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早年在广州时，曾在《时事画报》等报刊上撰稿，提出自己的一些思想主张。时逢清季立宪运动开展不久，立宪派人士和清廷的一些开明官员为了消弭排满革命的影响，力主“平满汉之界”，以消除民族不平等现象，维持统治秩序。在此语境下，陈垣的文章以中国、汉、唐、种族、满汉关系、国民、国家等话题为主，考辨相关概念和史实，借学术作政论，表达自身在民族、国家方面的基本观念。学界以往在陈垣研究方面创获颇多，对于陈垣的民族观、民族史观也有所探讨，但于青年陈垣的史学建树关注有限，对于其在清季历史大转折关头的民族、国家观念更是缺乏研究。实际上，陈垣先生成熟期的史学研究成果离不开青年时期打下的基础，他在清季形成的民族、国家方面的思想观念，甚至影响到其赖以成名的代表性著述如《元西域人华化考》等。所以，研究清季陈垣的民族、国家观念颇有必要，不仅能弥补陈垣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且透过这一个案，我们可以更为深切地了解历史转折关头普通读书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认同思考，从而理解时代特质和个体选择在一个学者的成长历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陈垣像

一、考释“汉”“唐”与“中国”

陈垣出生于1880年，是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导致民族危机达于顶点的屈辱事件和不平等条约，以及清廷统治的黑暗腐朽，不断刺激着青少年时期的陈垣，使他很早就有了匡时济世、洗雪国耻的志向和情怀。在广州的读书生活，又使得他接触了不少新思想。作为中国南方的门户，其时的广州开风气之先，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和孙中山的反满革命思想都在这里流传，受到这些思想影响的陈垣对于清朝统治愈发不满，实际已具反清之志。但和激进的革命党人不同的是，身居清朝统治的中心城市之一，他只能结合自身的学术喜好，从史学研究入手，以学理讨论之态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1905年，陈垣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画家共同创刊了《时事画报》，陈垣负责画报文字工作，并用“谦益”“钱罂”等笔名撰写大量文章。陈垣后来回忆说：“谦受益，取其与‘满招损’对，钱罂取其别名‘扑满’，这是当时的思想。”“报中文字多倾向民族主义，当时在内地讲民族主义，不如在港澳放言之便，故广州《时事画报》，系在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由此可见该报主旨和陈垣为文的反清之意。

陈垣创刊《时事画报》之时，正是立宪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之际。立宪运动中，满汉关系、民族问题、国民、国家等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焦点议题，社会各界就此展开各种讨论。陈垣亦不遑多让，1907至1908年间，先后发表了《释汉》《释唐》《说满汉之界》《释奴才》《论利导国民》《种族之界说》《调和满汉》《国民与政府》等文章，表明自己的主张。与一般的政论之文不同，陈垣的这些文章大都从文献史料入手，聚焦于具体概念的考订，条分缕析，扎实可信，是以史学作政论的典范。仅就史学考据而言，未来著名历史学家的风采在这些文章中已初步展露。

在《时事画报》上，陈垣由《释汉》《释唐》两篇文章起步，通过辨析概念、考订史实，说明“汉”“唐”与“中国”的关系。他认为：“所谓汉，中国人也。何不谓之中国人而谓之汉人？曰：中国者，统一之称；汉者，有所对待之称。如虏汉，如胡汉，如蕃汉，如契丹汉人，如女真汉人，如蒙古汉人之属，皆所谓对待名词也。……无胡，无蕃，无契丹蒙古，则称中国人；有胡，有蕃，有契丹蒙古，则称汉人。如是等名，中国不能统一之一大征也”，意谓“汉”与“中国”应是等同称谓，之所以用法有别，在于“中国者，统一之称；汉者，有所对待之称”。即为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说法，在不涉及“胡汉”“蕃汉”等“对待名词”时，可笼统称“中国”。这样的解说，实际使得“中国”一词可有更大的解释空间，“汉”为中国，“中国”却非仅为“汉”。

那么，为何以“汉”称“中国”？又何时开始的呢？陈垣对此考释道：“中国易姓者屡矣，胡独以汉称中国？曰：在昔与西域交通者汉为盛，故塞外诸国徒闻有汉也。汉，刘氏一家之国号耳，以汉代表中国何自始？曰：于齐梁时乎，后魏时乎？魏晋之间，史有言汉者，皆刘氏耳。以汉代表中国，变私名为公名，自《宋书·胡氐传论》始，所谓‘杨氏兵精地险，境接华汉’者是也。沈约梁人，当时无是称，沈约不能为是语也。”即历史上“与西域交通者汉为盛，故塞外诸国徒闻有汉也。”故“以汉称中国”起初实为他称，“诸史实自称为中国为华夏者多，未尝皆自称为汉也。”将“刘氏一家之国号”的“汉”，由“私名”变为“公名”以代表“中国”，始自南朝梁时，证据来自沈约《宋书·胡氐传论》。

