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小组，是当前国内各高校中“教研室”这一基本组织形式的前身，最初是由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侯外庐先生在北师大历史系发起设立的。教学小组的设立，初衷在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高校历史教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进行重新阐释，既是高校历史教学与研究方面的重要改革举措，也适应了当时国家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的需要。从1950年开始，各教学小组在历史系成立后，以集体备课、小组听课、师生座谈以及辅导课等形式开展日常教学活动，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为得到教育部认可的高校教学改革典型案例，其经验被向全国高校推广。本文试就教学小组设立的背景、运行机制、活动效果与社会影响等方面略作讨论，以对其在新中国建立后高校教学改革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有更清晰的认识。
侯外庐
一、历史教学小组的成立、构成与运行机制
自从1912年改名为北京（北平）高等师范学校以后，北师大逐步开始确立现代大学体制，在各种教学活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因素，其中的“教员研究室”，可视为后来教学组织的雏形，“由主任或专任教员轮值主管，备学生之疑问，及研究学术之趋势”。而在历史系设立教学小组，则始于侯外庐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系主任的时期。这一教学组织因何设立？胡建华先生认为“主要原因是教师们感到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至于为什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以及为什么是设立教学小组的方式，胡先生并未论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直接促使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系设立教学小组的，应该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所设立的互助学习小组，当时担任侯外庐先生助手的刘淑娟对此事曾有过比较详细的回忆。教学小组之所以能够设立，除了侯外庐先生的大力推动之外，一些新加入历史系的教师有提高教学水平的愿望，在校学生对新知识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动作用。“刚解放时，同学否定了旧的东西，要求学习新理论的情绪极高，对于很多教师表示不满，而教师自己也苦于不能掌握新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感到苦闷，对前途缺乏信心。”究 其原因，“除掉教学上的技术因素外，不能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处理研究史料，则是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伊始，改造师生的思想便成为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大学课程改革的重点是加强“革命的政治学习”，其中最关键的则是“打通教员思想”。而在历史教学中，一个迫切任务就是“改造旧的中国通史的思想和体系，建立起中国通史教学的新体系和新思想”。因此，侯外庐先生推动设立的教学小组，虽然初衷是为教学改革服务，但就其实质来说，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家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的需要，亦即要使历史系教师“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处理研究史料”。
据北师大现存教务档案，当时的历史系共设立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四个教学小组，它们在1949-1950学年的第二学期开始正式运行，在一年时间内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国通史教学小组是四个教学小组中成立最早的一个。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通史的教学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内容也不完整，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的中国通史教学也基本上是空白，因此“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在1950年2月刚成立时的工作完全处于摸索状态。小组由白寿彝、陆懋德、张云波、陈述和刘淑娟五人组成，其中白寿彝担任组长，陆懋德为副组长。教学小组所确定的教学法被称为“小组教学法”。据现存教务档案以及刘淑娟、何兹全、杨钊、龚书铎等先生的回忆，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运作方式和具体做法大略可分以下几方面。
首先，审查、讨论并通过教学大纲。主讲教师把所讲授课程的内容、重点和进度提交给教学小组审查，通过集体讨论和反复研究，丰富完善教学内容，并确定教材取舍。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保证教学内容和质量，二是为了改变教育理念与方法，逐步消除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旧传统，促进教师的思想进步。当然，教学小组的运行，也不是一开始就能顺畅无碍的，对于集体讨论的方式，大家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也会担心当面提意见会伤及感情。对此问题，侯外庐先生耐心引导，使老师们理解了建立教学小组的宗旨，以及新时期建立教师之间新关系的必要性。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教学小组的工作开始有了进展。小组内有了学术讨论，对于不同的学术见解，比如奴隶社会问题等，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既缩小了分歧，也没出现“伤感情”的情况。
其次，小组听课制度。为真正了解教学小组工作的效果，侯外庐先生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了解同学们对相关课程的反映情况。随后，侯外庐、白寿彝等动员小组内各位授课教师互相听课，取长补短。于是，教师的授课讲稿基本做到了年年修改，如何兹全先生任教的魏晋南北朝史这一阶段的讲稿，几年积累下来竟有一尺多高。总的来说，小组听课制度的施行，促进了教师之间的互相学习，同时也有利于相关课程的紧密衔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更换主讲教师带来的不适应，广大学生受益良多。
再次，师生座谈。在教学小组创立初期，侯外庐先生先后两次组织“教学总结座谈会”，主要包括问题解答与讨论、教学情况检查并提意见、大会检讨等环节。这两次座谈会，侯外庐先生都亲自参加，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相对于此前师生长久不相往来的情况来说，这种形式的座谈会确实有创新，也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广大师生思想进步的表现，也是大家共同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结果”。
