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在华北、华南安放不下一个平静书桌的艰窘局势下，密集于该地区的高校不得不走上万里西迁的征途，为中国的未来保存一线文化命脉。斯时，设置于北京和天津的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洋大学迁往西北，组建西北联合大学，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及经济上的困窘，西北联大最终解散。1939年，在原北平师范大学的基础上，创设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师院），院址在陕西城固。城固地处陕南，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然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在院长李蒸与甘肃省政府多次磋谈下，最终商定迁建兰州，1941年开始迁移，1944年迁校完毕，成为 “抗战以来，国立大学迁甘之第一个”。战时师院备尝艰辛，筚路蓝缕，然师生读书不忘救国，尽可能为国家和地方建设贡献力量，被时人誉之为“西北教育的拓荒者”、“开发西北教育的急先锋”，成为推动内陆地区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目前，涉及该课题的研究只在西北师范大学校史和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中略有提及，但囿于未能从学术史的角度探研，某些观点带有相当强的政治意义；专门探讨该问题的学术论文也未见发表，只在一些研究战时高校内迁的论著和论文中约略提及，但都草草带过，语焉不详。本文拟在爬梳材料的基础上，对师院的社会功用及与地方的互动作一初步解读，以求在校史研究上开拓一条新进路。

一、启迪民智：积极开展社会教育

近代以降，开发西北呼声渐高，至抗战时期达于极点。战时举凡粮食、兵役、合作社组织和道路修筑等都与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然当时西北教育不普及，农民知识水平很低，文盲数量极大，严重制约着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抗战建国大业。《甘肃民国日报》社论以恳切的语调写道：“如果政府能够特别重视社会教育，务使文盲逐渐扫除，民众智识水准提高，那末民众必更了解政府的法令，而与政府打成一片，完成国家总动员。相信开发大西北的工作，必如反掌之易。”将西北开发看作是 “反掌之易”，是一种情绪化的描述，然而这种期望性的评价从长远来看是有先见之明的。

辗转迁移到甘肃的师院，备受战火的摧残和煎熬。作为甘肃地区唯一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府，院长、民众教育专家李蒸深知政府在西北设立师范学院的用意，那就是培养师资，研究高深学问；同时协助西北教育当局，发扬西北文化，普及教育于广大西北地区。他坚信，欲实现民族独立，取得抗战胜利，推行民众教育则是最佳途径，一旦民众教育普及后，“至少半数以上有权能，可作中国之主人，经营国事”。

李蒸校长像

在抗战大形势及李蒸先生的热心推动下，师院的社会教育于1941年1月在城固和兰州拉开了帷幕。师院社会教育的活动内容有抗日宣传、政治动员、补习教育、合作训练、甲长训练、扫除文盲、卫生宣传、开设诊疗所、破除迷信、提倡新生活、开办游艺室、开设民众代笔处和设立妇女识字班等。

城固社教活动主要在邯留乡开展，截止1941年7月，历时半年，成绩突出。扫除文盲社教组共招收学生208人，使用教育部编印 《民众课本》第一册和黎锦熙先生编 《扫除文盲急读合音表》作为教材，效果良好；保甲长训练共训练甲长28人；合作训练共培训合作社社员和职员255人；民众问事处咨询兵役法规、合作组织办法、军粮摊派及国家时事者共200余人，民众代表处给200余乡民写信、写呈文及写对联；简易诊疗所共诊治秃疮、疥疮、普通破伤等250人；游艺室供青年学生、农民及合作社社员来打乒乓球、下象棋、奏各种乐器等共500余人；阅览室借书者共计380余人；乡民体育场共有1000余人来打秋千。

在兰州，社会教育的地点择在师院近旁的孔家崖和十里店，1943年的社教活动，办补习班三种，其中儿童班共7班，250多人；妇女班2班，50多人；成人班100多人。1944年8月，举办儿童、中学、妇女和成人四种补习班，其中十里店共招收160名学员，孔家崖共招收学员250余人。在抗日宣传方面，如孔家崖社教工作队创办民众周报，开设民众阅览处，使民众明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知识，知道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同时邀请甘肃省科学教育馆来十里店放映幻灯，观众达千余人，反响强烈。

