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称“女高师”，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教育学府，也是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即1908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即呈请改组女子高等师范，并于当年增设教育国文专修科一班，设立附属中学，预备改组事宜。1919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7月，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简称“女师大”。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北京9所国立高校合并为北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专门招收女生。1929年6月，大学区制停止实行。1930年，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改为北平女子师范学院。1931年7月该院并入北平师范大学。本文所述“女高师”系指其自1917年筹备改组到1924年正式改组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之间的七年时间。

一、何以关注女高师?

民国以后，我国的高等教育获得极大发展，可谓高校林立，名校迭出。何以在众多名校中选择女高师作为研究对象?即女高师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质值得特别关注?概括起来，其特质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其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教育学府，也是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它的产生不仅意味着有更多的女性可以追求高等教育，还暗示着国人的女性观及其背后由崭新的两性角色和性别关系所构建的社会观的某种转变。因此，女高师的建立就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之间交互影响、变迁与转型的一个重要标识。

其二，在女高师更名(1919年)后不久的1920年，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随后，全国各地的许多高校纷纷效仿，男女同校渐次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趋势。在此潮流的“压力”下，1928年6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是与北京其他8所国立高校合并为北平大学，并改为北平大学的第二师范学院，暂时保留其专门招收女生的性质;其后又于1931年7月正式并入北平师范大学，成名副其实的男女同校。由此可见，女高师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还因其专门女校的性质而成为一个“过渡环节”，它表征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早期阶段，带有特定时段的历史印记。

其三，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数据显示，1922年全国范围内国人自办高校所招收的女生数量合计为661人，其中，女高师招生的数量为236人，约占其总数的36%。由此足见，在各大学开放女禁，纷纷招收女生的一段时期里，女高师的招生数量仍然独占鳌头，是当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

其四，女高师作为由国人自办、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这种“土生土长”的特色还决定了其与教会女子大学和国外大学(女留学生就读的国外大学)相比，与本土社会和文化环境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它所培养的女大学生与教会大学的女大学生和留洋归来的女大学生相比，往往表现出与中国社会更为紧密的“亲和力”，从而使其伴随社会的动荡与变迁呈现出一系列的共振和连锁反应。

综上所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无论是作为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个“过渡环节”，还是作为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及其“土生土长”的特色，都使其成为我们由此探讨中国近现代教育、社会和文化之间交互影响、转型与嬗变的一个绝好实例。

1918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大门

二、何以关注第一届女大学生?

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即呈请改组高等师范，并于当年增设教育国文专修科一班，预备改组事宜。1919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同年7月，将原有的教育国文专修科改为高等师范国文部本科一年级。该部学生在完成本科三年的学习后于1922年毕业，成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

之所以选择女高师的第一届女大学生作为考察对象，除去这一群体可以更好体现女高师产生的“转折”意义之外，还在于这一群体的特殊经历使其成长历程具有一定的社会“标本”意味。

首先，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女高师的第一届女大学生其生卒年限大约在1880-1990年代，其中除少数英年早逝以外，多数见证了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沧桑巨变。并且，作为早期走出家庭步入社会的女性，她们的人生又往往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经历了从女童到女师范生、再到国民女教师的“蜕变”历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她们的一部个人生活史即是一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教育变迁史。

其次，这一群体的主体成员来自1917年设立的教育国文专修科，由于身处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她们很快融入到运动中来，并于1919年6月4日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游行，“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女子干政游行之先河”。“五四”以后，她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这时起她们才真正被卷入社会的洪流中，并随着每一次潮流的涌动而“与时俱进”。并且，作为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的第一批女大学生，她们的言行又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于是，围绕着这一群体周边的事件便展开了各式各样的言说，彰显出一幅多种力量博弈交错的动态图景。因此，对这一时期其生活经历和教育经历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变迁历史，还可以由此透视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上半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嬗变史。

1929年6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旅津同学会

最后，作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的第一届女大学生，其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也颇值玩味。根据不完全的资料显示，她们大多来自清末的仕宦之家或是商贾巨富，早年在其家中多数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系统熏陶，具有很好的国文功底，其家庭氛围较之教会女子大学和留学海外的女大学生相比也别具特色，再加上女高师修习的专业是国文，以研习中国古典文学为主，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新文化运动之后，她们的“转变”别有一番意味。

综上所述，女高师第一届女大学生所具有的诸多“特质”使她们的人生经历具有很强的社会“标本”意味。因此，通过对其生活经历和教育经历的考察，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女性个体的成长之路，也将是一幅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和教育之间交互影响与变迁的气象图。由此，对女高师第一届女大学生其教育生活史的考察也就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意义。

三、何以关注个体的教育生活?

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狂飙时期，旧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被颠覆并开始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仍在探索和构建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制度的建立与体系的疏导非常重要，然而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其最终的落脚点并不在于制度或体系的外部建制，而是扎根于个体生活态度及其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一点既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所证明，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经由器物而制度并最终转向思想和文化启蒙的深层原因。可以说，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的20年代，由家族伦理转向个体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罗网”中解放个体，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成为精英阶层的主流取向。然而，个体的解放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要真实地体现在每个个体的生命体验里。反之，如果不能改变多数国民的日常积习，重塑国民性格，一切改革都将被传统和习惯的势力所压碎，或是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因此，对这一时期个体生活状态的考察，就成为审视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转型的一个绝好视角。

其次，就个体而言，作为身处其间的女性，与男性相比，男性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她们无一能幸免，除此之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境遇，更有其必须独自面对的解放难题。因此，对这一时期女性个体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的关注也将更具典型意义。

