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是把各个不同的学科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成为一个联合体，从而进行知识生产的高深学府。这里所说的学科（Discipline）包括知识体系和学科建设（或学科制度）双重形态的内涵。现代大学与学科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一方面，现代大学作为传承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是以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又一个学科为基本单元构成，没有学科就没有大学制度；另一方面，学科也主要是依托现代大学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学科的分化与不同学科之间的综合两种形式而发展演变），没有现代大学制度也就没有现代学科。“直到今天，学科及其制度基本上以大学为存在的根据，而从大学结构的角度来考虑，学科系统构成了大学制度的主干”。因此，我们可以说学科是大学制度的核心和主干，一所现代大学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其学科的发生发展史。北京辅仁大学是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所私立教会大学，透过学科发展这条主线考察学科发展史，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大学发展与学科建设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理想化的学科设置愿景
1912年9月20日，为振兴中国天主教高等教育事业，中国著名天主教士英敛之、马相伯联袂上书罗马教廷，吁请教廷派人在中国北京创办一所公教大学。迄至1921年12月罗马教廷终于接受这一建议，谕令由天主教本笃会（Order Saint Benedictines）负责在华兴学事宜。最终创校任务被委托给了美国本笃会圣文森总会院。1924年6月23日，教宗委任其院长司泰来（Aurelius Stehle）为北京公教大学监督，授予创校全权。1925年1月，司泰来委任该会院神学院教授奥图尔司铎（Rev．George Barry O'Toole）为校长，二人偕行于2月24日抵达北京。奥图尔与英敛之经多次晤面后，于3月中旬共同发表《美国圣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对大学的办学宗旨、设置学科等进行了阐述。
按照创立者英敛之、奥图尔等人最初的设想，辅仁大学学科组织由学院、系二级组成，并计划设立神学院（School of Theology）、哲学学院（School of Philosophy）、语言文学学院（School of Arts and Letters）、理学院（或译为：自然科学院，School of Sciences）、国学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5个学院、32个系，以及预科。其中神学院下设教义学系（Depart．of Dogmatic Theology）、道德神学系（Depart．of Moral Theology）、圣经学系（Depart．of Sacred Scriptures）、教会史系（Depart．of Church History）、教会法系（Depart. of Canon Law）、礼拜仪式系（Depart．Of Liturgy）、布道学系（Depart．Of Homiletics）7个系;哲学学院下设哲学系（Depart．of Philosophy）、心理学系（Depart．Of Psychology）、历史系（Depart．of History）、社会学系（Depart．of Social Science）、教育系（Depart．of Education）、法学系（Depart．of Jurisprudence）6个系；西方语言文学系下设拉丁语系（Depart．of Latin）、希腊语系（Depart．of Greek）、英语系（Depart．Of English）、法语系（Depart．of French）、西班牙语系（Depart．of Spanish）、德语系（Depart．of German）、语言系（Depart．of Philology）7个系;理学院下设物理学系（Depart．of Physics）、化学系（Depart．of Chemistry）、植物学系（Depart．of Botany）、动物学系（Depart．of Zoology）、天文学系（Depart．of Astronomy）、地理学系（Depart．of Geology）、绘画系（Depart．Of DraWing）、建筑学系（Depart．of Architecture）、工程系（Depart．of Engineering）9个系;国学院下设国文系（Depart．of Literature）、哲学系（Depart．of Philosophy）、历史系（Depart．of History）3个系。预科包括国文预科和普通预科。