除了“汉”之外，“唐”亦为中国之代称。陈垣对此的解释是：“唐亦李氏一家之国号耳，而以代表中国，则又何说也？ 曰：唐与汉等也。塞外诸国，唯闻有汉，不闻有中国；海外诸国，亦唯闻有唐，不闻有中国也。由干路至中国，称中国为汉；由航路至中国，称中国为唐，此达例也。稽之史，盖始于日本。日本于唐永徽、显庆、长安、开元、天宝、上元、贞元、元和、开成中皆遣使入朝，且派人留学于京师，大市文籍还国，故遂以中国为唐。”即“唐”与“汉”等同，皆为外人对“中国”的称呼，由陆路来中国者称“汉”，由海路来中国者称“唐”，唐时日本遣唐使来，是称“中国”为“唐”之始。

历史上以“汉”“唐”为中国之代称，那么现实中呢？陈垣指出：“五代以来，外族继盛，中国萎顿不振，《辽》、《金》、《元》 三史中，遂无以中国称汉人者。大清统一区宇，远迈前朝，今制虽有汉员、汉缺等名词，而汉之一字，例不得与外国直接交涉，中国之名，亦统辖满汉，不得为汉人所专有。乾隆二十二年，永昌知府某，檄缅甸文，有‘数应归汉’一语，为严旨所申饬曰：对远人称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此又承学之士所宜深知者也。”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五代以后“外族”统治中国的时期，“无以中国称汉人者”，《辽》《金》《元》三史可为证；二是清朝时“汉之一字，例不得与外国直接交涉，中国之名，亦统辖满汉，不得为汉人所专有”。即在现实中，不能简单以“汉”称“中国”。实际上，这段话表明陈垣认知中的“中国”范围在扩展，《辽》《金》《元》三史里“无以中国称汉人者”，恰是其时少数民族政权与汉人政权争“中国”、争“正统”的写照；清朝皇帝强调“对远人称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斥责“归汉”为“悖诞已极”的“不经之语”，也是表明“中国”乃为“统辖满汉”之名称，非“汉人所专有”。陈垣虽持反清立场，但对乾隆皇帝此言取认同之态，强调“此又承学之士所宜深知者也”。这样的主张，是将“中国”作为超越王朝名称和民族界限的上位性概念使用，已近于今日。

陈垣写作《释汉》《释唐》之时，正是先进的中国读书人为国家前途命运思虑、思想观念互有交锋之际。主张排满革命者的民族、国家观和倡导保皇立宪者的民族、国家观截然不同，对于“汉”“满”“中国”之类概念争执不休，影响所及，普通人亦多有疑惑。从《释汉》《释唐》的文本内容看，都有解答时人疑惑的用意，即从概念的历史分析角度概括朝名与国名的关系问题，使得人们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名称，既有他称与自称之别，又在历史演化中不断扩展涵盖范围。清季，正是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的时代，陈垣这种从国家名称入手拨开时人心中迷雾的做法，对于人们形成超越具体王朝的中国国家认同观念，显然是有益的。同时，通过历史考释，陈垣也表达了自身的一些理念。

前已言及，创办《时事画报》时的陈垣具有反清立场，但反清不等于一定排满，这是陈垣和激进革命党人最大的区别。当时的革命党人如陶成章、刘师培等仅将中国人界定为汉人，把满人排斥在中国之外。陶成章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 汉人种是也。”“中国民族者，一名汉族，其自称曰中华人，又曰中国人。”刘师培说：“自满族入关二百余年，立其朝者，虽深颂虏酉盛德，然咸知满人非中国人。……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这种排满兴汉、排满建国的主张，固然于号召革命时会发生较大效用，但在现实中实际存在很多负面影响，甚至会使国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陈垣从学术研究入手，认可历史上的所谓“汉”为中国人之称，但强调“汉”是一定语境下的“有所对待之称”，随着历史发展，五代以后“无以中国称汉人者”，清朝之时“中国”乃“统辖满汉，不得为汉人所专有”。这样的看法，是在承认清朝满汉人等皆属“中国”的前提下，反对清朝的专制政治，较之陶成章、刘师培等人的狭隘排满主张，显然有利于团结更多力量从事反清大业，长远来看也更有利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凝聚统一。

二、批驳“调和满汉”论

在国家认同方面，陈垣反对当朝统治，但认同超越具体王朝的包含汉满各族在内的中国。具体到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尤其是清朝的满汉关系上，他的看法并不乐观，认为满汉矛盾不可调和。

