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现代意味的中国女子教育，是在晚清先进知识分子自强图存的呐喊声中发生发展的，它折射着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励精图治的沉重警醒和殚精竭虑的探索，氤氲着社会变革与妇女解放的时代特质。像诸多思想先驱者一样，鲁迅对传统中国女性的命运寄予深切同情，对现代女性发展及其现代女子教育倾注了满腔热诚。其在２０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女高师和北京女子师大的教育实践，充分彰显了他对中国现代女子教育的诚挚关怀和历史贡献。

（鲁迅）

一

女高师，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其前身可溯及清末 １９０８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１９１９年４月改制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简称“女高师”。女高师的出现，标志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的从无到有，从而改变了当时的女子教育教会学校独大的格局，对中国现代女子教育以及男女教育平权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六年，即：１９２４年６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简称“女师大”。三年之后，即１９２７年８月，“女师大”并入“国立京师大学校”。由“女高师”而“女师大”，正值民国初期的动荡乱世：五四运动的潮起潮落，北洋军人的轮流执政和社会民众运动的参差迭起。社会情势的波诡云谲错综复杂，对于这所最早的国立女子高等学府而言，既带来了发展机遇也隐埋了举步艰辛。一方面，它为政府当局最高教育管理机构所统辖，集学界名流于一堂，荟萃全国各地女学菁华，堪为女学资源优势团体；同时，又因比邻北大，位置于新文化运动腹地，得以亲聆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精英的教诲，深受政治的思想的文学的五四运动的熏染，得时代风气之先，独领风骚于女学界。另一方面，因时局不稳危机四伏乱象横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力量的分裂转向，它又不时陷入困境险境，峰巅谷底地浮沉，羊肠徐行，跋涉得极其艰难。显然，种种历史机缘造就了“女高师”和“女师大”，其情状不失为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发展中的一个代表或缩影。

鲁迅和现代女子教育结缘，始于１９２３年７月，应时任北京女高师校长许寿裳之聘，在女高师国文系小说史科兼任讲师，这是鲁迅继１９２０ 年和１９２１年先后受聘北大和北京高师之后又一次接聘。不同的是，这回所面对的是一群经五四运动洗礼的个性解放追求进步的“女学生”。同年１０月１３日，鲁迅开始到女高师讲课。１９２５ 年１０月，他被改任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直至１９２６年８月离京去厦门为止。任女高师小说史讲师之前，鲁迅在北大和北高师的小说史授课就取得了异常成功。当年的学生魏建功，回忆１９２２年秋第三度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情形道：“小说史上课时间排在星期二上午第三、四堂，教室在沙滩红楼西北角上，四楼或三楼记不清了，每星期二上午第二堂课还没下，就有赶来听小说史的人，等在教室外边走廊里”，听课的有本校生、有旁听生，也不乏外校生，有时竟至人满为患。鲁迅饮誉京华教坛，既在于他的敬业不苟，“总是先把讲义发给学生，并且在上课时总要先校正个别错字，然后才开始讲”；更在于他积学丰厚以及对中国小说历史的稔熟与机锋独致的诠释。执教该课之前，鲁迅对中国古小说已有专门深入的 研究，并辑有《古小说钩沉》 文稿，后更名《中国小说史略》与《呐喊》一并由新潮社出版。该著述的问世，首次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同时又提供了新的观点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方向，被后人誉为“既有筚路蓝缕之功，又巍然为一座学术丰碑”。鲁迅讲课，不照本宣读，不抽象笼统，恰当例证，具体发挥，连类而及，重点分析，独见频现，给听众长时间的激励并鼓舞。鲁彦回忆说：通过小说史的教学，鲁迅先生在“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里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

