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泉(1874—1937)，字筱庄、小庄、肖庄，中国近代教育家。天津人。曾入京师同文馆算学就读。后留学日本。1904年回国，服务教育，主编、编著《直隶教育杂志》、《国民必读》等白话图书杂志，在民间非常流行，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声。次年底，随严修到清廷学部任职，历任主事、郎中、师范科员外郎。1910年，擢升为学部实业司司长。
1912年5月，陈宝泉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任职期间，上书袁世凯论述发展师范教育之切要，主持制定《北京高师规程》、《北京高师五年计划书》，将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二部，扩充为国文、英文、史地、数理、理化、博物六部，增设附属中小学、教育研究科、职工养成科、体育专修科及东三省师范养成班；筹集经费，完成研究室、图书馆、体育馆、各科实验室、工业部之建设；倡设运动会、辩论会、游艺会、新剧团、雅乐团、讲演会、平民学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初步奠定了日后北京师范大学规模。
五四运动时，陈宝泉与蔡元培等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他以校长身份亲自到校门口迎接“高师八勇士”，为了他们的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又亲自为他们改名字，体现了一个敦厚师长对自己学生的爱护。
陈宝泉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聘请一批著名学者来高师长教，如王桐龄、邓萃英、许寿裳、马寅初、张耀翔、经亨颐、陈映磺、马叙伦、丁文江、翁文灏，何炳松、沈步洲、陶孟和、钱玄同、黎锦熙、毛邦伟等40余人，尽一时之选。
陈宝泉在管理中，以“诚勤勇爱”为校训，采取校务公开原则。他不仅及时借鉴北大的改革经验，而且在推行学生自治和平民教育等方面成绩斐然，使北京高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北大之外的又一重要阵地。陈宝泉办学有方，赢得了师生的深切爱戴。1920年，陈宝泉辞去高师校长职时，校内外群起挽留，与当时社会上一些学校驱逐校长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在继承传统和学习外国的问题上，他曾在《国民镜》中鲜明地指出：“不墨守唯我独尊的谬见，对于中外学问事功，其爱憎取舍，论其实不论其名。”他强调大胆学习外国，并引俗语说：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国家若不取法各国，何以富强呢?”正确的态度是：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本国为完全独立之国。”基于这种思想，陈宝泉在执掌高师期间曾多次考察国内外教育，如1915年率北京高师附小主任郑际唐、北京高师附中主任韩诵裳参观江苏、浙江教育；1917年与黄炎培、郭秉文、蒋维乔等参观日本、菲律宾以及广东、香港教育；1919年与袁希涛等考察欧美教育，并请著名教育家孟禄访华；邀请张仲述、李建勋、张耀翔等等留学生回国任教。
陈宝泉任高师校长期间，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集会和学术团体的领导工作，由他亲自创办并担任会长的重要教育社团有：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北京教育会、天津县教育会、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等。又与张元济等发起师范讲习社，编辑出版《新体师范讲义》。1915年参与发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后历届年会均参与主持。1917年1月，与蔡元培、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4月，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召开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9月向教育部提交关于设立道德教育研究部的呈文，获准施行。同年在北京高师主持召开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与黎锦熙、钱玄同等创编国语教科书。1919年3月，教育部组织教育调查会，由陈宝泉、蔡元培等九人组成，陈分别担任普通教育调查股、师范教育调查股成员。同年，与袁希涛共同创办中华博物学会，任副会长。
陈宝泉在“高师改大”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19年山西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上，他就与邓苹英联名提出了《设置师范大学案》。1922年以后，他以教育部官员身份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与梁启超、张伯苓等九人担任北京师范大学董事会董事；又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教授。
陈宝泉是我国师范教育的卓越前驱，一贯重视师范教育，尤其在高师校长任内提出的改革师范教育的意见、建议，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小学教师为“国民教育之母”，中学以上教师为“人才教育之母”，所以要不断提高教师待遇；师范教育须独立设置，自成系统，招生人数与中小学数量“要互成比例”；教师是神圣的职业，须重视人格修养，要有信仰。不能偏重“智”，忽视“德”；教师必须真正做到诚勤勇爱、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他主张资遣师范学校教职员到国外游学游历，加强教员培训，提高教员素养，认为： “促进师范教育之进行，则国民教育根本自固”。1913年6月，他在北京高师学生毕业式上指此“教育为国家命脉，师范为教育胚胎”，教导毕业生要“以教育事业为第二生命，以师范名誉为无上财产”。在《北京高师毕业同学录·序》中，他指出“凡我同人，应以北京高师教育之发展为无上之目标，无论在职去职，在京在外，今日明日，共向所定之目标，加以无限之助力”。调入教育部后，他仍经常关心北师大的发展，希望师大同仁明确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特殊的重要地位，“使师大之校风可以转移全国教育之风气”。北京师大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与陈宝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他在北京高师倡导学生自治，推行自学辅导实验，强调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1920年前后，陶行知和陈宝泉南北呼应，相继主张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陈宝泉指出： “方法由宗旨而定，今日教学法之宗旨，应力斥教员中心主义，而实行儿童中心主义，故不曰教授法，而曰教学法。”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这是教学观念、教学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是教学理论上的重要探索，它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教学改革乃至整个新教育运动。
陈宝泉任北京高师校长达九年之久，从校址的开辟，校舍的建筑，到教员的延聘，系科的设置，直至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都是由他主办的，“卒蔚成此全国最大高等师范之基础”。他既是北京高师的主要创办人，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主要奠基人与创办人之一。为了表彰陈宝泉的光辉业绩，北京师大分别在不同时期建有“筱庄楼”和“筱庄斋”。
（ 作者（刘立德）摘自北京师范大学《校友通讯》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