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一所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现代女性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法绕开的学校。自1908年建校起，学校名称更换频繁，但是一直保持着招收女学生的办学传统，在当年的教员和学生们的日记书信里通常使用“女师大”这一校名简称。直到1931年7月，女师大正式并入北平师范大学，改为男女合校，女师大由此结束了独立女校的历史。与同时期的现代高等学校相比，女师大无疑包含诸多历史面相，这里不仅仅是充满变动和学生风潮的场所，它的背后依然有安静的课桌、沉潜的阅读、对思想学术和文学知识的渴慕与追求。女师大培养的女大学生之所以成为真正的现代女性，一定程度上与女师大教师们的教学培养息息相关。

周作人作为女师大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与女师大之间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据《周作人日记》记载，自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八日起“往女高师上课”，至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三日“寄还女师大聘函”，除去一九二一年因肋膜炎卧病中断了教学，周作人在女师大的任教时间约为十年，诚如他所言“我和它很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然而这段历史里周作人作为教师的教学内容、教育方式以及与女师大学生的互动，尚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周作人当初为何来到女师大执教，以及他的教育实践在哪些方面促进了女师大学生的成长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还原为人所熟知的文学家周作人之外的师者形象，补充和修正被忽略的历史细节，从而理解周作人与女师大学生一包括陆晶清、石评梅、吕云章、谢冰莹、苏雪林等之间在女性思想、文学创作和知识学术上的关联。本文在梳理女师大档案资料、当事人日记、书信及回忆录的基础上，力图展现周作人与女师大关系的史实面貌，重点认识周作人与女师大学生在课堂上下与校园内外共同构建的女师大人文风景。

周作人

一、任教女师大的缘由和课程

周作人1920年之所以到女师大执教，与当时女师大国文系主任陈中凡（字斟玄）、教员钱秣陵的竭力延请密切相关。陈中凡作为女师大第一届国文系主任，自1919年4月起积极革新国文系的教育制度和授课方式。经过一年多的改革实践，1920年6月25日陈中凡在文艺研究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之上对女师大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是一种艺术，且是一种最高的艺术，对于艺术文我们不可不略事研究。中国文学为声调格律所拘束，不如域外文学能自由发达，所以下年除词曲诗歌一课之外，还略授一点西洋近代文学史，作为比较参考的资料，由应用文进而研究艺术文。”这里的“下年”是下学期之意，为了让女师大学生融通域内外文学，邀请周作人到女师大讲授西洋文学史便是陈中凡继续推进女师大国文系革新事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陈中凡

而配合这一举措的还有另一位主要联系人－女师大教员钱秣陵。钱秣陵与周作人的关系比较密切，查周作人日记早在1901年二人便有书信往来，1918年至1921年钱秣陵多次出现在周作人友朋宴请及家中访客的记录里。此时的钱秣陵在女师大担任教育学的任课教师，曾在女师大文艺研究会上讲演《最近教育之趋势》，通过对比当时流行的教育学说，批判重利益轻道德的实利主义教育观和重技能轻理论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呼吁教育者践行人道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教育观。钱秣陵对人道主义教育观念的高度肯定与周作人这一时期对人道主义理想的巨大热情不谋而合，因而获得周作人的信任。

在钱秣陵和陈中凡的共同配合劝说下，周作人正式加入女师大国文系的教师队伍。周作人任教女师大之后，系主任陈中凡充分支持他的教学工作，在其生病期间更是体现出女师大国文系同人间的互助温情。1920年年底周作人患上肋膜炎，不得不中断教学，1921年1月至10月虽然他并未在女师大教课，学校仍然为其发放薪金，陈中凡也常致信问候他的康复状况，准许他的请假事宜，从陈中凡保留的两封周作人书信可以看出病中的周作人对陈中凡的关心颇受触动。而信中周作人提到的“国文二年级之课程”“以前讲至十八世纪止，故所缺者系十九世纪”指的是《西洋文学史》这门课程。关于这门课的内容，周作人在他晚年撰写的《知堂回想录》中提供了线索，“在民国十年还是熊崇煦校长的时代，由钱秣陵来说，叫我去担任两小时的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生了半年的病，这功课就无形的结束了。”这处回忆文字说明《西洋文学史》课程正是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过的《欧洲文学史》，教授学生欧洲古代至十九世纪文艺思想的变迁，让学生了解域外文学的趋势。至于课程讲义，即是1918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周作人将他对西方文学作家和作品的理解、评价带入女师大课堂，让女师大学生们了解欧洲文学体系的基本常识，增进对域内外文学的认知和志趣。