（鲁迅聘书）

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６年８月，约三年的时间里，鲁迅在女高师及女师大讲授小说史近８０课时，授课风格一如既往毫不二致，深受女师学生的欢迎和敬爱。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指出，鲁迅先生讲小说史，既注重文史流变的梳理与辨难，也关切与之联系紧密的文化思想的剖析和批判，讲述不限于讲义，但常常结合课文立足现代针砭古今，驳虚妄斥礼教，引导学生在逡巡古代文史之林的同时，磨砺胆识。如此讲授不仅有助于深入浅出地演绎中国古代小说，拉近古今的距离，拓展学生的阅历；对日渐“觉醒”的“女学生”，更富于积极的思想启迪意义。聆听过鲁迅授课的女学生回忆道：鲁迅在讲六朝鬼神志怪小说时，就曾指斥“魔鬼”本质的虚弱，鼓励人们勇猛的“扑向它吓退它”，由此而悟到“他是要我们勇敢，要我们前进，不要我们畏惧怯懦”；鲁迅讲到传奇，则“批评宋不如 唐，其理由有二： （一）多含封建说教语，则不是好小说，因为文艺作了封建说教的奴隶；（二）宋传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泼，失于平板，对时事又不敢多言，因忌讳太多，不如唐之传奇多谈时事”；讲到宋江故事时，鲁迅则说：“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人生。故看故事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里面”。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楹中的狮虎，有楹才可以细细地看，由细看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切不可钻入，一 钻入就要生病”。如此文学观点不仅正确． 对于当时为各种庸俗、荒诞小说麻醉的青年更有着清醒头脑的作用。诚如许广平言：“虽说是讲《中国小说史略》，实在是对一切事物都含有教育道理，无怪学生们对于这门功课，对于这样的讲解都拥护不尽，实觉受益······鲁迅的讲学，他的说话，和演说时的讲话风格虽不同，精神则是一致的”。

二　

演讲活动，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是传播新学激荡思想的重要形式与途径，尤为五四时期的教育精英们所重视。有感于“我国近年所以世风日敝民俗日偷者，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学术销沉实为其重要之一因。教者以沿袭塞责而不求新知，学者以资格为的而不重心得，在教育界已奄奄无气，如此又安望其影响及于一般社会乎”！ 鉴于此，蔡元培等人于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０日，“特仿外国平民大学之例”发起成立讲演会，拟“请国立高等学校各教员，以其专门研究之学术分期讲演，冀以唤起国人研究 学术之兴趣，而力求进步”。被鲁迅誉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先锋”的北大，秉着“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广纳海内外贤哲、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精彩演讲。据史料显示：仅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５日至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９日期间，北大举行各种学术演讲活动累计５８次之多，涵盖数理、法政、经济、教育、英语、文史哲和书法艺术等学科领域。和北大有着广泛密切联系的女高师及后来的女师大，情形也大抵如此。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无不激励着莘莘学子追求自由、探索真知的科学民主精神和对社会改造的参与意识。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在北京女高师文艺会的讲演。该文艺会是女高师著名的学生社团组织，成员一度多达３７人之多，后来蜚声文坛的黄庐隐、冯沅君、苏雪林以及知名社会活动家钱用和、陶玄皆在其列，石评梅、陆晶清、许广平、刘和珍、缪伯英、张挹兰、陶淑范等皆有那一时期女高师的背景。该会“以研究文艺为宗旨”，成员为“本校同学自愿研究文艺者”，“本校毕业同学及师长”则充为“特别会员”。它主要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期刊》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后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镌》）。由于该会刊身份双重，即是女高师文艺研究会及女高师学生自治会“全体会员商量学术，发表思想的机关”，始终都得到了来自新文化精精英们的悉心指点和热情支持，蔡元培曾为其题写封面，在校园内外有着积极的影响。二是“讲演部”，主要负责开展“定期讲演”与“特别讲演”，前者为会员讲演，后者则是请“校外名人或本校教师莅临讲演”，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李石曾、黄炎培、陈宝泉、梁漱溟、梁启超等社会文化名流以及海外著名学者杜威、罗素、勃拉克、爱狄夫人、爱罗先柯等，都曾留下过声音或篇章。“首开文学革命业绩”的鲁迅，兼得课坛魅力，被忝列“特别讲演”乃应有之义。不同寻常的是，鲁迅本次讲演的内容及其所揭示的命题，不仅论思独响而且意味深长；鲁迅固有的犀利与睿智、凝重与冷静更是毕现无遗，故被目为关于中国现代女性解放与发展的思想经典。也许正因为如此，该讲演作为著名文献，收入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北大演讲百年精华》。本次讲演的不同凡响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鲁迅把更多的关注聚焦于“娜拉”反叛的现实性问题．上，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洞察“出走”的娜拉行将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坦言娜拉式“出走’，不是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

