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为罗马教廷委派美国本笃会创办的天主教大学，于1927年正式办学。该校美术专修科设立于1929年，1942年扩大为四年制的美术系。在校长陈垣先生的领导下，至1931年，辅仁大学已形成自附属中学部到大学的完整办学结构。民国期间，辅仁大学名师荟萃，曾一度成为新思想与新活动的中心，在北京地区颇具影响力。日伪时期，得益于罗马教廷背景以及与德国圣言会的特殊关系，辅仁大学成为少数行政独立、学术自由、不悬伪旗的高校。至1946年，辅仁大学已经有约2400名在校生，他们遍布于4个学院、14个系以及6个研究所。1952年，辅仁大学绝大部分院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1930年，辅仁大学教务长刘半农称“辅大在北平各大学中，是比较最年轻的学校，算到现在还只有三岁。北平的国立学校，如北大已有30年的历史；私立的如燕大、汇文等，也已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从刘半农的描述中可知此时的辅仁大学难以与北京其他资历较老的大学平起平坐。然而，正是这所年轻的新学校，吸引了多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任教，目前已知溥伒、溥佺、启功等人均长期主持或参与了辅仁大学的教学工作，培养了大量学生，因此辅仁大学与逊清皇族宗室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辅仁大学主楼
一、辅仁大学美术系沿革
在现阶段民国时期北京美术院校研究中，关于“辅仁大学美术系”长期语焉不详，诸如它究竟是何规模，培养出多少毕业生，课程设置是怎样的，有哪些教职员等等，均少有谈及。在研究末代皇族与辅仁大学美术系的关系之前，上述问题无疑需要厘清。
辅仁大学行政组织统系表
辅仁大学美术系的前身为美术专修科，1930年创立之初隶属于辅仁大学的教育学院，修业年限为三年，直至1942年才由专修科扩大为美术系，学制随之也改为四年。起初，辅仁大学美术专修科附属于教育学院，这在1930年辅仁大学发布的“本校行政组织统系表”中有所体现。美术专修科成立初期，校方将其办学宗旨定义为“提倡中国美术，培养师范学校及中学图画教师”“于美术课程之外，注重教育学术之基础及关系科学”，此时美术专修科四名教授中尚有两人（张怀、刘钧）属于教育学系，可见此时美术专修科尚未脱离教育学系“应社会之需求，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以期将来致用于社会”的总体培养方针，有专门培养美术师资的师范类学校性质。事实上，美术专修科前几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大多为北京或外埠学校的美术老师。
随着院系的发展，美术专修科的师资不断壮大。当时的《民国日报》的一则消息，或为有关辅大美术专修科教职员工最早的记录。报纸中提及在末代皇族溥雪斋1931年担任系主任之前，辅大美术专修科由袁励准任南宗山水，陈蕃诰任翎毛花卉，陆开钧任篆刻，助教李智超任北宋山水。
1940年，陈缘督先生在校内刊物《辅仁生活》发文回忆了美术专修科成立十年来的历程，谈及了该系成立之初的师资情形，与上文信息一致：“最初仅仅是占用东楼下小小的一间教室，教员请的是名宿袁中舟先生，名画家陈少鹿先生；金石家陆和九先生；并聘请艺术学院毕业李智超先生为助教及美术科办事员。凡一切美术科进行事项，均向袁中舟先生商量，而后再由李智超办理。因为那时尚未聘定主任，大家以袁公年高学博自然的推崇他老先生了!”此处的“最初”指的是1930年，由此可知此时“系主任”一职位尚属空缺。到了1931年秋，校方聘请溥伒为山水教授，一年后溥伒又被聘为系主任，以替代年事已高的袁中舟先生：“于是诸生为谋课业进行上方便起见，遂联合本科学生向校当局请求，聘请溥先生为本科主任。其实校方早已有鉴于此，便在廿一年的秋季，聘溥先生为美术科主任兼教授。此时的袁中舟先生因病解聘，陈少鹿先生也因年事过高，不能来校。遂改聘名画家关季笙先生为花卉导师。”
1931年，溥伒接手美术专修科主任后，教员规模逐步增加，特别是在1942年，美术专修科改为四年制的美术系后，随之整体建制扩大，学科增加，教员亦有增聘。但笔者梳理了历年来辅仁大学发行刊物中的教职员录，发现该系教员总体格局变化不大，现将核心教师列出：溥伒先生为系主任兼导师，教授山水、人物、题跋、书法；陈煦先生教授人物画；陆开钧先生教授篆刻；溥佺先生教授山水；汪溶先生教授花鸟；关广志先生教授西洋美术；启功先生教授书画题跋及实习。另有外国人在此任教，他们是来自奥地利的修士白立鼐先生教授西洋画、透视学；来自德国的艾克先生教授西洋美术原理（西洋美术史）。
