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美，男，汉族，籍贯北京，1932年11月生于哈尔滨，2023年10月3日病逝于北京。195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1958年东北师范大学动物生态学研究生毕业。1986年任教授，200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名誉理事长，国际鸟类学委员会（IOC）资深委员，世界雉类协会（WPA）会长，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生物学通报》和《Avian Research》主编，以及《动物学报》等杂志的副主编、编委。他长期从事鸟类学研究，先后主持2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在我国鸟类学诸多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发表研究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研究成果推动了我国鸟类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特产濒危雉类研究中成果显著，研究成果获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他重视和热爱教学工作，长期坚持在本科教学第一线。他多年主讲普通动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脊椎动物分类学和鸟类学等课程，教学效果突出，深受学生欢迎，曾任国家教委理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生物学科副主任，主编或合编《普通动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鸟类学》等多种高校教材，主持编制《小学科学课程标准》（2017年颁布），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7年和2014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7年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2021年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他共培养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40余人，许多毕业生已经成为国家有关部委、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学和科研骨干。

在近70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郑光美先生始终遵从“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北京师范大学校训，本着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淡泊名利、百折不回，潜心于育人，是所有学生心中的“四有”好老师。

一、求学历程

郑光美先生原籍北京通县太子府村。父亲郑爱棠于民国初年在北京的一所中学教授语文。1919年去东北，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同时在法政大学兼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强买中东铁路并控制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提出让郑爱棠出任教务长。由于不愿做亡国奴，他舍弃了优厚的待遇和所投资兴建的工厂，于1936年带着夫人和7个子女举家逃回北京。到北京以后直至解放前，他父亲一直赋闲在家，没有工作。起初由于家底还比较殷实，可为子女的读书提供较好的支持，因此少年郑光美得以在北京有名的市立史家胡同小学完成小学学业，那段时光也是他中小学时期所接受的最稳定和正规的教育。此后，家道中落，主要依靠典当以及两个姐姐在中学和小学教书来维持生计，家境每况愈下。由于凑不起学费，他不得不常常停学或转学，断断续续地完成了中学学业。他初中三年分别在北京私立竞存中学、北京市立第十中学和北平私立崇实中学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平国立高级工业学校在秋季成立。由于是免收学费和提供食宿的职业高中，这所学校吸引了大批普通高中的在读学生应考，正在读初中的郑光美也去应试并在这里的机械系读了一个学期。在国立高工读书期间，他还常常抽空回原来读初中的学校继续听课并参加了初三毕业考试，最后取得毕业证书。由于抗战胜利后教会学校纷纷复校，北京市立第十中学也已改名为北平私立崇实中学，学费非常昂贵，郑光美在那里勉强读完了高中的第一个学期以后，因交不起学费又面临失学。恰好当年秋季北平市立临时中学成立，招收生活困难的“流亡学生”，他通过考试成为该校高中一年级下学期的一名新生，在这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学校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求学生涯。1947年，北平市立临时中学改名为北平市立第八中学，他在这里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美术工艺系，开始了大学生涯。后来，出于对生物学的热爱，1950年他参加了转系考试，转到生物学系学习，这次转系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事业。1954年毕业的时候，他报名要求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但学校决定让他留校在动物学教研室做助教。1956年，教育部聘请苏联学者阿·彼·库加金和阿·米哈耶夫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动物生态学研究班”，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跟随库加金教授和米哈耶夫教授一起学习。米哈耶夫教授是苏联著名的鸟类学家，库加金教授在鸟类和兽类生态学和动物地理学方面的造诣非常高，并且治学严谨，具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在他们身边学习和生活的这两年，为他日后的鸟类生态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主要研究领域与成就

郑光美先生从事鸟类学研究60多年，在我国鸟类生态学、行为学、濒危雉类生态生物学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开拓性工作，推动了我国鸟类学的发展。

