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和根基，而师范大学精神更是中国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时由全国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北平师范大学发展而来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积累了丰富的大学精神财富，有“以国家和民族为立场”的爱国精神、直面现实的改革精神、“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师道精神、“吾道西行”的奉献精神、服务社会的担当精神。总结和解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大学精神，对于师范院校意义重大，我们要继承好已有的师范大学精神，形成好自己的师范大学精神并弘扬好自己的师范大学精神。

一、何谓中国师范大学精神

自大学诞生之日起，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独特教育气质和性格，是大学得以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支柱，对大学发展和运行起统领作用。大学发展的好不好，其根本原因在于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一般来讲，“大学精神是关于大学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在大学设置与运行中的体现。”因此，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大学特殊的价值，表现为大学独特的价值追求，是大学的灵魂和根基，具体体现为办学理念。它是大学建立在对高等教育本质、大学办学规律、大学生发展和时代特征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是通过长期的实践办学所积淀下来、被全体大学人所认同的并体现在大学设置与运行中的群体意识和独特价值。

大学作为德性和理性追求的殿堂，大学精神有它的普适性。例如，所有大学对真理的探求、人文自觉、社会使命担当等。大学精神也有它的特殊性，不同大学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尤其是著名大学。特定的大学精神都是自己办学传统和办学理念与当时所在社会需求相结合所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追求。这些价值追求都是由其大学人，尤其是校长和大师来代表，体现于大学人之思和行，彰显为大学鲜明的特色与个性，成为促进大学发展的一种富有魅力的内驱力。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对精神的追求，教育也是讲文化谈精神的活动，所谓大学精神接近于中国古人所言的大学之道《大学》开篇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大学精神真正提出是在中国近代。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中国大学深受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但其发展离不开中国五千年教育文明积淀的影响。从古代稷下学宫、太学、书院到近代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再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中国大学精神与所处的本土文化及民族精神、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及要求息息相关，大学精神应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髓和内蕴。因此，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精神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大学学人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及经验，吸收传统的优秀教育思想，把大学固有的精神和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早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时，通过实践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就体现了大学精神中西兼容的特点。1941年，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谈到：“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当然，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精神，除了北大精神外，还有清华的科学严谨精神、南开的允公允能精神、浙大的求是精神等。

师范大学精神是中国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传统的师道精神紧密相连，它要回答的是在中国大地上为什么要办师范院校、什么是师范院校、应该怎么办师范院校的问题。在师范院校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大学精神财富和独特价值，是师范院校不断发展的源源动力和重要支撑。中国师范教育是在近代教育救国的大背景下兴起和发展，虽开端于南洋公学师范院，但真正发源于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创设的师范馆，1908年师范馆先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后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了1923年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存在的第一所师范大学。1929年重新独立设置，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1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并入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西安随后又迁往陕西汉中，成为西北联大的师范学院。1939年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而且经西北师范学院的承递，到抗战结束西北师院与北平师院的并立及河北师院重建，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师范教育和之后发展的教师教育，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作为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在整个高等师范教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格局由点到线再到面演化的历史转折。

根据已有史料，到西北师范学院阶段，中国独立设置的师范教育已走过了30多年发展历程，尽管历经坎坷，但积累了丰富经验，当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把抗战时期师范教育的发展称为 “复兴时期”。这一时期，以西北师范学院为代表，大师云集，人才荟萃，代表性人物有黎锦熙、李蒸、李建勋、齐国梁、黄国璋、马师儒、王耀东、何士骥、孙之淑、刘拓、袁敦礼、胡国钰、徐英超、董守义、谌亚达、张舜琴、姜琦、王凤岗、方永蒸、赵进义、郭毓彬、汪如川、王非曼等。在这些教育大师的带领下，师范教育取得巨大成就，为延续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命脉作出了贡献，使当时仅存的师范大学和全国师范教育最高学府的大学精神、传统和师范文化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不断得到传承与创新，并初步奠定了新中国西北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基础。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和维系这一事业发展的精神。西北师范学院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域，创造了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奇迹，积淀了丰厚的大学精神文化财富。

