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辅仁大学（1925～1952年）是由中国天主教耆宿英敛之发起创立的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尽管它只创办了短短的27年，但是，它创立不久便成为当时北京著名的五所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之一。名校必须有名师，名大学必须有大师、名教授。辅仁大学之所以成为名校，首先与它网罗一批大师、名教授是密不可分的；其次，它是中国现代国学（即传统的文史哲）教育的重镇之一。

英敛之创办辅仁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授西方科学新知识。陈垣接掌校务后，继续坚持和发扬了这一办学思想，并且把它写入学校章程，作为办学宗旨。自建校时起，英敛之、陈垣等创办人先后通过多种途径罗致国学教师。或者利用后发优势从北大、北师大等名校先后延揽张相文（著名地理学家）、李泰棻、朱师辙、陆懋德、柯昌泗、邓之诚（以上为著名历史学家）、马衡（著名考古学家）、郭家声（著名文学家暨诗人）、朱希祖（著名文史学家）、张星烺（历史地理学家）、沈兼士、刘复、罗常培（著名语言学家）、赵万里（著名目录学家）、尹炎武（古典文献学和古典文学家）等人，担任兼职或专职教授；或者从社会上发掘有真才实学但无正规大学文凭和大学从教经历的著名学者，如余嘉锡（著名目录学家、古典文献学家、史学家）、伦明（著名目录学家、古籍收藏家）、唐兰（著名古文字学家）等。“抗战”时期，辅仁大学在其他高校被迫纷纷内迁或停办的情况下在沦陷区孑然屹立，成为当时沦陷区惟一不悬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旨在进行奴化教育的课本的高校。原来在北大、燕京、北师大等校任教、因多种原因无法随校内迁、又不愿为日伪奴化教育服务的教师纷纷加入辅仁，其中不乏国学名师，如高步瀛、顾随（以上为著名古典文学家）、孙楷第（著名小说史家）、刘盼遂（著名古文献学家）、于省吾（著名古文字学家）、周祖谟（汉语言学家）、梁启雄（中国哲学史和历史学家，梁启超之弟）等，从而使国学方面师资力量更加雄厚。尽管这些名师时有进出、变更，但是，始终保持了一个非常整齐的国学教师队伍。即使与当时国内任何一所著名的国立和私立大学相比，它也毫不逊色。此外，又从北大、北师大、燕京聘任一批新毕业的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如台静农、罗庸、赵荫棠、容肇祖、陆宗达、魏建功、姚士鳌、余逊、韩儒林、谭其骧、牟润生、翁独健、柴德赓等‚其中不少人逐渐成为辅仁国学教育的骨干，乃至名师。在此情况下，辅仁大学在史学大师陈垣的领导下进行了富有特色的国学教育。本文试就北京辅仁大学有特色的国学教育进行论述，以凸显其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

一、国学在通专并重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大学教育的目标（宗旨）、人才培养模式在民国时期有过一些争论，不同的教育家、学者、大学校长有不尽相同的看法，甚至比较大的分歧。有的主张以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为本，有的主张以专识为本，有的则主张通专并重。不同的培养目标决定了不同的课程设置，不同的课程体系反映了不同的培养模式。笔者不想在此讨论不同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优劣，而主要是在梳理辅仁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分析其国学在学校课程体系中居于什么地位。

辅仁大学课程体系分为必修课、选修课两大类。其中，必修课分为各院共同必修课（后来叫普通科）和各系必修课（后来叫专门科）两部分，选修课则分为系内选修课和院系外选修课两部分。在学籍管理上实行学年制（本科还年制）和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

按照辅仁大学办学章程，各系学生一般需要修满132个学分（党义、军事学、军事训练等部颁课程及毕业论文写作方法等课学分不计算在内）方能毕业。其中，本系必修课占总学分的1／2（即66学分）；全院共同必修课占总学分的班（即33学分），选修课包括系内选修课和其他院系选修课，占总学分的1/4（33学分）。各系必修课和系内选修课是为了培养某种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置的专识教育课程，其超过总学分1/2的比例，反映了学校专识教育为主的办学思想。共同选修课和其他院系选修课的设置，达到接近总学分1/2的高比例，表明通识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辅仁大学实施的是通专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

辅仁大学由文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等三院组成，国学专识教育主要集中在文学院（有国文系、史学系、哲学系、社会经济学系、西洋语言文学系等5个系）。其中，国文系和史学系属于典型的国学教育，哲学系则是国学与西学兼具，西洋语言文学系是以西学为主、兼及中学。