易卜生作为欧洲社会问题剧的创始人，以其敏锐的才思和杰出的才情，被誉为继莎士比亚、莫里哀以后欧洲戏剧的第三座高峰，对近代戏剧发展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尤其善把当时社会诸如道德、宗教、法律教育、妇女地位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和舞台艺术结合起来，并突破当时流行剧以故事叙述为主干的、结尾圆满的形式，采用现实社会中尖锐问题为剧本冲突的中心，主张以道德改善和个人主义的“叛逆精神”来改革社会，而且结尾大多不作任何直接评论。《娜拉》发表于１８７９年， 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剧本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挪威中产阶级男女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关系。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勾画了作为丈夫“海尔茂”的自私、虚伪，与此相比照的则是作为妻子“娜拉”的纯洁、忠诚、善良和热情。全剧在娜拉终于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丈夫手中的“玩偶”而毅然离家出走时落幕，至于“娜拉走后怎样”则不得而知。《娜拉》剧充分表达了那一时期资产阶级女性的觉醒与反抗，也是易卜生对妇女解放这一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尽管以剧本论，《娜拉》缺点甚多，远不如作者的《国民之敌》、《海姐》等剧，但因其所揭示的女性尊严及其人格独立等问题，皆事关妇女解放这一当时重大的社会现实性命题，而这一命题业已成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因此，易卜生及其《娜拉》极为倡导新文化的人士所激赏。文学革命先锋大将胡适，对“易卜生主义”不遗余力的大擂大鼓：“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注意的易 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新青年》更是不失时机地隆重推出“易卜生专号”。一时间，“这位北欧的大文豪作为文学革命家，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以致茅盾１９２５年在《文学周报》撰文道：“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后来阿英也在文章中回忆道：因契合了“五四”社会改革的需要，“易卜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就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新的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喜爱他，也几乎没有一种报刊不谈论他，在中国妇女中出现了不少的娜拉。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然而，众多的“欢呼”声浪，更多的是醉心于易卜生的战斗的个人主义；对于‘“娜拉’也多瞩目她“反叛”的姿态，至于“娜拉走后怎样”这样迫近而重要的现实性命题，则思虑不多。或许是对积弊沉重的现实黑暗有着一份比常人更为峻急的清醒，或许是对中国女性命运有着更为深入的体察和同情。相对而言，鲁迅对“娜拉”的前途与未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并发出迥然不同却掷地铿锵的声音：“出走”的娜拉，最终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析论道：离家的“娜拉”，犹同一匹出笼的“小鸟”，外面有“鹰”或“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侵害与威胁如影随形；此外，“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十分了然，在鲁迅看来，在现实社会环境尚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娜拉式的“出走”不是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事实上，后来“娜拉”们的命运演绎，并未出离于鲁迅当年的析论。从文学世界《伤逝》中的“子君”、《日出》中的“白露”，到现实社会里的女高师学生李超，作家丁玲、萧红、苏青、张爱玲等等，哪一位不是出走的“娜拉”，哪一位没有体验“出走”后的苍凉。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人的觉醒的思想潮流中，娜拉的形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原型。她的离家出走，构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行为方式······娜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五四’这一代人”。关于《娜拉》，鲁迅的思虑没有止步于其勇力与决绝，而是透过其反叛的姿态更进一步洞见了严峻的“以后”，如此“冷静”与“尖锐”，较之此前一味强调和颂扬“攻击社会，独战多数”的易卜生主义，无疑更多了一份厚重与深邃；对觉醒于“五四”的“女学生”们以及方兴未艾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失为一种深谋远虑性质的警醒与鞭策。

