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家范源濂（1875—1927），具有多年从事教育行政的经验，清廷于1905年创立学部后就入职其中，民国元年时与蔡元培通力合作，改造封建教育，此后更几度出任教育总长，是一位实践的教育家。欧阳哲生鉴于范的形象因文献资料的缺乏，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确认，而有志于整理范的文集。确实如此，关于范的认识与研究，虽非空白，但所见成果大同小异，无甚差别。其实，范源濂对于中国师范教育，特别是高师教育，影响至深，其所创立的高师教育分区制，惠及了无数的学生，身前就已被尊称为“师范教育之父”，然限于历史的尘埃，几不为人所识。故而，本篇即着重探究范源濂与中国高师教育的问题，供方家斧正。
范源濂像
一、少年及塾师时代
范源濂为何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又如何信奉师范第一，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说起他的少年时代，完全是一幅“母教图”的再现。范家本籍江苏，后世居湘阴，其父范琛（字彦瑜），“以儒行见备乡邑”，在长沙做塾师维持家庭，家中有长子范源濂，长女二姑，幼子范源让（即范旭东）。范琛于1889年不幸去世，留下一门老小相依为命，全靠其妻谢氏及其妹缝缝补补维持家计，只能免却饥寒而已，但谢氏“志行高迈”，从不“戚戚于所遭遇”，反而时常训导兄弟二人“善继父志，毋贻家族之羞”。此时，范源濂已懂人事，深知母训之良苦用心，故而终身奉之，未尝敢忘，范旭东认为其兄一生立身处世能“卓然有以自立”，亦“植基于此”。
1892年冬，范家了结了一件心事，范琛停葬三年之后，终于得以归入祖茔，此时范源濂年方16岁。次年，随舅父至清泉书院读书，苦读两年，终有所成，后受江左刘氏之聘，充任塾师，束脩所得收入，全部都补贴家用，由此慈母之劳、祖母之悲稍获安慰。只是走了他父亲的老路，“乡曲儒生，老死翰墨，名不出闾巷者，曷可胜道”，当然还有科举的路可以走，但真正能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又有几人呢?
二、时务学堂之学员
也正是在这一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朝野震荡。江西人陈宝箴临危受命，升任湖南巡抚，与黄遵宪、江标等人锐意进取，推行新政，如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两年下来，湘省风气为之一变，但新政的继续推行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也为避新政实为谋利之讥，而有设立时务学堂的动议。1897年，陈宝箴发布了《时务学堂招考示》，引起强烈反响，第一次“诸生投考者近四千余人”，只录取了40名左右，可谓千里挑一。后又经两次招考，共有学生近200名。梁启超曾任该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向学生宣传民权平等学说和变法主张，为维新运动储备干部。正值青年的范源濂，或许是受了风气的鼓荡，毅然辞职，投考时务学堂。只是这件史实中有需要澄清的几处。
首先，范源濂投考前的职业问题。有研究者称当时范源濂“正在郴州公署做文书”，陈宝泉则称“早岁为师，束脩糊口”，何说可信？再据其弟范旭东的说法，当时范源濂乃是“力却刘氏之续聘，毅然投考”，可见范做塾师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只有令东家满意，才能接到续聘的请求。
其次，范源濂投考时的年龄问题。另有研究者据《湖南时务学堂题名录》，整理了录取学生的情况，其表载范源濂投考时，身份为童生，年方16。《时务学堂招考示》规定考生“自14岁起，至20岁止”，同时强调“不得捏报年貌，违者查出扣除”，而严格计算，范源濂此时已经20有余，这个年龄极可能是借用的他弟弟的。与他订交三十年的吴家驹亦说“先生之入时务学堂……年甫22岁。”
又次，范源濂投考后的分班问题。也就是，范源濂到底是不是时务学堂的一班学生?关于该班学生，梁启超于1922年夏曾有追忆，称“予在时务学堂虽仅半年，所得高材生甚多，自我亡命赴日，一班40人有11人随我俱去，后唐先生才常在汉口实行革命，11人中死难8人！”在范源濂的生涯中，确实有1900年的汉口自立军一案有过交集，但他向持“破坏易而建设难”的观念，立志以“兴学为根本计”，故道经汉口，被唐才常等强留而不为所动，只愿捎带一些武器给湖南的志士。不久汉口案发，唐等人牺牲，范因舟行早一日而得以幸免。因有这层缘故，所以许多人误认为范源濂为时务学堂一班的学生，其实范是第二批录取的。查《第二次招考时务学堂学生挑复榜》及《时务学堂第二期取准学生榜示》，范源濂赫然在列，惟当时用“范源廉”，而非日后通行之姓名。