所谓共同选修课属于基础性课程，为必选课，它有国文（包括作文）、英文、第二外国语、逻辑学与哲学概论（任选一种）、伦理学、体育、党义、军事学、军事训练等，所体现的通识教育宗旨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国文课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进行传统国学教育，在学校课程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辅仁办学者认为，各个学科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而主张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中外文学之背景须求之于历史，人类历史之演变又与社会经济成因果之关系，而哲学复为解决一般问题之总键，故各系所设科目，除本系指定必修者外，自余均可斟酌选习，触类旁达，以期养成通学之士”。通识教育思想是从西方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发展而来，它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不同的时代其内涵有所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用中国传统思想表述，“通识”者，就是“通达”、“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辅仁大学主张养成“触类旁达”、“通学之士”，鲜明地揭示了办学者的通识教育思想。

文学院各系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的选择范围是比较大的，其中，中国史（断代史）、专门史（史学史、思想史、文明史、哲学史、教育史、经济史、文学史、小说史、宗教史）、史学研究方法、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目录学等国学课程占居了主要地位。不少课程由于是名师讲授，如“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授课人是陈垣，“目录学”“中国小说史”等课的授课人都是余嘉锡，因而跨系选课者较多。

教育学院所属教育学系为了适应培养中学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和教育研究者等需要，在学科知识结构上，曾经实行辅系制，规定学生除了必修本系课程外，必须任选国文系、史学系、西语系、社会经济学系中之一为辅系，辅系学分最少须为应得学分总数的1/3。国文系、史学系等国学课程在教育学系学生辅系制选修中占有50％的比例。因此，国学教育在教育学系的通识教育人才培养中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

辅仁文学院在办学宗旨中声称“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挥光大，以增长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则利用科学救其弊，补其偏，务使习国学而毋故步自封，读西籍而毋食欧不化，不托空言，期裨实用，此本院共同一致之所冀图者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挥光大”的办学宗旨得到了较好体现。但是，国文系、史学系等进行国学教育的典型系科的选修课基本上限于国学教育范围之内，缺乏文理交叉、中西学渗透，因而我们很难看出“务使习国学毋故步自封，读西籍而毋食欧不化”的思想付诸实施。

二、强调国文教育

国文教育为辅仁大学各院系共同必修课，在通识教育中属于国学教育性质，并且居于基础性地位，因而，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教育状况与特色。

陈垣重视国文教育是直接针对当时大学生国文基础非常差的情况而实行的重要举措。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过分重视外国语和自然科学而极端轻视国文的风气，由此造成“中国人不会作中国文”的后果，“一个高中毕业生写不通一封家信，看不懂一篇浅易的文言文”。陈垣作为辅仁大学校长，经常收到同学们给他写的“请求信”，但“请求信”中往往有许多错误。他说：“内中文词，用字，格式，错误百出，我真想把它搜集起来，出一本《坏文模范集》。”因此认为提高学生的国文水平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情。在陈垣的主持下，学校明确提出“国文与外国文为研究一切学问必须之工具”。在课程设置上，把“国文”规定为学校所有文理科各专业一年级学生共同的必修课，名叫“大一国文”，“各系一年级学生有国文较劣者，一律须补国文一年。”国文较优者，可免于上课，但不免考。课程由课文讲解、作文、课外读物（教师指导学生作读书笔记）等三部分组成，每周2学时，4个学分。

校长陈垣直接抓全校国文课的教学工作。从教材的编选、教师的遴选到结业考试，都由陈垣亲自负责。全校使用统一教材，统一考试。教材《国文选本》（有时又叫《国文读本》）绝大部分都是文言文，主要选自《史记》、《战国策》、《汉书》、《后汉书》等古代正史著作和曹丕、曹植、韩愈、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顾炎武等历代文史大家的文章，约计30余篇。要求学生课前预习、标点，然后由教师评点、讲解，最后由学生熟读背诵。陈垣认为：“令学生读之烂熟，涵泳玩索（每一二句），习惯自然，则出目成文，可免翻译之苦。……学本国文贵能使言文一致，今以《论（语）》、《孟（子）》为言文一致之标准，选出数十章，熟读如流，不啻若自其口出，则出笔自易。”

国文课的开设，无论是对受教的学生，还是对授课的教师，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作用。首先，对受教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既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包括古文基础知识），又要培养较高水平的写作能力”。有的理科生开始并没有充分认识学习这门课的意义，因此，“对大一国文不认真学习”。陈垣采取了一些激励措施。一方面，他亲自进行学习动员工作，提出“理科学生不能单纯依靠中学所学语文，若缺乏较深的国文知识，缺乏文字表达能力，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无法通顺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他亲自选聘校内教学经验丰富、学有专长的教师担任这门课的教学工作。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台静农、周祖谟、陈君哲、陈祥春、刘厚滋、赵玉生、启功、李维燹、许世英、柴德赓、余逊、戴君仁、牟传楷、牟润生、赵万里、褚圣麟、顾随、刘盼遂、夏宇众、梁启雄、孙楷第、朱泽吉、孙德宝、赵贞信、周国亭、刘汝霖、张鸿翔、苏晋仁、鹿辉世等人先后承担过大一国文课的教学任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垣还亲自讲授这门课，取得了好的名师效应，“校长亲自讲授大一国文，引起了全校师生对大一国文的重视”。