1. 濒危雉类生态生物学和驯养繁殖研究

1982年以来，郑光美先生一直从事我国特产濒危雉类的生态生物学研究。由于濒危雉类多生活在一些非常偏僻的山区里，他常年和研究生扎在深山老林中，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科学研究。他和他团队一起艰苦奋斗、积极探索、不断开拓和创新，从多学科领域，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探讨了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植被类型中的濒危雉类的生态适应机制和生活史对策，为这些濒危雉类的科学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对濒危雉类的繁殖生态、食性、行为、栖息地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将无线电遥测技术和栖息地选择理论引入，为我国鸟类生态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他系统地分析了黄腹角雉（Tragopan caboti）、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褐马鸡（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藏马鸡（Crossoptilon harmani）、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血雉（Ithaginis cruentus）和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等濒危雉类全年各季节的领域、活动区和活动性特征，查明了这些雉类的典型栖息地特征并筛选出影响各种濒危雉类栖息地利用的关键因子。例如发现黄腹角雉的依赖性食物交让木，依此在湖南省（莽山）发现了黄腹角雉新的分布区。这些不仅填补了我国在这些濒危野生动物生态学研究中的空白，也为有关保护区的管理和规划设计等提供了新要求和新思路。

随着人口激增和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增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丧失、破碎化程度日益加剧，原来连续分布的种群被分隔在一个个“岛屿”状的斑块内，斑块间的屏障阻断个体的迁移和基因交流。而雉类属于典型的地栖性鸟类，其对典型栖息地的依赖性非常强、扩散能力非常有限，对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的敏感程度更高。郑光美先生带领团队研究发现，多数濒危雉类的典型栖息地破碎化程度非常严重，许多斑块内的雉类数量极度下降，甚至已经绝迹。在这些栖息地斑块中，斑块面积是种群存在的基础，特别是斑块的实际有效面积；而斑块内的坡度、到水源距离、人类干扰等因素对斑块内雉类的数量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对浙江乌岩岭黄腹角雉种群的生存力分析表明，100年内种群遗传多样性损失率为14.0%，绝灭概率为7.3%，巢卵损失率高、典型栖息地面积不足等是造成这一隔离种群衰退的主要原因。

多年的研究和监测也表明，一些濒危雉类对栖息地破碎化的适应程度要高于先前的估计。在甘肃南部破坏较为严重（砍伐率超过60%）的森林斑块中，仍有血雉存活和移动。而随着原始阔叶林的减少，黄腹角雉有向人工柳杉林营巢的适应能力。2000年在浙江南部黄腹角雉典型栖息地附近的人工柳杉林内悬挂的一批人工巢中，有多个被黄腹角雉利用。这些迹象为濒危雉类的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对栖息地保护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

濒危物种的保护包括就地保护（in situ conservation）和易地保护（ex situ conservation），在积极开展就地保护的过程中，他对黄腹角雉、红腹角雉等的食物、营养和能量代谢等也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这些工作不仅为相关物种的就地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易地保护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85年，他将原产于亚热带高山的黄腹角雉引种到了北京，开展这一世界濒危物种的易地保护工作。他所领导的团队攻克了存活、受精、孵化、育雏等难关，并建立了濒危雉类人工受精、精液品质分析、精液低温保存等技术。目前已繁育出包括子6代的100余只个体的、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纯系种群。同时，他以饲养种群为研究对象，开展了黄腹角雉雏鸟恒温机制的建立、雏鸟生长发育、换羽、呼吸代谢、人工补偿光照对繁殖的影响、行为内分泌、精子超微结构等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为笼养种群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也为野外种群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新的方法。

在濒危雉类基础生物学方面，他首次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鸟类行为学研究，对角雉、马鸡等濒危雉类的求偶炫耀、活动性、孵化和育雏行为等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黄腹角雉、红胸角雉和红腹角雉求偶炫耀的研究，提出角雉属的求偶炫耀为正面型（frontal display）， 修正了曾任美国鸟类学家联合会主席和世界雉类协会主席J. Delacour提出的侧面型（lateral display）的理论，这一结论已被国际雉类学者所承认和接受，Johnsgard于2000出版的中，已明确角雉属的求偶炫耀为正面型。他通过对黄腹角雉换羽顺序等生物学特性的研究，提出角雉属在系统发育上应属于雉族（Phasianini），修正了《中国动物志·鸟纲第四卷（鸡形目）》（郑作新主编，1978）中认为角雉属隶属于鹑族（Perdicini）的观点。目前这已是国际鸟类学家普遍认同的结论。