1942年美术专修科改为美术系后，新聘大量教员。1943年为美术系巅峰时期，系内分设中国画组和西洋画组，溥伒为国画组组长，白立鼐为西画组组长，课程设置丰富，呈现出中西教学同时并举的面貌。事实上，早在校方1935年对美术专修科的课程介绍中，“西画组”一栏后注有“暂缓设立”，可知校方早已重视培养学生西方美术，西洋画和西洋美术史也一向是主要科目，这是辅仁大学作为拥有教会背景的高等学府，在美术教育方面的重要特色。
辅仁大学历届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二、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与末代皇族的关系
爱新觉罗家族与辅仁大学的结缘不妨从辅仁大学的重要奠基人、首任校长英敛谈起。英敛之是正红旗人，1895年，与皇族爱新觉罗·淑仲结婚，1913年为培养天主教青年，在香山静宜园创办了辅仁社。
辅仁大学的校舍选址也与爱新觉罗家族关系密切。1925年1月，罗马教廷派员来华，同年7月以华币16万元永租醇亲王奕譞第七子载涛贝勒的府邸，用于筹建辅仁大学。涛贝勒府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13号，占地65亩，房屋800余间，经修缮后成为辅仁大学最初的校址。1937年3月，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辅仁大学又以国币199000元，从恭亲王奕䜣之子溥伟和溥儒手中购得恭王府及其花园，作为女院校舍。
据《民国三十二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记载，目前确定在辅仁大学任教的皇族有美术教授兼美术学系主任爱新觉罗・溥伒（溥雪斋）、美术导师爱新觉罗・溥佺（溥松窗）、美术讲师启功（启元伯）三人。溥伒和溥佺为贝勒载瀛之子、道光帝直系后人，均擅书画；启功为雍正帝直系后人，以古典文学和书法见长。
溥佺
启功
从教职员名录来看，三位皇族成员均无正规学历及教学经验，溥佺、启功两人甚至非常年轻，和履历丰富的同事相比绝无可能任教。溥伒虽年长，相比于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的史学系主任张星烺的不俗出身，亦无资格担任美术系主任之要职。本不符合教师标准的末代皇族们，为何能够进入辅仁大学任教？这有赖于陈垣校长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众所周知，启功与陈垣的师生情谊常被传为一段佳话。1933年启功的祖父托老世交傅增湘将启功的作业拿去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过目，意在给启功找一点谋生的机会。初次见面，陈垣便道出他的叔父陈简墀和启功的祖父是同年翰林，此后陈垣力排非议，多次推荐没有学历的启功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辅仁大学美术系、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
五十年代启功和陈垣校长
此外，溥伒与前清进士、京内文人有着良好的私交，可经由他们引荐而进入辅仁大学。例如，前文提及的傅增湘是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曾官至民国教育总长，他与溥伒、溥佺的父亲载瀛相识，同时也是辅仁大学校董会的董事之一。此外，溥伒的同事袁励准也是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擅书画，他是辅大美术专修科此前的系主任，可算得上溥伒的“老领导”。无独有偶，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台静农《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一文中也记载了与溥心畬、溥伒、启功三人的交游关系。
三、末代皇族身份转型的原因