莫东菊《楚辞天问篇集释》，使用印有“辅仁大学国文学系”格子或竖行稿纸

陈垣要求学生在国文课学习期间每一周要写一篇作文，课上当堂交卷，文本以明白流畅的文言文为主，教师则必须对作文进行批改、讲评。为了鼓励学生用心写出好作文，陈垣决定自1939年秋季开学时起在学校教学楼的楼道两边墙壁上开设墙报专栏，由国文课教师从学生作文中择优，分期在专栏里公开展览（男校、女校同学的好作文还轮流在对方教学楼张贴），同时公布老师评语，供大家阅读，并取名为“以文会友''，“以收观摩之效”。

陈垣采取这种办法，激励了学生学习国文的积极性，在全校造成了一个学习国文的热潮，很快便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据当时的学生刊物反映，当第一期的“以文会友”张贴出来时，“只见玻璃架前，人头攒动，一个个摇头晃脑，有腔有调的在颂读，在欣赏。上了榜的同学们，走路时都抬着头，希望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眼光”。从此之后，“假如你肯到校稍早一点，便可看见许多同学正在捧着一本国文，大念特念，准备着最近一显身手。我们用‘国文热'三字来形容近日的辅大，恐怕是很恰当的吧！”辅仁大学毕业生曾感慨道：“此项措施，鼓舞了同学对国文的爱好，提高了许多同学的写作水平。”

其次，陈垣认为对执教国文课的青年教师来说，也有助于训练文史方面的基本功，从而在教学中达到自我提高，即教学相长的目的。陈垣为辅仁大学及其附中选聘的国文教师，除顾随、褚圣麟、刘盼遂、赵万里、孙楷第、戴君仁等人为知名教授外，其余教师大都是他的后辈或得意弟子（分别来自北大、北师大、燕京等校）。他们到辅仁后，陈垣首先让其做几年国文教师（附中或大学），进一步打好古文和国学基础后，方可承担文史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陈垣还规定国文组教员每周要聚会一次，彼此交流教学心得，共同提高，如同现在的集体备课和教研活动。这门课的学年度考试，即“会考”，也由陈垣亲自命题，教员统一评定分数。曾担任国文教学的启功认为“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此举成为陈垣激励任课教师钻研学业、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措施，青年教师也就把国文课教学当成向陈垣先生请教的良机。

值得玩味的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陈垣却在辅仁大学国文课中坚持文言文教学。这并不是陈垣逆文化教育发展潮流而行之，而是自有其道理。辅仁大学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即国学作为办学宗旨，文言文是学习和掌握国学不可或缺的工具。陈垣校长如此重视在辅仁文理各科学生开展以文言文为主的“国文”教育，第一，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为国学教育奠定语言文学基础的重要措施；第二，可视之为国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它作为全校文理各科大一学生共同必修课，还体现了陈垣校长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因此，我们可以把在通识教育中强调国文教育看成是辅仁大学的一大办学特色。

三、注重学生国学科研能力和方法的教育

辅仁大学深受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关于大学性质定位的思想影响，认为大学是“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的最高学府。“高深学术人才”在辅仁的培养方式，一方面表现在自1937年起成立文理科研究所，培养具有高深学术研究能力的硕士研究生；另一方面，在本科生教育中有意识地进行科研能力和方法的教育。由于本科教育始终是辅仁大学的主体教育，因此，办学者非常注重本科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这种特点在国学教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为了在国学教育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方法，在校长陈垣的领导下，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采取了如下一些具体而有特色的举措。第一，在教师聘任上，注重专才；第二，在课程体系的功能上，既注意传授基本知识，更注重于“启发学生自动研究之能力”，故而规定一、二年级“授以各种基础科目”、三、四年级“即导以自动研究各项专题”；第三，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在本科教育中试行导师制。

关于教师聘任，陈垣始终坚持聘请对某一方面有精深研究的专家而不是通才的原则。他认为现代学术研究，不要再像中国传统的国学家那样“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近自书本，远至器物调查，什么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等无所不包”，而是应该专做“窄而深”的研究。他率先垂范，集中精力进行元史、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等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然后，以此作为聘请史学教师的学术标准，选聘研究某一个朝代的断代史和某一二类专题史的人才，不欢迎做“空泛弘廓”学问的人，从而为学校实施培养研究高深学问的人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师资条件。

