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人类学博物馆1940年成立于北京恭王府，两年后，其下属刊物《民俗学志》（Folklore Studies）创刊，自此每年一期，每期一百至四百页不等，登载民俗学研究相关论文。娄子匡曾说：“中国之有民俗调查、记录、研究、出版，始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大学出《歌谣周刊》，一九二八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出《民俗周刊》，接下去就是在北京辅仁大学的一九四〇年出版了《民俗学志》。”这亦是20世纪40年代“北平出版界内，惟一的民俗学专门刊物”，杨堃认为，“刊内论文，大体言之，水准极高”。他在《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中曾专节推介，并对辅仁大学的民俗学民族学研究抱有极大期待：“该校既有人材，又有经费，又不受政治的牵制。他们又全是同派，对民族学与民俗学之研究，又全是内行，并且生活安定，富有闲暇与从事著述之兴趣，故其前途之发展，当可预卜。而天主教在中国民俗学史内所占之地位，在禄是遒（Henri Doré，一八五九—一九三一）戴遂良（Léon Wieger，一八五六—一九三三）两氏之后，恐不久又开一新纪元。”

关于这段历史，学界关注甚少，相应介绍除上述文字外，另见杨成志《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和直江广治《中国民间文化》中谈到抗战时期北平民俗学研究的部分章节，但都过于简略。其实不仅刊物，辅仁大学还开展过一系列相关活动，诸如设立民俗学课程与研讨班、宣传动员、实地调查等。笔者钩沉史料，希望对《民俗学志》乃至辅仁大学20世纪40年代民俗学教研之面貌作一整体的呈现，既是补缺，也希冀能为后续更为深入的研究打下基础。

一、从人类学博物馆到《民俗学志》

曾经，熟谙恭王府景致的才子曹雪芹做了一个梦，并让他的梦和这座宅邸在《红楼梦》中获得永生。

多年后，叶德礼神父和一些著名的辅仁汉学家漫步于同一所旧宅的废墟，感慨其逝去的辉煌。“就像失修的宫殿遭遇毁坏”，叶德礼神父说，“现代性的侵入也将取代属于中国旧文化的那些事物”。

当晚叶德礼神父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且一流的民族博物馆。好几年，他都在为此筹划。通过《辅仁生活》的版面，他将自己宏伟的计划广而告之，征得许多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热心地协助。

这段文字回顾了博物馆的缘起：一群辅仁大学的汉学家慨叹于现代文明侵袭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渐流逝，希望建起一座博物馆以“抢救”那些珍贵的遗产，其中主事者即为叶德礼神父。

文中提到的“广而告之”，全文如下：

《一封公开的信》

本校东方民俗博物馆馆长叶德礼司铎寄

亲爱的同学们：

今蒙《辅仁生活》的编者许可，藉本刊和大家谈些有趣的消息。

本校校务长雷冕司铎近委余筹设“北京辅仁大学东方民俗博物馆”，其目的在搜集研究中国、日本、朝鲜及南洋各地之民风、民俗、宗教、神话及艺术等学术以发扬远东优秀之文化。惟此项工作较繁，非藉群策群力不足以树立此学术研究机关。

余希望各地在本校求学之同学，对此运动，加以协助与合作，将其家乡之风俗，当地之产物；凡力之所及，请代为搜集，捐助本馆，此于文化学术上得有莫大之收获。

现本馆已收到热心同志之赞助，由河南、山东及日本等处寄来之佛像、玩具、服装等数百件矣。

余深信诸位同学对东方文化将由了解而发生兴趣，故又组织中国民俗研究会，凡对此学术有兴趣者，可自今日始至三月底止，至恭王府辅中宿舍刘仪副舍监处报名。俟报名截止后，将开会日期及地点，另函通告，以便讨论。

至于一切详情，可于下期《辅仁生活》继续发表。

最后余希望我校同学因认识而爱护此会，俾促其日渐发展也。敬祝

学业进步！

辅大民俗博物馆馆长叶德礼司铎启

此告示登在《辅仁生活》第四期（1940年）。所谓“东方民俗博物馆”，即Museum of Oriental Ethnology，中文名号起初并不统一，该刊随后几期或称“东方人类学博物馆”，或称“人类学民俗博物馆”，其后才通称“人类学博物馆”。

