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历史学系在学校1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曾有一大批知名学者在此弘文励教，陈垣(1880-1971)先生也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陈垣与北师大历史学科渊源甚深，至迟于1925年9月，他就来到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讲授“宗教史”课程。1929-1931年，陈垣担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是其生命历程中仅有的一次直接领导大学的历史系科。1933年，他又重返北平师大历史学系执教。由此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陈垣即对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史学系之独立设置与主持系务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前身，可以追溯至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时期于1904年开设的分类课程第二类“历史地理类”。1912年5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同年8月，学校遵照教育部颁布的《直辖学校暂行章程》，改“类”为“部”。1913年8月，增设历史地理部(简称史地部)。1922年，学校撤部建系，史地部改为史地系，史学系就是“由本校之史地系演变而成”。

由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北师大历史学科的早期发展，可谓与地理学科相伴而行。实际上，北平师大史学系、地理学系分设之前，史地系已经从内部分为历史、地理两组，“而地理组除人文地理外，渐兼重自然地理，增设矿物学科”。可以说，史地系的分离是大势所趋。1923年7月，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后，在1924年6月增订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大纲》中，就提出分别设立历史系与地理系的构想，“然初不过于课程少加改订，行政上并未独立”。直至1928年夏，北平各高校改组，北平师范大学的同学致力于革新学校事务，“旧史地系同学鉴于史地两科，文理性殊而研究范围又各至辽阔，深知两科并进之不足以谋高深造诣也，乃起而作分系运动。”“维持校务诸先生，咸热心于校务之发展，对此合理运动，均表深切同情”。因此，1928年秋，分系之议案获得通过，史地系分为史学系、地理学系。至此，史学系才正式在行政上实现独立。

在史学系初设之际，聘请一位领导全局的系主任，就成为学校和史学系师生的迫切要求。经过慎重选择，学校最终决定聘请陈垣。其时的陈垣正值壮年，已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大家，被傅斯年赞誉为“静庵(指王国维)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指陈垣)鹰扬河朔于后”。他不仅学问精深，还在学术界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广博的人脉关系，此时分别担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辅仁大学副校长(1929年6月任校长)等职务。在史学系独立设置的时期，聘请陈垣主持系务，可谓极佳人选。1929年2月左右，陈垣正式担任史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

陈垣到任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师资的缺乏。由于史学系和地理学系分立，部分教师转入地理学系，致使史学系教师短缺，因此陈垣的首要工作是延聘新教师。当时陈氏正主持辅仁大学，因此辅仁大学史学系的教师，如张星烺、黄伦芳等，就被聘至北平师大史学系兼课。他还聘任北平其他大学的教师到史学系任教，如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朱希祖、邓之诚，讲师柯昌泗，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讲师瞿宣颖，北平大学教授宁协万，法政大学教授刘彦，燕京大学讲师王世富等。这些新教师的补充，为史学系注入了新鲜血液。

陈垣所面对的另一项任务是改造原有的课程体系。史地系时期，历史、地理类专业课程是二者兼顾的，教学时间的分配相对均衡。1928年史地系毕业生本科4年所学的地理类专业课程包括:中国地理总论、中国地志、地理概论、中国地理、人文地理、地质学、地文学、地球史及中国地质、世界地理、地学研究等。历史类专业课包括:中国通史、中国史概说、清朝史、中国近世史、东亚史概说、历史研究法、中国民族史、中国近代党争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西洋通史、西洋近世史、美国史、东洋史概说等。这种课程设置，存在着平均用力、博而不专的弊端。

史学系单独设立后，要求新的课程与之配合。陈垣对专业课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我们选取1931年史学系毕业生的成绩册，即可以看到陈氏任系主任时期的专业课程设置情况。中国史课程包括:中国上古史、中国秦汉史、中国三国南北朝史、中国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宋辽金元史、明清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官制史、中国外交史、中国社会生活史、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中国史学名著选读等。外国史课程包括: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西洋文化史、最近世界外交史、亚洲各国史、万国公法等。