根据《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职员一览表》，周作人还在女师大课堂开设了《外国文译读二》和《近体文》两门课程。《外国文译读二》与《欧洲文学史》大有作品选和文学史配合之效用，具体的教授内容尚无明确的史料。《近体文》则可以借助周作人同时期发表的文章尝试分析该课程设置的旨趣。1922年10月19日钱玄同曾写信和周作人探讨国语改造的问题，其中问及他在女师大教授《近体文》的情况：“我要问你：你在女高师教的那‘近世文’，是怎样教法的？有所谓‘讲义’也者否乎？或有《白话观止》和《国语辞类纂》等物乎？”钱周二人相交多年，钱之问道出周氏《近体文》课程与此时的国语建设彼此联系。在此信之前，周作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女师大的学生毕业后较多从事中小学教育，培养女师大学生的国语能力对其实现由国语改造进而国民思想改造的目标尤为关键。至于《近体文》课程的教法，大体和他同时期兼课燕京大学国语文学课的思路相近，选取从现代作家胡适之、俞平伯的文章到明清白话小说，再往上追溯晚明文人的作品，引导学生研习近代散文。

二、对女师大校园活动的支持

周作人积极支持女师大校园刊物的创办和出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是女师大（女高师时期）代表性的校园刊物，创刊于1922年10月10日，1923年3月4日第22期，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镌》，终刊于1924年6月29日，共发行73期。校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以下简称为《周刊》）的创办是许寿裳就任女师大校长后大力主张建设的事务之一，《周刊》自创立起就受到女师大师生的喜爱和关注。

而《周刊》之所以能呈现出蓬勃开放的校刊活力，与编辑同仁们的集体协作息息相关。1922年10月29日《周刊》第4期上颁布了《本校布告第七十八号》，依据学校指导学生委员会简章推选各部门的指导委员，其中出版部的指导委员有傅铜、陈映璜、许世璿、张耀翔、马禩光、周作人、程干云七位女师大教员，他们的职责是指导学校报刊的编辑和经理等事务。周作人作为出版部的一员大将，对《周刊》寄予了相当的希冀，主动将自己的文稿送交《周刊》发表，为这份校园刊物的创办和成长提供了切实的支持。

据1923年6月30日《周刊》第39期编辑程俊英发表的《本周刊一年间之回顾》，此文详细汇总并梳理了《周刊》第1期至第39期收录的文章主题和标题，文中注明周作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文章《新文学的意义》。尽管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周刊》第1期至第73期的原刊，但是《周刊》第1期只存留了第一至四版，第五至八版的内容已经缺佚，因而当下无法重现《周刊》里《新文学的意义》的文章原貌。虽然对于这一版本的《新文学的意义》原文内容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据，但是周作人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中曾摘录相关文字。颇为有趣的是1923年4月7日《燕大周刊》第七期的头条文章也是《新文学的意义》，周作人在这一版本《新文学的意义》的《附记》里写道，“这一篇系上学期在本校第一院及女校讲演过的话，现在重录下来，以实本刊的余幅。”王翠艳认为《燕大周刊》刊登的《新文学的意义》是周作人1922年12月16日前往燕大和燕大女校讲演所作的演讲稿，并且这篇《新文学的意义》是周作人唯一单独刊发在《燕大周刊》的文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将女高师版《新文学的意义》现存的部分文字与燕大版《新文学的意义》全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前者是后者的第一段，除了个别的地方有语词变动外，内容基本一致，由此可以推断两个版本的《新文学的意义》是周作人所写的同一篇文章。

继《新文学的意义》之后，周作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1923年11月3日第43期发表《女子的读书》。这一期是为学校建立十五周年纪念日特设的增刊。在纪念特刊上发表《女子的读书》，无疑对它的隐含读者——女师大学生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周作人认为现代女性和男性一样应当广泛涉览各类图书，才能养成女性个体的独立判断力，拥有“判断平正”和“直面人生”的理性与勇气。他借助对女性读书的看法，为自己任教的女师大现代女性高等教育的代表学府送上一份祝福，也为女师大学生构建自我阅读体系给予重要的参考指南。

除了对女师大校园刊物的扶持外，周作人还积极配合女师大社团的讲演活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参加女师大社团讲演的简短记录，1922年5月30日“四时至女高师自治会讲演”，1923年3月11日“下午二时往女高师为诗学研究会讲演”，1923年5月11日“七时至女高师文艺会讲演”。其中，1922年5月30日周作人在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所作的主题为《女子与文学》的讲演颇具指导意义。周作人在1922年5月22日答应了自治会的约请，5月24日花费了较长时间撰写讲演稿。周作人在此次讲演中多次强调女性个体的自觉对于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意义，这对正热衷于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女师大学生们而言无疑是精神层面的洗礼。

三、与女师大学生的教学互动

周作人任教女师大期间，虽然不曾专门开设文学创作类课程，但他乐于指导女师大学生创作，陆晶清便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1922年陆晶清从家乡云南昆明考入女师大国文系，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早在中学时期她便开始新诗创作。进入大学以后她学习新诗的兴趣愈发浓厚，通过大量阅读图书馆馆藏诗集和周围同学的新诗习作，陆晶清对新诗创作有了自己的认识，她敏锐地发现不少白话新诗的创作者缺少对新诗的本质深刻的认识，创作的诗歌大都“分量重而质轻”。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发表了两首新诗《倘若》和《墙隅的梅花》，这是《文艺会刊》第一次登载白话新诗，代表了《文艺会刊》诗风的转型。

