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1932-2025)祖籍辽宁开原,笔名荒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始终与中国教育发展紧密相连｡作为新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开拓者,“对于职业教育,高老师可谓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她把自己的人生与职业教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随之起伏,随之脉动”｡她在20世纪50年代“以苏为师”形势下,系统性地引介苏联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及综合技术教育思想;到80年代初,在全国高校中首次正式开设“职业教育概论”课程,并同步编撰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性的《职业教育概论》教材;1988年后,又以《教育与职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等专业期刊为平台,积极构建职业教育学科话语体系｡这一学术路径不仅体现了学者个体的主体性选择,更反映了教育学科发展与国家教育转型､社会变化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基于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考察教育政策､集体科研等宏观因素与学者兴趣偏好的个体选择之间的复杂互动,揭示知识分子个体学术生命与国家教育发展的内在关联｡
一､提前毕业:两年半速成的“小助教”
高奇生于1932年7月17日,为家中长女,从小跟随父母工作变动而四处迁徙,小学至中学的12年读书时光中更换了12所学校,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一时的“跑警报”时光｡“当时警报跑多了,我就知道不能往人多的地方跑,哪儿人少往哪跑”,有一次竟然跑到高射炮阵地中去了｡直到母亲在北京四区某胡同小学谋了教职,她才正式在辅仁大学女附中安顿下来｡1950年7月高中毕业,9月正式入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与来自全国各地的80名学子组成学校教育专业班级,学号为500103,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新中国恢复校名后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
在她入学三个月前(1950年5月19日),教育部颁布《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明确规定该校的培养目标为培养中等教育师资及教育行政干部,要求毕业生须具备“为人民教育服务的专业精神”,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科学及专业知识｡根据规程,学制为三至四年,实行集体学习制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同期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为教育系设置了13门核心课程,包括新民主主义教育概论､中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教育测验与统计､现代教育学说研究､职业教育概论等｡但实际执行中存在差距,如职业教育概论因师资不足未能开设,而由苏联专家崔可夫讲授的世界教育史则仅面向高年级｡这些课程安排构成了高奇就读期间的教学框架｡
1953年初,在师大学习两年半的高奇突然接到学校的“退学”通知:“1953年的3月份,有一天学校通知,说你们礼拜天不要回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回家不回吧｡第二天礼拜一,一纸通知来了,让到学生科退学｡我也没有搞清楚是什么情况,就拿着这个通知去了学生科,问为什么让我去退学呢?学生科说退了学到教育系报到｡我这时候才知道是提前调出来工作了｡”
从学籍表上的记录看,1953年4月20日高奇因“调任助教”而“休学”,7月“部令准予提前毕业”｡与她一起两年半提前毕业的,有同专业的厉以贤､周桂苓､钱曼君､何振华等7人,还有学前教育专业的冯宝钿等16人,均以“调任助教”留校任教｡高奇等人之所以能够提前毕业,直接源于1952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理工科学生提前毕业的政策｡该政策旨在缓解1952至1953年间高级建设人才短缺问题,允许原定于1953､1954年毕业的理工科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受此政策启发,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2月6日向教育部提交申请,拟从教育系抽调38名学生(学校教育专业22名,学前教育专业16名)担任助教,以解决师资短缺问题｡档案资料显示,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共有97名学生获准提前毕业,其中,教育系占44名(学校教育专业28名,学前教育专业16名)｡高奇与厉以贤､朱美玉(提前半年毕业)等人被分配至教育史教研组,负责讲授“世界教育史”公共课程｡
高奇在校读书和刚刚留校时,恰逢国家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教育学科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组分属学校教育教研组,汇集了康绍言､黄淑范､邱椿､邰爽秋､毛礼锐､陈景磐等知名教授｡教育史教研室名师云集,当时流传有“师大教育系最强的师资力量在教育史教研室,最有学问的也在教育史教研室”的说法｡时年21岁的高奇,与夏之莲､厉以贤､赵宪英､陈信泰､阎国华､朱美玉组成了“七助教”阵仗｡教育史教研组为青年助教都分配了导师,高奇分给了陈景磐教授,由其负指导之责｡高奇只读了两年多大学就提前毕业,对于要讲授的“世界教育史”课程压力很大｡“世界教育史是高年级的课程,我还没有学到呢｡我自己都不知道教育史里有什么东西,当时我手里就一本书,麦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是从苏联翻过来的,就拿着这本书就去想办法｡”在导师指导下,借助教育史教研组集体备课的机制,1954年9月高奇正式登上讲台,给高年级学生讲授“世界教育史”｡
