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教育关系的探讨中，研究者一般会将民国大学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形式设置和教学实践追溯到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学界对何校“最早”讲授此类课程尚存争议，焦点集中在1922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开设的“国语文学”“文学通论”等四门课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课程”，以此论证燕京大学是否开启现代文学教育先河。基于既有研究，我们将目光转向同在北平的另一所教会大学——辅仁大学。
一 教 学
张传敏最早注意到了辅仁大学在开设新文学课程方面的贡献，并将其“起源”认定为“朱以书”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但未说明具体起始时间。其之所以做出较为审慎的判断，大概与其掌握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九三七年度学科报告表课程表》这一资料相对晚出有关。”另一位研究者汤志辉，则依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北平辅仁大学学院概况》（北平西四月明庆代印，1935年版）所载之《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组织及说明（民国二十四年度）》，进一步指出朱以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时间为1932年，并且在引述“课程说明”的基础上，提请读者注意该课程已经关注到“新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关系”以及“当代文学的批评”，并与彼时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的类似课程形成了呼应。
受益于当下发达的电子数据库，笔者查阅了《北平辅仁大学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四年度）》一书，汤文引述内容具有可覆盖，惟“1932年”之说未见原文，当作者据该书所载《文学院沿革及旨趣》一文中“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国文学系中分语言文字学及文学二组”的记载参会研判的结果。查阅《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一年度）》可见，1932年该系分为两组：“甲：语言文字学组，乙：文学组”，而在乙组，即“文学组”的必修课程中就有“中国现代文学”，每周两小时，四学分。而在随后的《课程说明》中，我们发现原文标注的授课老师并非朱以书，而是彼时已经颇有文名的新文学作家合静农。正如合静农自述，他是“援庵先生的学生”，并承后者之邀而担任“辅仁的讲师”。
除了授课者为合静农外，1932年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说明）与汤文引1935年版《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组织及说明》中的文字完全相同：
中国现代文学台静农
本学科讲授，约分教类：（一)现代文学之渊源；（二)现代各派文学思潮之分析；（三)各派作家之研究；（四)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比较研究；（五)通有文坛新著随时介绍研究。
就笔者自力所及，辅大最早的《课程说明》就出现在1932年版的《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中，审其文例，名门《课程说明》长短不一，风格各异，显系设计者各自为之。以此推考，这份“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说明》大概也是台静农所作。
至于在1935年版《课程说明》中担任同名课程的朱以书，字肇洛，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中国文学系讲师，致力于新文学教学。在前引《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一年度)》中，还有“朱肇洛”开设“作文（一年级）”的记载，可见其进入辅大的时间必不晚于1932年，并曾与台静农同事。考之1930年版《辅仁大学》一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第四年已有开设“现代文学”的计划。
辅大1927年暑假开始在史学、中国文学、英文学三系招收大学班学生，也就是说在1928年9月新学年“上学期”之初，中国文学系只有二年级生。如前所述，在1929年版和1930年版的《辅仁大学》中，“现代文学”课程按计划都是被安排在第四年级，而在1929年秋季学期中国文学系还只有三年级生。显然，他们要在1930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才能升为四年级生，届时才有可能“必修”这门课程。由此可见，辅大“现代文学”课程的首次讲授必不早于1930年秋季学期。
1927年8月及以前，辅人各项教学计划尚在草创当中，因而不排除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由于编制的技术性质而未及时现在当年修订的《学科》中的可能。退而言之，若以1928年6月修订之《学科》为辅人大学院本科教学规范化的起点，那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就是学校“原生性”的教学单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除了“中国现代文学”，在1932年版《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中，还有一门由赵荫荣开设的“文艺习作”。赵荫荣、李惠之、1924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同学门，1932年9月至辅人任讲师，此前已多有音韵学者进行世，后人亦以语言学家视之。她还是一位在新文学领域颇为活跃的实干家，曾分别与诗人徐玉清和女作家庐隐合办过《明天》《华严》等文学刊物。