根据这一学科设置规划，不仅几乎囊括了当时基督教神学、西方主要人文和社会科学、西方主要语言文学、理学、工学、美术等学科，而且包含国学，尽管缺少了医、农、商等学科，但已经是预拟建设多科性的大学，这在当时条件下明显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愿景。如何认识和看待这样一个学科设置计划？首先，这是以学术分科为原则的西式学科知识体系在近代以来影响中国的结果。“学科”作为一种现代知识体系，是知识分化与学术组织化的产物，它与现代大学一样都是从日本、欧美引入的舶来品。中国传统社会，知识或学问讲求博通、整体，以经、史、子、集为分类方法，简称“四部之学”。清末民初，中央政府通过《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令》《大学规程》等教育法令，逐步确立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之学”。“标志着以注重通、博的中国传统‘四部之学’知识系统，在形式上完成了向近代学术分科性质的‘七科之学’知识系统的转变”。从而为辅仁大学提供了学科设置的成熟条件。
其次，受到西方现代大学理论和办学实践的影响。众所周知，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萨莱诺大学、波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被称为中世纪的“母大学”，萨莱诺大学设置医学科，波洛尼亚大学设置法学科，后来增设医学、神学，巴黎大学设置神学、文学、法学、医学四科（学院）。17世纪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泛智论，大学课程“应该真正是普遍的，应有学习人类知识的每一部门的准备”。从而启发了包括大学在内的西方教育革新运动。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纽曼提出：“大学（University）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的地方。”大学学科的原则是“所有的知识是一个整体”，进行普遍性的知识和完整的知识传授。18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提出“教学和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强调探索纯粹的客观学问，把包罗万象的哲学学科从附属地位提到支配地位，成为大学的核心学科。柏林大学开启了大学的新模式，被誉为“第一所现代大学”。负责北京公教大学创校任务的本笃会自中世纪开始就提倡教育，重视高等教育办学实践。它不仅创办了萨莱诺大学、巴黎大学，而且协助创办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本笃会有长期创办大学的经验，自然熟悉和顺应世界大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因此，所拟北京公教大学学科计划既全面，又将哲学、理学甚至中国的国学与神学并列。
再次，仍然把天主教神学置于核心地位。该大学直接隶属于教廷传信部，教宗给以资金和图书支持。“大学将来之组织，按传信部之意，当为一完备之大学”。这里所言“组织”，当然包括学科组织。因此之故，学校预设学科包括神学、哲学、理学、工学、文学、法学、国学等知识体系，这既适应世界大学的学科设置潮流，也符合英敛之倡办大学的意愿，“广收教内外学生，以树通国中之模范，庶使教中可因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因学问，迎受真光”。把神学置于众多学科的核心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校长奥图尔与英敛之于1925年9月联合发表的宣言书中提出，对于所设学科的原则是：“盖必审查社会所需要及人民所缺乏以定从违”，并预定以四年为期建成。既然审查中国社会所需要和人民所缺乏，那么学科的设置与发展必然受现实许多因素的制约。
二、 初立单科大学与被迫扩建多科大学
大学的组织形式是学科赖以存在的方式，是知识系统这一内核的制度外壳。中国现代大学学科的组织形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清末民初的“科门”结构到“五四”时期过渡到“科系”结构，再到国民政府时期改为“院系”体制。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辅仁大学的学科组织直接采用了“院系”结构。
经过紧张筹备，学校快速建成，设有预科和本科，其中，本科暂设文科三系（国文系、英文系、历史系），1927年首次招生。9月26日上午，学校举行开学礼。次年，添设哲学系，四系一同招生。
