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近代高等师范学校成为我国教学论学科建立与发展的中心，尤其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形成了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教师群体，在教学论学科建设的学术化，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颇有建树，从而加速了近代中国教学论学科现代化的进程。

1903清政府颁布《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设优级师范学堂，令初级师范学堂毕业普通中学毕业生都入焉，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京师及各省城应各设一所。”1908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形成堪称“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1912年教育部颁布《师范教育令》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定为国立，由教育总长通计全国，规定地点及校数分别设立。”为此，教育部将清末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并由原来的省立改为国立，全国划分为六个师范区。1912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率先改组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四川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相继成立。上述师范学校尤其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堪称“执牛耳”者。师范教育与教育学科密切相关。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师范教育萌芽阶段，教育学成为“师范学堂之主要科目，师范生不谙教育，即使通晓各科学，将来绝不能应用，故部章所规定之教育科授课时间，万不能减少。”而教学论作为教育学科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高等师范学校的核心学科，体现了高等师范学校的特色所在。本文拟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高师”）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为中心，主要考察民国初期高等师范学校教学论学科的建立、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一、留学生为主体的教师群体

清末师范学堂教习一般以日人为主，“不但作为中央最高师资培训机构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托日本教习经营的，就是其他各省、地方的师堂，只要有条件能聘到日本教习，也都是由他任总教习，实际上是委托日本教习经营的”。民国初期，随着留美生回国，高等师范教育科师资由清末以留日学生为主逐渐转向以留美生为主。

北高师成立后，“学校聘请了不少由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也请了一些欧美的留学生。教师阵容比清末的师范馆乃至优级师范学堂，都要好得多。”北高师校长陈宝泉于1903年留学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在其任职期间，他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先后聘请邓萃英、张耀翔、李建勋、张彭春、孙世庆、郑朝熙等来校任教。邓萃英于191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师从杜威和孟禄等教授，专攻教育原理。1920年由教育部任命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并兼任教育研究科导师，参与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1921年在孟禄来华之际，邓萃英发起成立实际教育调查组织社，并在北高师讲授教育调查、教育统计等课程。张彭春于1910年留学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哲学和教育，1914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并获得文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中学专门部主任，代理南开中学校长。1919年再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杜威教授。1921年参与筹创“中华教育改进社”，任中等教育委员会主任。次年，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赴欧洲考察中等教育。1923年8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做了《中学课程研究的手续》的讲演。是年10月，受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委托负责主持该社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中学课程研究班”，并在该班上连续做了《中学课程的改造》和《中学训育问题》等专题讲演。在这些讲演中他系统介绍了西方教育课程的由来与发展，并提倡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新课程标准等。郑朝熙于1908年入日本弘文学院就读，1911年回国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任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主任，在该校试行单级教授法和二部教授法等。可见，民国初期北高师教学论学科已形成一个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教师群体。

南高师在郭秉文担任校长期间，“延师颇重专才硕学，学科亦倾向专门研究。先后所设专修科之多，海内各高师（如北京武昌成都等高师）殆无出其右者。”从中国当时学术发展情况看，郭秉文特别重视从留学生中聘请教育科教师，如孟宪承、徐则陵、陈鹤琴、陶行知、郑宗海、张士一、廖世承、汪懋祖、俞子夷等。为此，司徒雷登曾回忆：“他（指郭秉文——笔者注）搜集了大约五十来名归国留学生，每个人都有突出的专长。”陶行知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期间，修习教育评价、教育研究法、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研究等课程，其中教育史由孟禄讲授，教育哲学由克伯屈讲授。回国后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开设相关课程。廖世承于1915年留学美国勃朗大学并获得教育学硕士和心理学博士。回国后在南高师讲授中学普通教学法、教育心理学、测验与统计等课程。1921年，廖世承参与新学制课程教材改革讨论并发表《学制课程研究号》和《关于新学制草案中等教育课程之研究》等文章，从而成为“实行新学制课程和教材的实验者、先行者”。俞子夷于1913年受江苏省教育会委派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以便促进教学方法改革。1919年在南高师附小正式试行设计教学法实验并取得初步成功。俞子夷主持下的南高师附属小学不仅“成为当时全国试行设计教学法的重镇，而且是中国20年代小学教学改革的一面旗帜。”

