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作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和师范院校之一，至今已有117年的历史。一个多世纪以来，北师大的起转沉浮不仅直接影响现代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和壮大，更深刻地推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演进。北师大的中文学科同样有悠久、辉煌的历史。在民国时期，不论北高师、女高师还是北师大、西北师院，北师大国文系始终是现代学界的一面旗帜，中国近现代的国文教育和语言、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北师大国文系做出的巨大贡献。 不过，在以往的学术史研究中，并没有论著对北师大中文学科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历史做过系统梳理，虽然北师大已经有数量可观的校史研究成果问世，但具体到作为一个教学机构的国文系史研究，还是“空白”。实际上，作为中国现当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科研教学机构，北师大国文系系史因其丰富、完备的资料储备和积极、深远的社会影响，本就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学术史课题。因此，本文以1949年以前的北师大国文系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此文亦是为即将问世的《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系史（1902—1949）》献礼。

一、故国乔木，起转沉浮：北师大国文系沿革要略

1913年2月，北京高等师范学院首次开设国文专业，是为北师大国文建系之始。 不过，早在北师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建设伊始，北师大国文学科的基础就已奠定。因此，本文对北师大国文系的追溯，自然要从1902年师范馆开科授学算起。从1902年到1949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北师大国文系经历了从京师大学堂到北高师、女高师，再到北师大、西北师院，直到1949年前的北平师范大学的沉浮辗转、分分合合。 因此，北师大国文系的历史分期，基本等同于北师大校史的分期。在民国时期，北师大校史曾被分为六个时期，而国文系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来介绍。

（一）积淀期（1902—1913）

京师大学堂最早成立于1898年，当年由梁启超所拟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已经提到“西国最重师范学堂”，“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在功课的设置上，则强调中西并重。待到1902年重建京师大学堂时，师范馆、仕学馆最早开始招生，北师大的校史也由此开始。 此时的师范馆并不分系，但从其课程安排来看，国文课程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1902年由张百熙所拟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可见师范馆14门课程中，国文方面课程就包含了经学、习字、作文等内容。根据当时师范馆学生的回忆，此时期师范馆教习多为名师宿儒，包括清末桐城派学者吴汝纶、著名史学家陈黻宸、著名史学家屠寄等。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教学积淀下，才有了后来北师大国文系之创设。

（二）成长期（1913—1931）

辛亥革命后，京师两个师范学堂一度停顿。1912年5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先后成立。 1913年2月，北高师遵照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拟议设立国文部。1915年2月，北高师筹建国文部、国文专修科，是为北师大中文学科正式建系之始。1924年，北高师和女高师先后升格为师范大学。经历了1923年“高师改大”运动后，两师大竟成为民国时“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改大”之后，北师大成立文学院，国文系归人文学院中。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两师大的国文系受制于经费，不能聘任太多的专任教师，只能以广慕兼任教师为主。但也是得益于这一举措，北师大国文系在建系之初就延揽到史学家章嵚、文字学家钱玄同和马裕藻等先生，为北师大国文系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三）壮大期（1931—1936）

两师大国文系之壮大局面在30年代初就已形成，以1931年两师大合并为标志。 先是女师大研究所于1930年成立，女师大校长、哲学家徐炳昶任所长，国文系主任黎锦熙任副所长。1931年7月，两师大正式合组，北师大与女师大国文系合并，归于新成立的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址设在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以黎锦熙先生为院长，钱玄同先生为国文系主任。合并后的北师大国文系，在规模上蔚为壮观，毕业生人数显著增加，且女生比例大幅提升。在教师团队上，也打造了一支令人仰望的大师团队，包括文学史家朱自清、文字学家唐兰、文学评论家郑振铎等。

