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教学》是由原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于1937年1月创办的。该刊以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溶知识性、进步性于一体,受到广大读者和知识界的一致好评,引起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高度重视。“七·七事变”爆发后,《地理教学》被迫停刊,后于1939年7月在陕南城固复刊。其中作为组织倡导者的黄国璋教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国璋,字海平,湖南湘乡人,生于1896年,青少年时就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尤对地理学非常兴趣。后赴美留学,专攻地理学。先后入耶鲁大学理科研究院和芝加哥大学地理系。由于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加之进取心强,学业结束时,获取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受任于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后调往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北平师大内迁西安,继迁陕南城固,任合并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今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40年后,他除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外,一直兼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又奉命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并任地理系主任兼校务委员.后来响应国家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号召,携同全家来到西安,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生命的最终。
黄国璋
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特别是在强邻入境、局势动荡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丝毫也没有松懈对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执著追求.严酷的现实和艰苦的环境增强了他献身于地理科学的信念.他深切感到,在战乱年代,地理科学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地理学不仅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特点,还有激发人们爱国信念和抗日斗志的作用,是当时“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因此他先后撰写了《社会的地理基础》、《上海港地理位置的择决因素》、《中国地形区域》、《为什么地理是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扒《从地理方面检讨中欧政局的演变》等论著,都力求把地理科学与社会现实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一条扶危济世、利国利民的治学道路。由于他政治上申明大义利害,明辨事非曲直,治学上严谨求实、一丝不苛,加之勤奋耕耘,著述宏富,因而在当时的学坛有着一定的影响。
1937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又步步进逼华北,京津地区岌岌可危.当此国难之际,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的黄国璋教授及其同仁决心以抗日救国为己任,以地理科学为武器来声援全国的抗日运动.他们广泛搜集各种古今中外资料,绘制全国各地及世界各洲地形图,制造各地形模型和人种模型,组建颇具规模的地理研究室等,开展地理教育的普及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同时,在他的精心级织和各极倡导下,经过全系同仁的热情支持与配合,于当年l月创办了《地理教学》,面向全国发行.该刊把推广地理教育,普及地理知识,致力于我国地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为办刊宗旨,并且以激发海内外同胞的抗战爱国信念,积极维护国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尊严为主要目的.因而很快得到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不足半年,连续出版四期均迅速售罄,发行量也超过七百余册.正当其影响日渐扩大时,不幸芦沟桥事变爆发,京津地区相继沦陷.北平师大也成为日军驻地,大量的图书资料、教学仪器遭到破坏,广大师生流离失所,纷纷迁至内地。《地理教学》被迫停刊。
北平师大内迁西安后,与其他高校合并组成西安临时大学,不久,又迁至陕南城固,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间,黄国璋教授仍主持地理系工作,他与同仁每每念及《地理教学》停刊之事就“辄为扼腕”,非常痛惜.无论是在辗转流亡的迁徙途中,还是在客居他乡的日子里,他们都曾“屡欲复刊”,但”终因环境关系,未克如愿”。
迁到陕南一年后,百事粗定,教学、科研渐次入轨.加之环境安定,秩序井然,是办学办刊的有利时机。于是,他与同仁们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准备,很快于1939年7月将停刊长达两年之久的《地理教学》复刊面世,重新树立了这一进步刊物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对推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地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地理教学》的复刊过程中,黄国璋教授不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予以组织倡导,同时也积极撰文给以热情扶持,从他的撰述中,不难看出一个爱国学者“教育未敢忘忧国”的可贵精神。现就其中两篇载文予以试析。
1、把地理学作为增进国民爱国心的工具.在强邻入境,国土破碎的抗日战争时期,如何使国人对我国的地理形势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又如何才能激发同胞们的爱国信念,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维护国土完整,捍卫祖国主权的抗日斗争中去,这在当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鉴此,黄国璋在撰写的《为什么地理是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一文中对此作了明确的答复。他首先把地理教育与爱国有机地结合起来,阐明了掌握地理学是形成爱国观念的必要前提,也是衡量一个“良好公民的基本条件”。他说,作为一个“良好公民的基本条件,既是爱国家爱民族,但是想引起他敬爱国家民族的观念,首先要使他们知道自己国家的可爱,要达到这个目的,实施和加强地理教育,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地理学能使学生了解本国自然环境的优越性,尤其是天然富源的丰厚,及其开发人文地理卷然能增加青年对于本国的认识,因而启发其爱国心,养成其国家民族观念。” 鉴于当时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的险恶环境,如何才能唤发人们的爱国意识?