由声明可知，博物馆的工作一是搜集保存，二为学术研究。搜集对象包括“宗教的祭器，佛像，经典；各地的神话，歌谣；汉、满、蒙、回等族的服装；木刻，陶器；各地古迹，名胜，伟大建筑物的说明图案和照片等等”，部分物品陈列在博物馆（馆址设在恭王府花园内）的橱窗里。其中照片尤其值得一提。1940年3月16至20日，辅仁大学摄影俱乐部举办了一次影展，叶德礼藉此又发出一封公开信，标题为《摄影艺术与民族志研究》（Photographic Art & Ethnographic Research）。他表示影展上的五幅作品会在博物馆展出，并征集更多照片，即关于“中国风俗，宗教仪式，节日庆典，大众艺术，中国技艺，农民的生活与劳作”的照片，而“那些反映不同省份艺术及风俗差异的照片将大有价值”。他还呼吁摄影爱好者们利用暑假拍摄家乡习俗，拍北京也行——博物馆的一个厅将专门用于展示北京的民俗和大众艺术。截至1942年，博物馆已有三个藏品充足的展厅。

杨堃表示，该馆“在陈列的技术上，系采用‘杂二奏式’（panoplic），意在美观或引起通俗观众的注意。尚未采用民族学的或社会学的分类法，予以科学的分类。每件陈列品的研究卡片，亦均付缺如。故从吾人之理想而言，实难令人满意。但此类陈列室，在北平尚属创举。这对于民俗学之宣传，亦颇有用”。如辅大返校节时开放参观，《新中国报》的记者便对馆内展品赞叹有加。

学术研究方面，“中国民俗研究会”（the Club for Chinese Folklore）当年4月27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叶德礼神父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规划，但该组织此后未见更多报道。第二年《辅仁生活》有《人类学民俗博物馆工作积极》一文介绍其进展曰：

本校附设人类学民俗博物馆自成立以来经馆长叶德礼司铎努力结果，向各方搜集民俗物品已逐渐增多。近又由日本定购民俗物品已运到该馆陈列。该馆鉴于整理及编纂中国民俗材料之需要特组织一专门研究部着手搜集材料及编纂事宜，现该部已完成工作之一部刻正积极筹备编纂专集。又闻该馆不久之将来将出一种刊物闻内容偏重于民俗。宗教，社会之论著。预卜该刊出版对中国文化人类学定有新供献云。

文中“专门研究部”人手未必充足，至少从编制上看，1941年博物馆仅三名工作人员，即主任叶德礼，事务员赵卫邦，助理员陈宗祥；1942与1943年，主任照旧，赵卫邦改称研究员，助理员许道龄；1944年增加了书记汪镜民；1947年又恢复到三人，即主任叶德礼，研究员司礼义，助理员汪镜民。此外1942年上报的《〈民俗学志〉调查表》相比同年博物馆的职员名录，多了助理员李慰祖。李慰祖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说1942至1945年在辅大人类学博物馆任研究助教，或即此职，然正规人事表上未见。

那号称内容偏重民俗的刊物便是《民俗学志》。其创刊号《编者语》（Editorial）辨析了两种人类科学，即Volkskunde(Folklore)和Volkerkunde(Ethnology)。后者一般译作人类学或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诸概念向来互相交缠，这里《民俗学志》的编者对前二者未做区分，而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文中提出一个问题，即单一国家的民俗学是否只构成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界众说纷纭。支持者认为“民族”（ethnos or people）的概念当无差别地应用于原始、未开化及文明民族（鉴于早期人类学偏重原始文化和落后民族）。而主张民俗学、人类学泾渭分明的人则坚称，民俗学只研究文明民族内部自发的模式化的生活；民俗学致力于通过精神和历史层面的理解，科学把握单一民族的模式、本质与性格。这种知识植根于情感的内省，只为本族人所有。而人类学阐释超出单一民族限制的问题，可为民俗学研究提供参照。陈述双方观点后，作者表示不必划分得太清楚：人类学的视野不能局限于未开化民族，且人类学家面对文化发达的民族也要像历史学家那样运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努力获得一种亲密的洞察并对该民族共同体的生活达到全面的、心理上的理解。另外，尽管人理解本民族生活无疑要容易得多，但外来者同样可以胜任这类研究，甚至他们会更客观——这显然是在为欧洲汉学家调查研究东方文化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此外该文作者还说，具体到东亚各民族，应该更多遵循民俗学而非人类学的路数，因为这里历史悠久、文明高度发展。可见在他看来，二者虽无本质区别，方法上却有不同，且方法因对象而异。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刊物才取名“民俗学志”，而不是“人类学／民族学志”。提议不区分，又会下意识区分，文中作者的态度常有暧昧之处，但他明显倾向于建设一种广义的人类学／民族学。