社会教育工作颇费心力，在招收成人学生上最具困难。因补习教育的时间一般在7、8月份，恰为农忙时节，农人们多不愿放弃农事来参加教育。一位农人埋怨说：“食粮要我们，当兵要我们，上学还要我们。”鉴此，工作人员尽量劝导，并赠给书籍和笔墨纸张，农人们才试探性地来上学，但是人数时少时多，最终不得不依靠警察，强迫入学，然而 “有时学生为应付点名，爸爸便派儿子来念书，把求学看做抓壮丁”。无奈，工作人员只好利用晚上采取娱乐来引诱成人，前来观看和听讲者甚多，效果较佳。参与者纪海泉写道：“村中的男女把我们团团围住，利用这个机会，逐步实行我们的计划，精神讲话和秦腔大鼓配合起来，最后还演个喜剧，这些小玩意儿，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主要目的乃在增强民众抗敌情绪，以激发其爱国心。”

深入底层的社教工作最终得到了受益民众的理解和支持。1941年7月暑假城固邯留乡的社教工作到期后，民众纷纷要求延长10日，自愿捐助伙食津贴。当学生返校时，当地士绅设筵款待，民众依依不舍，燃放爆竹欢送，而且成人班的学生自愿将师院学生的行李送到学校，并问 “先生何时再来？再来时可否多住些日子？”保甲长训练结束后，他们对简单问题如 “领袖是谁？”“甲长任务？”等多能回答，一位甲长说：“费你们先生的心，把三民主义给我们讲清楚了，我们也知道什么叫三民主义了，要不我们老死也不知道，三民主义是什么呢！”兰州十里店妇女班的学生为感激师恩，“把自己菜园里的辣子茄子，赠给老师一篮，权作礼物，深情厚意，着实令人感动”。有一位来自山西的妇女，每天上课风雨无阻，一手抱着婴儿，一手写字，补习结束时，她已会写通顺的书信，会记家庭的账簿。社教工作的负责人王镜铭总结城固社教工作的成绩时说：“本区服务地点的文盲减少了三分之一。兵役动员显有进步、合作社普遍成立，贫农普沾低利贷款实惠，乡民卫生保民会议定期召开，乡行政人员贪污不公现象渐行敛迹，一般乡民多这样说：‘从前开会我们都不敢说话，社教区来此后，我们都敢说话了。’”

师院举行的社会教育，对外影响很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褒扬。在城固邯留乡举行社教期间，不仅激起了本院学生的社会服务高潮及参加社教的兴趣，而且附近各校学生对社教工作也有浓厚的兴趣，“西北大学政治系学生，汉中师范、文治中学学生，曾由师长率领前来本区参观，对社会服务均有正确认识，陕南青年社会服务的风气，本区的影响实匪浅鲜”。瑐瑢迁入兰州后，师院的社教工作经常被媒体关注。1943年8月18日《甘肃民国日报》以《十里店社教工作成绩斐然》为题进行了报道：“青年会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合办之社教工作，四周以来，成绩斐然，已引起各界人士之注意，数日内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同年11月16日该报又特辟一版专号，报道师院的社教工作，并发表了李蒸的题词：“努力唤起民众，提高文化水平。” 次年8月25日，该报又出版 “西北师范学院暑期社会服务团社教特刊”，对暑期社教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再次刊登李蒸的题词：“普及教育，服务人群。”国民政府教育部也两次来电嘉奖师院举行的社会教育工作，“查该院发动师生作大规模之社教活动，举办农事、工艺、家事、科学等展览及粮政、兵役宣传、慰劳抗属等工作，均称切实，殊堪嘉许，嗣后仍仰努力服务社会，化民成俗，以宏社教效能”。不难看出，师院的社教工作的确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社教工作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不但使学生得到了实际工作的经验，也使民众得到了一定的文化常识，更使他们逐渐萌发了合作民主、抗日必胜的爱国信念，促生了底层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二、请缨报国：倡导并参与知识青年从军

随着日寇侵略的深入，国统区面积迅速缩小，兵源补充受到很大限制。同时，受“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影响，知识分子参军者甚少，国民党的军队中工人、农民占多数，知识水平较差。然而，当时的战争已经运用了许多高科技手段，既有的军队很难胜任复杂的战争形势，造成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很低。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在军队方面，得不到知识青年的参加，因之战斗力亦无形减低，这是我们国家与军队最大的弱点。”在此情势下，招收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补充到军队中来，是国家于危亡之际的迫切选择。1942年10月，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 “各级学校之兵役适龄学生，自三十二年一月起，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依其强度，配服役务，不得予以缓役”。这一通电，标志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发轫。地处兰州的师院因应中央的号召，掀起了从军运动热潮。