陆晶清

在《文艺会刊》上崭露新诗才情的陆晶清继续追求着“理想的新诗”，她向周作人请教新诗创作的突破之法，“周作人先生告诉我：新诗要求写到妙处，应该对旧诗词及歌谣有相当的研究”。在周作人的指点下，1925年至1929年间陆晶清发表的诗作出现了如“残月”“苦酒”“凄风”“浓醴醴”“青灯”等古典意象，当她个人曲折悲痛的生命体验与古典意象的多重内涵相互融合之时，内心复杂的情感便以含蓄深沉的方式蕴藏笔尖，诗歌也更具生命的质感和力度。

周作人不仅长于向女师大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文学评赏心得，而且认真对待学生们课后请托的习作修改批阅。吕云章是主动向周作人请教文学问题的活跃分子，吕云章1922年至1926年就读于女师大国文系，吕云章和海音文艺社的创始人谢采江的通信中多次提及周作人，如1924年8月10日信中谈到“我的英文程度很浅，泰戈尔的诗看的很少，不过《飞鸟集》，《新月集》，已译为中文的两本，怎能下断语呢？不过听周作人先生说：他的诗含哲理的地方太多，一句成诗往往不能将当时的感情完全表出。”吕云章还将谢采江对科学童话《两条腿》作者生平的疑问专门咨询周作人和鲁迅，1925年10月4日回信写道：“《两条腿》的作者，现在尚活着，大概已七十多岁，他著的小说很多，译为中文的只有这篇《两条腿》，他确是一个大文学家，但在最详细世界文学史上仅有一个名字。我见鲁迅先生问来的这一点，等见了作人先生再问问看，如再有所得，必立刻告知你。”由于二人的许多书信往还尚未收入书信集中，我们无法得知周作人给吕云章的具体回复，但是周作人作为将《两条腿》首次引入中国的介绍者，华尔特（Carl Ewald）必有一番研究。

1925年10月29日吕云章信中坦言周作人先生是女师大最好的先生之一，“我近来认真的上女师大了，不满意的先生到底没让他担任功课。最好的先生有鲁迅，岂明，凤举，大齐，孝实等。”吕云章大学四年间多次修习周作人的《近体文》课程，功课成绩优异（第一学年第二学期92.5分，第二学年第二学期95分，第三学年第二学期95分），亦常请托周作人指导修改她的诗文作品，她的个人作品集《漫云》在正式出版前，经过了周作人的仔细阅读并附有周作人的点评语录。周作人阅读完吕云章的诗作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中国新诗有一个毛病，便是说得太清白，大约是胡适博士提倡时留下来的余弊。我想，中国韵文可以无韵，但古来传下来的所谓“典”却似乎有点意思。近来新名词里所说“象征主义”也不外这个变相罢。“兴”不是比譬，只是一种“不即不离”的联络及暗示。《诗经》中例颇多，《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亦可为例；如新诗中能运用此种笔法或能造成新的境界。不过这只是理论，要实行起来再看。这一观点在他给刘半农的诗集《扬鞭集》作序之时展开了更深入的阐发，他提出现代新诗艺术手法的“融合说”，创作者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在传统诗歌手法与外来文学表现手法之间谋取新诗创新的空间，这样才能推动现代诗歌向前发展，走上一条中西融合、独创坚实的道路。

曾就读于女师大体育部的石评梅，毕业之后任教于北师大附中。1926年石评梅和陆晶清主持《蔷薇》周刊，1927年1月陆晶清离京南下，投身于国民大革命，石评梅成为《蔷薇》的中坚力量，负责《蔷薇》的主要编辑工作。1927年蔷薇社推出周年纪念册，为此石评梅多方邀请师长友人为纪念册撰稿，周作人自然是重要约稿对象。根据1927年10月2日石评梅写给女师大教员徐祖正的一封书信，信中提到周作人答应了她的约稿请求，“曾请岂明先生，他允许了。不过，如先生晤面时再请先生转达我的诚意，一定赐我一篇大作撑撑门面。”这封书信侧面佐证了周作人对当时凭一己之力撑持《蔷薇》周刊的主编石评梅的肯定，他送给纪念册一篇力作《北沟沿通信》。时至今日，《北沟沿通信》阐发的女性解放思想仍然熠熠生辉，为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开拓了另一条思路。女师大毕业生苏雪林就将周作人健全性道德的主张看作其为“思想家”的标志之一，“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

石评梅

通过女师大学生们的文字，周作人亲和的师者形象更加真实立体。周作人的教学互动并不是简单的知识输出，而是联系女师大学生的具体实际，在各种形式的交流指导中将他的思想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强烈共鸣，驱动女师大学生们自觉地更新观念，探索人生的多种面相。

（作者：刘璐，来源：《新文学史料》，2025年第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