清季立宪运动中，“平满汉之界”“调和满汉”的呼声很高，清廷的开明官员和立宪派人士连篇累牍地上奏、写文章，提倡“化除满汉畛域”“满汉之界宜归大同”。一批满族留日学生还专门办了一份《大同报》，热情倡导“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如此做法，自然有消弭排满革命影响、维持现有统治秩序的用意，但在当时引发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对此，陈垣的态度十分冷静。他通过回顾清朝统治历史，揭示出清廷“调和满汉”论的实质。

对于满汉关系问题，陈垣首先将之归结为民族主义下的“种族”问题,“迩者风潮漰湃，不知由何处吹入民族主义一名词来，而学者又多一番议论。此议论分二派：甲、有所谓排汉排满者。乙、有所谓调和满汉者。二说不同，而同为研究种族问题者也。”针对“调和满汉”论，他提出四条标准判定两民族调和与否：“今欲辨种族之为已结合与未，则有四例：一语言文字，二姓氏，三国土， 四所享之政治。……语言文字、姓氏、国土与所享之政治同者，虽非汉族亦汉族；语言文字、姓氏、国土与所享之政治不同者，虽汉族亦非汉族。”依照这样的标准，陈垣从清朝历史中寻求证据。他将清廷圣谕如《十朝圣训》《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书收集起来，按条剪开，分类归并，称之为《柱下备忘录》，不时选登其中“首崇满洲”、文字狱、蔑视汉人为官的“汉官不得自称奴才”等内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明“调和满汉”论之欺人。

在报刊上发布清廷相关文献的同时，陈垣写了一系列文章，通过考订和叙述史实，说明清朝满汉关系的紧张以及“调和满汉”之不可为。他认为，“满汉相处数百年，而仍为未结合之种族者，则以国朝于语言文字、姓氏数者，既不欲同化于汉人，而亦不欲汉人之同化于满洲故也。”“夫满洲之所以为满洲者，以能保守其种族主义耳。若如调和者言，则必废满语而用汉语，废满姓而用汉姓，散满人于中原，统则例于画一，而后可。然国朝肯弃满洲旧习而改从我们汉人欤？ 天柱可折，地维可裂，满洲旧俗断不能如汉制也。祖训所昭垂不断，非后世子孙敢有所更易也。”即在语言文字、姓氏等方面，清廷历来“既不欲同化于汉人，而亦不欲汉人之同化于满洲”，实则是保守满洲“种族主义”，不变“满洲旧俗”，这一“祖训”“非后世子孙敢有所更易也”，所以“调和满汉”是不现实的。

除语言文字、姓氏外，陈垣还列举了大量满汉所享之政治不同的例证，以说明“调和满汉”之不可行。这方面的史实包括满汉官员之不平等、汉官处理旗民交涉事之棘手、满汉刑法之异等，陈垣就此评论道：“汉官之有满员为之属吏者，则又不胜其受侮矣。”“汉官之办理旗民交涉事件者，其棘手与办理今之所谓交涉案等。……政界者，我汉人之秀出，其受蹂躏然也，则斯民尚有完肤哉！幸斯民之得见满人者寡也，使吾民而日有满洲人之交接，则中国殆不得一日宁。”“满汉刑法之不平，稍读律令者能言之。抑知元世蒙汉刑律之不平，固亦若是。是不足奇也，亡国者胥如是矣。”很显然，在陈垣心目中，满与汉是矛盾的对立体，无法调和。

可以说，在陈垣所提出的四条判定满汉调和与否的标准中，除了共享国土外，满汉在语言文字、姓氏以及所享之政治方面均不同，故而他得出结论：“今日之所谓消融满汉畛域者，虚语耳，必不可为也。可为则是非消融畛域，而混同种族也。混同种族之说一出，满人必有哗然思动者。纵政府肯为之乎，而满洲全体必不愿也。此则满汉之界终不可平也。”

对于满汉关系问题，特别是满汉畛域可否消融的问题，当时的立宪派人士和革命党人有着截然相异的看法。也是在 1907年，立宪派代表杨度就认为“今日之中华民族，则全国之中除蒙、回、藏文化不同，语言各异而外，其余满、汉人等，殆皆同一民族。……民主立宪党所欲成之民族的国家，命之曰中华民国，则是言文化而不言血统，欲合满汉而共组织一民族的国家可以推知。”按照杨度的说法，与汉族关系密切、文化接近的满族已同化到中华民族之中了，满汉可谓“同一民族”，故欲建立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需合满汉而成之。代表革命党的章太炎则发文驳斥杨度，认为血统对民族形成所起的作用要比文化所起的作用大得多，“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满汉之间就是如此。相较而言，陈垣的观念是接近革命党人的，认为满汉畛域无法消融，更无法同化。不过陈垣判断这一问题的标准，可能较之杨度和章太炎更为全面，或者说吸收了二者之长，他提出的满汉在语言文字和姓氏上的差异，实际涵盖了文化和血统两方面要素。至于国土和所享之政治因素，更是杨度、章太炎所论有限而陈垣独具之卓识。

