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先生是深受后学敬仰的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他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长达七八十年，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兵制史、中国文化史等领域都有卓著建树，是学术界影响很大的“魏晋封建说”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性学者。尤其是何先生在治学道路上勇于创新、执着追求、坚韧不拔的精神，更为后学树立了楷模。每一次重读他的遗著，都感到十分亲切，深受启发。何兹全先生作为学术名家的治学风范，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项。

一

在老一辈史家中，何兹全先生接受唯物史观甚早，一直以此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虽历经曲折而坚守信仰，从不动摇。何先生接受唯物史观是在他读高中之时，即1929年前后，当时他还是一位18岁的少年。如此之早就树立了对唯物史观的信仰，这是很令人惊叹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前言中，他说自己学术最早的根基就在“比较早地读了一点马克思辩证法的书”，“一接触就倾心拜倒，如饥似渴地接受”。以后进入北大读书，更多地学习唯物史观，在社会史大论战中接受了洗礼。他回忆：“当时冲击到中国学术界、史学界的是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那时，不打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旗帜就休想有发言权。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人，无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称别人为假马克思主义者。一时之间，如雨后春笋，上海出现很多书店，都在出马克思主义的书，摆满了各种书摊。”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极其珍贵的史料。何先生还以“手里有挺机枪”来形容学习唯物史观之后眼界大开、别出新见的神奇效力！而同时代有不少学者因没有学到新理论，手中的武器依旧是“铁盾钢矛”，所以相形见绌。“我和我的同辈比起来，好像一同上阵的战士，他们都武艺高强，才能出众，我是笨手笨脚、呆头呆脑，但我手里有挺机枪，他们都是铁盾钢矛。因之我的战果也可能不比他们差太远。”由于没有新理论，拿的还是一套旧式武器，因此高下立见！

何兹全先生

何先生学习唯物史观不是生硬套用，而是结合史实来运用理论，因此“能比较深入地认识一些历史实际、历史真实”。最早的重要成果，是他于1934年所写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此时他形成了“魏晋之际封建说”的基本观点。他尤为重视唯物史观的精华在研究工作中的恰当运用，以很朴素而又很深刻的话作了概括：“我所持的辩证法，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全面地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二是从发展变化上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辩证法是人类在几千年观察历史发展变化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的客观变化在人脑子里的反映，它是迄今人类对客观的最先进的认识。……观察任何历史现象，都要从它是发展变化着的，是全面社会的一部分两个方面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学术工作都是按此宗旨进行。但历史现实十分复杂，何先生的治学道路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和磨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魏晋封建说”不受学术界主流的重视，完全被边缘化。他写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汉魏之际封建说》两篇文章，都是阐述其学术主张的代表性文章。据作者本人说，前一篇，转了好几圈，后来才得以在《文史哲》1956年发表；而后一篇，也是写于50年代初，却一直等到1979年才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刊发，耽误了二三十年。但他毫不动摇，一直遵循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学术创新，发展、充实自己的学说。在国家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于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就是分量很重、影响很大的学术成果。何先生这种克服艰难险阻、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努力的精神，多么令人敬佩！正像何先生在八十三岁高龄自己所做的总结：“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按，此为引用《中庸》和《荀子》的两句话）。“择善就是追求真理，认识了真理，就要抓住不放。但是又要不以你心里已接受的真理排斥、拒绝接受新的真理。”这也是他对后学最好的勉励！

二

何先生在长期治学中形成了“成一家之言”，兼具理论高度与深厚功力的治学风格。其根基铸成于20世纪30年代北大读书时期。他同时受到两种治学路数的深刻影响。唯物史观学派的影响已如前述，另一治学路数则是新历史考证学家精熟于史料和严密考证的风格。当时也正是新历史考证学派成就卓著的时期。他在晚年回顾民国时期学术时说，最著名的学者有四个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陶希圣。此四人中，陈、傅、钱三人都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新历史考证学派是乾嘉考证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傅斯年当时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的名言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理论指导和严密考证并非泾渭分明互不相涉或互相对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是20世纪以来学术大家的共同特点。何先生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能兼具此两项治学路数者，乃能做大学问，取得大成就。