最后，辅导课制度。针对学生知识结构和读书理解方面存在的缺陷，教学小组规定教师在固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辅导，后来又将辅导课列入课程表。
与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相比，中国近代史教学小组在人员组成和运作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该小组成立时，还没有专门的授课教师，主要成员包括王真、张云非、刘立凯和缪楚黄四人，王真任组长。四人都是北师大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聘请的，而非北师大全职教师，显然这与近现代史课的特殊性以及新形势下在思想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有直接关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小组的运作方式大体可分为以下几方面：在教材准备方面，小组成员共同搜集材料、集体研究后再共同确定教材取舍；在听课制度方面，以一人讲授为主，其他人随堂旁听，并在课后提出修改意见，不断补充修正授课内容；在教学方法方面，主要采用“批判式教学法”，亦即“在指定参考书时，除指定观点正确的外，并有意地指定二三种反动的书籍”。通过阅读、讨论、批判，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
世界通史教学小组刚成立时，成员只有罗志甫和李飞生两位教授，两人基本只是在教学提纲上交换意见。后来又有马特、穆广文两人加入小组，并与中国通史小组一样配备一名助教协助工作。尽管小组有所扩大，在讨论提纲、制定教学计划上也有所进步，但总体上发挥作用比较有限。
中国史学史教学小组，由陈述担任组长，主要成员包括白寿彝、侯外庐两位先生以及一名助教。由于白寿彝和侯外庐两位先生主要忙于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相关事务，再加上中国史学史是个新兴的学科，相关的教学活动并没有真正开展。
二、各种教学活动的开展及其成效
北师大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第一次师生座谈研讨活动，受到中央媒体的高度关注。《光明日报》刊发了一篇长文，详细介绍了此次师生座谈会的情况。“白寿彝教授致词后，即进行讨论。讨论的问题是由同学互助小组漫谈提出再经过教学小组整理，分为四组。讨论时，首由教学小组的先生解答，然后让同学提出疑问、辩驳，展开争论，态度严肃认真，一点不放松。”值得注意的是，有学生在讨论中“指出先生还没有完全深入的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看问题”，有小组则向教学小组建议说“应该多用科学方法分析过的唯物观的史料”。除了讨论学术问题之外，“在检讨教学情形时，史二、史三的班代表都直率的诚意的批评了教学小组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于学生们的批评，白寿彝先生表示完全接受，“教授们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丢掉了过去一般教授的自高自大的架子，使人深深的预感到教学进步和教授改造的光辉的前途！”这场座谈会的成功召开，为此后教学小组各种活动的开展树立了一个可以效法的样板。
由此次座谈会来看，无论是教学小组中的教师，还是参加座谈的学生，都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其实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说，在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组织的这次座谈会之前，思想领域中的相关准备工作早已开始了。以担任教学小组组长的白寿彝先生来说，其思想领域的转变为此次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前提。白至德先生后来曾回忆说：当时，教学中的一个迫切任务是改造旧的中国通史的教学思想和体系，建立起新的中国通史教学思想和体系。这是一件从来没有作过，但十分重要的教学任务。当时的教师在解放伊始，刚刚接受新思想，又刚刚开始初学马克思和毛主席著作，面对这新的教学任务，兴奋之余便是更多的困扰与思虑，大家都处在初级阶段。父亲率先主讲中国通史并逐渐探索、开拓和实践新的教学工作。这是父亲开始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并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对于历史教学与中国通史的整体认识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
由白至德先生的回忆可以看出，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设立，是为适应建立“改造旧的中国通史的教学思想和体系”与“建立起新的中国通史教学思想和体系”的需要，更是为适应加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高校中的地位的需要。这一设想，侯外庐先生在提出设立教学小组之初就已经成型，白寿彝先生则是此一设想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应该说，此次座谈会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目标。正如《光明日报》援引陈述先生所言：“这是通过业务学习并有政治教育意义的会，使我们的思想提高了一步。”也正如该报评论所说：“这是师生共同依靠群众集体力量解决学习问题、改进教学使走向集体教集体学的一个方式，这 是改造师生思想、使能进一步的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的新方向。”
在侯外庐先生的组织领导之下，类似的以教学为主题的座谈会又进行过一次。而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和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还组织过多次不同内容的座谈 会。此项活动，前两次由侯外庐先生主讲，“主旨在根据马恩论中国的理论，分析中国自秦 汉以来历代的土地所有问题与社会制度，指出阶级斗争的实际内容，求与社会发展史结合；并批判对于历来土地问题的不正确看法”；还计划“每两周开会一次，由教师们轮流报告，然后大家提出意见进行讨论，以便有计划、有系统地建立正确的基本观点，批判各种不正确的 理论”。显然，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组织的这些座谈会，就是为了实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史料、批判事物这一目标，由此促进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的紧密结合。因此，座谈会上讨论的具体内容，也大都与这一主题直接相关。
