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杜威、孟禄的中国之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科学化的进程,堪称中国新教育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其意义之巨,正如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高师”)教育科教师汪懋祖所言:“自欧战激荡世界,国人思潮为之一新。其间杜威博士来华,予吾人以新教育之概念与其涂辙;孟禄博士又指示实际的方针,益坚其教育救国淑世之信心,遂有全国教育改进之运动。”作为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高师学校,北高师对于两位西方教育家的中国之行,均予以积极关注。通过译介其思想,践行其理念,北高师已然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近代中外教育、思想交流的学术重镇,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北高师与杜威来华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20世纪西方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1919年4月30日,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杜威应邀来到中国。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足迹遍及中国江苏、直隶、山西、奉天、山东、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0余省,讲演多达200余次,对中国知识界、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北高师对于杜威学说的译介与实践

杜威来华是由北京大学牵头,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教育部、浙江省教育会联合邀请的,北高师一开始并没有介入。但是,随着杜威在华活动的展开,北高师也对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首先,师生们积极撰文译介其教育学说,进一步扩大杜威及其学说的影响。如刘建阳在《杜威学校与社会之进步》一文中阐发其“学校即社会”的思想,以学校作为社会的胚胎,“当大社会的模型;训练儿童使作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有服务的精神,自治的能力。”张佐时阐释了杜威“兴味与勉力”的教育学说,认为其“对于兴味在教育上的位置价值阐发尽致,诚足以为教授上的指针”。夏宇众翻译美国波士顿《教育月刊》的相关文章,详细介绍了杜威学说在波士顿师范学校的实践运用,包括具体试验的方法、程序以及所取得的成绩等等。这些文章与杜氏弟子在《新教育》、《时报》等刊物上发表的系列介绍文章交相辉映,为杜威访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直接译介,北高师还把杜威学说运用到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之中。王文培就撰文《杜威博士对于实业教育之意见》,针对中国职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中学是否应分文实二科,职业教育是否应附于普通教育之中,近又有大学校与实业专门学校或分或合之歧议。”“用特介绍杜氏之说,以见此项问题之一斑”。他指出杜威关于教育之目的,“不在造成器械的人格,乃在养成完善的人格”,而欲养成完善的人格,“则所学之知识对于社会必须有真实的价值,学校生活必须为社会标准生活,教育之性质必须为继续生长之活教育”。因此,“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得合而为一,互相辅助,以养成完全之国民而达教育之目的”。

师生们还把杜威的学说付诸实践。北高师的一些重要社团,如《教育与社会》杂志社和平民教育社,就是在杜威学说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成立的。邓萃英在《教育与社会》杂志社的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这个杂志,差不多可说是受了杜威先生的影响才产出来的。”姚以齐也说:“本社成立于民国八年双十节以前,恰当杜威博士来华之后。至本社之所以成立,直可谓由于受杜威学说之影响和感动。”任熙烈也说道:“民国八年,杜威博士来华讲演,同人因鉴于中国教育之不良,急待改善,乃组织平民教育社。”此外,工学会也明显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其《发刊词》就指出:“注重实行,不主张空言”,“从实地试验我们相信的一切新思想”,并把杜威的“一斤的空言不如一两的实行”奉为经典。