二、《民俗学志》及其编者

《民俗学志》（Folklore Studies）是一部英、法、德语刊物，中文名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所题。该刊由辅仁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出版并发售，年出一册，最初定价“每册国币七圆，或日金七元”；1942至1948年，在北京共出7期，发表了41篇文章。首期《编者语》声明办刊的目的和宗旨为：

它首先是为了促进东亚民族学研究，给那些对此话题感兴趣、或专业等与之相关的人一个公布其发现的机会，也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有关东亚民族学方法论、地区问题方面的有用信息。《民俗学志》的第二个目的是与国外专家以及其他对民族学研究感兴趣的人交流最新发现，无论他们是否居住在东亚。还有一定篇幅用于介绍中日学者以母语或外文发表、出版的作品，这些一般读者可能很难接触到。我们的基本工作固然是呈现并分析民族研究领域的新材料，但我们也想让读者获知理论探讨与方法论实践方面的最新进展。

作者认为，开展调研前，首要且最迫切的任务是准备一份参考书目，以了解东西方以不同语言发布的既有成果。所以第1、2期有赵卫邦《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概况》（Mo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一文，分上、下篇连载。上篇介绍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歌谣》周刊、风俗调查会等，下篇讲述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民俗》周刊以及调查西南民族的经过。第三期第二册，叶德礼翻译了柳田国男与大藤时彦合撰的《日本民俗学》。掌握研究现状后，就要开始广泛搜集来自文献资料和现实生活的新材料，“甚至这种搜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东亚民族学工作的显著特征，因为调查者人数较待调查的田野而言全然不成比例”。

文中接着介绍人类学博物馆的缘起和近况，特别强调了传教士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最后列出两份目录：一是已经搜集到的中日民俗物品；二是近期出版计划。

中国部分的收藏品类别包括宗教（神祃冥器等），年节习俗（各种灯笼、风筝、门神、玉兔），本土艺术（民族服装、婚礼衣饰、刺绣、不同地区的剪纸、陶瓷、房屋装饰等），儿童玩具（泥塑、面具、皮影、仿真武器、会叫的动物玩偶等）和考古（甲骨、唐宋及汉代的铁剑铜钱等陪葬品）。

近期出版计划：

中国儿童玩具。一项基于调查问卷结果的研究。

山东济宁的城隍巡游

河北定县的农村戏剧

北京、山东、河南北部的屋前装饰

确定一种民族类型的摄影学方法

近期山东出土的汉代铁剑

辅仁的甲骨收藏之说明（中文）

北京庙宇的历史。第一部分：明前（中文）

这些应该就是前文报道所说正积极编纂的专集，但似乎并未付印，部分成果后来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民俗学志》上。

《民俗学志》的内容大致可分五个方面：1．民间文学的采录与注译，如叶德礼《中国岁时歌谣》、司礼义《山西大同城南之谜语与儿歌》与《民间故事十五则》、海司克《东蒙儿歌七则》等；2．物质民俗的搜集与分析，如叶德礼《北京房屋前面之装饰》、马仪思《一九四二年北京街门之春联》与《荷包及其制作之技巧》等；3．民间信仰的仪式、节俗及其器物，如陈祥春《防治疫病的符咒示例及简析》、E.DeVleeschower《祈雨》、Karl Reitz《延喜式所载镇花祭之祭品》、李慰祖《京郊的四大门崇拜》等；4．民族迁徙与历史考证，如海司克《昭乌达盟蒙古人之定居及文化变迁》、罗文达《初期来华之犹太人》等；5．学术史及研究资讯（含方法论、经典迻译、书目书评等），如史禄国《中国的民族志调查》、杨嗣昌（赵卫邦译注）《武陵竞渡略》、贺登崧《一贯道书目解题》等。

