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领域广泛，学术成就卓越。在白寿彝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经历了从进步学者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以其诸多开创性的成果，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民族史是白寿彝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白寿彝早年研究回族史，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的一些观点和中共延安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认识相一致。建国后，白寿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许多重要理论和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学习白寿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民族史的治学方法，继承和发扬白寿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于开创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白寿彝的学术实践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1928年，年仅19岁的白寿彝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次年，白寿彝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黄子通的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了多篇关于朱熹的论文。二十世纪三、 四十年代，白寿彝主编《禹贡》两期“回教”专号，发表《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等论文，出版《中国交通史》《中国回教小史》《咸同滇变见闻录》《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等著作，主持《云南清真铎报》、《益世报》之《边疆》半月刊。他的学术成就引人瞩目，在学术界赢得声誉。在白寿彝漫长的治学道路上，他“从研究民族史到研究社会史，从撰写中国史学史到编纂多卷本中国通史”，学术领域不断扩大，但是民族史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

白寿彝是回族， 对本民族的热爱促使他很早就从事回族史的研究。1935年，白寿彝创办《伊斯兰》半月刊，他在该刊第四期上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一文，呼吁重视回族史、伊斯兰教史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白寿彝将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称为“回教史”。在白寿彝主编的两期《禹贡》杂志“回教”专号上，白寿彝撰写了论文，也刊发了许多学术界研究回族史、伊斯兰教史方面的重要成果。抗战时期，他避难大后方，开始从事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系统研究，整理、点校回族文献，搜集云南回族史，特别是杜文秀起义的史料，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咸同滇变见闻录》，为回族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白寿彝步入学术界的时代，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以中国民族史研究为例，中国具有悠久的民族史撰述传统，从传统正史中的四夷列传，到不同时期留下的少数民族的专书，民族史方面的记述数量众多。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史的撰述出现了近代化倾向，近代形 式的中国民族史撰述则是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白寿彝指出，“所谓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的发展。梁启超倡之于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吕振羽等相继编写于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史。1941年李维汉主编的《回回民族问题》，“这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部专书”，“这书的名称虽叫《回回民族问题》，实际上，它对开展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包括民族史研究在内，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吕振羽于1948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行综合考察的最早的著作，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这一时期， 白寿彝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一个爱国者、一名进步的历史研究者，白寿彝热爱回族，也热爱中华民族。白寿彝自觉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结合。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面对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亡，他产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在代顾颉刚撰写的《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担负”。白寿彝参加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的工作，关心边疆民族问题，他在《禹贡》上发文，“指出了边疆同胞的最主要成分是少数民族，‘善处’各民族的关系，我们的边疆就可以成为反抗外国侵略的‘干城’。”白寿彝从事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认真搜集整理回族史料，在战乱时期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进行回族史研究。白寿彝在研究中强调民族团结。例如， 他研究清代云南杜文秀起义，强调起义中出现的不同民族的大联合。1946年，白寿彝在为纪念杜文秀起义而撰写的文章《丙辰九十年》一文中说：纪念杜文秀起义，“我们一方面在抚摩着往日的疮疤，一方面在追怀过去的光荣。我们的光荣是杜文秀他领导一切同心同德的志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共同向黑暗奋斗”。要吸取的教训，其中“一个是回汉间的关系， 一直还没有做到真正圆满的地步。”白寿彝指出，纪念杜文秀起义，“就该把这些疮疤早日消灭了，同时并要把过去的光荣从记忆中复活起来 !”白寿彝希望民族间和睦相处和强调各民族联合的感情真挚热诚。

参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方面回回民族问题研究工作的著名学者牙含章， 对白寿彝20世纪上半叶的回族史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他称赞白寿彝因热爱本民族而开展回族史研究， 认为“这是非常可贵的政治品质”，因为“任何民族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热爱本民族，关心本民族的发展前途；但他同时应尊重别的民族，关心别的民族的发展前途。”抗战爆发后，我国各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回回民族先进分子的白寿彝同志，毅然投身于当时的救亡活动。而从研究本民族的历史着手，由此唤起回族广大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抗敌精神，他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牙含章对白寿彝在国统区进行的学术研究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我们在延安很难看到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论述回族历史的著作和论文。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看到白寿彝同志的《中国回教小史》《元代回教人与回教》等著作与论文，我发现白寿彝同志早在本世纪30年代、40年代写的关于回族来源的看法，和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而在材料的占有方面，白寿彝同志的论著要比《回回民族问题》一书更为丰富，更有说服力。”牙含章的评价，指出了白寿彝由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发展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基础。