其二，鲁迅以为在旧的“经济制度”尚未改革之际，“娜拉”的当务之急是用剧烈的深沉的韧性战斗取得与男子平等的经济权。

作为“反抗”的同路人和“独战”的先行者，鲁迅深谙“梦醒无路可以走”的痛苦，更领味“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的寂寥与凛然，对中国“娜拉”们的现实困境感同身受。就“娜拉”如何自救而不作“傀儡”这一命题，鲁迅提出当务之急是谋得“经济权”的主张，即：“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 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他直言 道：“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但同时申言：“经济方面的自由”，只是“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很清楚，鲁迅有关“经济权”的主张，主要基于“经济”之于“生存”的“紧要”关系来考虑的，是针对切近的“有机体”保障需要而提出的。鲁迅对于‘经济权’的伸张，无疑切中了中国“娜拉”们的“命门”。在“三从四德’的传统社会里，女性无任何“平均分配”和“相等势力”可言，即便在鲁迅讲演之时，民国已建立十年之久，有关 “女儿平等权利”的问题， 仍悬而未决。

更为重要的是，鲁迅一面看到“经济权”的“紧要”，一面也洞悉“经济权”实现的烦难。他指出：因为“不免面前遇见敌人”，看似“平凡”的“经济权”，远较“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运动更为烦难”，唯有“剧烈的”、“深沉的”和‘韧性的”战斗才能获得。所谓“敌人”，不言而喻。由于传统的父权文化根深蒂固及其社会转型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参差错节，虽然“女儿平等继承权利” 原则，最终为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的《民法》所采纳，根据民国民法的文字规定，女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享有和儿子一样的继承权；但在实践中法庭因为种种理由给予女儿的权力常常要少于民法所规定的。而当时因“经济权”的问题，女子受困顿被戕害事件屡见不鲜。五四时期，因抗拒包办婚姻出奔京城求学而被兄长断了经济来源以致贫病毙命的“李超事件”， 就发生在女高师。对此，北京教育界曾为之举行追悼大会，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黄日葵、罗家伦、梁漱溟、张国焘等皆到会并发表演说，胡适还专门著有《李超传》。该事件所反映出的“父死子继”的父权统治对妇女的残酷性，及其所涉及到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有女不算有后”等封建意识问题，引起了思想界与文化界的重视，并由此把妇女解放问题和贞操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但是，该事件中迫人致死的其兄长竟“函其同乡大骂女士执迷不悟死有余辜”；而且，时掌女高师的毛校长，也以“该校前故学生向无追悼大会”为借口反对“举会”，甚至“独未至且无挽联”，以致引起舆论愤慨。

从这一轰动事件所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我们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一边愤言：“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炉子，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一边仍不失希望：“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的，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当然，鲁迅了然：“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如此言论，示意着经济权利的获得仅仅是男女平等的开端，经济制度的改革才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激励人们在社会改造中获得根本的解放。对这一相去不久的情形，在场聆听本次讲座的《娜拉》剧迷们，感悟犹切。“这个讲演，对听众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年的亲历者许羡苏曾如是道。

三

社会动荡风潮迭起学潮不息，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社会一大特征。如此社会情势，固然与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对社会控制力弱有关，自然也和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想解放、民众对民主自由诉求呼声日高以及国民革命运动蓬蓬勃勃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仅学潮而言，那一时期此起彼伏的，大都与时政、经济、教育紧密联系。由于近代中国特殊国情所囿，晚清始，新式学堂便是新思潮涌动的中心，青年学生便是民主运动的弄潮儿，五四时期亦复如此。亦学亦政现象的普遍，致使纷至沓来的学界风潮时常脱不了复杂纷扰的政争影响，因此对于当时迭次兴起的各色学潮，始终褒贬兼杂。