2.杜威在北高师的演讲与授课

由于杜威来华主要是北京大学和南京高师负责邀请,他在华第一年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和南京高师,仅到过北高师两次。第一次是1919年7月,参观北高师工程系,对学生们利用暑假期间,自己动手为学校盖了三幢教室表示极大的赞赏。第二次是1919年11月14日,出席北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发表了题为《学生自治》的演讲。在演讲中,杜威高度评价了该团体,说:“诸君在学校的自治,实在是养成将来国家自治的预备。诸君今日是在这里做民治的学徒Apprentice,将来就是一个大民主国里能自治的国民。”杜威和北高师关系开始密切是在1921年。杜威原计划1920年夏天回国,后经挽留又延长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杜威陆续在北高师发表了4次演讲。其中,6月22日在学生自治会的演讲是杜威在回国前夕做的“对于北京的教师和学生最后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结合北高师的情况,鼓励学生要专心于教育事业,增进职业的精神,以谋教育的改良和国家的强盛。他说北高师“学生都是有为的青年,并且我所教的一班,又是已经做教师、回来研究教育的,这种求学的热心使我永远不忘。以诸位的经验,真正可做组织事业为社会的中坚,应当先由自己以身作则,然后推而广之,增进你们的学问、提高职业的精神。诸位在师范所得的知识将来都极有价值,而特别学科研究的心得尤其能给社会上许多好处。还过于所学的知识外,最重要的、不要忘记的就是对于教育要有信仰心,然后心才可专。这种职业的精神和为教育而牺牲自己的毅力,较你们所学的知识格外可贵”。

在这一年里,杜威还给北高师教育研究科的学生讲授了两个学期的“教育哲学”课,获得了学生一致好评。如 之记载:“杜威先生之教授我们的论理学及教育哲学,每次上堂,都用打字机印好本章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以及本章的大纲,讲演时,即按照大纲讲下去。前后所用的两本书:`How We Think'和`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两本书都是他自己著作的,但是他还下充分的预备功夫。”学生们非常重视杜威的授课。如常道直就对杜威的每一次授课,都做了详细笔记,并将笔记进行了整理,以《教育哲学》为名,在《平民教育》第26、27、28、29、30、31、33、34、35、38号上连续刊出,以便“使那没有机会听讲的人,也如同亲自聆他的言论一样”。1922年,商务印书馆将该讲义汇编成《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杜威亲自作序,明确表示对常道直的感谢:“序者欲表示对于常君之谢意,因其费心力将其讲词发表出来并译之成华文,俾多数人得以受其益,并望此讲词能供兹所指出之宗旨之用”。

  北高师平民教育社欢送杜威博士及其家属返美（前排右五为杜威）

二、北高师与孟禄来华

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在教育史、教育行政、比较教育等领域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曾任美国国务部教育研究会研究员、美国国际教育学会远东部主任、世界教育会会长等职。早在1913年孟禄就曾来华考察过教育,但“为时既短,故其评论中国之教育多得自浮面之观察,而鲜鞭辟近里之谈”,影响不大。1921年杜威离华不久,孟禄再次访华,并以其丰富的教育经验,积极参与中国的教育活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发展。

1.北高师与孟禄中国之成行

孟禄是在北高师陈宝泉、邓萃英等人的力邀下决定再次访华的。1919年冬,陈宝泉组织师范学校校长欧美教育考察团赴美考查,“得孟禄博士析疑指导之益尤多”,于是邀请孟禄来华调查教育状况。孟禄欣然应允,但因诸多原因未能成行。1921年夏,孟禄应邀作为校董之一来华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行前,他致电中国教育界,愿借此机会践前日之约,邓萃英即以其弟子的身份和严修、范源廉等人,电请孟禄延长旅行时间,以调查各省教育。