2005年在浙江乌岩岭与当初一起工作的干部职工（后排中间为郑光美）

郑光美先生在濒危雉类方面的工作，开创和推动了我国雉类的生态学研究，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世界雉类协会雉类专家委员会主席Garson称他为“世界雉类研究带头人”，并邀请他为《1995—2000世界雉类保护行动计划》一书作序，并于2007年被推选为世界雉类协会会长。“中国特产濒危雉类的生态生物学及驯养繁殖研究”获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发表了关于濒危雉类方面的研究论文70多篇，主编出版了《中国雉类》等一批专著。

2. 鸟类生态学研究

郑光美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班的时候，库加金教授就常常告诫大家：研究鸟类不能停留在把鸟打死后进行测量、分析、制作标本，要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研究鸟类是怎样生活的。库加金教授的观点深深地触动和影响了他，他的绝大多数科学研究都贯彻着生态学的理念。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就将景观生态学和生态地理学观点引入我国鸟类分布研究中。在对秦岭南麓和华北山地鸟类的调查中，他研究了这些地区的鸟类区系和生态分布特征，首次提出近缘种鸟类在垂直分布上有明显的替代现象，并阐明形成这种梯度分布是由于近缘种类生态位接近而引发的竞争-排斥结果。

在对红尾伯劳和黑卷尾的领域行为研究中，他发现在适宜巢址不足的情况下，这两种凶猛的鸟类通过激烈的斗争而使领域分割、压缩甚至重叠，从而在一起营巢，其领域行为也改变为从彼此斗争转为共同御敌。结合对其他鸟类的研究，他提出独巢种类在巢址不足、种群密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巢区的压缩甚至重叠而形成聚集，但仍单独觅食，这种形式是独巢与松散的群巢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也可能是鸟类群巢形成的原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一直坚持麻雀生态学研究，查明了我国北方城乡麻雀的繁殖生态学以及种群动态规律，分析了全年各季麻雀嗉囊和胃内容物与取食地猎物种群动态相关性，阐明了麻雀的生态位，以及麻雀在城市和农村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中的地位，提出评价麻雀益害的新见解。最近，郑光美先生和他的团队成功地实施了以麻雀作为城市环境监测指示物种的污染生态学研究，并建立了利用羽毛样品进行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非损伤取样、分析的方法。

2000年以来，郑光美先生及团队应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对城市鸟类群落丰富度和岛屿化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

3. 鸟类分类学研究

他对我国太平鸟科（Bombycillidae）、伯劳科（Laniidae）、黄鹂科（Oriolidae）鸟类分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订正。首次报道了牛头伯劳sicarius亚种的形态、巢卵和分布区特征，详细描述了雌鸟、幼鸟、巢、卵特征以及本亚种的分布区。依据形态、栖息地、换羽等特征认定荒漠伯劳为有效种，并基于野外采集和标本查看的结果，修正了Stresemann认为荒漠伯劳秋季换羽属于局部换羽的的观点，确定其为完全换羽。目前他的团队利用形态学和分子生态学的方法，阐明了角雉属鸟类的系统发生关系和种下分类。

他依据国内外对鸟类分类和系统发育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鸟类的分类和分布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对世界鸟类分类系统和相关物种的分类地位进行了修订。他主编出版《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卷）、《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第二卷 鸟类）》、《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1-2版）、《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1-4版）。

三、研究中历经艰险

在多年的生态学野外研究中，他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许多成果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1960年初夏，郑光美先生带领考察队从秦岭南麓开始向北对秦岭动植物的垂直分布特征进行考察。由于体力消耗大，备用13天的粮食，到第11天就颗粒皆无了，此时离西安还有240公里。恰好遇到开山拉木头的解放军，他们希望搭军队的卡车下山，但由于路是刚炸出来的，路旁就是深渊，在堆满木头的车顶上载人是极为危险的。几经周折之后，终于爬在军车满载着的木头上，经过一天惊心动魄的颠簸后“逃”离了秦岭。这次考察结束后，他发表了《秦岭南麓鸟类的生态分布》，这是我国首篇讨论动物生态分布特征的论文；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在陕西秦岭首次发现了大熊猫，这一发现把大熊猫分布的区域扩大了一倍。

1975年，郑光美先生来到新疆考察，在和同伴在新疆巴楚的水域涉水采集鸟类时，脚下一陷就掉进了泥潭，很快泥水就过了他的胸部。危急之时，后面的同伴跟了上来，抓住他手中的枪管，硬是把他拉了出来。他还经历了卡车在戈壁滩上飞驰时突然前轴折断、一个轱辘飞出去的险情。半年后离开新疆时，他带回去的却是巨大的收获——对新疆特有鸟类的标本采集以及对伯劳科的深入研究。