　“女师大风潮”，就其历时之久、关涉之众、冲突之激烈及其社会反响之强烈论，堪为一时学潮之最。该“风潮”从１９２５年１月起到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止，由“驱羊运动”和“反对章士钊”前后两个阶段组成。其最初的缘起，校长杨荫榆的任意专断是直接诱因，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她在五四个性解放、男女平权运动日益高涨之际，仍抱着“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这一封建色彩极浓的办学理念不放，视学生种种抗争为“勃奚谷相向”，一意孤行而招致师生的反对。更不堪的是，她在竭力“整顿学风”的段政府的支持下，为压制学生竟不惜动用警力武力，直至学界公愤而不得不黯然去职。某种意义言，杨荫榆实在是位“亦新亦旧”的社会过渡型人物。较之于旧时传统女性，她有着极可称述的“新潮”资质：家学渊源，留学日美，对东西洋教育皆有研究，曾被称为是一位与最新教育潮流接近的女教育家和纯粹的学者；此外，作为最早的职业知识女性，她和女师大渊源深厚，在五四前就曾任教于斯并兼任学监主任三年，颇有口碑，这也是她一度为女师学生所欢呼，因此而成为第一位国立最高女子学府女性掌门。然而，走马上任后杨荫榆也委实“旧”得可以。所有这些，在当时女师大《驱羊运动特辑》和鲁迅大量文章中都有揭露，《京报》、 《申报》、《晨报》、《妇女周刊》等也曾一一披露。 章士钊，“女师风潮”矛头另一重要所向，曾经的反清志士，五四运动后的复古主义者，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６年间，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负着段政府“镇定学界”的厚望。他认为：“凡未成年之女子，殆无不唯家长阿保之命是从，文质彬彬，至可爱敬”，指斥“女师风潮”“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伪托文明，肆为驰骋，仅愿者尽丧所守，狡黠者竟无忌惮，学纪大紊，社教全荒，如吾国今日女子之可悲叹者也”。故此， 本着“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命”旨意， 他一改上任伊始更换校长平息学潮的初衷，力挺杨荫榆，决计“依法从事，绝不姑贷”，致使风潮旷日持久，严重创伤教育，终因段政府的湮灭而远遁。毫无疑义，“ 女师大风潮”对于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寓意深远：不仅意味着在五四运动的涤荡下，贤母良妻主义女学范式的彻底“破产”；同时，还意味着求人格独立反专制压迫业已成为“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强烈心声和自觉韧性的抗争行动。这种孕育于五四思想语境的精神，不仅成为２０世纪 ２０ － ３０年代妇女运动的内在动力，而且对于整个２０世纪女性发展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因素种种，鲁迅成为“女师大风潮”事件中的焦点人物。飞长流短毁誉荣辱，既构成了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上最为纷繁芜杂的历史片断，也成为鲁迅迄今备受“讼论”的方面之一。平心而论，鲁迅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 虽不乏“浓墨重彩”， 但始终“淡入淡出”，或者说，其前后经历了一个“旁观－介入－领导－淡出” 的过程。确切地说，“风潮”初期，鲁迅一直“缄默”着，关于这一点，鲁迅日记和相关研究皆确证无疑。尽管此前，１９２４年４月底，因对新任校长杨荫榆的专断不满，女师曾酿过“风潮”，十五名教员联名宣布辞职，其他教员也相继停止教学，鲁迅则应学生柬邀前往调解；同年８月，因与杨荫榆治校方针意见相左，鲁迅“寄还女师范学校聘书”，宣布辞职，最后在校方诚挽下作罢。之所以“风潮”初始时期作“壁上观”，显然和“许寿裳与杨荫榆是一种上下交接的关系，而自己与许寿裳的关系又是众所周知的。出于洁癖，他不愿惹那种无谓的嫌疑”有关。鲁迅“介入”于“驱羊运动”拉锯期，应该说与时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干事许广平的“投书’相关。因杨荫榆的“恋栈”，“驱羊运动’陷入了僵局，极其苦闷的许广平，自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１日起，不断投书给自己的授业导师鲁迅先生请求教导。由于思想的相通和对青年学生的爱护，鲁迅无法再“局外人”。当“风潮”情势愈演愈烈，校长杨荫榆与教育总长章士钊上下联手，肆意蹂躏学生摧残教育，而《现代评论》又一旁恣意“闲话”混淆视听的时候，鲁迅愤怒了，至此义无反顾地置身于女师大学生反抗当局的阵营之 中。从代拟“呈文”、亲笔“５．２７’ 宣言，到状告章士钊，揭露杨荫榆，笔战陈西滢；到校务维持会的事必躬亲，宗帽胡同的义务授课，等等。“俯首甘为”与“横眉冷对”的鲁迅，为女师大最终恢复竭尽了心力，功成之后则全身退出：与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其他成员联名向政府当局举荐教育维持会主席易培基任校长，及时解散校务维持会，在欢迎新任校长的大会上代表校务会致欢迎词。