可以说，民国初期北高师和南高师均以留学生作为师资队伍的主要来源。留学生们回国从事高等教育，“把他们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理论、学说、观点、方法，甚至一些实验手段带到国内各高等教育机构，很多新的课程由他们首先开设，许多新的专业，经过他们的努力得以创办；他们编写教材，潜心著述，组织各种研究团体，出版大量学术刊物，不仅对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有不少人成为国内众多学术领域的开拓者。”

二、教学论学科建设的学术化

清末优级师范学堂教学论注重提高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学术研究基础十分薄弱。民国初期高等师范学校教学论学科取得一定发展，1914年《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规定：“所谓师范者，必具可为人师之模范也；自教育学发达，乃知即为人师亦有其必须之学与术。”高师教学论学科已经意识到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加大教学论学科学术研究的力度。北高师成立之初非常重视学术研究，注意培养师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据当时毕业生张作人在《回忆北京高师生活片段》中提到，丁文江在第一堂课上说：“我是学地质的，来教你们遗传学，不是来教你们知识。学知识容易得很，你们自己看书学习就可以，我是来教你们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你们学知识，学到一就是一，学到二就是二，学到一百就是一百，在一百以外的问题怎么办？要有办法对付它。新的问题来了你怎么办？你又怎样不断去发现新问题？”为给教师和学生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北高师组织“各科教员研究室”（类似现在的“教学研究室”———笔者注），其办法和任务为“各科主任或专任教员轮值主管，备学生之疑问（指备课），及研究学术之趋势（指研究工作）。”各科教学均采用自学辅导主义，据陈宝泉回忆：“除学理外，兼重实验。而国文、数学二科为研究各科必要之关键，特屡开会议搜集各教员之意见，制定教授方法。讲文演算，多令学生自动。国文注重预习，兼课评点、批改。数学注重考问，多作题演式。教育科目兼授实践教授法……至于史地、理化、博物各科，每周约实验二三次，并令学生绘作图表，撰写报告，观其心得。”为提供给学生较多的课外时间开展研究，激发其学习的主动性，北高师规定“各班每周旧课30余小时，嗣以教授时数过多，则学生无研究之余力，不易以发展其自动力，因减少课时，以30小时为限，并设种种机关以为实地研究之辅助。”为进一步提高教学学术化水平，北高师于1915年增设教育专攻科，以养成“师范学校教育教员”，所习科目为“心理”“教育”“哲学”“美学”等11门课程，其中“教育”科目包括教育学、中国教育史、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教育专攻科之设在于“输入德国教育学说，以振国人教育思想，故科目以德育及教育为主，聘德人梅约翰为教员，现时学生已能直接听讲，将来可充教育或德语教员，四年毕业。”它的成立标志着“教育学科由清末以来的公共课程上升为专门研究领域，”在整个教育学科发展史上意义深远。1920年，北高师在“教育专攻科”的基础上成立“教育研究科”，以“教授高深教育学术养成教育界专门人才”“招收高师和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及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可谓“我国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开始。”教育研究科设教育学、教授法原理、教育调查法、教育史、小学教授法等24门课程。“就时代而论，科目算是最新。”教育研究科之设，除为解决本科四年升学问题外，还考虑“以期于全国教员学术上有特别贡献。”1920年秋至1921年夏，北高师还邀请杜威给教育研究科学生上课，讲授教育哲学课程，拓展北高师学生学术研究范围。