本阶段为《民俗学志》撰文的，大都是辅仁大学的外籍教职员，前七期仅四名本土译／作者，即赵卫邦、陈祥春、王联祖和李慰祖。八人发表不止一篇文章，具体如赵卫邦（7篇）、叶德礼（6篇）、司礼义（4篇）、贺登崧（3篇）、Karl Reitz（3篇）、海司克（3篇）、马仪思（2篇）、Josef Thiel（2篇），他们加起来占总数的一多半。其中前三名，叶德礼自不必说，赵卫邦、司礼义都曾是人类学博物馆研究员兼任《民俗学志》编辑。这里对三人的情况做简单介绍：

叶德礼（Matthias Eder，1902－1980），奥地利籍神父，1930年晋铎，不久被派往日本传教（至1934），之后在维也纳、巴黎和柏林读民俗学、日本学和汉学，以一篇写日本方言学的博士论文结束学业。1938－1949年，任教于北京辅仁大学。他对民俗器物尤其感兴趣，这种倾向在博物馆收藏方面也有体现。《北京房屋前面之装饰》是他“准备将来研究中国全国房屋装饰之初步”，文中分述住宅装饰与商店装饰，将北京旧式房屋同山东及河南北部的房屋作比较，还分析了北京商店门面上的木刻图画。另《中国新年习俗中之玩具与游戏》一文则更能凸显叶德礼民俗研究的特色，利用调查问卷研究灯笼、烟火、风筝、陀螺、毽子、满族陶娃娃、赌博、技巧游戏、投掷游戏、荡秋千、预言等游戏和玩具。除了描述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含义和吸引力，叶德礼还援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方志故事等，并参考了相对来说成果较多的日本游戏和玩具研究。

叶德礼司铎

司礼义（Paul Serruys，1912－1999），比利时裔美国人，1936年祝圣为神父，随后来中国，一面传教，一面做民俗研究。他对语言及语言学有着特别的爱好，认为“一地方之风俗习惯每与其言语之特性有密切关系”，所以调查山西大同县南婚俗时，司礼义不仅关注仪式过程，还记录了与婚俗有关的方言，并用国际音标予以标记；进行民间文学搜集时也同样如此。《山西大同城南之谜语与儿歌》一文中，他采录了总共二百首儿童韵语。

关于方法方面，作者云，其资料皆真自然发出之语言学资材，于说话时立即记录者。此纯语言学之观点及严密之标音方法为获得发生论研究资料及精密之地理比较研究资料之主要条件。在事实上，一切之误解、变易、随之发生之新解及不同之说法，皆基础于语音所引起之联想及反应以及该地方言发音之特点。是以，非据真正对话形式之资料则不足以完全了解此变易之重要因素，而只用中文或国际标音符号以外之方法皆不足以完成此任务。

另《民间故事十五则》亦是“每一故事先用国际音标记音，次译为英文，并加注解，末关于其‘母题’作详尽之比较研究”。

赵卫邦（1908－1986），字子凡，河北深县人。1929－193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中学执教三年。1936年夏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史学部做研究生，抗战开始后，北京大学南迁，未得随行，转学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1940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1948年夏由学校派往西昌（当时属西康省），以研究员名义调查旧宁远府各县少数民族。一说受辅仁大学民族研究所派遣，不知何据。

赵卫邦在《民俗学志》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不同领域，除前面提到的《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概况》，还有《扶乩的起源与发展》、《广东的中秋节日游戏》、《秧歌：河北定县的农村戏剧》、《中国之推命术》、《明代中国北方的秘密宗教》等，其中宗教信仰方面的论文尤见功力。以《现代华北秘密宗教》闻名学界的李世瑜，当年作为辅仁大学的学生，正是在他导引下深入民间宗教研究的；其本科毕业论文《秘密教门之研究——附：一贯道实况调查》指导老师便是赵卫邦，后由此报送人类学研究院，投到比利时籍教授贺登崧门下。