二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它“建立了全国各族人民平等、友爱、团结、合作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开始了全国各族人民自己新生的道路”。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白寿彝欢欣鼓舞。1951年他把自己撰写的一部回族简史题名为《回回民族的新生》，解释说：“我叫它‘回回民族的新生’，因为这几个字正说明了我们回回人民所置身其中的大时代，说明我们回回人民对这个大时代的喜爱。”1943年白寿彝曾编辑云南回民起义书籍——《杜文秀革命史料》，该书受到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阻扰，指令不准出版。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编辑回民起义资料的工作“受着各方同志们的鼓励和督促。”在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题记中，白寿彝满怀激情地写到：“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回族历史工作者，我真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光荣和骄傲。”

白寿彝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像建国后中国学术界许多进步学者的经历一样，白寿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用其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完成了由进步的历史研究者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变。白寿彝由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到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到他此后50年的学术人生。瞿林东指出，“白寿彝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白寿彝又是一位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史学家。这两个因素，使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具有深刻的和创造性的理解。”

白寿彝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新审视回族形成问题。他在1951年发表的《本国史课本里脱漏的一章：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同年出版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的理论，从共同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状态诸方面，对回族形成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白寿彝不是盲目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而是结合中国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他认为，如果拿斯大林四个民族特征来衡量回族，那么历史上的回族和今天的回族，都是不能充分具备这四个特征的，但是这“不能作为否认回回民族已经形成的理由。”如瞿林东所指出的那样，白寿彝“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并把它同自己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回族形成的时间问题上，1950年代初期，白寿彝主张回族形成于元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白寿彝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在1957年发表的《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一文中，深入分析了明初以来200年间回族经济生活、地域条件和共同心理状态的变化，指出“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回回的经济条件、地域条件和心理条件都已达到可以形成一个民族的程度。并且在同一时期，回回逐渐习惯以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成为回回使用的共同语言，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从元代说到明代说的变化体现的是白寿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重新审视回族形成问题的结果，是新的认识。白寿彝的这一学术观点为学术界多数学者接受。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原则，这在白寿彝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体现。白寿彝从民族平等出发，强调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肯定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主张重视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白寿彝在1951年发表的《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文中对这一思想作了集中阐述。在文章中，白寿彝首先指出，中国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除了极少数的民族之外，大体上都具有和汉族一样悠久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应该引以骄傲的。这份骄傲，比单独地对汉族历史悠久的骄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其次，他肯定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创造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呼吁“我们的历史教师，把少数民族的特殊贡献尽量地适当地指出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中华民族所由构成的各民族都是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  这对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建立是更为有力的。”白寿彝特别强调民族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地位。白寿彝研究中国历史分期时，提出要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要考虑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白寿彝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时，他把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视作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研究中， 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视。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突出了民族关系在中国通史中的地位，鲜明地体现出着眼于加强民族团结来研究民族问题的原则，真挚地歌颂了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中，白寿彝开篇就明确写到：“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白寿彝不仅肯定了当代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贡献，还肯定了中国历史上存在而今已消亡了民族的历史贡献，真正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思想。

民族平等也体现在白寿彝对中国历史疆域的认识之中。白寿彝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中 国历史疆域问题的学者。1951年，白寿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白寿彝指出，当时的历史工作者在历史疆域问题上“似乎都还在历代皇朝的疆域中兜圈子”，“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白寿彝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它容易引导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容易限制本国史内容，使之单独地成为汉族的历史或者汉族统治者的历史。与皇朝疆域观不同， 白寿彝率先提出并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作为中国的历史疆域，  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中国历史，“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祖先的活动，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能“写在中国的历史上，在这个范围里边。”白寿彝处理历史疆域的做法，体现的也是他从民族平等出发，对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思考。