通过集体研讨，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在较短的时间内拟定了比较成熟的教学大纲。白寿彝先 生于1950年5月19日所作大纲“附记”中，对大纲的形成过程作了简要说明：首先，以上年度讲稿为基础，经过修订，形成草稿；然后，提交教学小组例会进行讨论，再由小组内的侯外庐、陈述、陆懋德提出书面签注意见，张云波提出口头意见，白寿彝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修订成稿后，侯外庐、张云波又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才形成“讲授总目”。从大纲的拟定过程来看，基本上实现了教学小组集体备课研讨的设想。而大纲中所设定的教学目的，可以大体分成两大块：一方面，通过讲授，使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熟悉祖国的过去，熟悉祖国人民的伟大，更好地开展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前途的信心”。这份教学大纲中关于中国通史教学目的的表述，已经具备了基本而明确的框架，体现出与1949年以前不同的特点，并被国内各高校沿用至今。
与中国通史教学小组中气氛相对热烈的座谈、研讨活动相比，其他几个教学小组的类似活动虽然要少一些，但也各有特点，《光明日报》还报道过中国近代史教学小组的讨论活动：在各单元结束时，并根据需要布置讨论会或检讨会。讨论会前，首先由先生发下大纲及参考资料，使同学从原始材料分析着手，然后，配合互助小组漫谈，互相督促作发言大纲，进行分组讨论，这样就使同学把比较零碎的见解变得更有条理更有系统。对不正确的看法又有批判和纠正的机会。
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教学小组的讨论会，程序比较清楚合理。而由于讨论内容是会前就由小组的相关教师确定下来并散发了大纲和参考资料的，讨论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之所以如此，与近代史教学小组的人员组成有直接关系：组长王真先生1947年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任教育研究室、党史资料室编辑，研究方向主攻中国近现代史，并在北师大讲授中国近代史等相关课程。其他成员也基本都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机构任职的机关干部，既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又具有利用历史唯物论进行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党史研究的优势，政治理论素养比较高，而且能比较好地处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在四个教学小组中，中国通史小组成立最早，开展师生交流活动最多，随着组织与制度的健全，小组例会基本上实现了常规化。从1950年3月到6月初，小组共组织过11次例会。与大范围的师生座谈会、讨论会相比，小组例会参加的人数少，主要是教学小组的教师和各个班级的学习干事。例会的内容也基本上是常规化的，主要包括：修正每一单元的教学提纲；讨论研究同学提出的问题；搜集同学对于教学各方面的意见，如观点、方法、教学进度、参考书等问题；组织领导与检查学生学习；指导四年级同学实习小组试教。在例会上，教师经常“学习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学生提出的问题；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团结全体教师，不断的总结经验，推动教学”。
1975年白寿彝同志参加四届人大回校后，同我校刘知几《史通》选注小组的工农兵和历史系师生一起座談
除了座谈会、小组例会之外，还有针对学生的专门辅导活动。通过两次教学总结座谈会上的学生发言，侯外庐先生看出尽管学生都很努力，也很用功地钻研问题，但是还没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在阅读古文和选择史料方面还有明显的不足，需要教师进行具体的指导，教师对学生的辅导制度也因此开始建立。当年在北师大历史系读书的龚书铎先生后来也曾回忆起接受教师辅导的情况：在规定的时间里，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辅导，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包括如何阅读古文和分析史料等。侯先生非常重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白先生对此也很重视。白先生当时给我们班讲明清史，除去讲课外，学生要做作业，其中有古文标点断句。我记得班上印发过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当时是刻蜡版油印的，不像现在这么清晰，都没有标点。白先生给我的卷子做了批改，打了个Ａ－。这份卷子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丢失了。
通过这种制度化的辅导，历史系教师和学生接触的机会比以前明显增多了，师生关系更加密切。由于学生能够得到教师的个别辅导，学生学习的效率也相应提高了。
从1950年3月到6月的短短三个月时间中，《光明日报》对北师大历史系的教学改革连续做了五次报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集体教学受到欢迎》（3月31日）、《开展师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介绍北师大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召开的师生座谈会》（5月7日）、《改进中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关于历史系教学小组的调查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参考资料之一》（6月3日）、《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践》（6月7日）、《师大历史系的集体教学实习制》（6月10日）。一个师范类高校基础教学单位的教学小组改革竟然受到如此重视，显然大有深意。作为教学小组重要组织者的白寿彝先生曾对教学小组的作用进行评价：首先，应该指出，历史课的集体教学完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在中国通史的教学上，这种需要尤显得迫切。老实说，这些年来，学中国史的朋友们都还在断代研究、专史研究、专题研究的阶段上，谁也还不能把整个的中国史，上下数千年，自经济、政治以至于文化中的各门类，都理出一个相当清楚的头绪来；更加以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处理中国史料，这对于我们这批开始学习理论的教师，更是一件艰巨的工程。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集体教学，依师大历史系中国史教学小组近三个月来的经验看，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上面这段话来看，白寿彝先生对教学小组、集体教学的作用和效果在总体上是比较认可的，而这也是基于他对此前北师大中国通史课程教学总体情况的清醒认识。一方面，从事通史课程教学的教师，其学术研究范围都是有限的，一般没有能力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精深的研究与把握；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通史的教学，也需要相关教师积极学习这些理论。总体而言，尽管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北师大历史系的教学小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国内高校教学改革探索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刘伟，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