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战区高校纷纷向内地迁移，辅仁大学是少有的例外。八年全面抗战，辅仁大学在极端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和战时状态下，坚守北平沦陷区办学。以陈垣、沈兼士、余嘉锡、顾随等为代表的辅仁大学学人群体，面对种种困境，不受敌伪胁迫利诱，抵制日本奴化教育。他们以民族大义为立场，投身学术事业和文化战线，为弘扬民族精神、砥砺抗战士气做出了贡献，是沦陷区教育文化战线坚持抗战、独立办学的杰出代表。

坚守气节：辅大学人的战时立场

北平沦陷后，由于辅仁大学师生持续坚持抗争，日伪当局将辅仁大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并不断派出汉奸特务到校刺探，对辅仁大学始终进行严密监视。面对险恶处境，不少辅仁大学学人选择闭门谢客，坚决不与日本人和落水附逆者往来。

陈  垣

校长陈垣在勉力维持学校运行的同时，率先垂范。一名日本学者以探讨学问为名，托陈垣的老友写了介绍信苦苦求见，陈垣不得已接待了他。对方刚说明来意，陈垣就非常严肃地说：“你要研究东方思想，怎么来到北平呢？北平现在沦陷，有什么真思想可谈，你有胆量就到我们抗日后方去了解！”由于陈垣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广影响，日伪千方百计想要拉拢他。他们曾要他担任“东亚文化协议会”副会长，承诺每月薪资几千元。陈垣义正词严地说：“不用说几千元，就是几万元我也不干！”

陆宗达

这样的表现在辅大学人中不乏其例。一个日本汉学家慕名拜访在国文系任教的语言学家陆宗达，陆宗达对他说：“我也很愿意和您交流学术，可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不行。请您以后不要再来。”古典文学专家顾随决不接受伪北京大学的聘书，转来辅仁大学任教。他曾对女儿说：“那里我是不能去的，这一脚要是淌进浑水里，爸爸这一辈子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历史文献学家余嘉锡激愤于日军的残暴，“杜门却扫，息交绝游”，将书房名改为“不知魏晋堂”，“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避秦时乱的逸民自比”，以表心志。

沈兼士

刘盼遂

战争期间，平津市民的日常生活大多困窘不堪，学人也难于例外，常常有断炊之虞。即使如此，他们也不为日伪提供的丰厚薪水所动，拒绝到日伪控制的高校、机构任教或兼职。语言文字学家、辅大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抗战前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兼职，北平沦陷后第二天，他就不再去了。敌伪“治安维持会”管理文教的汉奸派人到沈家请其出山，主持文献馆工作，沈兼士将来人赶出门外，宣称“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全面抗战后期，古文献学家刘盼遂来到辅仁大学执教，日本文化侵略机关“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发起编纂《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次邀请他参加。但刘盼遂宁可忍受饥寒，也绝不为其工作。

高步瀛

经史学家高步瀛原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北平沦陷后，他屏居曲巷，闭门不出。友人劝他到伪校任教，他回复道：“吾已老耄，不能随大汉旌旗跋涉山川卫国，已愧平生志，而可以从贼乎！”留在北平的部分文人受敌伪笼络，成立“古学院”，屡次邀请他去讲课，都被拒绝。为表明不愿同流合污的立场，高步瀛特在晚报上登载启事，说明本人与“古学院”毫无关系。1940年，高步瀛在忧愤中病逝。1947年5月，北平文化教育界在北平师范学院举行公葬钱玄同、高步瀛纪念会，谈及抗战时期学人的气节和品质，称誉“高先生是北方学人的代表”。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辅大学人仍以传承中国民族文化为使命，更加尽职于教育工作，向学生开展反奴化教育。陈垣曾对启功说：“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他有感于“北方士气萎靡”，于是选取史学家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作为课本，向学生讲授全祖望“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为主旨的学问。余嘉锡经常在课堂上讲授中国传统的道德情操、民族大义，对于保家卫国、坚持民族气节的人物，总是深入讲解，意在以此教育青年。

他们还利用题词等形式教育学生，提醒大家要保持名节操守。陈垣自1937年起，利用为毕业生年刊题词的机会，教育同学们要以“品行第一”，做到“言忠信，行笃敬”。不要见利忘义，更不能失足落水。沈兼士为1940届毕业同学题词：“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意在提醒毕业生要以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要丧失民族气节。师长们的赠言，无疑对青年学子有着激励警醒的作用。

书斋抗战：辅大学人的战时学术追求

北平沦陷时期，困守危城的辅大学人以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守护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陈垣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战争没有窒息辅大学人的学术生命和思想活力，没有减弱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他们以学术为武器，将爱国情怀寄寓在学术研究之中，在另一个战场进行抗争。