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对中国师范大学精神的探索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对师范大学精神的探索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它由北平师范大学发展而来，虽几经曲折，但师范传统的传承和创新从未中断，尽管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建立了其他几所师范学院，但从办学规模、师资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来看，西北师范学院无疑是影响最大的。同时，被誉为师范教父的李蒸，于1930年开始先后出任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及校长、西北联大常委和师范学院院长、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达14年；北平师范大学的大多数教授随校西迁陕西西安、汉中又迁甘肃兰州，成为西北师范学院的主要师资。在这些教育学者的艰苦探索中，坚守“师范教育乃一切教育之母”的理念和信仰，维护了师范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促进了抗日战争时期整个师范教育的复兴和繁荣，形成了珍贵的师范教育精神财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李蒸在1943年指出：“本院全校师生约有2500人，教授有三分之二是师大的老教授，虽然生活困难，及外界的引诱，仍随学校迁移跋涉，历经艰苦，仍不离此，此为本院可以自豪的一点。”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教授是这样评价由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发展而来的西北师范大学：“70多年扎根西北，培养了20万学生，绝大多数留在西北，留在最艰苦的地方服务基础教育，自觉地将自己的一生与这片贫瘠、落后的土地联系在一起，自觉地从事教育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行业。”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对中国师范大学精神的探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国家和民族为立场”的爱国精神

自组建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和成立西北师范学院以来，学校始终把自己的历史使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坚守“教育为国家之命脉”的理念，发扬“以国家和民族为立场”的爱国精神，注重传承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发扬民族精神。1932年，李蒸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中谈到：“教育为人类文化承先启后之一种事业，以教育为职业者，与他种职业只以自己生活满足者异，须以社会及民族为立场，而不以个人为立场。”抗战全面爆发后，李蒸进一步强化师范教育“以国家和民族为立场”的爱国精神，注重师范生“养成国家观念”和“培养民族意识”,而且这种爱国精神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更容易被激发。1938年，李蒸在为师范生毕业册作序时谈到：“如何灌输民众常识，指导民众训练，使全国同胞激发国家民族之意识，充实抗敌御侮之能力，皆各级教师义不容辞分所当为之事。”李蒸对同学们提出号召：“诸君毕业后个人对于社会国家民族之责任，日益艰巨，宜如何激励奋发，以负荷此艰巨之责任，完成此救国兴国之伟业，愿诸君力行何如耳!”

在李蒸等人思想的影响下，西北师范学院“以国家和民族为立场”的爱国精神为出发点加强师范生教育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帮助师范生认识国情民情，引导学生形成“读书不忘救国”的爱国情感，从而增强师范生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早在西北联大时期，由联大常委李蒸院长等率领西北联大师生1400多人(师范学院师生参与其中)祭扫汉代博望侯张骞墓，在墓前宣誓国民抗敌公约，弘扬国家和民族精神。师院经常邀请学界专家来校讲演，激发师生报国之志和爱国之情。例如，邀请西北日报社社长赵惜梦作“国际局势的现状和未来战争的走向”,“诸同学听后至感兴奋”;请喻亮教授作“东京，长春，南京”的讲演，“本院最宽大之第七教室内，挤满了听众”;请燕京大学梅贻宝教授讲授题为“世界大局的展望”的报告，“听者动容”。师院师生还组织了抗战团体支持抗日，如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抗战剧团，以个别谈话、讲演、歌唱、戏剧等各种形式开展宣扬抗日救国、服兵役、慰问军人家属的活动，包括公演《木兰从军》,发挥大学生之救国效能，“以尽战时青年应尽之责任”。在这种爱国进步氛围的影响下，师生参军报国的热情高涨，自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以来，学院师生踊跃报名，共有133人报名参军(其中学生131人，教师2人，分别为曹成贵和张恩福)。1944年，在黎锦熙教授的倡议下，以统一台湾国语为目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率先创办了国语专修科。师院派国语专修科已毕业的李少明、王学慧、张勇、李萌田4位同学赴台湾推行国语，临行前院长李蒸对其寄语：“同学赴台任务，不只是推行国语，更重要的是，要向台湾青少年讲明台湾的历史，恢复他们的中华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后续师院又派出百余名学生前往台湾协助开展推行国语运动。许多在台湾推行国语学生废寝忘食、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如刘仲奎教授谈到：“我们和其他从西北联大分离出来的高校一样，秉持了一份爱国心、救国心、报国心。我们是教育报国、教育救国。”