此外，基于对“调和满汉”论的否定，陈垣对于立宪运动倡导的培养国民论也持消极态度，在《国民与政府》一文中明确表达了专制政府不除、国民意识难立的主张：“专制政府之视其国，以为君主一人之私物，其国民亦以为是皆无与于吾民者也。”“夫政府既与国民异趣矣，则有利政府者，必无利国民者也。有利于国民者，必无利于政府者也。曰君民联为一体，上下联为一气，伪也。君自君，民自民也。”这样的说法，实际是指责清廷假立宪、真专制，借立宪之名延续统治，就像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直接揭示的那样：“非立宪不足以维系人心，则姑以立宪应之矣。立宪者，名词耳。名变而实存，虽百立宪何害。”此言直指清廷“立宪”的本质，撕破了“立宪”的面纱。

对于立宪，革命党人普遍抱持反对态度，陈垣的看法与之相似。但就出发点而言，革命党人更多地出之于反满立场，民族主义色彩浓厚；陈垣则兼有国民主义考量，把专制政府和国民意识培养是矛盾体的本质揭示出来，其见识的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三、进一步的省思

清季是中国历史走向大转折的时代，在此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之际，陈垣从史学研究入手，以学理讨论之态表达自己的民族、国家观念，通过考释“汉”“唐”“中国”概念及相关史实，认可清朝的“中国”是一个“统辖满汉”的概念，即以承认清朝满汉人等皆属“中国”为前提，政治上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若上升到国家认同层面，陈垣如此的看法，等于是不认同当朝统治，但认同超越具体王朝的包含汉满各族在内的中国。具体到立宪运动中的“调和满汉”，陈垣基于反清立场持批驳态度，其做法也是从史学研究入手，历数清廷崇满抑汉的史实，论证“平满汉之界”之不可行。当然，基于时代条件和政治立场，陈垣仅从历史角度看待“调和满汉”问题，而于“化除满汉畛域”的现实需求关注不够，更对此一命题长远而言在近代中华民族观念酝酿和形成中起到的正面作用缺乏认识，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毋庸讳言。

若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青年陈垣的民族、国家观实际存在一些内在的纠结，同时又有超越的一面。就其反清、批驳“调和满汉”而言，靠近的是革命党；就其认同“中国”、承认清朝满汉人等皆属“中国”而言，又靠近立宪派的主张。按照革命派的观点，满洲为“异族”，根据西方输入的主权国家原则，异族入我中国则中国实亡，故而一些激进分子大倡“中国已亡”说，认为“今日之汉种，无所谓国也”，清国只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号、一族之私名也，不能被认同。这种主张是将“中国”与具体王朝绑定，像章太炎在日本举办的纪念“中国”亡国活动，就是以明朝灭亡作为“中国”亡国的标志。陈垣认同超越具体王朝的中国，在此一前提下反清，实际反的是统治中国的清政府，而非代表中国的清王朝，若上升到民族主义层面考察，体现的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情怀。如此，就当日的时局和政治立场而言，陈垣的观念似有依违于革命党和立宪派的纠结处——既反清又认同立宪派的民族、国家观，但从长远来看，反而是更具有历史眼光，更有助于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观念。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陈垣于清季形成的民族、国家观，特别是“中国”认同这一超越性的观念，为其进入民国后愈趋成熟的民族、国家观的形成和民族研究路径的选择，奠定了基础。毕竟时代条件变了，清季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如“调和满汉”之类不再困扰他，他更可以承袭自身当年颇为开阔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启史学研究新路。1923年陈垣完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抗战期间计划写作的《伟大之中华民族》等，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在《伟大之中华民族》的提纲里，他计划写前后两篇：“前篇以朝代为主，述历代归化之胡人。后篇以姓氏为主，述各姓参合之外族。”“不研究氏族学，不知中华民族之大也。”陈垣欲通过姓氏之掺杂论证民族之融合，再通过民族之融合论证中华民族之伟大。在民族融合特别是中华民族融合问题上，将研究姓氏作为主要支点，显然与他在清季探讨满汉关系时的思路、方法有承续关系。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以考据见长，非常重视寻根究底的史源学训练。前述陈垣以《释汉》《释唐》等文所做的概念溯源和考据工作，实为其一生学术事业之起步和奠基。扩而言之，对于今日学界盛行的语言学转向、概念史研究等，青年陈垣的学术实践，也不啻为一个可供学习参研的典范。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作者：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026年第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