学校筹备时雄心勃勃地要设立5个学院、32个系，初建时为何仅设有4个系且从文科起步？奥图尔在筹办期间写给中国天主教人士的信中说道：“我们被劝告，一所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大学，要比教授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等课程的学校更加急切重要。因此，北京天主教大学提议，至少在目前，将其教学范围限制在文科之内，将理学院的设立延后，因为我们相信采用这项政策，将可以使我们以当前条件下最有效率的方式，迎合我们天主教传教当前的需要。”奥图尔尽管没有说明给他建议的人具体是谁，但是，综合考虑筹办时的情况，这位建议人至少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中国人，二是与奥图尔关系密切且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最有可能就是学校发起人、筹办人英敛之。1925年3月，奥图尔等人“永租”涛贝勒府为办学校址后，英敛之积极争取奥图尔同意，在大学招生前，先利用校舍创办国学专修科——又名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专事国学之研究”，学制两年，为大学预科或本科做预备。因此，辅仁大学试办大学本科时，很自然地是从人文学科（特别是国学）起步。应该说学校在创建之初采取了虽保守但切合实际的学科发展方略。教育部当时对这样一个单科性教会大学是什么态度呢？1927年6月，学校董事会决定把学校名称“北京公教大学”改为“北京辅仁大学”，并正式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呈请立案。11月3日，教育部在经过7月和10月两次派人视察后认为该校“学风良好，办理合法”。批准试办大学。时任教育总长刘哲亲率专门司长刘风竹、社会司长孙树棠等十余人出席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表明教育部对单科性辅仁大学成立的认可。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在七大学科之中，必须设有二科者才能称之为大学，并且以文、理二科为主，或文理二科并设，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中的一科。仅设单科的学校称为专门学校，如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等。1917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主持召开“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另立独立之大学，名曰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蔡元培的提议被接纳。9月27日，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法令》，允许设立单科大学，规定：“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其单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1922年11月，以北洋政府大总统名义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沿袭了《修正大学法令》对于大学设科的政策，并进一步放宽了大学学科的限制，规定：“大学校设数科或一科，均可。其单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校，如医科大学校，法科大学校之类。”《修正大学法令》和《学校系统改革案》的颁布，助推了20世纪20年代的专门学校改单科大学和新建公私立大学的潮流。仅北京一城当时就产生了北京师范大学等10余所国立、私立大学，甚至出现了未经教育部认可的近10所私立大学。辅仁大学正是在这一大学兴办潮流中建立，并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教育部认可。
1929年是辅大学科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学校被迫立刻扩大学科规模，实行三学院制。1928年，北京归属国民政府，被改名为“北平特别市”，北平的大学也就接受国民政府的管理。1929年4月，学校因植树节后学生要求放假一天未准而引发了一场学生罢课退学风潮，并引起教育部的关注。教育部派出2人到校调查后，发现“该校课程及设备与国内成绩较著之私立大学相差甚远”，校务“均有切实整顿之必要”。6月，教育部决定将其降格为“学院”，称为“辅仁学院”，“以符名实”。校方认为“自开办以来即用大学名义，一旦改称学院，则在国内招生，在国外募集经费，均不免大感困难”，决定想方设法一定要达到国民政府的要求，在9月份新学年开学前恢复大学地位。国民政府于7月26日和8月14日相继颁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对大学学科设置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规定大学的学科组织实施院系体制，“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同时“大学教育注重实用科学之原则，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医各学院之一”。于是，校方被迫立即着手扩大学科规模，按照教育部新规，设立3个学院、12个系。改文科为文学院，增设理学院、教育学院。
1929年辅仁大学组织系统表
