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召开时，在全国五十三位党员中有一位极为引人注目的名字——缪伯英。

缪伯英，是中共一大召开时唯一的女党员。她英年早逝，而且自憾“未能战死沙场”，但她同样在中国革命史上与日月同辉。

缪伯英

一

清朝末年，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现名开慧镇）出了两位秀才。一位是枫树湾（现名飘峰村）的缪芸可，一位是板仓冲的杨昌济。缪芸可大女儿叫缪伯英，女婿叫何孟雄；杨昌济小女儿叫杨开慧，女婿叫毛泽东。

17岁的缪伯英，很快就接受了新思想，并成了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一位爱思考，而又以稳重著称的优秀学生。

缪伯英一进校便结识了来自溆浦县的大家闺秀向警予，并与之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她们在同一个班，向警予性烈似火，而缪伯英则稳重平静，同学们都交口称赞她们是一对志同道合、刚柔相济的新女性。

曾与缪伯英同窗三载、后来担任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姜国仁称，在其记忆里，当年的缪伯英不爱打扮，不爱说话，但文章却写的极漂亮，有些男孩子的风度。

1919年5月28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代表云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联成立大会，决议全省学生从6月3日开始实行总罢课，予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3日，湘雅医学院、第一师范、岳云中学等20多所学校相继罢课，缪伯英积极响应学联号召，也参加了所在学校的罢课。

二

7月，缪伯英毕业，她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并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女高师录取。全家人为之高兴，父亲七贷八借，才为缪伯英凑足了去北京的费用。

9月初，缪伯英坐上了北上的火车，踏上了人生旅途新的征程。

五四运动后的北京，一派“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缪伯英进入女高师不久，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同乡会上，结识了北京大学政治系旁听生何孟雄。

何孟雄是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中村乡龙潭瑶族村人，生于1898年6月2日，原名定礼，字国正，号孟雄，以号代名行世。何孟雄在长沙求学期间，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交往密切，建立了革命友谊。

缪伯英在何孟雄的介绍下，加入了北京大学工读互助团，并经常到北京大学看书读报，听热血爱国人士演讲，她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 的社会理想的追求，与工读互助团的十几名女学生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十七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了洗衣店。此举轰动了北京新闻界，不久，北京出版的《妇女杂志》刊登了她们的照片。

1920年2月，工读互助团解散。这时，缪伯英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了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文章，又在北京大学多次聆听了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从中受到了很大启迪。由于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各种问题而结识了李大钊，并有幸成为李大钊的学生。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女战士。 3月，缪伯英加入了在李大钊倡导下，由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19名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立即着手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全文和《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家潜心研读，热烈讨论共产主义原理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一些文章，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中国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三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宣布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缪伯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团员。

接着，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从青年团的优秀分子中吸收了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等五人入党。　

四

1921年10月9日，是个星期天又是重阳节，何孟雄、缪伯英举行了婚礼。因两个人的名字中有“英”“雄” 二字，后来被誉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英雄夫妻”。

婚后，缪伯英和何孟雄这对革命伉俪租居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五号，他们的寓所被党指定为党组织的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途经北京时，就住在这里。

缪伯英是北师大党组织的创始人。1921年秋，以北京女高师和北京高师的党员为主组成的中共北京西城支部(亦称北京师范大学支部)成立，缪伯英担任第一任书记。

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增加，缪伯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研究、分析和思考问题，特别关注妇女的解放。在《家庭与女子》一文中，她发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冲决封建罗网，做时代的新女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贯彻党的一大提出的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于1921年8月11日决定，在中国产业中心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缪伯英受命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秘书兼妇女部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编委。

何孟雄此时是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要领导人之一。缪伯英和何孟雄入工厂、下矿井、进车站，深入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石家庄等地，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与工人促膝谈心，广交朋友，了解工人疾苦，给工人宣讲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二七大罢工中工人领袖的林祥谦烈士，就是从缪伯英、何孟雄的宣传中才第一次听到马克思、列宁的名字，并从此耳目一新，知道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

1922年8月，缪伯英根据中共“二大” 通过的《关于“民主大同盟” 的决议案》和所提出的“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的要求，在北京开展了“民权运动大同盟”。接着，她又南下，帮助南京革命者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缪伯英接受党组织派遣，赴张家口协助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1923年，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此时已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2月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出兵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 。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杀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位同志奋笔疾书，在北京骑河楼秘密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到处散发，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工人阶级反抗军阀政府的革命热情。与此同时，他们到长辛店等地迅速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开展募捐活动，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摆脱暗探的跟踪，把党组织的温暖带给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鼓励他们与敌人斗争到底。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召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缪伯英代表妇女界发表演讲，她列举了军阀政府外交无能、内政混乱的种种事实，号召国人改革政治，收回民权。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为缪伯英的这种精神所感动，热情地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五