且看何先生晚年对自己学术风格的总结。应《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交流中心编撰《中国专家学者辞典》自选词条所约，他曾对其本人的学术风格作了如下评述：“我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考证，重把问题弄清楚。我受有西方史学思想、马克思史学思想的训练和影响。我重视从宏观、微观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我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这是对他本人学术宗旨和治学路数极为确当的审视和概括。何先生由20世纪30年代开始受到两种史学思潮的影响所种下的根，经过几十年探索、锤炼、提升，而形成了既重视理论指导又兼具扎实功力的风格。在这里，理论指导应指十分注重贯彻发展和全面的观点，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演进实质和各种要素的互相联系，以及对事物作深入的辩证分析；而深厚功力，则指既要占有丰富的材料，又具有做严密考证的功夫，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以这样的宗旨和风格精心耕耘而撰成的《中国古代社会》遂成为大受学术界好评的成功之作。林剑鸣先生评价说：“反映了9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新突破。”刘家和先生赞誉此书无疑是“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力作，并特别指出，全书史料丰富、功力深厚，达到“在质上是切实的，在量上是充分的”；而全书的理论分析“是有系统的，合逻辑的”，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成一家之言”、系统性强、逻辑性强，恰恰集中地讲出了全书学术创新的特色。宁可先生同样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作者的研究“不是从一个什么框架式模式出发”，“而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从具体问题的探讨出发”；作者创新性的论述，“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而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对于宁可先生的概括归纳，何先生很赞成，说“我大约是这样做的”。说“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指的就是何先生对魏晋之际以“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为特征，而由此上溯，先论述历史上氏族部落向早期国家转化，然后到两周时期征服民族周族与被征服民族商族（及其他被征服民族）的关系、城乡居民身份地位的不同，再到春秋时期因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而引起的商业交换发达、城市繁荣、工商业资本势力兴起，以及战国时期商人和士阶层的活跃、百家争鸣的出现。正如作者所说：

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部落到国家的转化时期，是早期国家时期。商周两族的关系，是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不平等部落联盟和以此不平等部落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早期国家。被周人征服的商族和其他族，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他们是殷人居住区（野）九一而助的井田制下身分低一级的劳动者。用现在的话说，周族人是一等“公民”，他们是二等“公民”。虽是二等，仍是公民。

春秋战国社会的变化，起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出现商业交换。交换的发展，引出货币、城市的兴起，阶级、贫富的分化，出现商人和知识阶层。传统的旧世袭贵族不理解新事物，不能应付新形势、新局面、新世界，而日趋衰落。交换的发展，使人思想活跃，商人和士人阶层有知识有能力理解新事物、新形势。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政治舞台。知识活跃，出现百家争鸣局面。

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地区间在生产和生活上依存关系，产生大一统思想，产生统一要求。统一国家在此基础上出现。

接着论述到西汉时期贫富极度分化、社会危机出现，最后到魏晋之际自由民逃亡、士族大地主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小农的奴隶大量成为依附民和农奴，因而中国封建社会至此形成：

交换促使经济繁荣，也促使社会分裂，阶级分化，贫富分化，矛盾增长，促使小农经济衰落、破产，土地兼并集中，卖儿卖女卖自身。货币问题、土地问题、奴隶问题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时期西汉一代显著的严重社会问题。

汉末魏晋，自由平民逃亡、投靠，奴隶解放，依附关系发展起来。自由平民和奴隶的依附化，依附民、农奴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劳动人民。一个士庶天隔、身分等级复杂的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出现。

这些简洁的论述，先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然后顺流而下，作贯通的分析，总括了全书的脉络，确实做到提纲挈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本书学术创新的又一突出表现是运用比较研究法，即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下，来考察、分析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些关键环节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如，作者在分析中国历史上“集权性比较发展”这一特点何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时指出：

这种不同，来自对原始社会的不同继承。原始社会末期，社会上存在着三种权：氏族成员权、氏族贵族权、酋长权。欧洲历史继承氏族成员、氏族贵族民主权多，中国历史继承酋长权多。中国型历史发展下去，酋长权演化为君权、王权、皇权，出现中央集权、统一、专制，国家（皇权）占有广大土地，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多。中国历史特殊性比较显著之处，都来自这里。

又一显著例子是作者在本书增订再版时增写了“宗教兴起”一节，其中论述魏晋时道教的兴起，就拿佛教、基督教产生的历史作比较，论述在创教初期都是首先在穷苦人中传播，以治病或在生活上互济来扩大其影响。“宗教在创立兴起阶段，大部靠为人治病来传教。佛教如此，道教也如此。太平道、五斗米道，都借治病来传教。张鲁在汉中，还实行一套消费共产生活。这正是宗教组织常常采用的，基督教在创立阶段就曾如此。道教、基督教最初的信徒以下层社会的穷苦人为多，他们需要生活上的互助。墨家虽然不是宗教组织，但近乎宗教组织，墨家也是下层社会阶层的人为多，所以墨家有巨子，有纪律严明的组织，也是实行着消费共产的生活。”

