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1920-1949年，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开端及第一个繁荣期，也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弥足珍贵的一个时期。其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为培养图书馆学教育人才，北大特派袁同礼赴海外学习图书馆学专业。1924年，学成归国的袁同礼在北大教育系设立的图书学科目讲授“图书利用法”“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等课程，开启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序幕，其中部分课程一直持续到1930年，不仅对北大图书馆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丰富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1937年，严文郁在文学院开设“图书馆学”选修科，1938-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时期，又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图书馆与目录学”课程。但此后未查到北大相关图书馆学教育的记录，直到1947年王重民在文学院附设图书馆学专修科成立，北大图书馆学教育活动才又恢复。1949年7月，该专修科获批独立建制，学制两年，虽然专职教员只有王重民、王利器、陈绍业三人，但奠定了当今北大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础。
二、发展沿革
从内容上看，民国时期北大图书馆学教育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20-1924，为图书馆学培育师资人才；1924-1947，开设图书馆学科目和图书馆学培训班；1947-1949，创设图书馆学专修科。
2.1人才培养
“图书馆为学校第二生命，稍有常识者，无不知之”。北大校长蔡元培（字孑民）特别重视图书馆事业，特聘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对于图书馆事业，力谋扩张，并拟定办法：一为建筑馆舍，二为购置书籍，三为养成专才。并就第三项养成专才“拟就校内毕业生中选派数人，派英美各国专修图书馆专门之学，一面再在本校添设专科，延师讲授，以为异日充任图书馆职员之用”。1920年2月7日，北大决定选派本校预科毕业生袁同礼赴美学习图书馆学，学校“每年补助美金四百八十元，以三年为期。关于此事议决：由本校与袁君商订服务合同，合同协定后，再由本校发给补助费”。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民国时期第一批留美图书馆学家，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代学人。1920年8月，袁同礼启程赴美留学。四年的留学生涯，袁同礼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图书馆学专业训练，还为北大引进了国会图书馆捐赠的100万张图书目录卡，每张卡上印明书名、著作者、出版地及出版机关、刊行年月以及书之分类标题等。目录卡不只是纸卡片，它是国会图书馆分类和编目方法的载体，代表欧美图书馆界的专业化的成果。而袁同礼与美欧学术机构和团体的联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1924年秋，袁同礼学成归国，先在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做了短暂的馆长，10月成为北大图书委员会委员，11月，到北大教育系内设图书学科目任教授。
2.2开设图书馆学科目
袁同礼并非只是把自己仅仅定位为一个图书馆学专业管理人才，还立志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专业人才。1924年北大在教育系设立图书馆学科目，并在《教务处布告》中将该科目的讲授内容、选修办法、注意事项和拟用课本公之于众，其中，计划开设的有“图书利用法”“图书馆学”“目录学”和“图书馆史”四门课程，均由袁同礼讲授。除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之外，还开展了相应的学术交流活动。如1925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博士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来华，刚抵北京，北大教育学系就立刻邀请其到北大讲演，请他介绍美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
1927年8月到1929年4月，北大被军阀控制，正常的教学和工作中断，图书馆学课程被迫停讲。1929年暑假后，袁同礼继续讲授这些课程，一直到1930年。袁同礼对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具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一切文化均须依赖图书馆、博物馆与文献馆保存，三馆的管理方法，在其他各国均已成为专门学术，只有培养专门人才，并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之后，才能从事图书、古物、档案等的科学收藏、管理与使用工作，“深盼我国政府及社会，于此种专门人才之养成，特加注意”。有感于专业人才的匮乏，袁同礼一直想在北平开办单独的图书馆学校，1930年初，他甚至提议沈祖荣将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迁至北平。
1935年，北大图书馆新馆落成，具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严文郁被时任校长蒋梦麟聘为图书馆主任，依托新建馆舍，致力于图书馆事业发展，并计划在北大文学院添设“图书馆学”选修科。两年后的1937年2月，北大正式在文学院语文系（即语言文学系，下同）开设图书馆学选修科。为加深学生对图书馆工作的直观理解，严文郁在课程中穿插了实地参观考察的内容，“先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参观，当由馆长李文裿亲自招待，说明馆内设施及推广事业，异常详尽；旋复至各室参观，均表称赞，并由该馆分赠各项印刷品多种云”。后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开设时间较短。
鉴于大学生不知利用图书馆及参考书者众多，早在1935年11月27日，严文郁就在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年会上提出“请教育部指定‘目录学’及‘参考书使用法’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的提案，建议各校在学生入学之初即进行必要的训练。虽然该提案经会议讨论通过，但最终并未被当局采纳，当时也只有少数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然而其贡献颇大，影响深远，1938-1939年，严文郁为西南联大全体学生开设“图书馆与目录学”，与此不无关系。