与此前史地系的课程设置相比，可以发现史学系课程的变动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新课程的设置。这是由于新教师的到来，使得新课程得以开设。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邓之诚的“隋唐五代史”、瞿宣颖的“中国社会生活史”、刘彦的“中国外交史”、宁协万的“万国公法”等。这些课程，尤其是专门史，对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开阔史学视野、深化对历史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是旧课程的改造。通过课程名称，可以看到史学系课程设置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中国历史主要是以秦汉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等这种断代的形式开设。对此，笔者赞同刘龙心的分析和推断:“1930年以前各大学历史系几乎多以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作为中国断代史的分期方式，惟辅仁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采用朝代分期法。而此或与两系当时之主事者陈垣不无关系，概陈垣此时既长辅大，又于1929年起担任北师大史学系主任之职，陈氏重视中国断代史的观点，自然也就可能表现在课程的安排上。”陈垣的史学理念不仅在辅仁大学史学系，在北平师大史学系也得到了贯彻。

师资与课程，是一个系的教学、科研活动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陈垣通过努力，为史学系各项事务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度人金针”:对于教学的注重及特点

陈垣不仅是一位史学大家，也是一位史学教育家。担任北平师大史学系系主任后，他坚持亲自为学生授课。1931年辞去系主任之后，陈氏又于1933年8月重返北平师大历史系担任教职。关于陈垣在史学系讲授的课程，通过检索北师大档案馆藏的史学系(历史系)历年毕业生成绩册，可基本厘清陈氏所教授课程的具体情况。

经查阅北平师大1929-1935年史学系(历史系)同学的毕业成绩册，可以看到1929年以后，陈垣在史学系主要开设了3门课程分别为“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和“史源学实习”。“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开设于1929、1930学年，上、下学期各2学分，为选修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亦开设于1929、1930学年，上、下学期各2学分，为必修课。“史源学实习”开设于1933学年，上、下两学期各2学分，为三、四年级的选修课。

一般而言，“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在一年级开设，“以提高同学阅读古文的能力，俾能尽快地自己翻阅历史原始资料”。“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开设于二年级，“以开阔同学视野，了解历代史学要籍的情况”。通过北平师大史学系学生的成绩册，可以看到1930、1931届毕业生在三、四年级都补修了“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部分学生还选修了“中国史学名著选读”，表明陈垣要求高年级学生补齐史学基础知识和技能。关于陈垣讲授这2门课程的实际情况，限于当时学生回忆材料的缺失，下文只叙述陈氏所讲授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该门课的课程说明为:“取历代史学名著，说明著者之生平，本书之体例，以及史料来源，编纂方法，板(版)本异同等等，俾学者读书、引书时得一明了向导。”陈述回忆了陈垣讲授这门课的细节:“有时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体裁的次序;有时用史、汉、后汉、三国即沿着作次序的，虽同授一课必有新义，讲授时，有时用原书传看，有时则写入别纸，看得出，课前有充分准备。”另一位曾选修此课程的国文系学生杨殿珣回忆说:“先生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是由先生选定史学著述若干种，每书逐一评论;对于每书的评论，都是从每书的特点出发，详所当详，略所当略，并不是千篇一律。他所讲授的，多是先生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更加入一些具体事例，说明每书的特点、写作体例和写作方法，读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本书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应当如何补充修正等等。讲的是深入浅出，津津有味，引人入胜，最重要的是教导学生们如何考虑问题和深思问题。”

“史源学实习”的课程说明内容为:“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适否，以练习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论撰时之不敢轻心相掉也。”柴德赓回忆了陈垣如何讲授本门课程:“他教学生读赵翼的《廿二史劄记》，是要学生自己去找，自己去点，然后到哪里去对。他要学生核对书中材料是否真实，来源如何。他曾经要学生去读顾炎武的《日知录》。《日知录》一书把引用别人的话和自己的话混在一起，而且不加标点。陈先生就要求学生去标点，找出哪些是引文，从什么地方引来的，这样不仅读了《日知录》，而且也读了其他很多有关的书。这是懂得目录学的最有效的办法。”当时选修过“史源学实习”的国文系学生顾学颉也追忆道:“陈先生不仅讲授，还在考试时，事先出题，让学生找出某段史文的来源，加以校勘。就是让学生实际练习，加深这方面的认识，提高识别史料的能力。”

通过上述两门课的课程说明和学生们的回忆，可以反映出陈垣的教学不仅局限于知识的讲解，而是更加强调“授人以渔”，注重将其多年读书、治学的心得和方法传授给学生。他要求学生自己动手查阅史书和史料，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这种教学方式，对于学生们应有更大的收益。

