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是一位典型的学者，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音韵学颇多研究；他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当年引起轰动的《复王敬轩书》这出“双簧戏”，便是由刘半农和他联块演出的；而作为编辑同样成绩斐然，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是由他组稿并刊出的，可谓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进程。

钱玄同是怎么做编辑的？

钱氏于1918年1月接编《新青年》。他在读了编辑部存稿以后，发觉可用者不多，立即着手组稿。他的主攻目标非常明确：周氏兄弟。钱玄同与鲁迅早就相识，曾同在章太炎门下攻文字学；与周作人则是北京大学的同事。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他曾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由此可见，钱玄同不但有自己的取稿标准，而且知道向谁组稿，对刊物的性质和思想文化界的现状，有着清晰的判断。这是难能可贵的。

更为难得的，是他的坚持。钱玄同向周氏兄弟组稿以后，周作人立即响应，自４卷１号刊出《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４卷２号、４卷３号、４卷４号，每期都有“企明”的作品；而鲁迅却保持沉默，他只是一个看客，没有写下片言只字。钱玄同没有失望，没有放弃，依旧不停地跑到周氏兄弟暂住的绍兴会馆去“怂恿”。查看《鲁迅日记》可知，在1918年2、3、4三个月里，钱玄同至少去了10次，一般都是晚上去，每次都是谈到深夜方归。鲁迅说钱玄同怕狗，但狗并没有阻住钱玄同的脚步，以至他坐定以后，因为狗的原因，“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正是在钱玄同的坚持下，鲁迅终于写出了《狂人日记》，刊于《新青年》的４卷５号，为新文学竖立了一块里程碑，而且“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编辑的作用于此可见。

鲁迅之所以最终会动笔，和钱玄同的组稿艺术是分不开的。在社会文化生产中，编辑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一个优秀的编辑，要善于引导作者进入写作状态，并激发作者的写作热情。钱玄同正是这样做的。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记下了他们之间的一次对话。当时鲁迅正处于无聊和寂寞之中，以钞古碑打发时间。钱玄同劝他写文章。鲁迅打了一个比方：在一间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人们因昏睡而即将死灭。如果现在大嚷起来，惊醒了其中的几个，他们不是更痛苦吗？钱玄同的回答却是：“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讨论。正是钱玄同说的“希望”让鲁迅有了触动。鲁迅的奋然前行，不能否认钱玄同是推了一把的。

（作者：郝铭鉴，选自《编辑学刊》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