北高师联合教育界人士组织了“实际教育调查社”,负责筹划孟禄此次调查与讲学事宜。该社《启事》说:“曩者尚志学会、讲学社及北京各校会迭约杜威、罗素诸先生公开讲演,促进文化,国人之思想界为之一振,教育理论方面,其成效故昭然可睹,然此理论如何而可施诸实际,则非集合学识经验丰富之教育家为实际的调查研究不易为功,故同人等应时势之需要,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该社的筹备处就设在北高师,校长邓萃英被公推为筹备处的临时主任,教育科教师王文培、汪懋祖为协助。考虑到孟禄来华“不通中国语言,不识中国情形……于四月之间,调查八九省之教育”的情况,筹备处从“调查事项”和“调查方法”两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关于“调查事项”,他们认为应该调查学制及其施行之机关,包括“教育行政机关(教育部、教育厅、劝学所)、各种学校(初等、中等、高等)、教师训练(师范讲习所、初级师范、高等师范)、学校经济和学校设备”。关于“调查方法”,他们提出了5种方法:“(1)不专注重城市教育,乡村教育亦宜留意。(2)择一二代表省份为详密之调查。(3)在同一地方尽力视察各种之学校。(4)请教育部通知各省先事预备以备咨询。(5)备相当表册以便搜集调查材料。”此外,筹备处还制定了“孟禄博士调查学校行程表”、“孟禄博士参观北京学校日程表”、“学校普通状况填写表”等,并将调查区域分为四区:北京、保定、太原、开封为第一区,南京、无锡、上海、杭州、南通为第二区,福州、厦门、广州为第三区,济南、曲阜、天津、奉天为第四区。可见,孟禄来华之所以能够成行,北高师是功不可没的,以至于“外间传说,本校包办此事,欲借孟羅(禄)之偶像,以扩展其势力”。对此,《教育丛刊》曾专门予以澄清:“夫年前杜威、罗素两博士来华,均由北大及他学团先期派人赴沪招待。此次孟羅(禄)匆匆抵京,他校既未推代表为博士长途之向导,本校为研究教育之最高之机关,自属责无可诿,而外间竟有误会,殊可痛惜也。”

2.北高师对孟禄教育调查的全程报道与思考

1920年5月20号,《平民教育》34号预告特刊《孟禄特号》,“本号论文除由本社社员自行撰述外,特请刘廷芳博士,杨蔭庆、李建勋、张耀祥诸先生担任著作,篇幅较前增多一倍有余。”1921年9月10日,《孟禄特号》于孟禄抵京当天得以刊行。特号刊载了范源濂的《范静生先生介绍孟禄博士文》、汤茂如的《孟禄博士来华之任务与中国之教育前途》、杨延庆在《孟羅(禄)氏的著作》、邓萃英的《孟禄之国家教育观》、张耀祥的《门罗(孟禄)眼中之中国教育》、王卓然的《孟禄先生论现代教育之趋势》、李建勋的《孟羅(禄)先生与哥校教师院及中国留学生之关系》等文章。特号选择孟禄到京当日,向国人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他的生平、著作、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并表达了对他即将在中国进行的教育调查的殷切希望。梁启超称赞此举道:“北高师者,国人所仰为教育界之总神经者也。其于今日之调查与擘画所负责任益重大。平民教育杂志,高师学团中一有为之高论机关也,今于先生来华伊始,丛刊特号以表欢迎,且以促社会之注意,吾知团中人必更有以张大先生之业,而为吾教育前途大有选矣。”除了平民教育社外,北高师其他团体也都积极开展了欢迎孟禄来华的活动。如学生自治会于9月13日召开了欢迎孟禄博士来华调查教育的大会,孟禄在会上发表关于《教育上之新潮流与师范生》的演讲。

北高师平民教育社欢迎孟禄博士

随着孟禄教育调查活动的展开,北高师《平民教育》和《教育丛刊》又分别于1922年1月25日和1922年2月特刊“实际教育调查号”,对孟禄的教育调查活动进行了高度的评价。黄公觉认为“去岁九月,我国有实际调查之设,诚为我国破天荒之举。其有裨于我国教育,至大至钜。”两号还详细刊载了孟禄教育调查过程中一些重要会议和演讲的内容。如曹配言整理的《实际教育调查社开会纪要》、《孟禄与各校代表讨论教育》;曹配言、郭威柏、谭书麟、黄公觉等整理的《孟禄在实际教育社提出讨论之问题》;陈宝泉、汪懋祖、陶行知整理的《孟禄博士与各省代表讨论教育之大要》等等。其中,《孟禄在实际教育社提出讨论之问题》一文与中国教育关系最为密切。该文详细记载了孟禄提出的关于中国教育的“学校的组织”、“学校的内容”、“学校的教授法”、“学校的效率”、“教授职业”、“学校经费来源”、“学校监察”、“成人教育”、“特别或特需教育”、“学校的建筑”、“私立学校与政府的关系”等11个问题及其意见。此外,《教育丛刊》还全文刊载了孟禄在沪的演讲《共和教育》、在保定的演讲《教育问题之新势力》、在太原的演讲《学生之机会与责任》、在南京的演讲《中国之学生运动》、在江苏一师的演讲《旧教育与新教育的差异》、在沈阳高师的演讲《学生运动之目的和效率》、在北大的演讲《大学之职务》以及在北高师附中所作的演讲《女子教育》。