对此,作者没有采取单调、呆板的传统说教,而是运用巧妙灵活、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方法逐步引导,通过分析人们在教育程度、知识层次、认识水平、传统观念、心理素质等均有差异的现实状况后,力求通过该文的引导,达到明确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在文章一开始,作者首先恰当地用一个简单比喻打开人们的思路。他说:“我们对于一件东西,要有彻底的了解和认识后,才能知道它的可爱之点,才能对它发生爱护的情绪。”然后,他针对人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家乡观念进行了透彻地分析。他说:“一般国民对于自己的家乡观念非常之重.除非没有生活的方法以外,谁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所谓`安土重迁,代表了整个的国民心理。被迫离开故乡的人们,无论客乡比故乡好多少倍,他总想念着他的故里,甚至死在外面的人们,千山万水,历尽困苦,也要把尸骨搬回老家去,老家如果被人占了,他便认为是不共戴天的大仇,想尽方法去报复。国人对于乡土为什么观念这样深重,就是因为生于斯,食于斯,衣于斯,对于本乡本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发生了牢不可破的敬爱。”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各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对于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国民来说,因受到的教育程度和认识水平有限,对于整个国家还不了解,爱国观念还很淡薄.因此作者揭示了传统家乡观念的心理表现后,便把热爱家乡与热爱国家有机地联系起来,并针对当时部分国民在爱国问题上存在的一些错误想法也进行了中肯的批评.他说:“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敬爱的心理,为什么比对家乡要淡薄一些呢?东北四省丢了,内地的居民,不感觉怎样的重要,甚而交通闭塞区域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这是因为他对于整个国家不认识,不知道他是可敬可爱,于是便发生了这种错误的观念。”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要使每一位公民树立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必先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国家,了解自己的国土,知道自己国家的可爱。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实施和加强地理教育,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地理科学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为了进一步明确地理科学的内容、特点及其所涉及的范围领域,作者依次从我国的地理位置、疆域、面积、人口、地形、气候、土壤以及物产种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特别是从地形方面阐述了我国北方、西北、西南等地形的险固雄奇以及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其目的一方面说明我国自然环境的优越、物产的富饶以及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腹地广阔,地形复杂,若能善为利用,那么其“国防上的天然堡垒作用”就能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发挥。通过这样的详尽分析后,作者小结道:“中国有这样独厚的自然环境,又有众多的人工,若能善为利用,则自热带以至高纬带的物产,都能具备,人类生活资料的供给,我们真是超出世界各国之上。”云云.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作者正是把强烈的爱国激情贯穿在地理教育之中,并运用其娴熟的地理学知识和对国内外地理状况的深谙通达力求将人们的爱国之心唤发出来,以达到鼓舞民众抗敌御侮的斗志,维护我国领土的完整和民族尊严的目的.总之“我们知道,我国位置的优良,幅圆的广阔,各种地形的应有尽有,各种气候的应有尽有,各种衣料食料的应有尽有,如此种种,都在表现着我大中华之可敬,表现着不容任何人来侵占我们的尺疆寸土,担任地理教育的人,如果能从这些地方去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国的环境和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自然能增加青年对于本国的认识,因而启发其爱国心,养成其国家民族观念。”
2、把地理作为激发国民统一观念的利器。在抗日战争时期,要求国民树立爱国意识固然重要,但是,建立相应的统一观和区域观也不能忽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因为即要把全国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去看待,又要充分认识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区域差异。反之,只有认识了各地的区域差别,才能形成更高意义上的统一观,也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住我国地理的基本概况,自觉维护国家的完整和民族的统一,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斗争中去。所有这些观念的形成和建立,地理学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如前所述、我国各地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区域差异非常明显,要认识其间的差异及其内在的经济、文化联系,没有相关的地理学知识,不拿出具体的事实依据,而一味要求国民建立起统一观是显然不行的.对此,黄国璋从物产分布的地区差异入手来阐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他说,我国华南的稻米和热带果品,是华北人民的需要品,而华北的豆麦棉花,也是华南人民所不能缺少的。蒙新地区的羊毛,供给华中华南人民一部分的衣料,而华中华南的茶叶,便是蒙新居民的主要饮料。正是由于我国物产的复杂与分布上的不均,因而各地都有互相供求的机能和各部分的相依相关性.并由此而形成一个大经济单元。各个经济单元相互联系,相互济助,以谋取共同的福利。这不但有助于国土的完整,更有助于启发国人统一信念的形成。而在这个过程中,地理学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法替代的。这是因为地理学能提高人们辩证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即有把握事物全貌的宏观性,又有分析鉴别间题实质的微观性和通透性,因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其意义就显得至为重要.正如作者所云,我国“整个的领土,无论那一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所需要利用的,无论失去那一部分,我们就会感觉生活上的不便,我们必须永久保持这个不可分裂的大经济单元,方能以有易无,互相济助,以谋共同的福利,这种对于本国统一信念的启发,实有赖于地理施教.”可以看出,作者以区域差异为出发点,明确指出了国土不可分割,民族不可分裂的现实意义,阐明了地理科学在促使国民统一观念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3、把地理作为培养国民具有世界眼光的学科。