相较免受战火蹂躏的其他学校，师院知识青年更能体会国破家亡的痛楚。进入西北后，虽说暂时偏安，但日寇的隆隆炮火难使他们高枕读书，“月来同学均极关心时事，食堂里、野地里、树阴下都成为讨论时事的场所”。为了明了战时大势，师院多次邀请各界名流来校讲演，鼓动师生报国之志，增强抗战信心。1944年邀请燕京大学梅贻宝教授作题为 《世界大局的展望》的报告，梅氏语调幽默风趣，“听者动容”；瑐瑨邀请西北日报社社长赵惜梦讲演 《国际局势的现状和未来战争的走向》，“诸同学听后至感兴奋”；邀请喻亮作 《东京，长春，南京》的讲演，“对日寇及傀儡组织之动向，分析至为详尽，于大考将临之际，本院最宽大之第七教室内，挤满了听众”。这种 “读书不忘救国” 的校园氛围，为学生从军埋下了伏笔。

此外，师院院长李蒸先生对这一运动持积极的态度，直接推动了师院学生从军的自觉心和自信心。国民政府号召从军运动之始，李蒸便发表谈话，支持这一举措，“今后决定性之战争，须赖高度科学技术与最新式武器之运用，知识青年，已有科学基础，再施以短期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则杀敌致果，不成问题，切望中等以上学校身体强健的青年，均能奋发请缨”。此后，李蒸实际参与了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领导工作。1944年11月3日，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省主席谷正伦兼任主任委员，聘请李蒸等14人为委员。不久，李蒸领衔联合兰州各大专院校，给蒋介石上书，陈明兰州教育界响应从军运动，“重庆军委会侍从室转呈主席蒋钧鉴：胜利在望，艰巨弥增，欲早获最后胜利，非提高国军素质加强反攻力量不为功，钧座此次昭示知识青年从军，诚属伟大英明之举，本院校全体同仁及学生，靡不感奋，热烈响应，以副钧座之殷望，谨电奉陈。伏乞垂詧”。此电文中具名的还有甘肃学院院长宋恪、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校长曾济宽和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校长齐清心。

在校内外各种情势的推动下，师院及附中学生踊跃登记从军，报国之心不减前方将士。1944年10月31日，师院附中学生潘鑑廷、王文定等9人前去报名。截止12月20日报名者已达70余人。在登记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场面。师院附中初一级学生佟碧明、胡雯云、柏俊麟、吴剑侠和张秀芝五名女生，她们中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者16岁，按入伍最低年龄18岁的规定，她们均未达到要求，征委会不予登记，该等女生 “始则滔滔辩论，继则痛哭流涕，泣不成声，且谓 ‘吾等系陷区儿童，备受敌人之压迫，吾等之庄村及田园，迄今在敌人践踏之下，此时如不复仇，更待何时’”。无奈之余，登记部准予暂时列名，待报告上峰讨论后再做处理。

在登记的过程中，师院的各个社团竞相举行活动，慰劳知识青年。学院国剧社演剧慰劳尤为突出，其中樊丽贞、樊又贞姊妹之 《钓金龟》，袁夫人、张夫人、徐夫人、张健同学之 《四五花洞》最为精彩。对于批准正式入伍的学生，每人赠给由学校女生亲手制作的校旗一面，希望其努力报国，并于1944年12月18日上午9时在大礼堂，为从军学生130余人瑑瑧举行盛大欢送会，在校师生3000余人参加，首由院长李蒸讲解成功、成仁真谛，教职员代表李建勋、方永蒸致词慰勉，学生代表吕作矩致欢送词，从军代表王丕仁致答词，会场空气极其热烈。同日师生还为从军青年捐款15万元。

在从军学生入营时，十里店各界又举行了欢送大会，各机关、各学校及附近民众600余人参加，盛况空前。师院教授王镜铭致欢送词，李蒸等相继讲话，远征军代表李玲善致答词，“大会于十一时完成，此后欢送，高呼口号，情绪异常热烈，汽车过商店门口时，各商店爆竹齐鸣，商民夹道欢呼，欢送高潮，达于云霄。师院李院长、金教授澍荣、方校长、王主任镜铭同乘汽车，送该院学生入营”。