袁同礼创办图书馆学教育的初衷不改，1945年10月17日，他（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致信在美国访学的王重民，提议与北大合作创办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分类、编目及技术课程由北平图书馆负责，目录、版本课程由北大负责，希望王重民“返国协助训练高级人才”。但因时任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不太赞成职业化教育，袁同礼在北大创办图书馆学教育的希望落空。于是，他又计划与北大、故宫合作组建研究部，开设高级班与初级班，并计划约请美籍图书馆学家来华任教。王重民认为，组建研究部与文华图专“南北相对”，容易引起图书馆界纷争，而设立图书馆系旨在“造就高深人才，并非文华所能企望，谈不到对立”，所以希望设立图书馆系。
2.3创立图书馆学专修科
1945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第二年8月就职。胡适非常关心图书馆事业，重视图书馆学教育，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培养图书馆学专才，他接受王重民的建议，准备在北大创办图书馆学专修科，“造就高深人才”。
为提高学生利用图书馆的能力，胡适从北平、燕京大学、北大等图书馆延请专家在文学院讲授图书馆学课程，有“中国史料目录学”、“西文编目法”、“图书馆学概论”，还把“读书指导”作为语文系新生的必修课。
1947年2月，访学欧美多年的王重民按照胡适要求如期回到北大，筹备图书馆学专修科，培养图书馆管理及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人才。4月30日，胡适就向记者通报北大将增辟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专科，其中，图书馆学专修科将请袁同礼设计、王重民执教。然而，主管部门虽核准北大文学院附设图书馆学专修科，学制两年，但不能像其他专科一样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只能招收大学毕业生试读。其他学院学生也可选修，课满且成绩合格者，可获任一科毕业证，此时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实属培训班。6月30日，北大决定暂缓设立图书馆系，请王重民等拟设关系学程及选修办法。9月，图书馆学专修科开始招生，但根据上级要求，只能招收本校文学院中文、历史毕业生或肄业生，经过学习，修满要求的学分，授予图书馆学专修科毕业生资格。10月，北大颁布《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博物馆专科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对招生对象、修读方式和课程设置均详细说明，但因师资原因，实际上很多课程没开起来，生源也不稳定，1947年秋季学期时共有8名学生，到1949年春季学期注册时只剩下3人，临近毕业时仅剩下1人。由于没有固定生源，“无法教下去”，为稳定生源，北大将1948届该校文学院毕业生作为新一届的招生对象，并为他们申请了10个奖学金名额，要求奖学金申请者承诺坚持完成学业，这样，第二届图书馆学专修科才招到了15名学生。
1948年，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开设9门专业课，还将史学系开设的“史料目录学”“金石学”和“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见史”等课程作为必修课，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北大培养图书馆学专才的基本思路。经过两年的试办，北大深刻认识到，仅仅把本校文科各系毕业生或肄业生作为图书馆学专修科招生对象，很难保证生源数量和质量，原因之一是招生门槛太低，学生不需要考试就能入学，往往开学时人多，一旦他们获得了就业机会，中途便离校而去，还有些学生由于生活原因，学习期间不得不在校外兼职，无法一心进行专业学习。二是由于不对外公开招生，许多真心喜欢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人士因为非北大学生而无缘入学。
为扩大生源，提高招生质量，稳定教学秩序，1949年，北大向主管部门申请图书馆学专修科独立建制，像其他专业一样公开招收高中毕业生。7月22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以京教秘字第612号文件通知北大：“六月二十一日京呈字三十三及二十四日京呈字四十四均袭。关于设立阿拉伯语、印度现代语两专科，并正式成立图书馆及博物馆两独立专科，均予照准，仰即知照，此令。”至此，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正式成立，其境况也因此大为改观：一是延请到了更多的教师来授课，如于光远、袁涌进、陈绍业、傅振伦等，二是还申请开设了一些专业课，如“工具书解题”“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图书选择与参考”“图书馆行政”和“索引法”等，还有“辩证逻辑”“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论”等文化类课程；三是生源得到了保障。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与前两届比，新生年轻且富有朝气。
三、课程设置及教育特点
3.1图书学科目课程
1924年11月18日，北大教务会议通告教育学系内设立图书学科目，并将开设科目及选修办法在全校公布，课程包括：“图书利用法”“图书馆学”“目录学”和“图书馆史”，每周均为两个学时，全部由袁同礼讲授。除“图书馆史”外，其他三科均拟定了课本和选读书目，如“图书利用法”要在艾萨多尔·吉尔伯特·马奇（Isadore Gilbert Mudge）的New Guide to Reference Books Chicago和露西·埃拉·费伊（Lucy Ella Fay）的Instruction in the Use of Books and Libraries Boston两种书中至少选读一种。11月27日，北大教育学系教授会又进一步对图书学各科目的性质和学分进行了重新明确：“图书利用法”“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三科学分均为“二单位（学分）”，其中教育系学生，“图书利用法”为必修课，“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为选修课，其他各系学生，上述三科均为选修，但不算“单位”，“惟既选修者必须考试，考试及格者与以证明”。1924-1929年北大教育学系开设图书学科目任课教师及所设课程如表1所示。
表1中课程在北大乃至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意义非凡。正如北大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所说，今日北大信息素质教育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学教育同源，历经百年“众多专家的创造、创新和创业，逐渐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媒体、广覆盖的教学培训体系，在支持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2月，北大图书馆主任严文郁依托其深厚的图书馆学专业背景，在北大文学院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但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迫停课，课程仅仅持续了5个月，直到1947年，学成归国的王重民在北大创立图书馆学专修科，北大图书馆学教育才又重新恢复。