范以一勉强能够温饱的私塾先生，能毅然决然地辞馆不就，投考时务学堂，展现了三湘子弟的救国抱负，这次投考正如其弟所言“实吾兄毕生事业之权舆”。范在学堂的学习时间虽短，却已经领悟到“富强之道，非开发民智不为功;民智之开，舍教育无他道”，他曾明确表示:“吾安得一游东西洋各国，考察其教育普及之法，而建议于国家，以改善科学教育之空疏乎！”当时科举尚未废除，多数士子皆醉心于其中，而范已经有此雄心抱负，可见其卓识远见。
三、求学东京高师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远遁日本，思时务学堂有志青年废学之可惜，便函招他们来日求学。范源濂接函后，义无反顾，踏上了勤工留学的道路。抵东后，苦学身日，夜以继日，触发旧疾，不幸病倒，病榻之上仍编辑日本明治维新诸元勋小史，尤其服膺福泽渝吉之伟业。刚好医院旁有一小学，从窗口可以看到无数天真烂漫的儿童，忽而列队、忽而唱歌、忽而游戏，精神非常活泼，范源濂甚为感动，穆然神往，于是学师范、治教育之志愿，终身不复动摇矣。即便是1900年回湘省亲途经汉口，被同志以“范师范，糊涂旦，不知有汉，想吃教习饭；反说别人胡干，革命吓出一身汗”等句讥讽，亦不为所动。案发后，因壁上有“圣贤范源濂”的题词，范源濂被视为哥老会的“二当家”，海捕文书遍布，不得已只能再次东渡日本求学。
经此创痛，范源濂益觉救国必须有真正学识，不能徒以意气从事，故抵东京后，随即摒弃一切杂念，一心补习，以求深造。功夫不负有心人，1901年秋，范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为前任文部大臣嘉纳治五郎，范求知甚切，课业之余，时常向其讨教中国教育问题，令校长及诸位教授刮目相看———无其他，只因留学生愿入高师者极少，而能关注到自己国家的教育问题，并时常相讨者，更属寥若晨星。
另一方面，经过庚子剧变后，清廷统治者终于决心变法了。辛丑年末（1902年1月），慈禧颁布了兴学育才的上谕。此后，管学大臣便着手制定学制系统。事实上，对于学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属茫然。而奉命来日本参观学务的王公大臣们，或溺于接待，或走马观花，却不知东京高师有位通人，范虽无“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之憾，但言学无路、报国无门，故而甚感忧愤。严修第一次东游，已经得知范源濂之名，他在日记中写道“范源濂，众学生所推绩学之士，无异词者也”，但阴差阳错未能结识，第二次东游时，因嘉纳治五郎的引荐，范源濂为严修“指陈各种教育教授之原理，以及普通特殊各科学之应用”以及“详析日本教育制度及其普被之方法”，严范二人也由此结识。是年日记中如此赞誉范源濂“湖南留学生，最有声望。”
四、创设速成师范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曾分中国留东学生有四种，范源濂毫无疑虑地属于第一种，即“实心求学的”，他除了一切求学之外，心里还装着振兴教育的计划，且时时为念。此时，清廷已经开始决心兴学，地方亦闻风而动，想遍立学堂，可是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师资无处可寻。范源濂想到了一个急救方法———速成学堂，当然这也是日本发展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曹汝霖在其回忆中记下了，二人相商的经历：
余正拟束装回国，范静生（源濂）来看我，他说，我们今年均将毕业回国，我学师范，回国后拟在教育方面致力，君学法律政治，回国后当然在那方面有所贡献……但人才缺乏，不能立刻造就，我来与君商议，想在日本办一个速成班，虽不完全，总比没有学过的好。
对此，曹汝霖自然十分赞成，后得梅谦次郎之助，有速成法政之设，又得嘉纳治五郎之助，有速成师范之设。招收国内旧学有根底、年事稍长而思想趋新之士就学，法政以一年半毕业，师范以半年毕业，使其略具赏识，以应时需。
对于速成班，留东生颇不以为然，而志在革命者更是鄙弃不已，范源濂对此煞费周旋与解释之劳。而使他更忙碌的，还是速成班，他出任口译，这样求学者就不必学习日文，即可具备简单的法政及教育知识。因是速成，这批新式教师的水平及应用，也可以想见。郭沫若在小学时代就遇到过这样一位的先生，县里用官费首批送往东洋的，速成师范毕业，任教多门：
他的音乐是自鸣得意的，他按会了风琴，教了我们好几首爱国歌。
他学的是甚么柔软体操，教了我们许多日本式的舞蹈的步法。
他的算术真是可怜，除了照着钞本教了我们一些就像图像一样的罗马数字以外，他演起习题来差不多连加法都要弄错。
这些便是他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学问，县里人费了不少的公费特别派遣人到日本去学习得来的一点成绩。
郭沫若到了中年以后，仍认为速成师范是“日本人特别替中国人办的骗钱学校”，但鲁迅不仅不以为然，反表十分理解，他说“范源濂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正是基于这种缘由，陆费逵赞范源濂“造就举国师范才”，尽管造就的师资可能是不合格的，但与困守四书五经的旧文人相比，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科学知识及教育常识，已能启发更年轻的一代，努力去探究更新更完备的知识，所以有总比没有好，学过总比没学好。更何况，也有造就得比较优秀的，他们能发挥的作用那就更大了。