首先，末代皇族在辛亥革命后面临着严峻的生计问题，满清皇权的谢幕直接导致由皇权赋予的衣食无忧保障不复存在。清末民初之际，爱新觉罗家族中不少遗老遗少仍沉湎于昔日无忧无虑的生活，将家产挥霍一空者比比皆是。辅仁大学美术系主任溥雪斋便十分好赌，他在一夜之内便能输掉一套房子：“溥雪斋贝子一夜掷骰，府邸易主。买宅西堂子胡同，庭院深深，不下四五进，旁有园，前有厩，仍是京华豪第。”然而好景不长，北平沦陷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原先尚可“吃老本”的皇族家庭，生活状况随时局变化急剧下降。以溥佺为例，他分别于1936年、1938年、1940年、1942年、1943年生育五女，身份由养尊处优的“遗少”转变为需要养家糊口的“父亲”，家庭负担大大增加了。因此，“旧王孙”们的借辅仁大学走向社会，实现身份转型，实有维持生计之需求。
其次，溥伒、溥佺、启功能够坦然接受身份转变，选择了一条相对平和的从教之路。溥仪退位后，满清皇族中曾有一批人大力从事复辟活动，试图恢复大清帝国，溥心畬的哥哥溥伟即为一例。身为遗老的溥伒自然清楚部分同宗企图复辟的政治立场，他曾于1910年任乾清门行走，次年充背引大臣、前引大臣，但辛亥革命后，不再涉足政坛，专心做起大学教师。当时，台静农曾带领溥伒观看学校各部门，偶然经过教室廊外时，溥伒看见学生坐满教室，一人站在台上讲话，忽然偏过头来问台静农：“这是干吗的?”可是下学年开始，溥伒也就参加这种生活了。另一方面，溥佺和启功均出生于民初，因此故国的观念更为淡薄，他们更容易接纳身份的转变。启功曾明确指出：“我叫启功，不叫爱新觉罗·启功”，甚至认为以“爱新觉罗”姓氏为荣的现象十分无聊，可见他从情感上便认为姓爱新觉罗并非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从皇族到教师的另一种身份转变方式是开设画班授课。民初，许多画家以开美术班、做美术家教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培养一些社会上的业余学生来收取一定费用。在辅仁大学任教期间，溥佺与师生共同举办画展屡见报端。这些展览往往参展人数多，参展作品质量高，是师生互惠、育人育己的体现。这类师生画展足以转化为“教学成果”使他名声在外，由此溥佺逐步进入公众视野，为他自设画馆招生奠定了基础，从当时报纸记载来看，的确有很多学生报名，广受欢迎，可见“画展-画班”的模式构建了这位民初皇族画家的生存模式。据记载，他甚至不仅在北京教学，还前往天津的意大利租界设馆授课：
溥松窗画馆开幕
故都名画家溥松窗（佺），于擅长山水外尤精画马，久蜚声艺坛，脍炙人口，向执教鞭于京辅仁大学美术系，门墙满京华，士林争相称绝艺术，去年曾做画展于津市永安饭店，一日而佳作尽行售罄，盛况空前，而其艺术受津沽人士之崇尚也可知，溥氏现为适应津市仕媛学画之要求经津市各名流之怂恿，特于津市意界设立溥松窗画馆，已于日前正式开馆，爱好溥氏艺术，前往就学者极多，关于招收新生报名等事项，则统由法界中和栈内荣宝斋代为接洽办理云。
北京画家来天津办学，并非孤例，津门的书画教学一向活跃，求教者踊跃，教画者忙碌，甚至教画胜于卖画，同为湖社画家的陈少梅，抗战时期就曾在天津家中成立“陈少梅画社”招生授画。
最后，在辅仁大学任教能够使皇族们走出王府、与时俱进，拥抱新的教育观念与社会观念，反过来进一步帮助末代皇族们融入民初新社会。作为教会学校，辅仁大学高度重视西方文化，美术系的学生需要修习英文（或法文）、西画、透视学、心理学、色彩学、西洋美术史、美学等新式学科，有别于“师徒相授”的传统美术教育模式。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辅仁大学拓宽了溥佺的视野，他并不排斥西方艺术中的精华，在日后创作中吸收了人体解剖学、写生、速写等外来元素。同时，从习画者转变为教画者，绝非易事，需要思考出适合于集体授课的教学方式。
此外，美术系每年冬季都会举行一次“冬赈画展”，不仅学生作品丰富，老师也会拿出上乘之作参展，定价异常低廉，所得全数交予辅仁大学冬赈会，并作为大学粥厂经费来源之一。1940年末的展览中“当以雪斋先生之仿宋山水，及兰竹等幅为佳”，另有“溥佺先生之仿吴镇山水”。1942年，为募捐经费，溥伒、溥佺、启功、溥心畬以及爱新觉罗家族中德高望重的“皇叔”载涛均参与了辅仁大学募捐书画展。溥雪斋以人物画参展，溥佺“出品最多，以数量论，为全场的最高记录，精品自然是美不胜收。”
辅仁大学募捐书画展中溥佺、启功的山水画作品
辅仁大学帮助末代皇族融入新社会还体现于他们通过众多年轻人能够接触新的生活方式。在1942年美术系的毕业同学欢送会上，被称为“二溥先生”的溥伒和溥佺兴致高昂，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还“特换了一辆英国特别快牌赛车”与同学们一起游玩，并请同学们喝茶，毫无贵胄的架子。溥佺在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八分班的学生刘松岩曾回忆过“六爷”溥佺的生活细节，种种迹象表明他已接纳并融入了民国社会：