时隔多年,古稀之年的高奇谈笑风生,与主持人分享这个“有点囧”的故事｡本科时曾听过高奇课程的钱志亮(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这样回忆:“记得她每次上课都会给学生行欠身礼,整洁体面,温婉和蔼,思路清晰,娓娓道来,每次收课都有个小结,帮学生捋清体系,下课总是面带笑容与学生平等沟通,了解学情,大家都很喜欢她､敬重她｡”实际上,这份从容的背后,却有数次教学和科研任务更改的艰难｡比如1956年教育史教研组分配高奇改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席不暇暖,1958年因教学任务有变,她改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1961年教育史教研室接下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任务(负责《中国教育史》古代部分(讲授提纲)､近代部分(讲义)与《中国近代教育论著选》三本教材编写工作,陈景磐为负责人),为保障编写进度,教育史教研室内全员投入,集体攻关,还邀请董渭川､钟敬文两位学者加入｡在诸位先生的统筹部署下,高奇与朱美玉､蔡春(资料员)一起,加入以陈景磐､董渭川､钟敬文三位教授为核心的编写团队,共同承担《中国教育史》(近代部分)与《中国近代教育论著选》的写作任务｡1961年5月10日,教育史教研组向学校正式递交了《〈中国教育史〉改写计划》(初稿),在“队伍”部分列出具体分工:“近代部分开始由陈景磐､高奇､董渭川三人负责拟粗纲和文选单目,到5月底完成”｡具体工作多由高奇承担｡在先生们的指导和实践历练下,仅有两年半“速成本科”的高奇迅速成长为教育史专业学者｡
高奇教授作品《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
“文革”结束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教研室恢复重建,在毛礼锐与陈景磐两位先生坐镇下,迅速恢复教学科研活动｡高奇与张鸣歧､刘德华､尹德新､郭齐家､何晓夏等一起,共同挑起了教研室中国教育史教学与科研重担,开始在特定范围内探索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自1979年起,高奇开始培养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方向的研究生,并与何晓夏､杨玉恩组成团队,着手编写《中国现代教育史》(1981年完成初稿,1985年正式出版)｡1984年,与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何晓夏合作出版《简明中国教育史》;1992年出版《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4年出版《中国教育史》(现代卷),1996年出版《新中国教育历程》等｡研究生程斯辉(现武汉大学教授)曾用“竞争,各展研究特长;合作,共写一部著作”评价导师高奇所在的这个教育史教学团队｡在竞争合作中,高奇形成了自己教育史研究的定位和特色｡“学会寻找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点”,是高奇对研究生指导时的叮嘱,更是自己多年治学所遵循的原则｡厚重而宽广的教育史教学和科研,为高奇研究职业教育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二､“不务正业”:教育史之外的研究兴趣
在具有浓厚科研氛围的教育史研究组,留校之初的高奇开启了她的职业教育学术探索之路:“我最早接触职业教育是在1953-1954年间｡1950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53年4月提前调出工作,分配到教育史教研组,给我的任务是开设公共课‘世界教育史’,我1953年准备教材,1954年正式上课｡1956年改为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1958年后讲授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在这些课程中,无论中外关于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都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在授课中特别对我国近代从清末的马尾船政学堂开始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我有比较详尽的论述｡”在教课之余,高奇独立完成“马卡伦柯论劳动教育”(现译为马卡连柯)的研究课题｡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高校教育科研课题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导向与意识形态色彩:一方面,通过系统批判杜威实用主义等西方教育思想,实现意识形态的切割;另一方面,主动引入苏联劳动教育､综合技术教育理论,以马克思主义重构中国教育的研究与教学体系｡在全国24项教育研究课题中,有8项由讲师､助教独立或合作完成,高奇为研究者中之一｡在课题简介中,高奇这样写道:“目的在研究马卡伦柯关于劳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总结经验以便有助于目前中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进行｡内容有:1.引言(马卡伦柯简介)｡2.马卡伦柯劳动教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重要性｡3.马卡伦柯关于劳动教育的实施(其中包括综合技术教育)｡4.马卡伦柯在家庭中儿童的劳动教育｡5.马卡伦柯的劳动教育理论对我国目前实施劳动教育的指导意义｡”高奇对马卡伦柯劳动教育思想的系统引介,与同事程舜英､李士奎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及我国过渡时期教育建设的伟大指导意义”课题一起,不仅为新中国初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提供了苏联经验,更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两种教育制度”改革中半工(农)半读､技工学校的发展做了理论铺垫｡这次尝试对于高奇而言,既是学术研究的起点,更为后续学术延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9年,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高奇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郭效仪选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研究”作为论文题目,她积极为学生联系访谈､收集资料的同时,因缘际会,开设了“职业教育概论”本科生选修课,与职业教育研究再续前缘｡“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找到高老师,希望她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一门选修课｡最初这门选修课的内容被系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的中国教育,但由于某种原因终未能成行｡随后,高老师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改开职业教育概论课｡自此,职业教育在我国高校中从无到有,实现了零的突破｡”