最后，教育作为文化传承与创造的重要手段，又以培养和型塑个体为使命和旨归。可以说，教育正是通过个体的社会化，转换个体的生活状态从而实现社会和文化的延续与变迁。据此，我们便不难想见，在20世纪的上半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早期现代性转型中，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实在至为关键。因此，对这一时期女性个体教育生活的考察，一方面为我们思考和探讨教育的功能与限度提供一个细腻而别致的视角，因为如果没有细致、实证的个案研究，任何理论和学说的建构都只能流于空泛。而在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由此了解甚或反思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打开一扇窗口。

四、相关的研究:忽视的边缘

遗憾的是，与女高师第一届女大学生其教育生活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相关研究的寥若晨星。截止到目前，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研究”、“中国近现代妇女生活和人物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纬度的考察，我们发现，有关女高师及其第一届女大学生教育生活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尽管早在1928年陈东原就在其《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提及女高师的基本情况并略陈其观感，然而，抛开这些记录所具有的宝贵的史料价值不论，还很难谈上严格意义的研究。直到1992年，黄新宪的《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史》的出版，女高师及其女大学生的研究尚见突破。该书不仅对女高师的演变历程、教育情况做了史料上的初步挖掘和梳理，还对庐隐--女高师第一届女大学生中的一员-其笔下的女子教育状况及其对知识女性命运的揭示作了阐述，遗憾的是，作者尚未涉及现代教育发展与女性个体生活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其后，到2004年，张素玲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通过对1900-1930年代中国女大学生校园生活的考察，初步探讨了现代教育发展对女性生活影响这一问题，并对女高师第一届女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投以掠影式的关注。然而，由于论文研究的对象涉及广泛，研究时限又主要聚焦于大学时段，因此，通过对女性个体教育生活史的微观考察，进一步深化女性个体生活与现代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仍属必要。

此外，文学界的不少学者也对庐隐、苏雪林、冯沅君等女高师的第一届女大学生的个人生活进行了许多挖掘，其中不乏对其在女高师教育生活的细致描述，然而，由于学科的限制，多数研究重在探讨其生活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而非教育与生活的关联。

通过对来自教育史、妇女史和文学史等领域相关研究的检视，我们发现，尽管前辈学者在相关领域已经做出开拓性的贡献，但是，就总体而言，有关女高师第一届女大学生其教育生活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学界的边缘位置。至今尚未见到对中国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女高师，其真实教育场景、校园生活的细致而全面的描述，也未见到以该校的第一届女大学生作为个案来探讨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与女性个体生活之间关系的专门研究。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仅要问“何以至此”?细思之，或许以下的解释可以略作解答。

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对女高师女大学生的研究应该从属于女子教育的研究范畴，又进一步从属于女性或性别研究领域。因此，它在学界的遭遇也就与女性或性别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境遇休戚相关。

大致说来，五四运动前后至抗日战争前，伴随女性解放思潮的高涨，我国的女性研究开始起步。其间，由于女子教育在女性解放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女子教育问题备受注目，曾涌现出一批早期的研究力作。然而，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救亡压倒启蒙，关注女性解放和发展的研究逐渐走低，因之，女子教育研究也渐趋沉寂。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一系列保障男女平等的政策和法律的相继颁行，人们普遍相信女性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为几代女性所梦寐以求的目标业已实现，女人终于被看作和男人一样的人，实现了由“女人”向“人”的跨越。在这种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中，要将女人从大一统的“人”的概念中剥离出来进行独立的研究成为不可能，“中性化”、或者说“去性化”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共同取向。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教育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化”的研究色彩。这部分地导致它在建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对现实生活中有着特定性别身份的具体的人的“视而不见”，因此，对女子教育史的关注也就无从谈起。

此外，我国教育史在研究的取向上，还与传统史学重视军事政治史的特点遥相呼应，偏重于精英人物教育思想的探讨和重大教育事件、教育变革的研究，突出思想和制度的双纬架构。由于教育制度研究的重点往往在事件而不在个人，教育思想的研究虽然凸现个人，却因为这些个人大多是男性，也使得女子教育、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女性的教育无法在以往教育史学中合法“出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本已获“解放”、不再成为问题的女性却变得问题迭出，诸如计划生育中的重男轻女问题、义务教育推行中的女童问题、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女工的同工同酬问题等等一时间纷至沓来，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遂使在我国沉寂长达40年之久的女性研究再度兴起。

在人们关注现实中的妇女问题，开始陆续引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反过身来追根溯源，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回顾找寻解决当代问题的根源或途径。由此，中国妇女史研究得以复兴，并逐渐形成以近代妇女史运动为起点，向古代回溯，渐次进入断代研究和专史研究，填补传统史学空白的发展特点。其间，由于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巨大，也自然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的重点之一，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的介入，涌现出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总得来讲，作为第二次起步阶段的“拓荒性”研究，多数论者主要致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类的宏阔研究，着意于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发展状况及其脉络的宏观把握。有限的专题研究多集中在教会女子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和知识精英女子教育思想的梳理上，更为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正待开展。若由此反观女高师及其女大学生的研究状况，其此前的被冷落和搁置也就在“情理”之中，而本研究对女高师第一届女大学生教育生活史的微观考察也可谓在接续前辈学者研究薪火的基础上的继续推进。

综上所述，抛开新中国建立以后特殊的学术氛围不论，单就学术研究的取向来看，由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的双重影响，导致女性或性别研究在我国学界的长期势微，进而使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研究难以走进主流学界的关注视野。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可能有意无意地认为，关注女高师女大学生的教育生活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历史中的“小人物”的边缘化“小题目”，相比之下，那种研究多由男性精英参与的教育思想传统和重大的教育变革才是有价值的位居主流的“大题目”。在这样的学术和社会背景中，这一研究更具有别样的意义。因为关注边缘应该是学者的责任。

（作者：姜丽静，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9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