1984年4月6日，他带着助手，在浙江南部山势陡峭的丛林中冒者雷雨搜索黄腹角雉，脚下一滑，仰面朝天向悬崖滑去，幸好在下滑中途抓住了一棵孤零零的小树，才停留在悬崖边缘，凭助手推送过来的登山镐凿一些小坑，才一步步地挪到了安全地带。几天后，他们在乌岩岭保护区发现了黄腹角雉，并拍下了世界上第一张野生黄腹角雉和巢、卵的照片。

四、教学与人才培养

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同时，他始终没有放松自己在教学上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曾担任首届教育部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二届教育部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在我国动物学课程改革、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并培育了一批动物学教学方面的优秀人才。

他重视本科教学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郑光美先生在国内率先提出野外实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动物的辨识、标本采集和制作的层次上，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实习，培养学生的野外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能力，加强学生探究性学习和主动学习。在指导野外实习期间，每天都有十几个小时和学生在一起：早上4:30带学生听鸟叫、指导学生在野外识别鸟类，白天教学生制作鼠类标本、指导同学做小专题研究、为学生答疑，晚上做专题讲座或与同学交流……1990年，当得知本科生山地动物野外实习缺指导教师的时候，他放弃了赴美国参加庆祝美国鸟类学家联合会成立一百周年学术会议（对方资助所有费用）的机会，背起包和学生一道上了山。虽然已经年逾八旬，并且事务繁多，但他坚持推开一切事务，每年随本科生到海拔1300米以上的野外基地进行为期2周的山地动物野外实习。将多年野生动物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积淀下来的知识带到本科生野外实践教学中，使学生在体会野外工作辛劳的同时，享受到知识获取和成功的快乐。

他重视和热爱教学工作，他每次上课前他都要认真备课，查阅国外新近出版的教材和权威杂志发表的相关的文章，将学科最前沿的有关内容吸收后揉入到教学中，赋教学内容以时代的特征。由于准备充分，他授课生动、幽默、内容精要、信息量大，加上他态度谦和、尊重学生，他一直是北京师范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1991年获评全国优秀教师，2007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所主持的“普通动物学”于2004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教学改革成果于1997年和2014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他注重教材建设，主编的多部教材获评国家规划教材、国家精品教材，其中《普通动物学》（1-4版，1978-2009)累计印刷120万册，第四版已印刷38万册、为200多所高校使用，是国内印刷量最大、使用最广泛的动物类教材。他主编出版的《鸟类学》（1-2版）是我国鸟类学人才培养的权威教科书，是鸟类学研究者的必读教材。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修订组组长，承担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修订工作。修订后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注重内容的适宜性、可操作性、时代性和整体性，强化了小学科学教育对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激发和保护。2021年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他注重团队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教学团队是一支年龄结构合理、教学和研究力量雄厚的队伍，这与郑光美先生多年坚持立德树人、甘为人梯、重视培养年轻人是分不开的。他常常与研究生在野外同吃同住，获取第一手数据，有时候在野外一呆就是半年到10个月。在他的带动下，他的研究队伍养成了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至今一直为各个野外研究基地和国内同行中所称道，成为一些保护区和同行教育学生或职工的正面教材，郑先生也戏言他的队伍是“鸟类学研究的敢死队”。他努力为青年人的发展提供和创造机会。1988年，他将赴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让给了一个刚刚毕业留校的研究生。1990年代初期，他又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赴南极考察机会让给了青年教师。青年教师的项目申请书和论文手稿，他都会不厌其烦，逐字修改。对于即将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他会协助教师备课，认真听取试讲，提出中肯的建议和意见。在主编《鸟类学》教材的时候，他邀请了6名年轻学者参加编写，并花费了不亚于作者完成初稿的时间去逐字修改补充、梳理手稿。

2022年在北师大动植物标本馆与师生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他培养了32名博士以及2名博士后，毕业生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复旦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省博物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院、农村农业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成为这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国家有关部委的动物专业业务骨干。

他是所有学生心中的“四有”好老师！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生命科学学院，2023年10月4日，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