3.2图书馆学专修科课程
1947年10月，《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博物馆专科规程》公布，设立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两种专科，定于本年度秋季招生，暂时附设于文学院内，拟在两年内独立建系，但因经费、人员等问题，实际处于试办时期，并未正式招生。图书馆学专修科所设课程及本学年所开科目如表2所示。
表2中，理论类和历史类课程的设置比重都较大，如必修科中的“中国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献学与档案学”等，是图书馆学相关领域的理论课程，“科学史”“文学史”和“公共圕与大学圕管理法”等选修科，则体现了专门化的教育思想。之所以如此，这与袁同礼、王重民“培养高深人才”的办学宗旨不无关系，尤其是王重民，更希望培养整理中国文献遗产方面的人才。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既要考虑一般图书馆员所需要的编目、分类等业务知识，又要兼顾从事典籍整理和文献研究人员所需要的文献学和历史知识。
相较于1924年袁同礼开设的4门图书学科目，1947年开设的课程不仅数量增加很多，而且形成了一定体系。然而，该课程体系只是王重民的理想设计，由于师资和生源问题，实际上很多课程未能开设。1948年，北大调整招生政策，将生源限定为文学院1948届毕业生，同时通过设立奖学金、签署志愿书的方式来吸引和稳定生源。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也调整为如表3所示。
1948年，图书馆学专修科附设于北大文学院语文系内，表3中的课程作为语文系的选修科被列在语文系的课程表中。从表3中可以看出，文献学与考古、历史类课程占了三分之二，文献学的课程最多，有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和“四库总目研究”、毛准的“西洋目录学”、王利器的“校勘学”，还有赵万里、王重民合开的“版本学”，其课程内容皆偏重文献学。史学系开设的课程，如赵万里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向达的“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见史”、张政烺的“金石学”等，在内容上则偏重考古和历史。相比较而言，图书馆学理论和业务课程则相对较少，理论课仅有袁同礼、陈鸿舜合开的“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学业务课程也才只有王重民的“图书参考”、陈鸿舜的“中文编目法”和耿济安的“西文编目法”三门课程，课程体系比较单薄，业务类课程开设了“编目”与“参考”两种，没有开设“图书分类”“图书选购”等，课程体系明显重文献、史学。之所以如此设计，虽然与北大办学理念和王重民办学初衷等主观原因不无关系，但师资力量缺乏、延请不到图书馆学专业教师而无法开课，则是重要的客观因素。
经王重民等诸位先生的积极努力和争取，1949年7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独立建制并正式成立，王重民担任系主任，计划开设的课程如表4所示。
表4中共有12门课，其中全年开设的课程9门，选修课9门，必修课3门，即“中国史料目录学”“金石学”和“中国近代考古学丛见史”开在文学院史学系下。所有任课老师皆为兼职。
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独立建制后，师资、生源等境况都得到很大改善，不但可以延请到更多的授课老师，而且可以公开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较之前将生源限定于本校学生，此时的生源广泛而稳定。因为生源发生了变化，学生的知识基础也发生了变化，课程设置和讲授内容也应该随之而变。因此，根据生源基础情况，1949学年，北大将计划开设的图书馆学专修科课程进行了较大调整，如表5所示。
相比于1948学年度，表5中的课程，不但增开了图书馆业务和实操课程，如“工具书使用法”“索引法”“图书馆管理与行政”“中文分类与编目实习”和“阅读指导与图书馆实习”，还增开了文献选读课程如“中国目录学文选”和研讨类课程如“专题研究”，从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课程类型和数量各方面，图书馆学专科课程体系得以基本完善和丰富，不但有目录学、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相关课程，还与博物馆学专科合作开设了“自然科学”，选修课程中还纳入了与语文系合开的“校勘学”、与中国史学系合开的“古籍导论”“古器物学”“中国近代考古发现史”和“史料比较与档案整理”。
3.3教育特点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经济不振，政府不但没能力保护和扶持图书馆事业，还遭到北洋军阀与日本侵略者的损毁，战时军队占据馆舍导致馆务停顿、图书遭到损毁的事情屡见不鲜。在“政府社会均忽视而不加注意”图书馆事业的困境中，袁同礼、王重民、胡适等对图书馆事业充满激情和奉献精神的专家和学者们，筚路蓝缕，共克时艰，传播图书馆学知识，从1924年开设图书学科目到1949年7月图书馆学专修科正式成立，不到3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图书馆课程体系，奠定了北大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基础，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开端及第一个繁荣期。梳理这一时期北大图书馆学教育的起源、发展及特点，可为当今图书馆学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1）开创性与前瞻性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在民国时期处于开创阶段，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为后来的图书馆学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北大图书馆学教育注重培养具有前瞻性的图书馆学人才，使他们能够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求，并且能够根据社会和学科发展的需求及时调整教育策略和内容，这对当代图书馆学教育来说非常重要。