2017年,笔者曾就这门课程的开设访谈过高奇教授,她虽已耄耋之年,但谈起当年这门“横空出世”的课程,依然兴致不减:“当时正值系里亟须增设公共课程,因此我就想到职业教育,这对当时来说是需要,但需要不等于可能,凭空去讲这么一门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后来我觉得我可以讲,原因在哪?原因就跟我讲的课程有关系｡我在1953年提前毕业,就上了两年大学,毕业以后我的任务是讲全校公共必修课‘世界教育史’,现在叫‘外国教育史’,所以我从1953年到1957年讲了四五年外国教育史｡讲外国教育史,比如西方的工业革命､现代职业学校在西方的发展等情况我都了解｡一些西方的职业教育家,比如裴斯泰洛齐､杜威､德国的凯兴斯坦纳,我也讲过｡然后,我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从马尾船政学堂讲述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一些教育家比如说黄炎培､蔡元培､陶行知､张謇等都专章讲过｡因此,我对于职业教育不是一无所知,如果我一无所知或者很不知道､很不熟悉的话,我也不敢上这个课｡从主观来说,我感觉对于中外情况都了解,因为我上了四五年的外国教育史,又上了十几年的中国教育史,这里面又包括很多职业教育的内容｡所以,从主观来说可以开这个课｡”
从客观需求和主观条件两方面,高奇兴致盎然地讲述了自己开设“职业教育概论”的来龙去脉｡“职业教育概论”时隔多年,再次列入了教育系高年级本科生课程计划中｡对于怎么上这门课,高奇原本设想得极为简单｡“1979年的时候,我教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郭效仪,他当时选的硕士论文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是从中国教育史角度选的｡又有学生是研究这个题目,当时我想一边带研究生,一边讲这个课｡我设想课程不会有多少学生选,应该很冷门｡谁知道职业教育是什么?谁也没有讲过｡要有一二十､二三十学生选,然后带上研究生,学生也不多,我搞几个专题讲一讲,大家讨论讨论､研究研究,把这个课程上起来,我觉得这样也行,当时是这么打算的｡”始料不及的是,“结果学生一选修,我就‘傻了眼了’｡当年81名学生选修,给我相当大的压力｡当时没辙了,所以‘逼上梁山’,我不能选那几个专题‘坐而论道’了,只能作为一门学科课程来上”｡这门本科生选修课1981年第一学年度正式开设,选课人数为81名,开创了两个第一:一是它为改革开放后全国高校首次列入教学计划的职业教育课程,结束了其在高校课程中零的尴尬;二是开创了当年教育系高年级全体学生都选修了这门课程的盛况,彰显了职业教育作为新兴事物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薪火相传,在俞启定､和震的接力下,这门课程延续至今｡在开课过程中,“就我所知还没有一本我们自己的有关职业教育理论或职业教育史之类的书问世,这和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国家是极不相称的”｡她联合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劳动人事部等专家在1984年编撰出版《职业教育概论》,弥补了我国高校领域职业教育教材的不足,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阵地做了铺垫｡
三､提前退休:职业教育原野上的“中国地图册”
如果说高奇在教育史教研室的工作为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根基,那么提前退休后在《教育与职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以及各地培训的经历,则为其提供了专心从事于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广阔平台｡
从1981年开设“职业教育概论”,到1988年退休离开教育史教研室的8年时间,高奇承担着教育史､职业教育领域的双重任务,工作负担非常重｡“我要教三门不同方向的课程--高教史､中教史和职业教育,指导中外研究生完成科研项目,还要外出讲课;同时我认为职业教育不仅是一门课程,而且是教育制度中的一个教育类型,应做专门研究,所以向系主任提出建立一个小组｡系主任的回答是:‘职业教育你能搞就搞下去,不能搞就让它自生自灭好了｡’对此,我当然不能让其自生自灭,考虑的结果是提前退休,搞十年职业教育,老了跑不动了再去研究孔夫子也不晚｡在我承诺继续完成未了之教学任务的条件下,我在1988年退休,时年56岁｡”
高奇退休后,当时的青年教师俞启定接过了“职业教育概论”课程的教学任务｡深受高奇影响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俞启定回忆时,笑着称自己是“被高老师拉入伙”的,“我其实是她的学生,读研究生期间,她是我们的班主任｡我正是在她的影响下进入这个领域,她虽然从没有明确要求,但一直教导我职业教育是一门既有深厚历史积淀又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学科｡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她对于这一新兴领域倾注了极大热忱,我也相信职业教育将来会大有发展”｡高奇将“职业教育概论”的全部讲义与讲稿都交给了俞启定,“我就等于捡现成的,当然我要讲课,还得自己继续备课,但这些资料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给我的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帮助｡高老师在1988年退休,我从1989年便继续讲授这门课程,一直讲到我退休”｡高奇老师的开拓精神始终激励着俞启定,他带领北师大同仁开创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推动北师大职业教育学科从早期的个人探索,逐步走向了体系化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概论”这门课,如今由高奇老师的再传弟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和震继续开设,已延续四十多年｡