五、推动女子留学师范
清廷兴学之初，以“中国男女之辨甚谨”为由，在学制上未给女子留有机会，女子无受教育之权利，范源濂对此并不以为然，既然国内无机会，不妨去国外一试。1904年，他为此事特地回到湖南，向家乡父老宣扬送女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在湘奔走月余，得到许玉屏、俞经贻等人相助，募得12名女士，送入东京实践女学校，师从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专习师范。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女性前往日本留学，但都是自发的、零星的，也都是自费的，官派女子留学日本则肇始于湖南，所以“国内送女生出洋留学，盖未有先于此者”实为不刊之论。范源濂日一往视，风雪无间，关心她们的学习与生活。可见他在教育上并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并且注意为将来之女子教育预先培养师资。待他回国进入学部后，更是全力协助严修起草女子小学及师范章程，终于为女子争得一部分受教育之权利，实现了几千年来的大变革。实藤惠秀认为“留日女子学生对此事有促进之功”，而初始者范源濂实功不可没。
1905年，清廷准张之洞、袁世凯的奏请，废除科举，国内士子一下断绝了出路，而日本有各种速成学校，不用学习日文即可获得新知，于是士子们纷涌而来，日本部门“学店”乘机大发财，广招中国学生，无人管束，造成教育的混乱，受到各方严厉的批评，日本政府以整顿学校奖掖留学生为由，于1905年11月2日颁布《关于准许请国人入学制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俗称《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不意引发轩然大波，留学生忿其侮辱，决定罢课归国。范源濂认为“唯其受辱，更应励学，否则永无雪耻之一日”，但群情激奋之时，此说毫无作用，辍学而归者踵接于途，范源濂再次病倒，当范旭东得信来探望他时，他仍“无日不以同学废时失学为虑”，真可谓“视教育如生命”。
六、筹办京师优级师范学堂
1905年12月6日，清廷上谕“现在各省学堂，已次第兴办，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著即设立学部。荣庆著调学部尚书，学部左侍郎熙瑛补授，翰林院编修严修……署学部右侍郎。”清廷虽有兴学的意向，却仍惦记着满汉之别，积习如此之深，学务怎能顺利推进。严修既然接受任命，他深知官僚的旧习，便注意向各方延请人才，如罗振玉、张元济、陈宝泉等，其中自然也包括范源濂。据吴家驹言，此时范尚未从东京高师毕业，无其他，只因办理速成师范一事费去太多时间和精力，校长嘉纳治五郎得知消息后，力劝其进京入部，并赠送毕业文凭。服官一事，实为范源濂一生中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有机会实现“暮登天子堂”了，可这真的是他的夙愿吗？他曾对吴家驹言，1900年“于李宅同宿者七人，数日之间彼六人皆枭首示众，至今思彼夕情状，犹令人心痛不已”，英年同学俱死于清廷屠刀之下，自己亦被通缉，而今却要与清廷合作，可是不入学部，振兴教育之计划无从实现，救民族于危亡之下更无从谈起。最终，范源濂轻小节而践大义，决心服官。
时日俄战争刚结束，范与友人绕道朝鲜，赴旅大一带战区视察，目击帝国主义蹂躏我同胞之实情，深感悲愤。就职以后，时时引此为警惕，并且与同事分享，对于学务更是殚精竭虑。虽说范刚刚入部，但他“不以微员新进，稍自委卸”，对于学部“事务之划分，职责之分配，各省提学司使之任命，各级学校之规程，各地高中、小学校之分期进行，教育人员之考核”，凡认为“力所当尽者，无不悉心规划，劳瘁不辞”，三四年之间，从主事成为员外郎，后又由郎中荐升至参事，官职一路上升。
除任官职以外，范源濂还担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翻译助教，达半年之久，后来，范源濂又参与筹办优级师范学堂，这是他为中国高师教育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关于此事，范旭东称：“师范教育为吾兄生平所研究注重者，丙午（1906）年秋，学部特令筹办优级师范学堂……越二年，始建校舍，规模渐备。”