师院知识青年入营后，正式编组训练，然后送往天水、汉中集训，准备派往前线。由于抗战很快结束，青年军未能发挥大的作用。随后有些被编遣复员，有些卷入了内战的漩涡。

不管结果如何，师院知识青年从军和全国各地的从军青年一样，都为报效祖国，请缨杀敌。师院的个案实质上是大后方高校的一个缩影，国难当头，知识分子通过此种方式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实现其弘毅之责。就整个甘肃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言，按国民政府的预定，甘肃征集数额为1000-3000人，但后来争相报名者比比皆是，以至于实征数额达到了9037人，远远超过了原有的配额。这种结果的出现，乃与师院所起的主导作用密不可分，其对地方民众与社会的影响之功至巨。

三、学术与地方的互动：努力西北开发的思想与实践

战时西北国防地位陡增，国府主席蒋介石训令要把西南建成抗战的根据地，西北建成建国的根据地。西北更以其中华民族发祥地的地位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一剂良药。中央大员、社会贤达、新闻记者都将目光投向了这片热土，畅谈开发西北的重要性。作为师院院长的李蒸自是不能例外，他一再强调：“西北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亦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该文化建设应从西北做起，盖因其有历史的与社会的良好基础，略加人力即不难振奋复兴。”对师院来说，应该做西北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虽深感能力绵薄，但以职责所在，亦必竭力而为之，惟愿各界人士协力进行，以期早日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

鉴此，李蒸对毕业生期望甚殷，希望他们在毕业后参加到西北建设的大业中来。1943年给毕业生的留言写道： “开发西北为抗战建国之第一急务，开发工作首赖教育，诸君毕业之后，当以西北为服务领域，下定决心，争先恐后，同在西北工作，以符政府分区设立师范学院之本意，一以奉行中央开发西北国策，切不可仍蹈故常，竞赴通都大邑，求交通之便利，图个人之安逸，而忘国家民族之大计。”当时，师院的毕业生大都服务于西北各省的教育行业，努力工作，辛勤耕耘，未辜负李蒸院长的一片期望。

人才是开发西北的关键。李蒸认为除了师院自己努力培养外，西北各省当局应当努力引进人才，“此为西北基本重要之图，有人才则百废俱兴，人才之养成虽非易事，但人才之招致 （原文模糊），如得其道则 ‘天下之士皆归焉’”。本此思路，李蒸为师院引进人才不遗余力，多方求贤。当时聘请教授困难重重，因为 “第一，西北交通不便，第二，生活较苦，生活程度又高，除非本校有历史关系的，多不愿来”。李蒸以自己的真情聘请了当时国内一批名流莅院，如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黎锦熙、训导主任兼体育系主任袁敦礼、英语系主任张舜琴、史地系主任谌亚达、公民训育系主任王凤岗、数学系主任赵进义、理化系主任刘拓、博物系主任郭毓彬、教育系主任李建勋、家政系主任齐国梁，以及金澍荣、马师儒、郝耀东、鲁世英、程克敏、谭戒甫、王耀东、何士骥、许寿裳、杨慧修、高文源、方永蒸、胡国钰、唐得源、董守义、徐英超、叶意贤、黄国璋、包志立、罗章龙、陆懋德、邹豹君、殷祖英、李镜湖、刘朴、刘亦珩、张德馨、傅种孙、张贻侗、朱有宣、汪堃仁、黄文弼、孙之淑、王菲曼、杨永芳、杨立奎等知名教授。这些知名教授的到来，是学校的一笔宝贵财富，为学校发展增添了动力，也为建设西北提供了智力支持。

师院还肩负着陕、甘、宁、青、新、豫和绥七省的现任教师进修，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改进等方面的任务。李蒸对此颇为重视，认作是西北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他说： “教育事业的促进，可分质与量两方面，质的方面首先须注意师资训练，中小学师资的专业训练，应为西北文化建设之根本。”师院先后成立了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中等学校教育进修班和地方教育辅导委员会等机构。1941年8月，师院在城固召开本区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后逐年举办暑期讲习班，又与地方当局合办暑期中等学校各科教员讲习讨论会。在中等教育的研究方面，先后成立了师范研究所、中等教育通讯研究处等机构。金澍荣和李庭芗所著 《初级中学英语课本之分析》和 《高级中学英语课本之分析》，金澍荣和杨少松合著 《西北中等学校师资之改进》等书，都是研究英语教材教法和西北中等学校师资状况的力作。