掌握地理科学知识,不仅能使人们对本国的基本国情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同时对了解世界也大有益处,通过中外地理形势的客观比较,不仅可以扩大人们的地理视野,而且能提高对世界各国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加深对我国政治局势和抗战意义的理解,基于此点,作者在长期观察和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以一个地理学者的眼光,从自然环境、民族构成及分布、经济和文化状况、政局演变、外交态势以及兵要武备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当时世界各地的基本概况,同时对当时剧烈嫂变的国际局势与地理背景之间的关系也作出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当时的世界是有强权而无公理,尔虞我诈,霸权主义扩张,国际间的关系极其复杂的时代.要预测这个变化的趋向如何?要了解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作为一个良好的中国公民,应该对之有明确的见解,这样才能应付复杂的国际事变。随后,他就欧美各国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方面的变化情况作了深入剖析.特别是在《从地理方面检讨中欧政局的演变》一文,他以中欧各国为典型例证,对其地理背景,如地形、地貌、资源、人口、民族、交通、城市、工业、商业以及矿藏能源的分布等状况进行了详尽地分析,然后指出各国地理背景上的优劣和差异是造成对德国法西斯政权采取不同态度和对策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中欧政局发生一系列演变的重要因素。
该文所指的中欧各国主要包括多脑河流域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六个国家.除奥地利已为德国吞并外,作者将其余五国分为两类,一为小协约国,即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一为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通过分析这些国家地理背景的差异而引起中欧政局演变的现实状况后,作者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指出,我国目前同样处在政局动荡的战乱时期,只要我们认清形势,即有坚持不懈的抗战精神,又注意利用和发挥我国地理条件的优势,避免环境所造成的不足,那么就会促进局势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总之,要了解世界,要培养国民具有世界眼光,就不能忽视地理科学,不能忽视推行地理教育的重要性,正如作者最后所云:“国际关系既然处处受各国地理背景的支配,国际知识,当然是个个公民应有的常识.但是怎样才能使国民了解其他各国人民的生活情形、经济状况、各国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列国之国际关系,以及世界临时事件之发生,均有赖地理教育的推行与改进。”
由于黄国璋教授的积极倡导和热情扶持,复刊的《地理教学》以追求政治进步和学术求实为特点,这从该刊的大量载文中就能得到反映。
除黄教授两篇文章外,为配合当时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湛亚达教授和金瑞萃教授也分别撰写了《对日抗战与中国地理》和《地中海问题》等文.前文依据我国的地理形势,从复杂多样的军事地形上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以及我们的优势所在,并指出“地势的险要固然要紧,而民族的结合,尤其十分重要,我们应把这两种国防力量配合起来,团结起来,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该文在鼓舞民众抗日士气,坚定抗战信念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文属译文,它从地中海的地理背景、政治环境出发,分别对英、意、法三国为争夺地中海霸权所进行的一系列明争暗斗作了深入地剖析。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比较深刻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那种贪婪、残酷的真实面目和不择手段,甚至牺牲小国利益来达到控制海上霸权的罪恶目的。除此而外,在教学、科研方面的论文也为数可观。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教学、科研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过去那种教条化、公式化的治学方法,力求与社会现实和客观实际相结合。如卢惠如、黄绍鸣先生合写的《南郑商业地理之研究》、郑象铣先生撰写的《汉中盆地的自然与人生》等均属此类.前文主要从南郑的地理条件入手,对其水陆交通道路、商业贸易的途径及其种类、各种农作物、经济作物及其工商业的分布地区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对陕南重镇南郑的商业演变、盛衰特点及其前景预测等作了深入的探讨.为该地区在开发建设上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后文作者先从自然环境入手,对汉中盆地的成因、地形、土壤与灌溉,水陆交通、气候条件、农作物及各种经济作物、土地利用及各种资源状况等进行了客观论述,指出汉中盆地为全国精华区域之一。但因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等地理原因,目前这里还存在着文化相对落后一,教育未能普及,人们缺乏国家观念等弊端,加之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束缚,传统的封建保守意识还根深蒂固。因此今后在发展建设上应注意强调开发水陆交通、增辟耕地、发展农林及其它多种经营的同时,更要着力普及教育事业,提高该地区民众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可以看出,上述作者都力求把地理科学与提高民众素质结合起来,在治学方法上也注意改变过去那种“闭门造车”式的学究方式,走出书斋,进行野外考察和社会调查,注重科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相互结合,因而其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均较强,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更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
除此而外,其他还如殷祖英的《城固县气候志初稿》、郁士元的《地理测绘与地理教学》、刘慎鄂、薛贻源合写的《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等文也都是严谨求实、学术价值较高的科研论文,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由于当时处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战乱年代,加之人力、物力和经费等严重匣乏,《地理教学》复刊不久又很快陷入停顿状态,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3月才在北平又一次正式复刊。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由黄国璋教授主特倡办的《地理教学》,在上述众多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扶持下,在当时不仅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激发人们抗日信念的作用,同时也打破了学术界、教育界长期积淀的沉闷气氛,显示了教学、科研上的整体实力和学术水平,对我国西北地区抗战时期在地学教育、普及和学术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徐象平，来源：《人文地理》，1994年0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