考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为其前身，1908年因清廷准学部所上《奏设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并遴派监督折》而脱离京师大学堂而独立，有研究称此乃“中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主张“附属”，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则一改其意，认为师范学堂“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学务纲要》），应“独立”设置，而有《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的公布，并表示“师范馆，应即改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重订学堂章程折》），却不曾想到这一规定直到1908年才得以实现，可见中国高师教育发展之路极为崎岖。
清末办理高师教育，全无经验，故而有一点事先考虑不周，1904年的章程规定“优级师范学堂，京师及各省城各设一所”，也就是持平均主义，让各省自行办理，其初衷乃是希望获得普遍的发展，没有顾及各省的能力不一，故而收获了不均衡的结果。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教育统计就很能说明问题，据《各省师范学堂学生统计表》，28省中，开办优级师范专修科的共有8所，直隶和山东各2所，江西、湖北、广东、福建各1所，学生额30至120不等，共894人；办成选科的共有12所，分布于奉天、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江西、四川、广东、云南、福建、甘肃等12省，学生额30—630不等，共2603人；办成完全科的只有2所，江宁1所273人，山东1所77人，直隶另有177名学生附学其中，合计共527人。从1904年初确立新式学制，3年多的光阴，培养的高师生只有4024名，所以范源濂评价，兴学之始“未能致全力以储备师资”为“最大之阙失。”
七、谋划高师教育分区制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总长，他却找到了共和党的范源濂，想请他做助手，为此两人还有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想为中国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二人超越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合作的时间虽短，办的事很多。吴家驹认为蔡元培之所以找到范源濂，乃是“深知其怀有抱负也”，而对于如何发展教育，蔡范二人却持“相对的循环论”，蔡主张由大学入手，范却主张由小学入手。蔡与袁世凯的政见不合，亦鄙夷其为人处世，便舍弃了官职，此后主要由范源濂负责中央教育行政。因范源濂在公开场合的两次表态，欧阳哲生认为表现出“蔡规范随”的意愿，在其他教育问题上或许如此，但在高师问题上，定不符合。
因为照蔡的见解，当是“逐渐停办”，另寻他途，“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即持“寓师资于大学”的模式。他的主张在民国第一教育会议———临时教育会议上被扭转了，会上有《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案》和《划分高等师范学区案》提出，1912年7月26日，前案“初读成立，付审查”，31日，后案亦“初读成立，同付审查”，因会期较紧，未及二读、三读及大会表决。这两个方案的原则则是坚持“寓师资于高师”的模式。
临教会议闭幕不久，教育部就公布了《师范教育令》，奠定了民初师范教育发展的基础，其中规定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并且“定为国立，由教育总长通计全国，规定地点及校数分别设立”，至于其经费则“以国库金支给之”。同时此令还明白告知具体施行“别以部令定之。”也就是说，教育总长得到了授权，可以全权负责此事。
那么，继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又是如何推行的呢?据报道，他“拟将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统计划分六大区域，而更以各附近省份之师范教育行政，合并办理。”范源濂所划定的分区，与临教会议的原案及审查报告相比，有所变化，三者的差别如下表所示。
原计划在太原设立的1所，先改在西安，后又取消，将名额转让于东三省，此举不可谓没有远见，也是为了补救清末留下的病根，1907年的统计，东三省，只有奉天有优级师范，选科生150人，专修生94人，合计244人而已，而吉林、黑龙江两省还是“光头”。
1913年1月，范源濂继蔡元培的后尘也辞职了，主因乃是政见不合。范旭东言其兄此举是“为实行其教育计划而服官”，并“不以服官而稍易其所守也”。
八、推行高师教育分区制