辅仁大学为何设立文学、理学、教育这3个学院?当年7月下旬，新任教务长刘半农被学校派往南京，跟教育部负责人疏通关节，争取尽快恢复“大学”名称。他一方面积极开展疏通工作，另一方面向学校转告教育部的意见，迅速扩大学科。通过刘半农在南京期间与学校来往电报，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有关增设学科的产生情况及过程。7月26日，刘半农发给学校的电文中说道：
蒋兄极望吾校成一完善大学，谓社会科学院非法制所许，将来立案必生困难，若改法学院，则北平已有二处，殊不经济，目下国家缺乏工业人才，学生亦踊跃，最好改为工院，设应用化学、土木工程、电机三系。又黄兄希望理院添药学系。能否照办，速议复，俾于呈文中叙入。又文科开办费，至少十万，理科二十五［万］，工科三十［万］，系兼房产而言，于吾校实不生问题。惟全大学经常费每年当有三十万，将来立案方可照准，请电罗马。
电文中的“蒋兄”“黄兄”分别指当时教育部长蒋梦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黄建中，二人都对辅仁增设学科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蒋梦麟明确否定设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的想法，建议增设工学院;黄建中建议在理学院设药学系。大学增设什么学科，除了必须符合教育部的政策和现实的需要外，还需要考虑学校的校舍、设备、经费、师资等条件。28日，校方给刘半农回电中谈到了有关增设学科的新意见。
至社会科学院既为部章所无，而法学院北平有两个，本校即改设教育学院，拟设四系：一教育学系，二心理学系，三社会学系，四新闻学系。请向部中接洽，因工学院一时不易设备，而天津工商大学欲与此间合并，现在尚未决定，未便重复。黄君属本校理科添设药学系，本校即愿接受，所须呈文已寄。
“工学院一时不易设备”，对当时的辅仁来说，马上建立设备、经费要求更高的工学院是不现实的。该电还透露学校欲与同样是天主教性质的天津工商大学商谈合并之事，因而暂不考虑建工学院之事。既然不设工学院，理学院的设立就势在必行。校长奥图尔在写给辅大监督、圣文森总会院院长司泰来的信中说道：“南京方面对大学主要的批评是根据我们没有科学设备也没有科学课程的事实而来的。为了获得国民政府的承认，我们必须成立理学院。”因此，校方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再结合学校的实际，决定增设理学院、教育学院。刘半农收到学校复电后，迅速与教育部负责人商定了有关增设学科事宜。30日，刘半农给学校的电文说明了与教育部商定后设置学科的具体名目：
感电悉，呈纸到。顷与部商妥设文、理、教育三院。文院设国、史、英、哲、社会五系，理院设数、理、化、生、药五系，教院设教、心两系，酌加二年或三年毕业之艺术、体育等专修科。呈文今日赶缮，明早递。马兄允批，语中不用立案前不得作为本部认可之大学云云。惟黄兄病假，不知是否同意且批示，或不免稍迟，但大体已办妥。
“顷与部商妥”，所设三个学院及系科都最终确定。结果，学校当即决定接纳该学科方案，文学院之下设国文学系、史学系、英文学系、哲学系、社会学系，理学院之下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药物学系，教育学院之下设教育学系、心理学系。附设医学先修科、美术专修科。除了专修科实际有所变动外，院系的设置情况，基本上对教育部的指导性意见是照单全收，同时遵照教育部的意见，正式停办预科，改办附属中学。1930年夏，社会学系扩大为社会经济学系，1934年，英文学系改为西洋语言文学系，两学科的领域扩大了。
既然辅仁大学承诺严格按照教育部的大学新规和私立学校条例进行增设学科等改组，因此，教育部长蒋梦麟于1929年8月10日颁文批准辅仁在正式立案前的过渡期内可以“免称学院”，这样就能仍以“大学”名义招生。经过一年多的改组，1931年8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以“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之名立案。此次学科的扩大是在学校面临经济困境的形势下进行的，并不是当时学校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教育部的强制性要求下不得已而为之。不过，三大学院下设系科大都是学校最初规划的一些学科，虽然是意料之外，但也属情理之中。在政府倒逼之下，学校办学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之时，勉强大规模扩大学科，这些学科都能建设好吗？
三、 学科因时而不断变动
辅仁在困境中迫于教育部的压力勉强建立了“大学”必须具备的三个学院。教育部所施加的压力正在化解之时，学校发展更大的危机再次突然降临。