南高师于1917年成立校友会，以“崇尚本校校友之情谊，砥砺通德研究学艺修炼才识，培养坚强之体魄，活泼之精神，贯彻诚字之校训，藉使发展教育事业”为宗旨，在校友会的组织下成立哲学、教育、国文、英文等研究会及演说会，每年各出会刊二册。1918年，南高师教育专修科成立，即“养成教育学教员及学校行政教育行政之专门人才，近世因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之进步，教育已成一种专门科学非造就此种专门人才不足以促教育之进步，增设教育专修科之微意也”。为提高教育程度，教育专修科于1919年由三年改为四年。入学资格除“具有完全师范或中学及同等程度之学校毕业、身体坚强、品行端正而有志于教育者”外，还“须在教育界任事有一年以上之经验，应由服务之机关缮具证明书。”教育专修科开设教育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实地教授参观、实践伦理等课程。教育专修科还聘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麦柯尔教授讲授《测验的编制及应用》，传播美国先进的教育科学研究法，直接推动了国内教育测验运动的开展。此外，南高师还相继成立英文、理化等专修科，以便进行各科教授法研究，如英文专修科之设在于“中等学校英文教师之缺乏，以改良英文教授法为宗旨”。1920年，南高师还成立教育研究会，聘请陶行知、郑晓沧、陈鹤琴、俞子夷等为指导员，教育研究会举办的活动包括：(1）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演讲，如胡适、俞子夷、孟禄等；(2）学生报告研究心得，如王衍康的“美国葛雷学校之制度”、曹刍的“设计法之研究”等；(3）编辑会刊，如《教育汇刊》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行的一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杂志，该刊由教育科学生组稿发行，刊载教学论相关论文，如孟宪承《教学之艺术观》、顾德隆《教授中学英文新教材之方法》等。

为进一步促进教学论的学术化发展，1919年2月，由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等联合发起、组织中国教育扩张研究会，由郭秉文、范源濂、李石曾等人组成的欧美教育考察团启程考察一战后欧美教育的现象及趋势。1920年，学校又派各部主任和教授中资格较深者，分赴欧美各国及日本调查研究。

三、教学内容和方法科学化

1915年，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五四运动前，中国科学社从美国迁回中国，至1918年，“在南京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社社员共有30人，其中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就有16人，”南京遂成为国内科学社社员比较集中的地方之一。陶行知、郭秉文、陈鹤琴、郑宗海等南高师教育科教授均为中国科学社成员。陶行知倡导在中学开展自然科学教育，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害病最厉害的是中学，中学中尤以科学教育为最不良，所以中学教育造成的人才，都不能控制环境，号令环境，管理环境。”南高师教育科也开设心理实验、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比较教育、教育统计、教育测验等科学化课程。为进一步推进教育科学化运动，张耀翔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科开展科学教育，把心理学运用于教学研究，讲授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教育测验、教育统计等课程。从上述学校设置的课程内容来看已趋于科学化，进而，北高师和南高师积极开展教学方法的科学化研究。

1． 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学者孙世庆在总结小学教授法时说到：“自前清创设学校，规定教科；小学教员始知研究教授方法。当时海巴得（Herbart，即赫尔巴特）派之阶段式的教授法传入中国，小学教员皆奉之为圭皋。虽实际上或用五段，或用三段，不免变通之点；然其教授之原理，约以海巴得（赫尔巴特，笔者注）派之学说为依归。”陈宝泉曾回忆：“初到日本，听教师讲五段教授法时，以为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儿童的本能，实为新教育最大的特色；此不独兄弟一人由此感想，凡同时稍研究教育的，殆无不有此同情；所以当时官私编辑的小学教授用书，同各小学实用的教授方法，殆无一不是实用五段教授法原理的，以至今日，恐尚未能脱出以上的范围。”依此，教授学、教授法及各科教授法等遂成为清末民初教学论的代名词。尽管五段形式教授法“对于缺乏经验与创造力的教员可以供给一个可以遵循的路程”，但“教者授课，任在何时，即应遵率所规定之阶段，而不能有所逾越。故其结果，每易流于呆板，死照步骤，常抑制‘儿童动势之表现’，而摧残儿童自由研究之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美国进步主义影响下的各种教学方法传入，五段形式教授法逐渐引起学者不满。1917年，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1918年，陶行知在南高师校务会议上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但讨论并未通过，陶行知也因此“而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1919年，陶行知应《时报·教育新思潮》征稿撰写《教学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五四运动兴起，获校长郭秉文的支持，陶行知把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一律改写为“教学法”，教学法遂在全国推行。俞子夷曾对此评价道：“继自学辅导而起者有陶行知先生之改革，陶先生首先倡议，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取消‘自学辅导’四字，以‘教’字代‘辅导’，以‘学’字代‘自学’……旧教法，渐嬗化为新教学法，其变化之关键，即由一‘授’字，改为一‘学’字。从前称‘教授法’，今则改称为‘教学法’。”