（四）播迁期（1937—1945）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不久，平津沦陷，两地的校园几乎都遭到日军的蹂躏。在此情况下，北师大师生脱离敌占区，迁到未遭日军铁蹄践踏的内地成了时势之必然。从1937年9月始，北师大各系师生突破日军的层层封锁，陆续来到西安，平津两地撤来的高校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又改为西北联合大学，迁往汉中城固。此时期，北平师范大学逐渐从最初混乱的“联合”中稳定下来，到西北联大时期，北师大成为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成为学校8系之一。1939年8月，西北师院正式独立于西北联大。在那段家国破碎、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北师大师生不畏险阻、坚持理想，很多人来到西北，继续教书育人，培养了多届本科生，并增设了国文专修科、国语专修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图，图为我校学生在丰台车站准备搭车南下

（五）返平期（1945—1949）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全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同时，西迁的平津、（南）京沪各高校返回原地被提上日程。但西北师院未能顺利返平，而日伪政府在北平所建各高校被改为“北平临时大学”，日伪北师大被编为“第七分班”。国民政府接收北平后，日伪在北平所建各高校经过政治审查和三民主义教育后，被原来的北平师大“接收”，1946年1月，北平师范学院复校。此时的北师大国文系以“第七分班”师生为主体，并迎来了多位知名学者，如李长之、陆宗达等。

二、木铎翎音，国文先驱：北师大国文系与现代中国的国文教育

作为近现代中国师范教育的“领头雁”，北师大国文系在中国现代国文教育的革新和普及上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这一方面体现在北师大国文系不断探索、不断革新的现代化国文课程和师范教育体系建设上，另一方面，北师大国文系的先生们作为中国文化界最富声望也最积极、最活跃的学术群体，在中国国文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北师大国文系的国文教学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师范大学，也是旧中国“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北师大国文系始终以师范教育为其最大的特色。在北师大国文系历年的“课程标准”中，第一句都会强调：本系课程设置目标为造就中等学校的国文科教师。 在此理念的指导下，一方面，北师大注重学生的操行，强调“为人师表”；另一方面，北师大特别注重课程的合理设置，坚持教学实习、演讲、辩论的组织和培养，在学生成绩上更是严格把关，真正做到了“严进严出”。1913年北高师国文系建系伊始，本专业教师就多次开会探讨国文课程之设置，到1919年更形成制度。我们以1933年北师大国文课程设置为例，在当年的必修课“一览表”中，除了体育、卫生、哲学、“党义”等公共课，教学法、心理学、教育史等教育学课程之外，还有丰富的国文专业课程，如中国文字概论、国语发音概略、中国文学史大纲等。选修课也很丰富，开设了甲骨彝器文字研究、周秦古音研究、文学概论、文章源流等。 如此深、广的课程设置，对北师大国文系的学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北师大在“严进严出”这一原则上也从未放松过。

师出名门又严格把关，北师大国文系学生质量之高可以想见。这些学生在战火纷飞、交通阻隔的年代，依然能信守师范生的承诺，更加难能可贵。北师大国文系毕业生服务于中小学和各类教育机构者比例高达86%。此外，北师大国文系还积极参与社会办学，各种文科补习学校、暑期国语讲习班、国文师资培训班等都坚持多年。

（二）北师大国文系与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变革

清末民国的语言文字革新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国文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这些运动中，北师大国文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做出了极富核心意义的贡献。下面我们重点介绍其中的“注音字母运动”“简化字运动”和“国语罗马字运动”三个运动。

首先，“注音字母运动”最初就是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官方注音运动。1912年，民国政府即通过《采用注音字母表》，随即便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学界探讨注音方案。北师大国文系的多位教授都参与了这一运动，如黎锦熙、钱玄同等。1920年，教育部颁行了《国音字典》，初步提出了“老国音”体系，1932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以北京音为国语的标准字音。

其次，“简化字运动”最早也是由北师大国文系教授钱玄同力主推动的。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大力呼吁提倡简化字。 此后，学界、政界都做出了正面的回应，黎锦熙、胡适、杨树达等先生都在行动上表示了支持。1935年8月，由钱玄同主持编写的《简体字谱》正式颁行，收人简体字2340余个。