民族关系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白寿彝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进行研究、概括和阐发。白寿彝强调，研究民族关系，“不要把汉族本身的利益作为正义的惟一标准，也要把别的民族利益算在里边。”“要平等地对待各民族，无论大小、历史长短、人口多少，文化水平高低，都应一视同仁。”需要指出的是，白寿彝强调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贡献的同时，也同样强调和重视汉民族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突出贡献和引领作用，他说：“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中国 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学术界对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认识，存在民族间友好合作、冲突与战争两种不同观点。白寿彝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史实，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白寿彝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考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当然，白寿彝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并不是回避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他指出，历史科学恰恰“应该研究这种民族矛盾、民族斗争是什么性质的，对历史发展起什么作用。这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既是科学的，也是现实的。”白寿彝对待民族关系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白寿彝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认为：“历史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传统上占据重要地位”，也为群众喜闻乐见，我们不能“把史书传统里比较优秀的部分丢掉了”。白寿彝在主编《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综合体的体裁，人物传记包含其中，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白寿彝把重视历史人物研究的传统带到回族史的工作中。“文革”结束后，他把《回族人物志》的撰写作为带动回族研究的重要工作先行展开。针对一些学者担心写传记会不会走“英雄史观”的路子，白寿彝给予了积极回应。他指出：历史上有过对社会发展起一定作用的人物，有过可以说是英雄的人物，他们总是客观存在的。从历史工作来说，需要研究这样的人物，写这样的人物。

写历史人物的传记可以走英雄史观路子，也可以走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子，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写传记。他以斯大林的论述——1931年《和德国作家埃米尔 ·路德维希的谈话》为中心展开讨论，指明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要肯定历史人物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他希望通过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可以端正我们写回族人物志的态度和提高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当然这也不是说，对一些旧的历史观点放松了必要的警惕。”白寿彝的观点为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展开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回族人物志》的研究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回族史研究的发展。

三

白寿彝非常重视史学研究中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完全没有理论的兴趣，多少年只是在材料中兜圈子，那就不可能踏上治史修史的正确途径，即便是取得一点成绩，也是很有限的。”重视理论研究与思考，一方面源于白寿彝早年读研究生时研究两宋哲学培养了理论思维，一方面也与建国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不断拓展进取有关。白寿彝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总结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和重要作用，多次强调我们的史学研究“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教育下一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作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学者，白寿彝对民族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也多次发表意见，深入阐发。

白寿彝从自身学术经历、切身体会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82年白寿彝在《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的“题记”中写道，他在1944年出版《中国回教小史》时，提出了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应当具备的几个条件，现在看来，“还应该指出，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这在三四十年前是不懂得的，而这恰恰是取得工作巨大进展的重要武器。”他这里说的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他在1991年为杨怀中的《回族史论稿》一书作序时，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他说：“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研究的实践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白寿彝总结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成就，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民族史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白寿彝指出，“我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说是指导，是指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的指导。我们要在指导下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白寿彝寄语民族史学工作者，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拓民族史研究的未来。在1985年出版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他提出：“回族史研究的开展，需要加紧理论上、政策上的学习”，“在理论和政策方面，我们应当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著的学习和党中央有关民族政策的重要文件的学习。”他还提到要重视前辈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史重要著作的学习，“1941年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对回族史的研究，一直到现在，还有重要的意义。”

白寿彝一生都在努力追求创新，他认为，“历史工作者在史学上的创新精神，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思想条件。”白寿彝鼓励中国民族史领域的创新，他认为，尽管民族史研究取得了成就，但仍然有不少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入发展。例如，他曾提出：“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各民族的历史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但各民族的历史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如果有，这一共同规律对不同民族又表现为什么样具体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我国历史发展的总行程起了什么作用？”白寿彝提出的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发展，意义重大。正如白寿彝指出民族史研究工作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一样，白寿彝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理论创新。他说：“在理论上提出新的创见，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照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新鲜的见解。这种新鲜的见解，如果是有充分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正确见解的话，那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白寿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的主张为我国民族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作者：王东平，来源：《党史研究与教育》，2022年第4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