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砺儒（1889—1977），1919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22—1930年兼任师大附属中学主任。1931年后，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林砺儒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倡导并实施的“全人格教育”理念，至今仍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具有启示作用。他长期致力于师范教育，曾在多所师范院校任教，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创校校长，其师范教育思想和实践始终贯穿着人民的立场。著名书画大家启功先生用“是革命先锋的帮手，立教育事业的丰功，为后世学人的榜样，争知识分子的光荣”，全面地刻画了他的教育家风范。
林砺儒附中主任
“全人格教育”的改革先驱。林砺儒是改革型教育家，他敢为人先，开拓创新，是“全人格教育”的早期倡导者和大力践行者。在他就任北京师大附中主任的近10年时间里，附中不以分数、专才为追求，致力于学生的全人格发展。他指出：“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 “譬如一株树要它十分发育，就要让它的根四面八方蔓延。若堵住几向，单让一向给它伸张，就不能完全发育”。在他的主持下，师大附中不拘成规，在办学中大胆探索。学校“一切规章制度、课程、教材都是自己草拟，自己试行，自己修订”，成为全国中学教育的开路先锋。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重视给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如数学科开设解析几何、微积分初步；物理科开设初等力学、电磁学；化学科开设分析几何等。学校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成立了各种学科小组和文艺社团，充分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体育活动全校普及，每天有课间操，每周有体育课，定期举办运动会。附中学生不以分数高低论英雄，当时一般学生的成绩是70多分，优秀学生是80多分，几乎没有人刻意追求满分，而是将剩余的精力投入学习新的知识和感兴趣的领域。在教师聘用上，林砺儒不拘泥于声望和资历，多用思想进步、学识丰富、教学技艺高超的教师，如傅钟孙、董鲁安、黄敬思、张鸿来、夏宇众等。1923年，石评梅刚毕业就被林砺儒选聘担任附中女子部主任，还兼体育教员、国文教员，这在老成持重的人士看来，是十分冒险的。事实证明，林砺儒的选择是正确的，石评梅在附中教育成绩卓著，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办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林砺儒对此曾解释道：“石女士的教国文，并不是因为没人教而叫她教，实在因为教育界中百分之九十九个半人是主张如此的。主张一人只能教一种专门功课，尤其是体育教员，觉得体操教员不必会写字。现在我要使他们知道一下。”北京师大附中这一时期培养的学生，很多后来成为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谈起母校和授课老师，他念念不忘。他回忆说：“20年代的北京师大附中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6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谈及林砺儒先生，他深情地表示：“林砺儒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我非常感激他自己和他所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给我的教育，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在林砺儒的带领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附中很快成为办学水平全国一流的中学，“全人格教育”也因北京师大附中的实施成效而辐射甚广。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仍坚持“全人格、高素质”的育人目标，并建有“砺儒楼”，以此来纪念这位为学校赋予教育生命和办学特色的老校长。
1926年，钱学森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读书时留影
师范教育的人民立场。林砺儒从事师范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长达30余年，关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高度认同“国民教育本源”观，强调“要把教育事业建设好，决定性的关键是教师”，“师范教育不成功，整个教育也都不会成功”。民国时期，师范教育是否自成体系，师范教育机构是否独立设置，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对此，他主张师范教育的独立论，认为师范教育的独立应表现为训练方针和方法的独立、教育行政的独立，以及师资训练机关的独立设置。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独立设置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是不可动摇的政策”的力行者。林砺儒一生追求进步，坚持教育为国家服务，为国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办人民的教育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1950年2月，中央教育部任命林砺儒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为办好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主席特邀林砺儒到中南海，听取他关于师大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计划等情况的汇报，指示“今后北京师范大学应当加快发展，培养更多的合格教师，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则要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使其在各方面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起到示范作用”。如何办好人民的师范大学？林砺儒的回答是：“政治、教育与学术合一。这个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更要有学术的志向，“要精通学术，赶上学术的最前线，才配作人民的中学教师”。他主持修订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成为北京师范大学这一时期改造的基本依据和治校指南。1950年8月，林砺儒校长代表北京师范大学请毛泽东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对此非常慎重，共书写了三行供学校择选，体现了对北师大办学的高度肯定和高度期望。毛体字的校名北京师范大学一直使用至今。林砺儒离开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岗位到教育部任职后，仍关心着北京师范大学的建设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他撰写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一文，文中期望北京师范大学“把培养新中学师资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高等师范教育方案”。