范源濂虽不在其位了，但仍谋其政，1914年他在的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为今日之教育计，首重师范之养成”，此乃“正本清源，急谋现状之改进，以补偏救弊”，属“不容或缓”之事。其实，他辞职时，高师教育分区制还是个处在襁褓中的婴儿，只有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成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其余5所只有动议，尚未付诸实施。他的继任者，倒不因人废政，继续加以推行：1913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立；1914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
1916年，洪宪帝制的闹剧结束，袁世凯病亡，范源濂再次出任教育总长，对此杨昌济赞到“天佑中国，政局更新日，公主持教育，尤庆得人。”范源濂亦不负众望，对倒行逆施期间的封建教育，大加改造，如废除了《预备学校令》、删除了中小学读经的规定等等，在“破”的同时，也在“立”，他心中蕴藏已久的振兴教育计划———一直没有很好地落实，如今执掌全国教育行政，终于可以渐次推行了，而这一计划的核心部分的高师分区制。对此，湘省名流，特别是教育界人士，却颇有微词，甚至有极不满意者。无其他，只因范源濂不顾及家乡文化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勒令停办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将异日能够扩充为大学的一点基础埽以待尽，令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时停顿，并且还主张加强竞争对手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建设，杨昌济就说他“反夺湘而偏重于鄂”，希望他于公、于私、于历史、于现实、于将来，能够“续办高师”。范源濂对此指责及恳请，有无表态，目前仍缺少资料，但从他的行为表现来看，心里没有什么乡土观念，挂念的乃是大中国、全民众。
可惜的是，范源濂的教育计划，随着政治的不良而破产了，这一回黎段交恶、府院之争相持不下，范源濂失望无比，再次隐退。继任者继续推行高师分区制，1918年12月沈阳高师成立，“六大高师”才初步建成，也就是说高师分区制从酝酿到最终完全实现，经过了七年之久，正如陈宝泉所言“经数年之挫折，卒底于成”，其中的艰辛及困苦不言而喻。然而不幸的是，高师分区制尚未收获成果，更未能发扬光大，已迎来了集中怀疑的时代。特别是“五四”以后，潮流为之一变，“寓师资于高师”显得落伍了，“寓师资于大学”似乎更先进，也更符合社会名流的胃口，故而颇多倡导毁灭高师。
九、执掌北京师范大学
高师究竟是该继续存在，并且升格为师范大学；还是应当取消，以全力建设普通大学，两派“争辩甚烈”，范源濂没有参与这场笔墨官司，但是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立场及观念，即就任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范源濂校长就职典礼
北京师范大学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而来，在近代兴学史上，北京高师是“六大高师”中唯一一所一直坚持师范性的学府，其他五大高师，或与他校合并改组，或直接升级为普通大学，高师教育一度岌岌可危。而范源濂素来注重师范教育，且他与北京师大极有渊源，1906年的筹办就出力不少，不意十多年后因缘际会出任其校长。当时学校因风潮叠起，致使校长一直空悬一年有余，公开范源濂为校长后，校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欢迎的，也有怀疑的。
1923年11月，范源濂结束欧洲考察后，来校就职了，在学生自治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作了一番演说，他这样讲道：学校是社会国家里的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社会或国家的一个赘疣，他自有他的生命。“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自然应该也有他的生命，但是他的生命，究竟何在呢?师范学校是施行师范教育的地方，教育是应该有意义的。现在本校教育的意义，究竟若何？这两点是要弄个明白，不可含糊放过去。
本校系“国立”学校，教育当局对于本校，定然具有高见；社会上不少注意师范教育的人，当然他们亦必有高见；本校诸位董事、诸位教职员，是与本校成立存在有深切之关系的，对于本校之生命与教育之意义，更必是体验有素的。更紧要的是学生诸君，你们既然把自己一牛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不去学别种学科，偏要来学师范；你们大多数并不足生长在北京的，却不入他处的学校去习师范，独要来到本校肄业；究竟你们于这师范夫学的生命，已经体认了没有？于师范教育的意义，已经了解了没有？是你们不可不自审的！