1924年6月，因党内出现了叛徒，供出了缪伯英等一批共产党员的名单，缪伯英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缪伯英在中共北方区委组织下，转移到湖南老家。此时，何孟雄因患重病，党组织决定他随缪伯英一同返回长沙治病休养。

缪伯英回到长沙，被她的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聘为女师附小主事（即校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代表区委找缪伯英谈话，分配缪伯英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妇委书记，领导全省的妇运工作。此后，女师附小便成了中共湘区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她以附小主事的身份，经常接待中共地下工作者。

1925年3月，中共湖南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缪伯英任主任，而她的公开身份则为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负责人。缪伯英号召各县迅速组织女界联合会，积极开展为妇女和妇女团体争取权益的斗争。

3月12日，孙中山不幸病逝，全国举哀。为唤起民众，参加革命，缪伯英与李维汉、易礼容、郭亮、萧三等人经过精心筹备，在军阀统治下的长沙举行了由各界人士参加的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 ，缪伯英代表妇女界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演讲，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伟大的一生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同时，在她的组织下，女师附小的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高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毛泽覃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日货的斗争。为声援青岛、上海工人的反帝正义斗争，长沙女学生还在缪伯英的领导下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她们冲破封建思想，昂首阔步，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向群众宣传反帝反军阀的道理，组织募捐活动。6月5日，长沙学生冒雨举行游行示威，男生赤着脚，女生则也光着脚板或穿着露出脚趾的草鞋。他们一手抹着头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反帝、反军阀口号，长沙市民无不为之感动。“女子赤足游行”，一时成为轰动长沙的新闻。

当时，缪伯英弟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参加了募捐队，投入了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学生运动。缪伯英引导他说:“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不打是不倒的，你看英、日都是一个不大的岛国，为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呢？因为它们军事力量强。弟弟！你初中毕业后，最好去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好准备。”

1925年初夏，何孟雄奉命由长沙返回北京，接受新的革命任务。留在长沙的缪伯英，于6月25日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给儿子取名何重九。因为她要为革命四处奔走，时常不能回家，因此，何重九刚出生，就由她母亲照料。

1926年1月，缪伯英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长。随后与湖南代表团赴广州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她坚决维护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痛斥了国民党内部“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

从广州回到长沙后，缪伯英接连开展了许多重要活动。

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老革命家李维汉在回忆缪伯英在湖南的工作时，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两年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方面做得很出色，有显著的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六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重心由广东转移到长江流域，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武汉。何孟雄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到武汉担任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员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将缪伯英从长沙调到武汉，以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的身份，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开展妇运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开始在武汉分共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宁汉合流”，武汉一片白色恐怖。9月，中共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缪伯英与何孟雄也随同前往上海工作。

到达上海后，缪伯英担任中共沪西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1928年10月增补为常委），负责农委兼军委工作。以后又担任上海沪东、沪中、沪西区委书记等职。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内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女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上海的“十里洋场”， 缪伯英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工人运动之中，她不断改名换姓，有时化装成教师，有时打扮成女工，每天天不亮出门，深夜才归。

1928年3月20日，缪伯英又生下女儿何小英。女儿刚刚满月，她又投入了紧张地工作。 当时，缪伯英和何孟雄住在租界内，居无定所、食无定时。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有时她就装着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她曾多次对帮她带孩子和照应家庭的堂兄缪卫云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紧张而又艰苦的超负荷工作，加上两个孩子的拖累，严重地损害了缪伯英的健康，她一下子病倒了。

缪伯英的病情每况愈下，于1929年10月住进了上海仁济医院。

缪伯英病危时，拉着何孟雄的手说道：“我既以身许党，就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辞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善待重九、小英两儿，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说完，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缪伯英，带着对党的未竟事业的遗憾和对亲人的深深眷恋而离开了人世。

缪伯英去世后，儿子何重九由缪卫云送回长沙，女儿何小英则由党组织安排给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带养。

1930年4月，缪卫云的儿媳黄淑芝将何重九送回上海。此后，何重九、何小英就由黄淑珍抚养。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何孟雄与林育南、李求实、柔石、欧阳立安等三十五人被捕。第二天，黄淑珍以及何孟雄的两个孩子也被关进了监狱。

2月7日，何孟雄与林育南、李求实、柔石、欧阳立安等二十四名同志在龙华英勇就义，年仅三十二岁。黄淑珍被判刑。何重九、何小英关押一年后，被送进了孤儿院。

1932年，日军在上海向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何重九、何小英失散在战乱之中，党组织虽多方寻找，也无结果，至今仍下落不明。

（作者：孟昭庚，来源：中国老区网，2020年8月18日，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