1950年9月，毛泽东主席为学校题写的校名。
品高学厚、业勤艺精的教师职业追求。林砺儒认为教师关系国家兴衰，是“为国家发展生命的”，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并享有相应的待遇。理想的教师“须有为有守，是入世的，有积极的服务心，浓厚的社会性”，要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教师要有高度的政治素养和丰厚的学养，不能“成为一个庸俗的教书匠”，要爱生善教。“我们的立场必须正确而坚定，我们的学识必须是淹博而湛深，我们对学生必须热爱而真挚，我们的教法必须是鬼斧神工。”长期以来，包括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都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教师的生活清贫状况却难有根本的改观，林砺儒一生都为教师们呼吁和争取。上世纪20年代，他发文呼吁社会注意教师的待遇问题。上世纪30年代，对于师范生毕业后集中于大都市，不愿意到乡村服务的现象，林砺儒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主张教育行政机关应该负起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去救济师范生，“要给教师们以为善的生活条件，不可空口拿一顶道德的大帽子给他们戴上！” 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提高教师地位，“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连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林砺儒一生从教，无论是作为教师、校长还是教育部领导，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上世纪40年代，他在桂林师范学校任教，由于学校初建，教室与师生宿舍相距较远，年过半百的林砺儒不辞辛苦，天天拄着拐杖与学生一道来回奔走，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从未迟到过。他授课技艺高超，上下课时间把握精准，“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往往使听者有茅塞顿开之感”。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林砺儒尽管行政事务繁忙，依然坚持讲授“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等教育研究”等课程。顾明远先生有这样一段回忆：“林砺儒先生是我的老师。解放初期我在北师大教育系学习，他是我们的校长，并给我们讲中等教育的课程。他讲的内容已经不能具体记得了，但他的严肃而慈祥的音容至今难忘，尤其是他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的精神更使我时刻铭记在心。”
1962年，林砺儒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讲话
淡泊名利、乐教爱生的人格风范。林砺儒相信“教育为人格与人格的交感”，“最良的教育方法就是最良的教育家的人格”，教育家的人格能够发挥最大的教育力量。他持身谨严，处事公正，不从流俗。上世纪20年代，北京师大附中因教学质量高，每年招生的时候，学校教职员都会收到几百封请托说情的信件。林砺儒为此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指出招生说情的行为“其害等于洪水猛兽”。考生的父兄暗中请托，实则“自误其子弟，而且对不起国家”。在他担任附中校长期间，学校招生对考生一视同仁，决不徇私舞弊。校长作风既关系一校，也影响一域，林砺儒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指出，做校长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也不是统治学校逞威风，而是教育青年、改造社会。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北京师大附中形成了诚爱勤勇、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也影响了这一时期北京的基础教育生态。他爱生如友，毁家兴学，胸怀国家。作为师长，林砺儒主张教师与青年要平等相处，要在“透彻的、正确的了解”青年的基础上，与他们“做一个无诈无虞的朋友”。他与青年学生融洽无间，受到了大家的衷心拥戴。1925至1927年，政局动荡，经费竭蹶，北京师大附中曾经半年得不到一分钱，林砺儒两次返回广东老家，出售家中田产房屋，以帮助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他不尚虚名，不重官阶，却珍视教师的职业身份。民国时期，有些省请他当教育厅长，鉴于当时的政治黑暗，他毫不犹疑地谢绝。新中国成立后，林砺儒担任中央教育部领导期间，有学生去北京看望他，称他为“林部长”时，他总是说：“别叫官衔，叫老师我最喜欢！” 1973年，林砺儒自拟挽联：“服官自笑立仗马，遗稿尚无封禅诗。”在林砺儒看来，官衔仅是一种行政身份，为官是服务人民的一种形式。他自信一生不曾欺世媚上，真正做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与林砺儒相知甚深的叶圣陶先生看到此诗，发自内心地认为：“恰如其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图南为他撰写对联：“远见卓识教育先驱，言传身教后生楷模。”
楚图南为林砺儒的题词
林砺儒一生辛勤耕耘教育园地60载，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是北师大人怀念的老校长。他富有远见的“全人格教育”理念、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献身教育的高尚节操、忠诚于国家和人民的可贵品质，在北京师范大学坚守教师教育核心使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进程中，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北师大人继承和发扬。
（来源：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