陈垣教学能力高超，教学态度也非常认真负责。他课前准备充分，注重教学的计划性，课堂上严格要求学生。柴德赓回忆说:“他从不无故请假，从不迟到早退，对全年的讲授和每堂课的内容，有预定的教学计划。他要求同学也很严格，凡是上过他讲堂的人，都会深刻记得;他上课要指明提问，答不上来要批评;布置的作业一定要按期交，不许潦草塞责，潦草的要重做。我一九二九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时候，他正作系主任。当时有些同学有点自由散漫，但是上他的课的时候，大家精神很振作。”

陈垣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施教，课后对学生热心指导:“一般大学老师讲课，多属讲完就(完)了。先生则鼓励同学们作练习、写札记，他热情指点、帮助，着重培养学生们读史的识力。凡到励耘书屋请教的，一般是个别指点，即使二三人同去在共同谈论片刻后，随即个别垂问或解答。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对于学生的课外作业和试卷，陈垣“一本一本仔细地批阅。特别是批分数，他从来很慎重。他的办法，总是每本先看一遍，大致按程度分为四五个类型，然后每一类中加以审核，或提升，或抽降，这样反复比较，优劣自见。他批的卷子总是以五分十分为差别，得九十分固然不易，得五十分也不冤枉”。

作为当时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北平师大史学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从事中等教育工作，重视教学能力、教学方法一直是学校学生培养的重点与特色。陈垣对教学、对学生的负责态度，及其所表现出的教学能力与方法，可谓“师范”二字的践行者，是同学们未来从教的学习楷模。

三 学术研究的倡导与对后进之提携

陈垣在担任史学系主任期间，对于学术研究也非常注重。陈氏注意培养学生们的学术研究志向，时常向他们灌输学术上的民族主义，激发同学们树立与国外中国史学界竞逐的雄心。陈垣曾对学生们讲过:“现在研究学问的中心，不在中国，而在法国、日本。他们研究我们的历史，比我们还有成绩，年青人要有志气，把这个中心夺回来。”1931年2月，史学系创办了《师大史学丛刊》，为师生发表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了平台。在史学系同学向陈垣征文之际，陈氏以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东洋史学成绩之巨，而又从事师范教育垂二十年”，“为日本教育界及学术界巨子”，对于师范大学师生极具契合性，所以特介绍黄孝可所翻译的那珂通世的传记在《师大史学丛刊》上刊载。在为此传记所作的“序”中，陈垣历数了那珂氏一生的学术功绩，特别强调其在创设东洋史学科和以日文翻译蒙古文的贡献。陈氏借此文提示中国学术界应注意东洋史的综合研究，并强调在史学研究中语言工具的重要性，指出“日人研究蒙古文者渐多，吾人若不急起直追，将来势必藉日文以考蒙古文献，宁非学界之耻?”实际借此文再次呼吁史学系师生要在学术上奋发自强。

在具体研究方面，史地系时期，受到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的限制，学生们的研究气氛比较淡薄，对于如何开展研究也不甚得法。陈垣来到史学系之后，从题目选取、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指导。在陈垣的影响下，部分学生还自发组织了学习小组，陈垣在课外加以指导。陈述回忆道:“我们有十来个人，围绕着陈垣(援庵)先生的讲授，分别读书上课，茶余饭后，偶尔也互相切磋，形成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松散小组，援庵先生常讲，要把研究中国史的中心夺回来，不能让中国的研究落后于国外。平常讲究方法、史源，要求提高识力，要求举一反三。他通过提问交谈，掌握学生们的进度，作个别指点。”

需要指出的是，陈垣并非要求学生们以发表作品的时间快、数量多争胜，而是教导学生对待学术作品的写作与发表要反复推敲、注重品质。陈垣时常以当时在北京的一家广东菜馆“谭白菜”为例，“比喻做学问必须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他还常说“老酒好喝”，要学生们“写完文章后之后应该放一放，多看几遍，反复修改，这样才能提高文章的质量”。

在陈垣的激励和指导下，史学系的部分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致力于学术研究。张鸿翔在《师大史学丛刊》发表了《南北朝史日蚀表》，作者通过遍览《晋书》《周书》《北齐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隋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史书，以表格的形式，考察了魏天兴三年至隋开皇八年共187年间诸史书所记载的日蚀时间的异同。柴德赓大学二年级时，在陈垣的指导下，撰写了长篇论文《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此文利用地方志及其他典籍材料，考证出明季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几十人的事迹。由于其考据翔实，深受陈垣的嘉许，也被选登于《师大史学丛刊》。