这种“成一家之言”、兼具理论高度与深厚功力的治学风格，在何兹全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同样有充分体现。这段历史长达394年之久，是线索复杂、变化激烈而又极重要的时期，并且史料繁多，仅正史从《三国志》《晋书》到《南史》《北史》，就有11部。所以，要把这段历史写好，对作者是巨大的考验。何先生以约28万字的篇幅，写了这一时期的“综述”。其显著成就至少可以举出四项。（一）确实做到全局在胸，把握住历史大趋势，将错综纷乱的史实理出清晰的脉络，恰当地划分了演进的阶段，收到纲举目张之效。（二）宏观、微观均予重视，既突出记载历史的大事件，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制度之创设、演变，历史变迁的大关节点，又有对关键的事件、场面作仔细描绘，体现出很强的历史感。（三）史识与考证功力并重，对于记载有歧异的史实作确切有据的考证，论述具有说服力。（四）史料的剪裁，详略布局的安排，语言的运用，均极具匠心，文字精练，质朴优美，引人入胜。以上诸项，无不堪称大手笔之作。对于这些成就，应当作专题深入探讨。

三

何先生重视发挥历史的教育作用，勇于针对有关学术方向的问题提出卓见，彰显出可贵的担当精神。他决不做纯书斋式的、不关心世事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他的治学同社会现实密切联系，旨在发挥历史学总结前代经验、探求社会规律、增进人的智慧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素质，帮助推动社会前进。他说：“学习历史的目的要学习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了丰富历史知识，加强文化修养，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提高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都应该读读历史。”“历史就是人类过往实践的总库，人类智慧的总库。……历史可以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给我们高明，给我们对事物发展的预见能力，使我们高瞻远瞩，多懂事，争取能按客观规律办事、少犯错误。”这些论述十分精彩，对我们树立社会责任感很有教育意义。在实践上，何先生也为我们做出榜样。他是学术名家，但也经常撰写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短文，通过讲历史故事，阐述其中的价值、智慧、哲理，使人既有阅读兴趣，又能获得有益的启示。像《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荀彧之死》《闲话诸葛亮》《谢安附谢玄》《苻坚和王猛》《崔浩之死》《东汉宦官与外戚的斗争》等，都是名篇佳作。作为名家写小文，作者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从命题立意、材料的选择、如何突出重点和恰当评析到结构安排、细节描写、前后呼应等，各个方面都作了精当处理，完全可以作为写文章的典范。

何兹全、郭良玉夫妇与学生在一起

更加令人敬佩的是，何先生在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唯物史观的坚定信仰，并用于指导自己治学，用以告诫学术同行。他在会议上发言，在报刊上著文，申明自己的理论主张。他在八九十岁高龄，还勇于针对学术方向性问题发表卓见，表现出非凡的使命精神。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对唯物史观心悦诚服，坚信只有运用唯物史观才能在研究中获得真正有创新意义和科学价值的成果。1981年，正是思想解放、迎接科学的春天到来的关键年代，他写《学史经验和体会》一文，总结他近半个世纪的深刻体会。他也论述思想解放的意义、肃清教条主义流毒的意义，而同时强调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他说：“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根，离开唯物史观，学问就是漂浮的，就会本末倒置。本末倒置的学问，是假学问，经不起实践考验。”此话掷地有声，既是他此前几十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他此后约30年的治学指针。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总共只有5000字，却用了近800字讲他最推崇的恩格斯的两部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德国农民战争》的指导意义，及如何使他终身受益！他心系大局，关注学术的进展和思潮变迁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并提出忠告。如，1999年1月29日，他在《光明日报·史林》上发表《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2000年，他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中三个关键性时代认识的不够》，均是基于此目的。2001年，已届期颐之寿的何先生，又于4月和11月，先后出席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年度学术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并都作了发言。他以敏锐的识别力，针对学术思潮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作出评论，强调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所指导的正确方向。在南开的会上，他说：

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近年来，我确实也有些感觉，社会史研究之风有些变，有些转向。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大多侧重在社会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今天读了《光明日报》上“拓宽社会史领域，深化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论》出版座谈会纪要”的报道，更清楚地认识到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风向在变了。

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我总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的规律的。掌握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走，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动性，为改造世界作贡献。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是最大的学问。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是主。方面，可以广；主，不能丢！

在北师大研讨会上，他重申了上述主张，针对当时“思想解放了，唯物史观却有点不时兴了”的倾向，以及如何展望“唯物史观在21世纪、在今后的命运”的问题，他说：“我相信，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人类社会历史实际认识的深入，辩证唯物史观会再次回来，为史学家所接受。”“真理，在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前，是打不倒的。因为它有生命力。换言之，有生命力的理论是打不倒的。”

这些充满豪迈感情的语言，有力地表达了何兹全先生对唯物史观真理性价值的坚定信念，充分体现他为推动历史学健康发展而呼喊的使命精神。每次重温这些教言，我们都深受教育和激励。他的理论、精神和业绩，永远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激励我们扎实努力，做出更好的成绩！

本文系作者于2021年11月2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纪念何兹全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传统经济与转型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补充而成。

（作者：陈其泰，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