六爷爱喝故宫的普洱茶，此茶叶圆球形，俗称“人头茶”，味极醇厚。有时先生高兴，还打电话让饭庄送烤鸭留大家用饭。六爷仗义疏财，生活时尚，有钱就花。当时很少人家有电话，六爷有。还有被同学称为“三宗宝”的莱卡相机、三枪牌自行车、派克51型金笔，这在当时都是最高消费。他还吸美国红光烟、骆驼烟，睡进口席梦思床。日本投降后，他又弄来两只带证书的日本军用大狼狗。六爷到上海办过画展，很成功，还在上海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得意的，是带木匣的大号瓷盒潜泉八宝印泥。不但先生得意，谁看了都羡慕。
四、末代皇族身份转变的余音
溥佺、启功自民初以来，长期任教于辅仁大学，他们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之际较为成功地完成了由皇族到教师的身份转型，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学子。在辅仁大学中，除美术系外，也有西语学系、哲学心理学系、史学系的学生。而在美术系中，毕业后仍笔耕不辍、从事绘事的，有刘彦斌、孙念坤、冯忠莲等人。民国时期的《立言画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溥松窗师生画展观后》，可知溥佺的教学成果是颇有成效的：
溥松窗师生画展，已于六日在稷园水榭开幕，参观者接踵而至，场中陈列画品，用笔用墨无不精到，其中尤以李志鹤、朱觉民二君之人马，堪称神品。王杰、曾幼荷、蒋慧、张福萱女士之山水，各有惊人之处。王承祁、张瑾二君之山水花卉，远师宋元，近法文沈，见其作品，足徵其天资超异。如张瑾君之《巨虎图》，气魄伟大，王承祁君墨荷，极得白阳山人真意，气味幽静，平淡天真，绝无一般作家之习气。蒋慧女士所临朱端之寻梅图，笔力雄劲，用墨混厚，远观之竟能乱真。又有仿黄鹤山樵松鹤幽溪，精美绝伦。孙念坤女士之仿倪山水，王元熙君之奔马图，仿黄鹤山樵山水气势伟大取法高古，刘彦斌女士工山水取法南田，笔墨娴静，生趣逼人，所出之品无不精美。梁静莲女士研求董香光，以窥宋元，王广智君、沈瑰瑊女士各具所长，出品极精。刘益旺，王鹤年君、郭可萼、吴似丹女士、郁会兰、沈逸之、齐辛、汪云文、李希鸿、董双宝、马福祥、马彝纯、张允珍、何公静、郑挥、何文漪等人之山水花鸟人物，各具神妙，实为艺坛之杰才云。
辅仁大学作为溥佺和启功身份转变后任教的第一所大学，为其积累了大量教学经验，也提供了一定的人脉资源。溥佺此后又在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八分班（国立艺专的前身）、北京艺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院校先后任教，并在北京画院培养了大批青年画家。启功则一直留在辅仁大学任教，1950年10月12日随着中央人民政府接办辅仁大学，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在北京师范大学继续从事了近70年的高等教育工作，为北师大师生所爱戴。溥伒以辅仁大学美术系系主任的身份确立了其在京津画坛中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美协副主席、书法研究副社长、北京画院名誉画师、市音协理事等职务。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成立，会后合影时周恩来总理特意坐在了溥伒身旁。
民初，很多遗老遗少失去经济来源后走向破败，他们不愿自食其力，继续骄奢无度地过着八旗子弟曾经的贵族生活，甚至多尔衮的后裔、末代睿亲王在穷途末路之际，竟做出挖掘自己的祖坟以变卖财物的荒唐事，最终东窗事发，死于狱中。与之相比，溥伒、溥佺和启功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之际，成功地借助辅仁大学这一教育机构，将自己的“身份表述”由末代皇族转变为大学教师，从而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找准了适合于自己生存的位置，实现了卓有成效的身份转型。对末代皇族溥伒、溥佺和启功而言，辅仁大学美术系他们是由旧身份过渡到新身份的有效载体、是走向社会必由之路、是社会观念与教育理念共同进步的学习场所，这是值得关注的美术史现象。
（作者：张岱，来源：《美术研究》，2024年第5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