不过，查阅辅人1930年10月公布的秋季学期课程表，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并未按照1928年的《学科》计划如期开设“现代文学”课程。另，1931年8月印制的《北平辅仁大学简章》显示，中国文学系各年级课表中均未出现中国现代文学类课程，直到次年印制的辅人简章中，“中国现代文学”才（重新）出现在中国文学系“文学组”第二学年的课表中，而这一时间节点亦可从前引1932年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说明）中得到印证。然而，如何将新近的文学现象统称相提并列“学问”，仍是彼时很多“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讲授者所面临的挑战。所幸该校中国文学系乙组1939级学生董毅在其日记中留下了很多有关朱以书授课的记载。
董氏日记始于1939年元旦，从中可发现，他在这个学期修改了朱以书每周一小时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到了二年级上学期（1939年9月20日开学），朱以书又开设了一门“新文艺习作”课程，每周两小时，总长仍为一学年，授课方式则是经典文本研读与学生写作练习相结合。尽管如此，这门课程是彼时董毅仅有的两门“感兴趣”的课程之一，而且正吸引他的其实是写作学习和老师课上的讲评。
毋庸多言，董毅日记完全是私密性的个人写作，可谓最为真实的心态记录。事实上，通观董毅的日记，可见其对朱以书非常尊敬，课内课外多有请益，这对其学术和思想成长颇有帮助。可以补充的是，在当下中国台湾地区享有盛誉的已故女作家张秀亚，1938年考入辅大中国文学系，次年转入西洋语言文学系。在多年之后的回忆中，张秀亚将这位“教新文学源流的朱教授”（即朱以书）与“数日录学的中文系余嘉锡主任”等硕学名师并列，感念那些让其“受益匪浅”的教诲。
再者，通过董毅日记可以推定，前述赵荫荣开设的“文艺习作”就是朱以书讲授之“新文艺习作”的前身。如此看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辅大中国现代文学类课程不仅已经多点开花，而且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位置愈发重要，已然在日伪黑暗统治的逆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呈现出一派荣景。
二 新 旧
如所周知，辅仁大学在成立伊始，就以坚实的国学研究为根基，仅就《北京辅仁大学教员一览表（民国十六年九月）》揭载的师资力量而言，陈垣、郭家声、朱师辙、沈兼士、尹炎武、朱希祖、张星烺、刘半农等人，均为卓然有声的硕学之士。而与其他专注于古典研究领域的学者稍有不同，身为“法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半农在辅大兼任“语音学和国文法”类课程。
在1930年4月发表的《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一文中，刘半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并且针对社会上有关“辅大是教会学校，照例是英文最注意，国文最不注意”的误解，特别指出了加强国文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在当年秋季辅大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刘半农再次表达了上述观点，而陈垣校长在现场率先发表演说时也曾强调：“余以为凡中国人对国文都应有相当根柢，做到十分通顺，望大学及高中学生，特加注意。”
作为“中国新文艺开山大师之一”，刘半农在“担任教务长的时候”，曾经大力“提倡新文艺”，他“对于学生的国文，非常注意”，不仅“亲自担任‘现代文’，教授认真，并亲为学生改文章，当时的学生，因上有良师指导，新文艺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蓬勃萌生”。
除了刘半农，早在辅大前身“辅仁社”时代就深度参与其中的沈兼士也对该校的新文学建设多有贡献。另据台静农的回忆，建校以来始终担任文学院院长的沈兼士还曾提倡在中文系开设一个特别讲座，邀请校外知名学者讲学，而正是得益于这一设计，该校在1932年春邀请周作人做有关新文学的系列演讲。
辅大在1929年敦聘刘半农为教务长后推行的一系列教学改革，无疑体现了“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但是同样应该看到，早在刘氏执掌教务之前的1928年6月，辅大就已有了正式的“现代文学”的课程设置。
考究起来，彼时辅大对“国语”或语体文的重视，与在华公教涵容白话文的悠久传统密切相关。1932年，有论者在辅大中国公教青年会支部编辑的《磐石杂志》上撰文指出，“大修院”的中文课程，必须在每个“主日”为第一年级修生安排学习“国语文二时”，这不仅因为“国语文是现代的东西，现在的人都应有知道的必要”，更是缘于“我们公教人提倡国语在新文化运动前几十年，发动极早”。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理解辅大较早地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线索。在此还可补充一个重要的旁证：辅仁社（辅大前身）创办人英敛之就是一位“语体文的拓荒者”，早在1902年创办《大公报》之初，他就开设名为“附件”的专栏，“文稿纯用白话写作。这在我国是一个创例”。
作为中国新文学教育的先行者，燕京大学非常重视国学研究及基础性的国文教育。比较这两所同城教会大学在国学研究方面的差异，并非本文主旨所在，不过在此可以指出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辅大本就起源于国学研究。追溯起来，英敛之创办于1913年的辅仁社即以“专事国学之研究”为主旨，而这也构成了其与美国本笃会在1925年合作兴学的基础。
因而，我们对于英敛之等中国公教精英钻研国学的热情，不能仅以追求中国公教的在地化（主体性）释之，更应考究蕴含其中的深层义理。溯及1912年秋，马相伯、英敛之二君“上书罗马教廷，请派遣高才硕德，而非同一国籍之教士来华，设公教大学于北京，以示公教之公非一种族、一邦国所可限制也”。
在马相伯、英敛之及其后继者看来，唯有在与西方文化的融通互鉴中扬长避短，进而为世界文化贡献异彩，中国文化才能成为公教显现本质的生动见证。因而，“公教之公”既是中国公教在地化的“合法性”来源，也是其最终目的。辅大校方也期待“国中明达，鉴此真诚，指导辅翼，俾将来不假外力”，使得大学“纯为中国自立之机关”。
若将“以示公教之公”作为标准，那么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就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明类型，所谓“保存旧学”也就成了“阐发文明”的重要途径。在此意义上，旧学之“旧”就不仅是指物理时间上的“悠久”，更意味着文明类型上的“独特”，这就为涵容新学提供了可能。显然，这样的解释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空间，让民族意识、世界视野乃至宗教关怀都得以安放，而新文学的“新”也就并非断裂和变革，而是意味着传承与发展。