在当年教育学学科体系尚不完善､教学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职业教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都十分薄弱｡事实证明,以退为进使高奇变被动为主动｡提前退休后的高奇,立下了“先搞十年职业教育”的志向,并将之付诸实践｡退休当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力邀其加盟复刊初期的《教育与职业》编辑工作,她先后担任副主编､主编职务,由此开启了从高校学者到专业期刊掌门人的身份转变｡1996年,她受邀加盟创刊仅3年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继续以职业教育学术期刊为阵地,为职教领域学者搭建理论对话的平台,汇聚前沿研究成果｡“我到杂志工作的原因在于,杂志是传播媒体也是信息集中之地,既服务读者又能提高自己,是实现诺言的有利阵地”｡在从事期刊编辑工作的25年里,她身体力行､笔耕不辍,曾多次以“荒原”为笔名,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上发文｡在此期间,她不仅累计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还承担从“六五”到“十五”六项教育部科研规划重点课题(其中五项为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职教课题),主编《中国职业教育史》(“六五”教育部重点课题成果)､《职业技术教育原理》(获教育部第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这些研究贯通古今,为职业教育改革与实践提供了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的重要参照｡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高奇为职业教育培训的足迹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她有一本画着密密麻麻的圈圈的中国地图册,每一个小圆圈,代表她去过的地方｡“除了新疆､西藏､青海我没去过,其他的省份我都去过,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圈,我想到我原来的志向起码说我是完成了吧｡”据不完全统计,她从1982年起持续外出教学和讲学,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科研院所､职技高师､行业企业等单位讲学110多次,足迹遍布全国21个省(自治区)40多个地市,参加职教会议与活动107次;2002年,任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培训基地的首任基地主任,组织师资培训,特别是边远地区的教师培训,开办了职教研究生课程班等｡这本在职业教育原野上用脚步丈量的“中国地图册”,彰显了高奇对职业教育的赤子情怀｡
高奇在职业教育学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根植于其深厚的历史素养｡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中的重要人物､社团､制度如数家珍,高度评价魏源､容闳等人的技术教育思想｡魏源创办的技术学堂是我国近代技术学校与技术教育的开端,“培养了我国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容闳作为我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先驱,“也是最早提出在我国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并为之奔走促其实现的爱国主义者”｡蔡元培与黄炎培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共同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蔡元培也一直是黄炎培从事的职业教育事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积极支持者”｡当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维审视前人思想时,她讲道:“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炎培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他那个时代的特征,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21世纪的中国教育如何发展的问题;但重要的是黄炎培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改革教育的一种思路,提供了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也可以说是开门的钥匙｡”这种思维范式至今仍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有重要影响｡
通过对职业教育概念､功能､结构､体系等理论的探讨,高奇重新清理了中国职业教育本土资源｡何谓“职业”?她讲道:“‘职’系指分内应做的事或应负的责任,所谓六卿分职｡‘业’,原为上古记事之用,要做几件事在木条上刻几个齿,做完一件削去一个齿,称之为‘修业’,后泛指事｡”当人类社会出现分工时,职业这一社会角色便随之产生,“分工是产生职业的社会基础,职业则是反映了个人对社会的关系,在分工中所占的地位和位置”,职业教育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产生｡高奇从中国语境出发,认为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应该包括职业准备教育､职业指导与职业训练,要涵盖德､智､体､美各方面,而不仅是技术教育,由此认为“职业教育”概念所辖的范围要大于“技术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通过对人的培养起到其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或者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服务作用｡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就是说要通过教育最终使人获得职业的能力,参加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的建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本质就是具有职业性的｡”高奇基于对教育自身的任务和作用､教育系统内部结构与分工的分析,提出了自身对职业教育的见解｡