在“实际教育调查号”中,王文培和王卓然以翻译和助手的身份,分别撰文表达了他们随同孟禄调查教育的感想。王卓然为孟禄教育调查的长路随员,据他本人所说:对于孟禄“考察时所发表的批评与意见,差不多我都有记录”。他把这些意见和批评都进行了整理,撰文《孟禄博士调查教育之注意点》,较完整地总结了孟禄的教育调查方法。此外,他还撰写了《孟禄在华日记》一文,详细记载了孟禄在华教育调查的事项,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王文培为孟禄在北京、保定、太原、开封第一区的随同调查员。在第一区调查完毕后,他即撰文《随同孟禄博士调查教育后之感想》,涉及课堂教授方法、教育经费、学制问题、学生出路问题、科学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方面。对当时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剖析,既肯定了成就的存在,也尖锐地指出了一系列问题,这对促进时人更好地认识中国教育无疑是大有助益的。

孟禄来华恰逢中国高师改大浪潮,北高师利用孟禄教育调查的结果,有力地批判了“合并派”的主张,论证了北高师升格师范大学的必然性。时任校长的李建勋说:“(一)博士此次参观之结评,谓中国缺陷太多,实属不错。但中学之教员即系高师毕业之学生,则中学办理之不良,即高师之咎也。(二)新学制一行,则中学改为六年,分为初高两级。而办理更不容易,此项人才,仍当由高师培养之。因为以上原因,知现在之高师,非改革绝不能适于存在。”更为可贵的是,师生们还超越了对孟禄学说的“简单肯定和否定”,认识到创造中国自己的教育调查理论的重要性。无羁在《孟禄博士去了》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他所供给的方法,也须加以考虑,不能盲从。在美国觉得是很好的方法,在中国不必一定好。”“欧美各国的文明,各能自成一个特殊的`式',就在他们国人肯努力创造一种和他们社会很适应的制度和学说出来。我们若是对于文化的创造,自己一点也不努力,没有真正的判别,纵令今天学的是德国式,明天学的是美国式,后天又学的是日本式,恐怕学了几十年,外国式还是外国式,中国的文化还是中国的文化,不见得会有长进……所以我们吸收别人的长处,固是要紧,对于别人指导我们批评我们的地方,也应该特别尊重,但是总不要忘却自己才好!”根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研究》一文考证,中国较早提出“新教育中国化”思想是在1924年的《中华教育界》，而明确提出“新教育中国化”问题,掀起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则到了1927年庄泽宣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而北高师学生能于1922年就提出以上看法,确实是极为可贵的。

三、余论

杜威、孟禄提倡的新教育思想,适应了五四时期广大师生追求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科学化的要求,在教育界产生巨大反响,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北高师积极参与两位西方教育家的来华活动,译介其思想,践行其理念,同时也在不断自我超越和成长的过程中,奠定了“国人所仰为教育界之总神经”的地位。

北高师成为近代中外教育、思想交流的学术重镇。1920年前后,裴南美、费特、博晨光、杜威夫人、德却尔、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梁启超 10等先后到北高师授课、演讲,形成了北高师办学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如周予同所说:“在五四前,北京高校里思想最活跃的,当然是北京大学。……依次下来,倘说受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之影响,因而学校风气开通的程度,我们高师便要算一个了。”北高师在中外教育交流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继杜威、孟禄来华之后,北高师对美国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博士的来华也予以密切关注。1923年3月31日,平民教育社召开了欢迎麦柯博士来京进行教育测量的会议,4月8日邀请其发表了《心理学家目中之教育哲学》的演讲,5月20日印行了教育测量专号。麦柯博士亲自为该专号撰文