（1925年女师大部分学生合影“与子偕行”）

鲁迅在“ 女师大风潮”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于鲁迅的“卷入”，却一直有着所谓“某籍某系”的微词。当初以陈西滢的“闲话’为代表，当下也有同调，只不过进一步把相关的具体“背景”资源纳入了论域。“某籍某系”问题，其实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一种社会现象，非某种人力因素使然，纵因某种区域文化的趋同性而具一定的内聚力，但它并无严密的组织与排他性。物以类别人以群分，何况鲁迅时代的知识精英更是以文化志趣与精神诉求相揖别，诸如《新青年》不同于《甲寅》、《论衡》等等。诚然，“背景”资源的差异，分别培育了“某籍某系”的“幽愤”与非“某籍某系”的“优容”，但以此“挑剔”鲁迅的“卷入”，未免偏颇，与事实也有出入处。许寿裳，作为所谓“某籍某系”的一员和鲁迅的友好以及杨荫榆的前任，其辞职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据周作人回忆，许寿裳也曾是杨荫榆校长人选的举荐人。再者，此番“风潮”之前，鲁迅的所作所为，也足以明辨“某籍某系”的质疑。需要指出的是，因为“闲话”所引发的枝枝蔓蔓，《现代评论》与《语丝》睚眦相向，新文化力量再度严重分裂。对此，胡适痛心疾首：“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 不认得一家人”，“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鲁迅在辑集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稿时也不无感慨：“还不要满一 年，所写的杂感的份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什么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一任它怎样的浅薄，怎样的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下来。说的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了。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拔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名副其实‘杂感’而已”。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当年对于章士钊的许多守旧的主张及其长期内许多“浮夸”与“轻躁”的行为，学界普遍不满；当章士钊为压制学生擅自撤销“女师大”并以“女子大学”取而代之的时候，北大再度宣布“独立”以示抗议。但这一举措酝酿之时，北大内部曾发生过激烈的论争。有关“独立”的宣言，虽以微弱多数通过，后来的执行却一波几折。异议者主要感于：“北京教育界自从一九一九年底，发起反对傅岳芬的运动以来，在政争的漩涡里整整混乱了六年”，而“纷扰的效果”抵不过“各学校所受的牺牲”；因此，主张学校“脱离－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同人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各以个人的名义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等等。这实际上是对近代社会以来“亦学亦政”问题的反拨，也是近代学人为学术与政治纠葛“罹难’的一种反映。然而，“人类进入近代以后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有关，尤其在近代中国，思想上、教育上、文化上的任何一个问题几乎都有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因素存乎其间，欲拒不能”。曾竭力倡导教育独立的蔡元培、胡适，其一生何尝不是在“亦学亦政’中奔波。如此声音发生在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广大学生的反对之刻，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压迫势力的气焰，这也是鲁迅对《现代评论》“闲话”厉声有加的重要缘由。

总而言之，作为小说史课业先生，鲁迅注重以科学民主意识引导学生逡巡古代文史之林；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先驱，对于觉醒的“女学生”们以及方兴未艾的妇女解放运动，鲁迅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给予鞭策和警醒；作为学生敬重和爱戴的导师，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由此所折射出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抗暴精神不仅激励着时人，对现代女子教育发展也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总之，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秉持“知识分子”立场以其独具的人文学养和精神品格，为“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培养和中国现代女子教育事业竭尽心力贡献卓著。时值鲁迅逝世７０周年，缅怀其业绩重温其思想，不啻纪念。

（作者：何玲华，来源《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９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