高奇将职业教育置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结合高等教育改革,提出职业观､职业生涯指导的时代意义｡“当前在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上,固然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解决,但观念上的问题尤其不容忽视,要使我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能够顺利发展,是需要在观念的转变上下一番工夫的｡”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克服2000多年来积淀下来的读书做官的心理,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才能真正扭转现在教育结构中头重､脚轻､腰细的局面”,在全社会中形成正确的职业观与就业理念;另一方面要推行职业指导,“人的职业生涯是一生中最重要､延续时间最长的经历”,所以要对个人在职业认识､职业准备､从职从业､职业发展,直至职业生涯结束进行连续､专业的指导,主张建立有组织､有系统的职业指导工作｡
四､长者之风:言传身教中绽放的生命华彩
作为新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开拓者,高奇将自己一生努力定位为为后来者架桥铺路,几十年如一日,以饱满的热情､谦虚的态度感染着身边的无数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主编刘红在其学位论文后记中,这样回忆起读书时在编辑部实习的那段日子:“进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实习后,有幸能与先生成了面对面的邻桌,先生治学的严谨求实､坚持不懈,待人接物的平易近人､低调平和,生活中的童心未泯､快乐精致,都让我十分景仰｡先生言传身教,我将终生铭记｡”在学生们的记忆里,高奇治学严谨且与时俱进､思想深邃而又谦逊温润的形象依然清晰如昨｡她注重训练学生在具体历史条件中审视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培养学生掌握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对研究问题的阐释能力｡武汉大学教授､弟子程斯辉讲道:“跟随高奇先生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学习与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入学时,先生把我和樊慧英叫到家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求: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首先要把毛主席的著作读好｡当时有点不明白,但还是按照高先生的要求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慢慢体会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对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重要价值｡”告诫学生学术探索应致力于突破创新,“不能人云亦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弟子胡艳深情回忆起先生:“我的硕士生导师,一个美美的､理性的老师!”当先生溘然长逝的悲讯传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刘立德深感悲痛,往日里与先生相处的一幕幕涌上心头:“高奇老师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教育史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史和职业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与人才培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我198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上过高老师的课｡当时中国教育史课程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部分,她主讲现代部分,用的教材就是她主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那时刚刚出版｡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由高老师担任指导老师,她亲笔写的指导意见对我有极大的鼓励,我至今记忆犹新｡高老师对于我走上教育史学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我到人教社工作,还担任了高老师的一本学术专著《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责任编辑｡高奇老师的学术贡献将永载新中国教育学术史册,我永远怀念她｡”与先生交,亦师亦友,如沐春风。学生们总是以“理性”“谦逊”“敬重”“怀念”等词汇一笔笔勾勒出高奇的精神肖像。
2019年11月,值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重建四十周年之际,高奇先生在第20届年会上的学术寄语颇具深意:“历史是人类的记忆,教育是人类生存的依据,传承是人类进步的路径，史学是人类传承的墨迹。”这番凝练的学术箴言,恰是其七十载学术生涯的生动写照。高奇的学术轨迹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作为新中国初期教育“速成培养”的典型代表,她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学术定力深耕教育史学,为学科发展和重建蓄力;改革开放时期,她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呼吁“职业教育要为市场经济服务,要面向市场”,四出版《职业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原理》等一系列著作,参与数百场职业教育培训,从实践到理论各个层面阐述所见所得,为我国职业教育专业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初步体系基础。高奇先生将个人学术生命与国家教育发展紧密相连的治学之道,为后辈学人树立了典范。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作者：周慧梅，孙加龙，2025年第15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