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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熙启始拓基
发布时间: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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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月,清廷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教育改革新政,经理京师大学堂。1904年1月,清廷改管学大臣为总理学务大臣。不久,又专设大学堂总监督一职。随着孙家鼐、张亨嘉的到任,张百熙结束了主持大学堂的事务。在这两年时间里,师范馆、仕学馆、译学馆、医学实业馆相继成立并招生运转,重建的京师大学大学堂条规详备、格局初具、教习到位、分类课程确立,并按计划派出了留学生,建立了正常运行的稳固根基。张百熙因开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被北师大人尊为首任校长。

张百熙是清廷重臣,历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要职,在清末新政中颇多建树。张百熙同时也是一位学问宏通、关注新学、勇于革新的清末教育家,曾先后在山东、四川、江西、广东等地担任乡试考官、学政,并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是少有的熟悉大清教育现状和学政弊病,能够切中肯綮、开物成务的稳健派改革干将。

受理复建大学堂之初,张百熙向清廷上疏(《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称“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治学思想。在清末新政中,任何一项措施的展开,都会遇到“守旧派”和“革新派”的对立,京师大学堂就是一个复杂而集中的“两派”观点纷争的交汇点,采取“基旧开新”的策略,可以说是一种着眼于实际的明智和上策。大学堂恢复之初,考虑到“并无应入学肄业之学生”,各省开办中小学堂尚需时日,遂决定暂不设本科,先办速成二科和预备科。

1902年12月17日,恢复的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实际上只有师范馆和仕学馆,200余名学生中,师范馆的超过三分之二。1903年大学堂不足300名的在堂学生中,师范馆达195人。为什么“师范馆”受到格外的重视?我们可以根据清廷谕旨、大臣奏疏、学堂章程进行适当的推理。

由于守旧派和革新派的对立和争斗,回应社情民意、国际观瞻的清末新政多议而未举,兴学育才因关涉面广,且有形迹仍留的京师大学堂为抓手,于是成为急务,“应即切实举办”。新式学堂的开设,需要大量的学员,师范是“群学之基”,“欲求学员,最重师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 当然也同样成立。师范馆的招生,“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在京招考由管学大臣主持录取,余下名额由各省选送,要求“品行端正,志趣宏远,中学既具功底,西学已谙门径”。毕业生在晋身上要高一级,“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派出留学的比例,师范馆的也高,京师大学堂首批派出的47名留学生中,31人是师范生。以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为基础,并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共同主持修订而成的《奏定学堂章程》,是由政府颁布、首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系统,俗称癸卯学制。在这一学制中,《优级师范学堂》单独制定,从中也体现了张百熙对师范馆的长远规划,这是此后北京师范大学独立建制的法令和制度依据。

在教员的选用上,张百熙更是费尽心机,倾力以求。在他看来,“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为敦请“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的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出任总教习,他身着大礼服跪地以求,且语句动情,“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 在他的力请下,张鹤龄、蒋式瑆、杨道霖、王舟瑶、屠寄、杨模、胡玉麟、陈黼宸、林纾等名家大贤、时才俊彦,一时云集京师。服部宇之吉、太田达人、氏家谦曹、扳本健一、矢部吉被、西村熊二、铃木信太郎、高桥勇、桑野久任、法贵庆次郎等各科洋教习也日益齐备。对于这些教习,他通过委以重任、派遣出国考察、提供优厚薪金等方式,使他们安心教学、敢于任事,“这学堂要办得好,就衮衮诸公;这学堂要是办得不好,就诸公滚滚。”表面上似是对教员们的戏谑,实际上表达的却是对教员们的高度信任和期许。

张百熙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师范馆课程的创设。他将京师大学堂分为两科:“一曰政科,二曰艺科。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事隶艺科”。师范馆则有“伦理学、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学、博物学、化学、外国文学、图画、体操等十四门功课”。师范馆的课程设置不仅中西并重,且普通与专门衔接,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齐备,这为以后高等师范教育课程的改进和分化提供了根据,也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师范教育专业化的发展方向。

张百熙的重要贡献还不止于此。在他主校期间,大学堂的日常运行经费有了着落,马神庙原址严重损毁的校舍得到了扩建,大量的仪器设备得以购置,随着藏书楼、译书局、编书处的设立,教材和资料变得应付裕如。在他的推动和努力下,一个有着现代大学特质的京师大学堂重建起来了。有人称他为中国“大学之父”、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对于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来说,他的创始、开拓之功,永为我们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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