他从“维持大体，整理秩序”入手，每天按时到校办公，随时约请教职员谈话，了解情况，学生方面有意见或建议，亦可以送达。校务情形摸清以后，便开始整顿，把那些挂名不管事的兼任系主任都更换成有责任心的人，所请的教授也都很努力，特别是兼任讲座教授，如梁启超、蒋百里等不仅能按时上课，甚至比一些名教授还肯负责任；同时又下大力气整理校园环境，将公认为不长花木的琉璃窑旧址弄得绿荫遍地、百花烂漫。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师生们更加钦佩。1924年1月13日，孙宝琦组织内阁，发表范源濂为教育总长，就职之初就有怀疑，担心范源濂“不会安于这种穷学校”，为此范源濂于是月16日午后召集各班学生代表开谈话会，明确表态“教长之职，决定不就”，并请代表“转告同学，务安心就学。”他选择与师大共甘苦，让疑云一下都消散了。
范源濂“以身作则”手书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京师虽为首善之区，但是对教育却异常漠视，当时北京的“国立八校”积欠极其严重，已达一年有余，1924年9月，新学期即将开始，经费毫无眉目，校务无法进行，八校校长愤而辞职，范源濂的态度最为坚决，他表示“无论如何绝对的不再担任校长之职务”。他曾经比较过教长与校长两种职务，觉得“居校长地位，尚可对于教育事业踏实办理；就教长以后，反不能办理教育”，可见他愿意也喜欢做师大的校长，否则就不会辞去教长一职了，任职尽管只有半年有余，但师大学风为之一变，梁容若也说从小学到大学，接触过不少校长，悠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范源濂校长。
范源濂辞职离校后，学校教师、学生多次挽留，并且派出代表到天津动员他回校，但他表示“对于校长职责亏累实多，未可更为冯妇”，辞职之意，甚为坚决。此后，他主要负责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事务，1927年12月，不幸因病去世。
十、一个师范人的心声
观范源濂的一生，是为高师求独立生存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为中国教育求普及的一生。
他对于高师教育的认识，没有男女之别，没有党派之利，没有乡土之观，没有内外之分，也没有孰高孰低的世俗之念。他很早就注意到为中国培养女性师资，所以无男女之别；他自己是共和党人，却愿意与国民党人合作，并没有少受前辈朋友们的指责，但他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党派之利；他察觉中国缺乏大量教师，故而创设速成师范，虽然明知其不合格，但坚信有总比没有好，在高师与大学之争上也是如此，只要是学校，就是社会组织的一员，自有它应有的作用，不认可什么“大学高、高师低”之说，故而他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他所设计的高师教育分区制，是为中国教育量身订做的，为了它的顺利推行，不惜停办家乡的湖南高师，没有少受同乡的指责与批评，但他心里装的是整个中国，故而没有乡土之观；不可否认，速成师范与高师教育分区制背后有着极其明显的日本因素存在，这与范源濂受教育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两项是日本发展新式教育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范源濂加以借鉴并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所以没有国内、国外、美国、日本、之分。
可惜的是，这位实践的教育家，他的理想、他的计划、他的抱负“竟不得一当以见诸施行”，这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范源濂自己对此并不特别在意，吴家驹曾记与范的一次谈话，范这样说到：“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毋庸顾惜，我人既有一定之宗旨，只要一息尚存，力守不变，将来时机凑合，必有贯彻之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翻了三座大山，肃清了军阀土匪，教育经费得以保障，教育也一日千里。关于发展教育，教育部提出“每一大行政区必须设一由大行政区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师范学院；每一省应设一师范学院或师范专科学校。”这一构想与民初的高师教育分区制可谓不谋而合，且有改进，如今也已经收获到相应的成果，教育越发普及，实可告慰前辈。
（来源：《当代教师教育》，作者：张礼永，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18年第2期，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