陈述在北平师大读书期间，先后发表了4种论著:《陈范异同》《补南齐书艺文志》《蒋士铨年谱》《金史氏族表》。陈述将上述著作视为其所受到的“四项系统的练习”。如果仔细探究，至少有2部著作与陈垣的启发、引导有密切关系。陈述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陈范异同》，他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题目，与陈垣有紧密关联。陈垣的弟子牟润孙曾回忆道:“先生经常鼓励学生以《史记》与《汉书》相对勘，他主张用墨笔钞录《史记》中与《汉书》相同的几篇纪、传，然后用红笔依照《汉书》去改，这样就可以看出两位大史学家剪裁字句、安排材料的异同来了。他更主张将《三国志》与《后汉书》相同的传，也这样对比一番。他说前人有‘《史》《汉》’并驾，‘班马异同’，我们可以动手作一部，更可以作一部‘陈范异同’。”通过牟氏的这段话，最直接表明了《陈范异同》的选题实则来自陈垣的提示。陈述的另一部著作《补南齐书艺文志》，作者在本文附记中明确揭示:“《补南齐书艺文志》，为史源学课外习题也”。陈述在学术起步阶段能够取得突出成绩，与个人的天分和努力固然密不可分，陈垣的提示、指导之功也不应忽略。

综观这3人所发表的作品，可以体现出其研究题目、研究路径都受到了陈垣史学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题目选取以小见大，史料来源丰富，考证严谨精细，善于对比辨析史料。以张鸿翔为例，曾为张氏北大研究生同学的吴丰培回忆说:“他的治史学方法，都得诸史学界前辈陈垣先生，陈也引为入室弟子，传其衣钵，所以他治史谨严，一丝不苟，辨本渊源，考证精湛。”可以说，在他们学术研究的起始阶段，陈垣成为重要的学术引路人。正如史学系1931届毕业班学生所写的“班史”所言:“陈援庵先生，以博学鸿儒，来长我系，班友受其指导与鼓励，于治学方法所获既多，于研究范围，尤能大改昔时博而不精之趋向。”

陈垣不仅在学术研究上积极引导，还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学界人脉，努力扶持北平师大史学系的优秀学生。张鸿翔从史学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36年获得硕士学位，1937年担任辅仁大学史学系教师。柴德赓在史学系读书时即受到了陈垣的赏识。1930年，陈垣在“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的讲稿上，有一条批语:“十九年六月廿五日试卷，师大史系一年级生柴德赓、王兰荫、雷震、李焕绂四卷极佳。”特别是柴德赓，由于在课堂答问、作业、测试等方面表现优异，到年终考试时，陈垣将他列为第一名。到三年级时，得知柴德赓经济困难，又把他介绍到辅仁附中兼课。柴德赓毕业后，曾先后于1933、1944年两度离开北平，陈垣又两次将其调回辅仁大学任教。陈述也因其在学术上的优异表现，得到了陈垣先生的推荐。在他毕业之际，陈垣将陈述的著作《金史氏族表》引荐于陈寅恪，受到了陈寅恪的赏识。陈寅恪与陈述见面后，又将其向傅斯年推荐。陈述最终得以在毕业后，受聘到傅斯年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过以上事例，表现出陈垣不遗余力、不失时机地提携北平师大史学系有潜力的学术后进的品质。

结 语

陈垣主持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的时间虽然仅有2年多，但他在师资引进、课程改造、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史学系在较短时间里迅速成长，并奠定了此后发展的基础。在陈垣以及李飞生、陆懋德、王桐龄、朱希祖等名师的培育下，一些立志于学术的学生脱颖而出。从1930年到1935年，史学系先后培养出了张鸿翔、张云波(1930届)，柴德赓(1933届)，苏秉琦(1934届)，陈述(1935届)等日后杰出的历史学家。为表彰陈垣对学校的贡献，1936年，北平师范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的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中，辅仁大学史学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被誉为陈垣史学主要传人之一的柴德赓担任系主任，并在历史系开设“历史要籍介绍及评论”课程，而这门课的前身，正是陈垣在北平师大史学系所开设的“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和“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陈垣担任北师大校长后，虽然不再执教，但仍通过接受历史系学生访谈，与毕业生座谈等方式，传授其读书、治学经验，继续指导历史系的学生及青年教师。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陈垣与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关系既久且深。刘家和先生将陈垣视为“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实际奠基人”。这一论断是切合历史实际的。在当今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一流学科的建设既应具有世界眼光，又应追寻、继承本学科的优良历史传统。作为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陈垣先生的嘉言懿行，值得今人认真借鉴与传承。

（作者：姜文，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第2期，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