《中国教育的科学测量》,介绍了他和中国教育家总结的关于中国教育测量如何展开的16条意见,并设计了67条具体的进行计划。该专号出版之后,北高师再次为中国教育界所瞩目。如姚以奇在《本社四年来的回顾》中提到的:“本专号出版之后,真有`纸贵洛阳'之概。而麦博士今年上期在北大、师大、燕大、女高师四校合组的心理测验班,暑假时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开实施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及该社第二次年会,讲演心理教育测验的时候,都说本专号是现在中国研究教育测量的绝好参考资料,劝听众都人手一本,这也可见本专号的价值了。本号共印一千八百份,现在只余十数册,而各埠尚纷纷来函购取,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此外,北高师对罗素思想也积极介绍,如夏宇众、书衡同编译的《罗素哲学里的科学方法》、王星拱翻译罗素的著作《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等。

在密切与西方教育家交流的同时,北高师也非常注重邀请国内教育专家来校演讲。这些演讲涉及的多是当时中国教育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张耀翔关于“新法考试”的演讲,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对旧式考试进行改革,因此,“到会人数众多,尤以中小学的教职员为最。足见我国教育界,对于旧教育的怀疑,大家很想来研究一种替代旧式考试的`新法考试'。”王文培讲述了自己陪同孟禄博士考察北京、保定、太原、开封等地教育情况的感想,“听者均极满意,呈一种快愉形色”。汪懋祖则是以一个教育学教授的身份,从历史的角度论述教育上社会的运动,“有条理,有系统,最后对于我国现在教育情形,加以论断,尤为切要”。此外,林长民的“恋爱与婚姻”、刘廷芳的“性的教育”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姚以奇回忆说:“尤以… …林长民刘廷芳诸氏听众为最多,每次都在一千人左右,将讲演会场———本校风雨操场,挤得毫无隙地,并有多少向隅,和立于户外窥听的。”

北高师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在国际教育思潮,特别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欧洲“新教育运动”的影响下,北高师师生皆热衷于研究和实践“新教育”。林砺儒曾指出:“在五四运动前后,北高师流行一种`新教育思想',称为自动主义、理想主义。”杜威、孟禄的中国之行,更进一步促进了北高师“新教育运动”的高涨。在教育民主化方面,师生们在全国最早成立平民教育社,创办《平民教育》杂志,开展平民教育,打破了特权阶级垄断受教育权的局面;多方面论证“男女同学”的必要性,并于1921年暑假开始招收女生,保障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主张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并在全国最早成立学生自治团体,实行学生自治,实现了教育过程和教学管理的民主化;积极投入谋求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提出了“彻底的觉悟”和“根本的解决”等激进口号,为保障教育民主化的施行做出了较大贡献。在教育科学化方面,师生们认为“解决教育问题,须一一秉之科学的方法”,相继投入到对教育统计和教育调查、教育测量和心理测验、教学法试验等的探索和实践中,涌现出了薛鸿志《教育统计》、《教育统计法》等著作以及刘薰宇的《河南省立第一师学校的现状》,李树声的《湖北郧山中学校现时状况报告书》,俞时鋐的《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概况》等一大批调查和统计成果。在教育测量和心理测验方面,张耀翔发表了《智慧测量》、《考试制度的研究》等一批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主编了我国最早的心理学刊物,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心理实验室,组织了中国最早的民意测验。在教学法试验方面,师生们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教学法进行了积极探讨,《平民教育》杂志创办了“设计法号”,康绍言、薛鸿志编译了《设计教学法辑要》、赵廷为编译的《道尔顿制的原理》等等。这些既说明了北高师已然成为新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又是北高师对杜威、孟禄新教育思想予以研究和实践的极好注脚。

（作者：杨彩丹，来源：《教育学报》第6卷第4期，2010年8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