正因如此，担任辅大中国现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师均受过严格的国学训练，曾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国学门亲炙陈垣教诲的台静农、赵荫棠自不必论，就是与二者相比声名稍逊一筹的朱以书也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高材生。1935年版《文学院沿革及旨趣》虽为后出的文献，却是主事者继往开来的究心之作，也为我们理解前引《课程说明》的用意提供了背景。其中有言，各系之教学重心在于引导学生“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挥光大，以增长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则利用科学，救其弊，补其偏。务使习国学而毋故步自封，读西籍而毋食欧不化，不托空言，期俾实用”。
从“中外文学之背景，须求之于历史”一语不难看出，辅大的文学研究走的并非析分和探求“文学性”的新路，而是在“知人论世”的意义上将文学视作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力求在重建语境的基础上“尽其旋折”。而正是受益于“旧学商量加邃密”的学风，辅大呈现出以国学研究的方法治现代文学的独特面向。
三 显 隐
可资比较的是，1929年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杨振声在《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文学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所以我们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再参考外国的新文学。……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文学，我们要创造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罢了。”
因而，我们对于英敛之等中国公教精英钻研国学的热情，不能仅以追求中国公教的在地化（主体性）释之，更应考究蕴含其中的深层义理。在1931年版的《北平辅仁大学简章》中，编者明确指出，公教“创设公教大学”的初衷在于“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介绍世界科学新知识，以示公教之公”。
1932年，有论者在辅大中国公教青年会支部编辑的《磐石杂志》上撰文指出，“大修院”的中文课程，必须在每个“主日”为第一年级修生安排学习“国语文二时”，这不仅因为“国语文是现代的东西，现在的人都应有知道的必要”，更是缘于“我们公教人提倡国语在新文化运动前几十年，发动极早”，特别是刚恒毅主教曾明确指出，“中国现代”正如欧洲国语诞生的年代，就像但丁使用“普通话”写作《神曲》一样，中国人必将产生自己的国语和国语文学，因而“凡是中国司铎，都当擅长白话，以期写作便利，文法正确”。
而作为彼时中国最早和最知名的天主教史研究者之一，陈垣对在华公教历史悠久的白话文传统想必了然于心，加之其自1923年起就在燕京大学任教，对该校的新文学教育大概也不陌生。这些因素或许参与建构了陈垣在1926年9月就任辅大副校长后，接受乃至推行公教现代文学教育理念的思想基础。
作为中国新文学教育的先行者，燕京大学非常重视国学研究及基础性的国文教育。比较这两所同城教会大学在国学研究方面的差异，并非本文主旨所在，不过在此可以指出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辅大本就起源于国学研究。
陈垣校长一贯主张，在华公教应以学术、文学和艺术的方式向中国主流社会展现其思想和文化的活力，所谓“孝哉闵子骞，人不闻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倘若公教的影响能在教外文献乃至中华文化中得到普遍印证，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有必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正式出版的文学刊物，自1939年10月19日开始在阅报室门外设置的名为“以文会友”的壁报，则是辅大另一处重要的文学发表平台。陈垣校长为“提高学生的国文程度”，亲自发起了这一壁报，而所谓“以文会友”，就是“请国文先生把同学们作的好文章，挑出来张在一个地方。供大家阅读，一星期后，再放在女校；女校的好文章，也一样拿到男校来”。
三天后的11月3日，彼时就读于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的董毅看到了当期的“以文会友”壁报，并且敏锐地发现了张秀亚的文章在女校栏目中“最为出色”，从其对“先生之批亦未免太捧得厉害了”的抱怨中，不难看出师长们对张秀亚不遗余力的提携。在数期后，董毅还在壁报上读到了自己最为敬佩的同班同学朱泽吉的文章《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用书目序》，文末附有陈垣校长评价甚高的亲笔批语：
“予读此文精神为之一振！”
而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一位毕业于辅大经济系的老校友仍对1938年入学考试国文作文的题目“士先忧天下之忧后乐天下之乐说”记忆犹新，因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此一命题含义深沉”，对其“以后认真学习与努力生活，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殊途同归，对于不信教的董毅而言，文学这一方净土为他提供了另一条抵抗日本侵略者思想殖民的道路，那就是深入和系统地阅读鲁迅作品，并且藉由发掘蕴含其中的“正义的呼声，热情和力量”，以及“永恒的悲哀”，树立了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奋斗不屈”的处世态度。这一严肃而艰辛的思想探索，又离不开朱以书老师在“近代散文”课上对鲁迅杂文的悉心讲授，以及课下对其寻访和研读鲁迅作品的指点与鼓励。
（作者：杨慧，来源：《文学典文化》，2023年第1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