赵卫邦本是史学家陈垣的弟子，以史学出身投入民俗研究，实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辅仁大学的教学情况大有关系。据他本人追忆：“时辅仁大学有德人雷冕（R.Rahmann）任校务长，为研究生讲授民族学研究法等课程。在其影响下治学兴趣渐转变到民族学、民族史之研究。”事实上，人类学博物馆乃至《民俗学志》亦是在同样的氛围下催生出来的。

三、教学与实践

早在1932年，自俄籍教授史禄国来到辅仁大学后就有人类学相关课程开设，如《人种学概论》（1932）、《体质人种学》（1934）、《民族学》（1936－1937）等，讲的都是今日的所谓体质人类学。虽有用“民族学”之名，内容实为：

人种志与民族学在科学系统中之地位

——人种单位之叙述法与其分类法（概论现存之人种单位与其历史等等）

——人种单位之性质与其生理特点及精神的特点变化之程序

辅仁大学最早偏重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课程，大概是雷冕的《人种学及史前史研究法》（1938），后来也写作《人类学及史前史研究法》，乃“关于人类学及史前史研究方法应用历史方法学原则之讲授”，同时还教《宗教之起源及其发展》。这两门都是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一、二年级的必修课，每周二小时，全年四学分。

1944年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之前，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课程大都在史学系或史学部开设。该部成立于1937年，自1938年雷冕讲授人类学课程始，又于1939年开设了雷冕的《人种学研究》及叶德礼的《南洋人种学》。

这一年还新设“人类学研究会”（Ethnological Seminar）。据1941年《辅仁生活》记载：

人类学研究会为本校雷校务长创办，隶属于文科史学研究所科目之一。目的专为引导学生致力于人类学高深研究。由雷校务长及蔡斯克先生指导。每星期举行研究会一次。会员轮流讲述其所研究之专题并备报告汇同参考书藉以为讨论根据。研究对象大别分为二类：（1）人类学研究方法学（2）由历史人类学观点研究不同地理区域内之人类文化生活包括宗教，艺术，风俗，社会，经济等项。该会自成立以来已近二载，所研究专论报告已有四十余种均为对人类学有价值之供献。

据报道，当年因蔡斯克（Walter Zeisberger，或译蔡思客）生病，研究会将中断一个学期。《辅仁生活》发布了这则消息，并列出该会或曰研讨班成员名单如下：陈祥春、赵卫邦、李谌、李桓和陈宗祥。

同年，史学系讲师张鸿翔开设《中国民俗史》：

本课讲授中国各时各地婚丧节令之演进；衣食住行之变迁；士风娱乐之动态；并说明对政治交通宗教相互之关系。分篇叙述，俾学者明了中华数千年来民俗实况之梗概。三四年级选修。每周二小时，全年四学分。

1942年陈祥春开设《中国古代风俗史料》，在文学院国文学系和史学系研究所同时开课。另史学系研究所有雷冕的《人类学及史前史研究》、叶德礼的《民俗学研究法》与《民俗学研究实习》（每周一小时，全年二学分）。社会经济学系（社会学组、经济学组兼修）有蔡思客的《民族学》。1943年课表，社会学系有蔡思客的《民族学》、包敏的《人类学研究法》；史学系有张鸿翔的《中国风俗史》；史学系研究所有雷冕的《宗教之起源及发展》、叶德礼的《民俗学概论研究法》、包敏的《亚洲东南部之人种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1944年课表，史学系与社会学系有蔡思客的《民族学》；史学系研究所、研究所人类学部有叶德礼的《民俗学研究》；另人类学部有雷冕的《印度非亚利安人之宗教》，包敏的《人类学研究法》（每周一小时，全年二学分）、《人类学问题研究》、《亚洲中部及北部人类学概论》、《亚洲东南部人类学》，张星烺的《西藏地理学及人类学》。1947年课表，社会学系有吴保黎的《文化体质人类学》（每周三小时，全年六学分）；人类学研究所有雷冕的《原始民族社会生活》、葛尔慈的《民族心理学》、雷冕与叶德礼的《研究讨论》、蔡思客的《菲洲之民族》、赵卫邦的《游牧民族史》。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辅仁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教学之所以日渐繁荣，1936年到校的校务长雷冕功不可没。作为德国民族学家施密特的得意门生，他不仅给辅仁大学带来了德奥传播学派的思想——民族学课程所用教本便是施密特的《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更鼓舞了民族学研究的热情。人类学博物馆、包括《民俗学志》的各项工作都离不开他的鼎力支持。施密特（Wilhelm Schmidt，1868－1954）本人也曾于1937年到辅仁大学讲学，对辅仁刊物《华裔学志》甚为嘉奖，同时建议中国学者翻译他的《比较宗教史》。就在施氏访华结束后，顾若愚神父及辅仁大学西语系教授萧师毅，社会学系教授刘子明，人类学研究所硕士陈祥春、讲师赵卫邦等人即立即着手翻译此书，可见其影响。甚至《民俗学志》创刊号的第1页就是施密特的个人肖像，底下用拉丁文写着：“谨以此刊敬献施氏，庆贺他即将到来的七十五岁寿辰。”然而正是在这巨大的影响下，民俗学几为人类学民族学所淹没。上述课程列表，只有叶德礼坚持开设冠名“民俗学”的课程。他对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关系的理解，在《民俗学志·编者语》中已有体现，尽管态度未必明确，但他似乎认为民俗学的方法自有其独到之处。