当代图书馆学教育更应密切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及时调整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以适应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求。更要密切关注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不断调整教育方向和内容，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正如王重民所说：“创办将近二年的本校图书馆专修科，对内对外都没有什么辉煌的成就，但这期间可以说是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和发展的可能性。这固然是由于领导人的苦心孤诣和本科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这一门学科的切合社会需要，和富有独立发展的必要性，尤其在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今日，一切事业的发展必须配合社会需要”。
（2）教学体系的专业性与系统性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从无到有，从初步探索到根据社会需要灵活调整课程内容，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专业课程体系，涵盖了图书馆学的各个方面，不仅开设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课程，如“图书利用法”“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管理方法”和“图书馆史”等，还与语文系、博物馆学、中国史学等科共同开设了相关课程，如“校勘学”“档案学”“自然科学”和“古籍导论”等，教育内容具有综合性与系统性，形成了完整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了宽广的知识视野和扎实的业务基础。
当代图书馆学教育应借鉴民国时期的经验，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图书馆学人才。他们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因此，当代图书馆学教育要注重图书馆学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注意课程设置的专业性和系统性，涵盖图书馆学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将专业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结合起来，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和兴趣。
（3）重视实践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民国时期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非常注重实践与应用。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传授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还开设了阅读指导与图书馆实习等相关课程，为学生提供实地参观图书馆实践的机会，通过实践来加深学生对图书馆知识的理解和实际操作能力。
这种教育理念对当代图书馆学教育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实践教学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图书馆学教育应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如实习、实训、案例分析等，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图书馆学的实践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加强，当代图书馆学教育应积极推动学科交叉与融合，培养学生的跨学科素养和综合能力。
（4）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还体现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精神。不仅讲授图书馆学的专业知识，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如学术讲座、研讨会等，提升学生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研究探讨图书馆学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
当代图书馆学教育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鼓励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探讨图书馆学的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同时，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鼓励他们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推动图书馆学的发展。随着全年球化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还应加强与国际图书馆学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图书馆学教育的国际化与多元化。
四、结语
民国时期北大图书馆学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的重要篇章。从1920年培养图书馆学师资开始，到开设图书学科目，再到图书馆学专修科正式成立，北大图书馆学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探索到逐步系统化的进程。北大图书馆学教育在民国时期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依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加深对图书馆学知识的理解，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图书馆专业人才，传承和弘扬了图书馆学精神，推动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对当时的图书馆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当今图书馆学教育提供了诸多启示。
总之，北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军学府，其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的努力和成功经验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图书馆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未来，北大图书馆学教育将继续发挥其领航者的作用，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图书馆学专才，引领并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蒋秀丽，王晶晶；来源：《大学图书馆学报》，2025年1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