中国传统狭隘的经验主义方法的弊端突出地表现在古人所总结的师承方式，即清代诗人袁枚的诗所形容的“鸳鸯绣罢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于人”那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教学方法上表现出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能力和方法的培养。

陈垣在史学教育上服膺清中叶的考据学，因此，他特别为史学系三年级学生开设选修课《史源学实习》，“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以练习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论撰时之不敢轻心相掉也。”以对学生进行考据学方法的培养为目的。

此前中国并无“史源学实习”这个名称和这门课程，它属于陈垣的首创。陈垣说：“史源学一名，系理论，恐怕无多讲法，如果名《史源学实习》，则教者可以讲，学者可以实习。”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实习”相结合，而且重点在学生的“实习”上。具体教法是，选择一部清代史学名著为“实习”对象（陈垣先后选取过《廿二史札记》、《日知录》、《鲒崎亭集》等著作），“每期选出文四页，长者一篇，短者二篇，预先告学者端楷钞之，虽自有书亦须钞，亦一种练习。且应先预备同样格纸百页，以便一年之用。钞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等”。这个教学过程共分四步：第1步，要求学生亲自抄写该史学著作原文；第2步，进行断句、标点；第3步，找出文章中史料的来源，考出文中人名和故事的出处，即“追寻其史源”；第4步，考释文章隐晦之处，辩证文章史料引用中的错误，“晦者释之，误者正之”。在此基础上，再要求学生写出练习文章，陈垣也亲自动手，写出示范性文章，由学生对照、参考、模仿。

《史源学实习》课的核心就是让学生在反复练习、实践中掌握考据学基本方法。正如他的亲炙弟子所说：“他（陈垣——引者注）从不空谈史学方法，只教人追寻史源，比对史书，其用意即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去了解治历史的各种途径与方法。”在此过程中，既可以使学生广泛阅读有关史学书籍，又达到了使学生初步掌握考证的步骤、方法的目的，还使学生由此懂得了在做论文时必须引用第一手资料，“如研究两汉，你不引两《汉书》，而引《资治通鉴》，他（陈垣——引者注）就会问：为什么引《通鉴》”。后来，他的弟子们把这种教学法科学地概括为“度人金针”。这可以说是辅仁大学在课堂教学中强调培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方法的典型代表。

为了激发学生的“自动研究”能力和兴趣，辅仁大学除了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学问的能力外，还注意在课外活动中对学生进行指导。教育学院最迟于1932年率先试行导师制。具体办法是：将各系学生分成若干个组，每组10至15人，由一名导师担任指导工作，导师由系主任商请教授担任。导师的责任为：指导自学方法，指定参考书，引导参观或课外实验，组织学术讲演比赛。不久，文学院要求国文系、史学系等分别设立研究室，由教授指导高年级学生，“以期养成自动研究之学风”。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曾亲自主持了中国文学系研究室，由高年级本科生参与他进行的字族学（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刘文兴、陈祥春、葛信益等人先后参与了沈兼士整理古文字之总汇《广韵》一书形声字的谐声系统，在协助完成大型书籍《广韵声系》的过程中，也使他们自己建立了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兴趣，培养了研究的能力。

陈垣、沈兼士、余嘉锡、张星烺等国学教师自己是享誉学界的大师，一边从事精深的学术研究，一边把自己的治学成果、治学方法通过相关课程的教学和课外活动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反复实践中培养学术研究能力，以便为学生毕业后从事高深学术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在教学活动中，陈垣还对踏入大学校门不久的一年级学生不厌其烦地宣讲在学术研究上要志存高远，将来要做出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国内是最好的，在世界上也要比别人做得更好，立志写出“动世界而垂久远”的学术论著，并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把汉学的中心从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夺回中国来。这一思想几乎深入到每一个学生的脑海中，成为长期激励弟子们在治学道路上不懈追求的原动力。北京辅仁大学尽管只办了短短的20余年，当时的招生规模不大，每年毕业的文史专业学士、硕士很少，但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教授，在国学领域写下了一批批有精深见地的学术成果。一个人在学术上能够取得成功，有多种原因，然而，无论如何，这与母校精心培养所打下的良好学术研究基础是密切相关的。

陈垣书写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社会的全盘西化思潮甚嚣尘上，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在这种情形下，陈垣网罗了沈兼士、余嘉锡、唐兰等名学者，以弘扬中国固有优秀文化为宗旨，在由外国天主教修会出资创办的私立辅仁大学大力进行国学教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辅仁大学强调国学教育的目的、以及为此所采取的一些举措，如确保国学课程在通识教育中的地位、强化国文教育、注重学生国学研究能力的培养，不仅在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中非常有特色，并使学校成为当时国学教育的重镇，而且这些措施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仍然不失其借鉴意义。

（作者：孙邦华，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