最后，“国语罗马字运动”最早也由钱玄同先生推动。1918年，钱先生在《新青年》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废除汉字，采用万国新语。这一主张在当时得到黎锦熙、胡适等先生的热情回应。经过不懈的努力，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在民国时期，每一次标准化字音、常用字汇的发布，首先都必须培养师资，包括开设国语讲习班，在中、小学强制推行，并在各教育机构、文化部门大力宣传。在这一过程中，北师大国文系责无旁贷。北师大国文系的先生们本就是运动的推动者，他们在系内的课堂教学中积极推广新字母、新汉字，并撰写了大量教材。此外，北师大国文系师生也身体力行，推行新国语，如组织国语演讲比赛、辩论会等。

三、行为世范，文称师表：北师大国文系与中国现代文学

作为一个百年老系，北师大国文系与中国现代文学也有深厚的渊源。 然而，作为教学、科研机构的北师大国文系，对清末以来中国新文学之勃兴、繁荣的贡献却很少被学界提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师大校风一向醇厚朴实，其毕业生也多勤勤恳恳地服务于国文教育第一线。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一批北高师、女高师和北师大国文系的毕业生，他们活跃在现代文坛，如小说家叶鼎彝、著名记者浦熙修、诗人吴奔星等。更不必说，曾在北师大国文系任教多年的先生们，很多本就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史大家、散文家和小说家。

（一）扎实完备的文学课程

北师大国文系以培育师范生为己任，从师范馆的时代开始就特别注重国文知识的扎实、全面。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不论是北高师国文系还是女高师国文系，均一向注重对学界的兼容并包。 这使得北师大国文系的课堂真正地“百家争鸣”，受益的则是北师大国文系一代又一代渴求知识、立志师范的学子们。即便在北师大僻处西北一隅的时候，课程的设计也从未放松过。当时两高师国文系的很多课程在本学科都极富开创性，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史”课程，他一向以一丝不苟、博古通今而闻名京师，每次上课前必发放其讲义《古小说钩沉》，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中国小说史略》。

（二）国文系先生们的导夫前路

北师大国文系的诸多教授本就是现代文学史上才华横溢、影响深远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 因北师大“兼任”体制之灵活，从民国初年开始，高步瀛、朱希祖、罗根泽、刘文典、吴梅、刘师培、俞平伯、商承祚、范文澜、朱自清、刘毓盘、余嘉锡、林庚等作为成名已久的国学大师，或治经史，或精词曲，他们又能将自己的研究融汇到讲义中，还积极向本校学术刊物投稿，极大地丰富了北师大师生的文学视野。

至于北师大国文系教师团队中的著名文学家，我们更是耳熟能详。比如诗人沈尹默、刘半农、孙席珍、王学奇等，小说家鲁迅，散文家陈西滢、周作人、朱自清，翻译家郑振铎等，都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鲁迅照片

（三）优良的革命传统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学启蒙的学人，北师大国文系师生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时期开始就展现出了积极、奋进的爱国精神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在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史上，也常常能看到北师大国文系师生的名字。对于文学青年来说，广阔的革命生活为文学创作带来了鲜活、真实的素材，而精神之自由、思想之活跃，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早在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针对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师范馆学生就曾“鸣钟上堂”，举行集会。进人民国后，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1925年“女师大风潮”、1926年“三一八惨案”、1935年“一二·九”运动、1947年“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学生运动 等，都可见北师大国文系学生的身影。在五四运动中，北高师国文系学生周予同，与北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等人成为“火烧赵家楼”的主力。在后来的学生运动中，程俊英、冯沅君、钱丞、罗静轩、王世瑛等高师国文部学生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引导作用。

1935年12月16日，数学系学生阎世臣在前门民众大会上讲演

除了上面这些“大事件”，我们在翻览北师大校史时，时常可见北师大学生为言论自由、反对陈朽的课程内容、维护学生生活的正常秩序以及为护校、复校等而做出的热情、坚决的斗争，在迫不得已时，还敢于“万里请愿”，不惜从北平、兰州徒步去南京做斗争。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世纪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先生就曾在女高师、北高师宜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两高师、北师大党支部一直活跃在历次革命运动中。

总的来说，北师大国文系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文学史和革命史上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窦可阳、徐锐，来源：《励耘学刊》，2019年第1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