也导致了对他们的提前召回，后者按清政府的反思则只是“西艺之皮毛”。这批留学生的派遣则不同，学习专业广泛，并不限于科学技术层面，可以说是文理均有、政艺可选。他们中的主体将成为大学的师资，向国内输送新思想和西方科学文化，是他们的重要使命。他们确实也发挥了这个桥梁作用，不少人成为了中国新领域的开拓者和政治、社会进步的引领力量。

我们仅以师范馆的留学生为例，俞同奎回国后先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是中国化学教育的开拓者，编写和组织编写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化学教材，留学期间即与留欧同学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回国后还联合发起成立中华化学工业会。冯祖荀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早期代表人物，是中国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北京高师数学系主任多年。何育杰是我国高等物理学教育的主要开创者，以他名字命名的“何育杰教授物理学纪念奖金”，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物理学设立的奖金。王桐龄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人，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著述宏富，曾担任北京高师教务主任、系主任，并任教多年。张耀曾是同盟会早期成员，1911年担任同盟会总干事，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是大陆法系的中国代表学者，曾两度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景定成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学问渊博，尤精国学，与章太炎有“南章北景”之称。

今天，我们回顾这一事件，不能不说，在中国教育史、科学技术史、法制史，甚至是革命史上，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首批留学生派遣的影响，首批留学生的重要贡献，有着耳应闻眼应见的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