再说实践方面，1947和1948年暑假，辅仁大学人类学部组织了两次田野考察，由贺登崧神父（Willem A.Grootaers）主持。第一次自1947年7月1日至8月17日，贺登崧率研究生李世瑜、张冀文走遍察哈尔省万全县的93个村庄（包括一个县城）和张家口市；第二次自1948年7月7日至8月30日，贺氏同李世瑜、王辅世查访了宣化县115个村庄和宣化旧城。调查主要涉及语言、历史和民俗，民俗又以庙宇并信仰为中心。他们记录下各庙宇的名称、规制、方位，各殿堂内部的塑像、牌位、壁画、陈设，殿堂外的碑、钟、炉以及询问到的有关历史、香火、组织、庆典、庙会等情况；还请了两名当地画匠临摹庙内彰显本地艺术和传统形制的典型壁画。照相尤为重要，“每照一张必有记录，每个胶卷有编号，第几卷第几张照的是什么都要记下来”，两次调查先后拍摄了120与270张照片，再现不同崇拜和艺术风物最重要的细节。随着人事变迁、原物损毁，这些照片变得愈加珍贵。

此外，《民俗学志·编者语》（1942）还提到与博物馆相伴成立了一个萌芽期的民族研究所。杨堃也说：“辅大校务长雷冕博士在人类学博物院之外，还有创设‘东西民族学研究所’之决心。”据称赵卫邦即经此民族研究所派往西昌，可惜笔者未能找到更多资料。不过《民俗学志》首期有篇史禄国的文章——《中国的民族志调查》，其中即明确提出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民族志研究所（aspecial Ethnographic Institute）。它将担负六大职责：1．通过文献比较和实地调查搜集材料，绘制一幅中国的民族志地图；2．为一部系统详备的中国民族学史准备素材；3．为田野作业和研究所的其他需求训练民族志学者；4．组建专门的图书馆；5．组建民族学博物馆；6．引导当前的调查研究。从这些粗略的设想里，或可窥见所谓民族研究所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结语

作为教会学校，北京辅仁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有它自身的特色。本土民俗学运动以歌谣征集为起点，这里传教士汉学家们的民俗学却以器物为先，从博物馆开始——毕竟对外来者而言，实物远比语言和精神更直观。现代科技手段还为之提供了新的工具，如民族志摄影等。他们的研究和早期传教士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在让西方更了解中国的同时，其眼光与方法也经由教学实践影响并培养了一批中国本土的民俗学者。

这段历史过去少有人提，本文在此只是做了一点初步的整理，至于传教士汉学家个体的情况，诸如思想路数、如何调查写作、研究有何反响等，都还有待深入挖掘。

借杨堃所言，“天主教（或传教士）在中国民俗学史内所占之地位”其实长期被忽视。现有中国民俗学史是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民俗学学术史，而不是以中国民俗为对象，或在中国发生的民俗学学术史——这种主次无可厚非，但后者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传教士包括教会大学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意义和影响，值得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作者：张志娟，来源：《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