2． 设计教学法实验

杜威来华后倡导中国创办试验学校，当时一批教育学者如陶行知、廖世承等人均撰文提倡实验教学。陶行知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议：“中小学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必须运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实地实验，方能免入歧途……我们应当觉悟，唯独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建设适合国情的教育。”提倡“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1918年7月，俞子夷在南高师附属小学低年级实行“联络教材教学法”实验，此实验以一个生活方面的问题为中心，其余有关事项均归纳在里面，如以乡土一科为中心问题，其余文艺、游戏、唱歌、工艺、美术等科教材的选取，均以和中心问题有没有联络关系为标准。这一实验时期所使用的教材，虽有科目名称区别，实际已经融合成一片。儿童学习时，学习材料都是由教师提供，没有自由发表意见的余地。因这种“设计教学法”试验尚处于介绍和零星试验阶段，影响不大。试验效果是“一切活动，漫无目的。”俞子夷在总结此次试验结果时评价道：“这时期内，各科教材，统有教师自编，日后应用，便利不少：这是没有预期而自然来到的事。”该实验实行几个月后，实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往往今天和明天，前月和后月，常在同一水平线上，没甚进步发展可说。”尽管如此，该联络教材法试验为其日后进行设计教学法试验提供经验。1919年8月，俞子夷在南高师附属小学一年级正式推行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是把相同或相近的几门学科组成混合科，这就是“分系设计教学法”实验，“分系设计”也可以说是“合科设计”。南高师附小对科目进行改组，分成游戏、手工、体育、故事、观察等“系”，且在游戏中开展算术教学。次年8月，该校一、二年级施行设计教学法。实验之初，俞子夷把课程分为四类：语言文字、动手制作、各种游戏（包括数字游戏）和唱歌舞蹈，布置四间相应的教室，一、二年级三个班与幼儿园轮流使用并特设一个“低级指导”负总责。于是，“科目的界限打破，上课时间改用分数制，教材仍预定。”教师每天上课，有几分钟开始谈话，从中找寻些资料，同时布置当天工作。课后，教师集会，总结评价一天的经过，预定第二天工作要项。“儿童提出问题与教师整理补充并举，比较完全由儿童做主稳妥。”“学生所学功课，由他们自己决定，自由选择，自由支配上课时间。”但教师仍有大纲，预定一学期、一学年应学的内容，应达到的标准。设计教学法的实行是在借鉴“联络教材”实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对旧传统仅作局部的改变；前车可鉴，不敢全盘推翻。文字算数的练习，亦只用游戏方式加以化装；教师抓得颇紧，不敢放松一步。”可以说，1918－1923年间俞子夷主持下的南高师附属小学“不仅成为当时全国试行设计教学法的重镇，而且也成为中国二十年代小学教学改革的一面旗帜。俞子夷本人也被公认为提倡设计教学法最力者。”

3． 教育测验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智力测验、教育测验等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的新的教育研究法通过留学生的介绍传入中国。为使教学实验更加科学化，便于对教学实验结果进行测量，美国教育实验家麦柯尔（Mccall）等人于教育统计中引进“实验系数”（ExperimentalCoefficient或简称EC）观念，“自是而方法日益严密，陈容日益完整，‘实验教育’乃巍巍然成立一体例具全之科学矣。”诚如罗廷光所言，“在美今日，‘任何地方，均可寻出近今教育上注重用实验法估定教育实施价值之趋势’吾国亦然，实验学校、遍地林立，有如雨后春笋；实验报告，见之于各教育刊物中者不一而足。”这样，教育测验成为教学实验不可或缺之组成部分。1918年，俞子夷编订《小学国文毛笔书法量表》，成为国人最早自编的教育测验，开“中国之测验运动”先河。1920年，廖世承和陈鹤琴出版我国第一本智力测验专著《智力测验法》，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教育上一部分的困难问题，如升级留级，入学考试，分组教授等等。”因而，廖世承“以他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而成为二十年代在我国提倡和推行各种测验的主要代表。”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艾伟则认为，“过去之教育改革，侧重经验，甚至盲目仿效，因之改革以后，成效毫无。”他极力主张教学的科学化、实验化和心理化研究，并把心理学运用到学科教学研究，促进了学科教学论发展。总体而言，教学实验和教育测验的开展与应用，促进了近代中国教学论科学化发展。

（作者：肖菊梅，来源：《教师教育研究》，2016年第6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