为了辅仁大学紧急建设一座综合大楼（扩建学科所需）而筹集25万美元巨款，司泰来不停地奔波而心力交瘁，终于1930年2月12日（获得纽约花旗银行贷款的4个月之后）病逝。“因创立北京天主教大学所产生的无尽的烦恼……直到最后，他已无法用言语表达思想”。随后，艾尔弗雷德·科克（Alfred Koch）司铎继任圣文森总会院院长。科克了解到除了花旗银行25万贷款的本息在18个月后需要归还外，该院为在北京创办大学早已积欠20万美元的债务。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使得该院财务状况本已变得越来越糟，还要继续为北京辅仁大学募集每年的办学经费。沉重的债务加年费负担，科克院长自感已力不从心，即使被罗马教廷斥责为“没有纪律的修会”，也决意甩掉这个包袱。1933年4月，教廷谕令由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圣言会（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接办，在本学期结束时正式接管，接管前的过渡时期开支由教廷传信部负担。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辅仁大学尽管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但是，维持学校发展的日常费用无法得到保障，学科建设一时不能真正取得进展。1933－1936年间，教育部数次强制要求辅大进行学科组织调整。
1934年上半年，教育部派遣专员对全国40余所专科以上的公私立高校进行视察，以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分别严令各校遵照办理”。3月27日，陈可忠、孙国封等6名教育部专员视察辅仁后，对该校所提出的四点改进之中就包括了学科裁并问题，认为所设3个学院11系（原设药物学系已停办）及专修科、先修科，“殊嫌太多，应自行酌量裁并，呈部核夺。至医学先修科早经本部通令取消，应即停办”。关于研究院，“应缩小范围，并遵照本部本年颁行之《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呈部候核”。辅仁大学于当年8月呈文改进方案，一是将数学系与物理系合并为数理学系，二是把哲学系与心理学系合并为哲学心理学系，改隶教育学院。结果，数理学系成立，但哲学心理学系，因校内“同人多不赞成，仍旧分立”。1935年4月11日，教育部再派孙国封等3人对辅仁进行第二次视察后，于7月对其发出第二次改进训令，对学科调整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该校经费有限，学系过多，难期平均发展”，哲学、心理、教育、社会经济各系，“从速酌量裁并，呈部核夺”。学校回应说，因同人多不赞成哲学与心理合并，社会经济学系学生众多，教育学院只有心理与教育两系，这些学科都不能裁并。不久，教育部对辅仁又发出学科调整训令，心理、教育、社会经济等系，“姑准暂免裁并”，但哲学系“学生人数殊少，应即裁撤”，如因涉及学生转系而难以立即裁撤，“亦得酌采逐年结束办法”。及至1936年4月，学校被迫妥协，呈部遵令将哲学系与心理系合并为哲学心理系，隶属教育学院，文学院之哲学系逐年结束。其他学科组织则暂时维持不变。
1937年8月至1949年1月，辅仁学科进入快速发展期。一方面学科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另一方面学科层次得到提升。北平沦陷后，辅仁并未向大后方转移，而是充分利用罗马教廷及圣言会所在的德国与日本的特殊关系这一有利国际背景，奉国民政府密令，坚持原地办学，招收和培养沦陷区爱国青年，延续民族教育。在此期间，学科组织不仅得以扩张，而且学生人数大量增加，成为学校兴盛时期。1939年，学校增设家政学系。迫于日伪政权压力，又于1942年增设日语系，西洋语言文学系在原有英语组、法语组之外增加德语组，美术专修科扩大为美术学系。1943年，社会经济系学生人数大量增加，分立社会学系、经济学系。至1945年，辅仁学科组织仍为3个学院，发展为13个系，增加了家政学、日语、德语等新学科，美术、社会学、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系科组织。经过三年多的准备和申请，1937年5月，教育部终于批准辅仁建立研究所，设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和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开展硕士研究生教育。1941年秋，在理科研究所增设化学和生物两部，1944年，在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招收人类学研究生。1947年12月，教育部正式下文认可辅仁大学在抗战期间的学科变动，“该校在抗战期间增设各学系姑准备案。医预科仍应分属理学院各系，不必另立名称。研究所已另案核准”。
辅仁大学家政系的学生在上实习课
1945年9月起，辅仁大学学科发展进入末尾期，既有调整，也有新的拓展。1945年，日语系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撤销，该系10余名学生转入其他系学习。1946年，创办农学院，先设立农学系。9月，充实医预科，作为设立医学院的准备。关于创办农学院，早在1936年，“教育部视察专员莅平时，曾指示本校应增设农学系，然以当时筹办不及，旋值战事爆发，竟未能如愿”。1946年春季，辅大开始向教育部正式申请增设农学院的工作。由田耕莘、刘航琛、陈垣、芮歌尼（Harold Rigney，圣言会司铎、辅仁大学校务长）、雷冕（Rudolph Rahmann，圣言会司铎、辅仁大学前校务长）等11人组成农学院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其中，田耕莘担任主任委员，刘航琛被指定为代表，负责与政府及各机关接洽。辅仁大学董事于斌在回复陈垣校长的信中透露出辅大当时向教育部申请设立农学院的一些细节。信中说道：