陈垣以史学研究为阵地，把历史研究与民族斗争联系起来，大力提倡为抗战服务的“有意义之史学”。他潜心著述，写出了《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释氏疑年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著作。这些著作研究内容虽有不同，但每部书都贯串着爱国主题。陈垣曾说：“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柴德赓

史学系讲师柴德赓的著作《〈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在细密考证、择断史实的基础上，批判晚节不保、两次降清的晚明进士谢三宾，并借此指斥汉奸的卖国求荣。写作过程中，柴德赓得到了陈垣的悉心指导，师徒二人互相切磋、商榷，成为两代学人以书斋为战场的典范。

余嘉锡

余嘉锡将传统经史考据的方法运用于通俗小说的研究，借以褒扬忠贞之士，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1939年，他发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通过考释梁山人物抗击外敌的英勇事迹，呼应当时中国军民的抗战。1945年，他又发表了《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特别表彰杨家将祖孙三代的忠义报国。文章中有言：“爱国之心，人所固有，后之人何乐而不为也！”

顾  随

顾随以文学创作的形式表达抗战意志，表明抵制日伪的态度。1941年，他完成剧作《馋秀才》，主角是一个善烹调又馋嘴的秀才，但宁肯潦倒到喝白粥、教村童，也不肯为每月十两白银的赏钱去伺候县太爷，借馋秀才表达了自己不肯觍颜事敌的民族气节。1942年，顾氏又以“苦水”为笔名，发表了小说《佟二》。小说描写了一个忠厚农民佟二全家的悲惨遭遇。小说在结尾处重重地点上一笔，杀害佟二妻儿的是“挂了旗”的“鬼名军”，矛头直指在中国大地横行的鬼子兵，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军的罪行。

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学人在学术上的转向，表现了服务抗战的自觉意识。他们以学术为公器，在国家危难的环境下，表达不屈意志和爱国情怀，宣扬民族精神和高尚气节，鼓舞辅仁大学师生和沦陷区人民在严酷环境中不畏强暴、抗战到底。

坚贞不屈：辅大学人的地下抗战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辅仁大学坚持“不挂日本国旗、不使用日本教材、不将日语设为必修课”，在办学上公开坚持不合作的立场。不少辅大师生痛心于国土的沦丧，激愤于日军的暴行，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地下社团，从事抗日活动，辅仁大学因此被称为北方沦陷区的“抗日大本营”。

‌张  怀

北平沦陷后不久，沈兼士、英千里、张怀等创立了“炎社”。“炎社”之名，来自爱国学者顾炎武，意在彰显辅大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意志和爱国情操。“炎社”最初以对日的不合作行动为主，发展壮大后，成为以辅大师生为中心的地下抗日组织。1939年，“炎社”更名为华北文教协会，其主要的抗日活动有：编辑出版《辛巳文录》，资助不与日本人合作的仁人志士发表文章；向后方输送青年参加抗战工作；编印、传阅“时事简报”。

华北文教协会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1943年3月，日本宪兵大举搜捕抗日组织人员，华北文教协会的骨干成员几乎全部被日伪逮捕，辅仁大学被捕的师生有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教育系讲师许恃峰、历史系讲师赵光贤、体育系教师李凤楼等30余人。

被捕师生经受了非人的折磨，日本宪兵对他们严刑逼供。张怀曾回忆这段经历：他们先被带到日本宪兵队接受审问，平均每人都要经过二十几次，并遭受毒打、罚跪、灌水等酷刑。但是被捕的师生意志坚定，没有一个人低头屈服。经过四个月的关押审讯，被捕师生被押解到日寇华北军部监狱，并分别被判刑，最后被送到位于北新桥的第一监狱收监。直到1945年7月15日，辅大被捕师生才重获自由。

经过八年的痛苦抗争，辅大师生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全民族的抗战胜利。1945年9月3日，辅仁大学举行了全面抗战爆发八年以来的首次开学典礼。陈垣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民国二十六年以来，我们学校已有八年不行开学典礼，因我们处在沦陷区域，国旗拿不出来，国歌亦唱不响亮，甚至连说话都要受到限制，为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以往的八年是由不动声色的黑暗世界中渡过来的，从昨天日本投降签字起，世界的永久和平已经产生，光明的新时代已经开始，所以八年来解放后之第一次开学典礼，是特别值得庆贺的。”经历过战争的苦难，更感和平的美好和珍贵。

结 语

1952年，辅仁大学的主体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大学人的抗战故事进入北师大的校史纪事，辅大学人战时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不屈意志和坚定信念也成为北师大人的精神营养。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前辈学人的抗战事迹与高尚节操，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应成为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榜样力量和精神坐标。

作者：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姜文 魏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