对于小学教师培训，1938年专门成立了小学教育通讯处，以通讯方法研究解答小学教育实际问题，辅导小学教员进修。主要的修习科目有儿童心理、教育心理、普通教学法、小学各科教材及教学法和民众教育。举办成效突出。第一期招收学员53人，提出问题271个，解答222个；第二期招收学员54人，收到问题278个，解答249个。招收学员的地域也较广，如第三期招收学员114人，其中四川22人，河南17人，浙江和湖北各8人，陕西和江苏各7人，河北5人，湖南4人，甘肃3人，安徽、山西和广东各2人，福建、云南、吉林、贵州、江西和宁夏各1人，待查者21人。因着改进小学教育成绩彰显，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嘉奖。嘉奖令云：“查该院举办小学教育通讯研究，颇著成绩，殊堪嘉许，仍仰继续努力，尽先汇印小学教育实际问题研究报告，分发参考。”后汇集成《小学教育实际问题》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

斯时，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着力研究也是师院部分学者的学术重心，希图通过自己的学术为现实、为边疆开发服务。李蒸校长在 《略谈西北文化建设》一文里指出：“西北各省为研究工作之丰富地区，因吾国固有文化发源于西北，从事考古学及史地方面之研究者能得到许多宝贵资料， ……须有专家从速探讨，以开发研究工作与教育工作相辅而行。”在李蒸的倡导下，师院教授发表了多种研究西北史地的论著。黎锦熙在城固就倡导兴修该县县志，因 “抗战建国！我以为文化界中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在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以方志来恢宏地方历史。他先后主持修成了 《城固县志》、《宜川县志》、《洛川县志》和 《黄陵县志》以及 《同官方言谣谚志》和 《洛川方言谣谚志》等一批典范性的著作。在黎先生的倡导下，师院创办了国语专修科，培养了100余学生，在台湾收复后他们成了在台推行国语的骨干。值得称道的是黎氏在《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写成 《方志今议》一书，成为继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后现代方志学的开创之作，该书在现代学术视野下论述新修地方史志的要旨、方法，影响很大。

1939年3月，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对汉张骞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并提出了保护维修方案。

此外，还有多篇探究边疆史地的论文问世，如邹豹君《甘肃走廊的重要性》、《由地理和地缘方面论兰州市将来的发展》、《兰州的出海路线》、《甘肃走廊在西北建设中的重要性及其自然景观》和 《甘肃走廊的经济建设和移民问题》，陆懋德的《汉中区的史前文化》和 《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何士骥的 《西北考古纪略》和 《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阎文儒的 《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和 《浐水灞水考》，黄文弼的 《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和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王钧衡的 《敦煌县南湖区之地理环境》和 《黑水流域地图质疑及边疆地图问题之急待解决》，殷祖英的 《西北资源问题基本的认识》和 《论西北文化国防问题》，林冠一的 《诸葛亮躬耕陇亩辩》等文章。这些都是紧密关注西北地方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论文，特别强调西北的重要性，要求政府加大开发力度，同时提出一些具体的经营之道。如 《甘肃走廊在西北建设中的重要性及其自然景观》一文发表于 《边政公论》，作者指出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河西走廊的建设，“得之则兴，失之则亡”。在国民政府时期更应该大力发展河西经济，“建国的根据地假若在西北，那么，建设西北的根据地就应该在走廊，这是一个真理”。针对河西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作者提出防止水土流失的方法：第一，在耕作方面，不妨采用轮做法及等高线耕种法；第二，广植牧草，防止片状的侵蚀；第三，培植林木，保护土壤；第四，建筑梯田，减少山坡倾斜度；第五，在山谷内，选择适宜的地点建筑堤堰，阻止流水或减小流水的速度。此文是作者与学生刘德生实际调查所得，所提建议，切中肯綮，很具眼光。

（作者：尚季芳，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49卷第5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