四月二十六日手示暨呈朱部长呈文均奉悉，嘱为代请一节，比于日前偕蔡宁总主教赴朱部长官邸晚宴时即席转交。弟与蔡宁总主教谈到农院事，均强调其重要，朱部长亦允为转请政院设法，若再由尊处迳请平市府帮助，则所谓双管齐下，收效或较迅速，未审尊见以为然否？
于斌既是辅大董事，又是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与蒋介石等人关系密切。学校直接通过于斌向教育部长朱家骅面交申办农学院呈文，十分顺利。朱家骅的表态说明不仅教育部这一关已通过，而且应允直接出面找行政院，甚至建议辅仁大学再请北平市出面。这样“双管齐下”，果然一路绿灯，迅速获得政府批准。在“筹设农学院备忘录”中，最初暂拟1947年春秋招收新生，筹办十分顺利，遂改为1946年10月招收农学系新生，作为“农学院之基础”。当年9月，辅仁正式设立农学系，10月，开始招收新生，报名中学毕业生逾200人，实际招收一年级新生31名。1947年秋季，又录取农学系新生40名。
辅大为何此时增设农学院?归结为一点就是“为增进中国之农村建设及农学教育”，具体原因有：首先，中国尽管是以农立国，但农业仍然落后，“技术幼稚”。其次，农业改良是抗战胜利后诸多重建事业的重心，“建国事业经纬万端，而改良农业实为要图”，因为“农业改善之后，全国多数人民之生活始可安定”。学校创设农学院是“适应时代需要”。再次，直接原因是辅仁大学董事、天主教北京总教区总主教田耕莘的积极建议，田主张由辅大增设农学院专门负责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天主教士承担在农村示范推广农业技术之责。最后，学校已具有创设农学院的一些基础。如生物学系已有与农学有关的课程与实验室、标本等，有气象台、农学图书杂志，现有教授中有的可担任一些农学课程。
辅仁大学创设农学院时有一个比较庞大的计划。农学院预拟以改良品种、研究土壤、改良耕种方法、建设农村等为研究和训练目的，并计划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人才训练。既在辅仁大学内增设农学院，专为高深研究及训练高等农业技术人才，又附设农业职业学校，作为将来示范推广基本干部人材训练之所。第二，创办合作示范农场。拟在中国南北各择一地设立合作示范农场，进行推广试验。根据教育部1942年和1946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农学院最初拟设4个系：农学系、农业经济学系、森林学系、畜牧学系。1946年和1947年，仅设立农学系，1948年，把农学系名义上扩大为农学院，实质上只有农学系。初拟其他三系、附设农业职业学校等成为泡影，教学必需的农业实验场也未能设立，遑论合作示范农场，农学院有名无实。
1948年5月7日，学校申请增设人类学系。辅大增设人类学系有一定基础和准备。首先，德国、奥地利圣言会长期注重人类学的研究，不乏著名学者。如圣言会司铎、著名人类学家施密特（Wilhelm Schmidt）教授于1935年应辅大邀请而访问中国。5月18日起到辅大考察、演讲时，明确希望辅大添设人类学科，承诺返回欧洲后即选派人类学专家来校讲授该学科课程。其次，申请创立人类学系时，辅大已有多名人类学专家。施密特兑现承诺，1936年维也纳大学人类学博士、圣言会司铎雷冕（Rudolph Rahmann）被派到辅大执教，讲授人类学研究法、原始宗教、亚洲东南部之民族。创建人类学研究所，兼任所长。除雷冕，还有施格莱教授（H．C．E．Zacharias）、叶德礼教授（Mathias Eder）、贺登高讲师（W．Grootaers）、蔡思克讲师（Walter Zeisberser）、赵卫邦讲师等5人，分别讲授和研究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思想史、神话学等科目，不久，还将补充3位教师。再次，学校教师特别是外籍教师已开展人类学、语言学的学术研究，不仅出版了《鄂尔多斯口语记音》《中国华南及华东之区别文化史》《甘肃西部蒙古人之方言》《鄂尔多斯字典》等学术专著，并且自办《华裔学志》《民俗学志》《辅仁学志》等中西方学术杂志，已发表不少人类学、民俗学论文。最后，1944年，辅大招收人类学研究生，社会学系已开设若干人类学性质的课程，已有数年研究生、本科生人类学教育的实践。在增设人类学本科教育时，最初计划在社会学中增设人类学组，把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人类学系，最终向教育部正式申请时决定增设人类学系。6月10日，获得教育部允准，“所请增设人类学系一节，应予照准”。
7月，教育部指令把国文学系改为中国文学系，西洋语文学系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史学系改为历史学系，数理学系分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哲心系分设哲学系、心理学系，家政学系改属理学院。1948年秋季，辅大增设人类学系。至1948年底，辅大共有4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16个系（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人类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教育学系、哲学系、心理学系、家政学系、美术系、农学系），6个研究所（文史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生物学研究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辅仁大学进行了改组。7月，辅仁大学院系调整研究委员会本着重点发展理学院的原则，决定停办农学系、人类学系、家政系、美术系四系。1952年夏，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高等教育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为加强高等师范的力量，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除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外语等分别并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外，其余学科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及其学科发展史戛然而止。
四、余论
辅仁大学作为一个活跃于民国中后期历史舞台上的天主教性质的私立大学，其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从外部看，承办者天主教本笃会与圣言会、中央政府、抗战期间圣言会背后的德国政府与日伪政府、社会现实需求等对学校学科的设立、增加、分合、废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制衡，从而构成了学校学科制度规训的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因素的影响。如果说北洋政府时期对大学学科的要求与监管宽松的话，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教育机构对大学学科则是要求较高、监管较严。国民政府中央教育机构对于大学的学科管理，双管齐下。首先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大学的基本学科标准，强制要求在规定时间立案;其次又多次派出官员对大学进行考察巡视;再以部令提出对学科的充实、合并、裁撤等各类指导性意见。大学学科的入门管理和过程性监管相结合，把学科置于大学中的核心地位，推进学科与大学的同步发展。在此问题上，应该说这一时期政府的角色是比较到位的。沦陷时期，辅大同时面临国民政府、日伪政权、德国政府等三种政治势力的影响。“七七事变”后，辅大得到国民政府指令坚守北平，“以培植国家民族精神”，因而对日伪政权的奴化教育采取抵制的态度。但是，日伪政权采取高压手段强迫辅大设立日语系。辅大当时的承办者圣言会带有“德国背景”，德国政府遂把它作为维护其在中国的文化政治利益的机构，既于1938年给予辅大30万马克的资助，又在西语系增设德文组，在理学、哲学等学科等开设德语课程，并出面调解辅大与日伪当局之间的冲突。因此，学科在不同时期的调整折射出大学与当时多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
学科的发展关键还得看大学自身对学科的建设。学科发展必须遵循大学制度内在规律与发展逻辑，受到大学的经费、设备、师资、管理等软硬件因素的制约。大学内部各学科之间也存在矛盾与平衡，学校学科的整体大于各个学科之和，没有学科整体的发展也就没有各个学科的发展；反之，没有一两个学科优先发展，成为当时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学科，也就不可能带动学校学科的整体发展。辅仁大学最终发展成为一所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在学科建设上，基本坚持“小而精”的原则，在兼顾学科均衡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学科。奥图尔与英敛之二人在创校之际共同发表的“宣言书”申言，“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最精者，并保存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舍短取长，不使偏胜”。因此，最初拟定的学科计划是“大而全”，但是，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在办学实践中对学科进行适时调整。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形成一支学术力量雄厚的教师团队。学校尽管于30年代被动地建立了10余个学科，但是，始终把文史学科作为重点发展学科。
总而言之，学校对于学科建设必须有一套明智的策略和行之有效的措施，并且需要处理各个学科之间的平衡关系，学科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辅仁大学在近30年的办学之路中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学科建设经验，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作者：孙邦华，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