(二)直面现实的改革精神

西北师范学院所处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师资极度匮乏而且质量不高。就学院自身而言，办学难度很大，培养师范生的任务艰巨。以李蒸为首的教育家怀着强烈的改造社会、报效国家的使命感，带领广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立足西北教育现实，以教育变革为己任，发扬一种直面现实的改革精神，促进了当时师范教育的发展。在西北联大师范学院阶段，师院想方设法设置了教育、国文、劳作专修科等8系，并筹建了师范教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西北师范学院阶段，系科设置规模不断扩大。根据服务西北地区教育发展需要，设置有国文、教育、公民训育、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博物和家政10个系，设有国文、国语、史地、理化、劳作和体育6个专修科，还有劳作师资、优良小教2个训练班和1个先修班，为当时全国师范专业及学科设置最全的学院之一。由于仓促西迁，再加上城固和兰州两地办学、战争等环境因素，学校缺少图书、实验设备及相应的条件，师院竭力创造条件来办学，学校想方设法购买图书和实验用具，教师自编讲义供学生使用，师生一起制作教具，因陋就简利用现有条件保证教学质量。李蒸院长连出差也在想方设法购买图书和实验用具，教师谭文炳亲赴汉口采购器材建设物理实验室，师院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外出实习、社会实践和社会教育等以加强学生实践活动。

师院为革除大学教育之弊端，在继承北平师范大学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训导制和导师制。教育系主任李建勋谈到：“我国晚近教育偏重知识传授，而忽视道德和体格之培养，其流弊之大，已为国人所公认。年来教育界同仁有鉴于此，因而提倡导师制，以图补救者，颇不乏人。”1938年9月，西北联大根据现实需要，裁撤总务处设置训导处，在各学院分设导师会，与军训、斋务两组，及学生贷金管理部，同隶属于训导处，除师范学院已由部章规定专设主任导师外，并在训导处的导师会组建常务委员会。在当时西北联大训导处是全国最早的专门训育机构，引起了广泛关注。1939年3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定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效仿西北联大做法，开始设置训导处。这样，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训导制和导师制，取得巨大成效。“各导师与学生共同生活，以身作则，对于学生之言行思想，祥确考察，尽心指导，固本校学生在思想上尚无庞杂情形，间或有少数见解偏执者，亦无破坏纪律之事实。”李蒸认为：“树立导师制与学校训导制度，此亦为战时一重要政策，虽在实施方面难免有流弊滋生，但能注意学生生活与道德修养问题，实为我国教育一革新之举”。

师院强化改革意识，关注教育现实，以当时先进之理念，注重解决当地教育实际问题。1938年12月，西北联大师范学院为解决当时小学教育问题，设立了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随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小学教育研究委员会。到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阶段，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在改革西北地区小学教育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处工作是以通信的方式解答小学教员提出的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及疑难问题、通讯指导小学教员进修，对当时小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其中指导小学教员进修活动，从1939-1945年，该院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共招生6期，学员总人数约为1400人。教育部在公文中称赞该处：“查该院举办小学教育通讯研究，颇著成绩，殊堪嘉许。仍仰继续努力，尽先汇印小学教育实际问题研究报告，分发参考。”李蒸指出：“师院之设立，因划定区域，并规定协助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研究辅导中等教育，其自身之设施当较切于实际，并将训练机关与行政及实施机关打成一片。”西北师范学院与地方政府充分合作，通过成立了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中等学校教育进修班和地方教育辅导委员会等机构来开展中学教育指导和教师培训等工作。师院教育系师生还利用与政府行政机关合作机会，在教育厅的协助下以各中学投考试卷为研究对象，进行改进国、英、数三科教材教法之研究。师范研究所教育家们也针对实际问题开展了大量中学教材、教法改革研究。

(三)“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师道精神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师道传统，例如《学记》中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韩愈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师之道的实质体现的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思想，就是要把学问和做人结合起来，而“知术欲圆、行旨须直”更是在此基础上具体地诠释了师范院校学术性与师范性的内涵。早在1932年，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为学校题词：“尊严师道，继往开来。”李蒸指出：“所谓师资，乃至在学行等方面，做人表率。尤其是中学教师，是负领导青年，训练青年专责的，必须能在品格、学问、精神三方面，作青年的模范”。李建勋在继承传统师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教师不仅要有高深的学识和精湛的技能，而且要有高尚的修养和伟大的人格，必须是“学问与道德兼备，始可以为师也”。1947年，曾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为《毕业同学录》题词：“知术欲圆，行旨须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是他后来对师范教育长期思考和实践的结晶。题词紧密联系了西北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特征，深刻地揭示了知与术、行与旨、知与行之间的辩证关系，系统论述师范教育理论与实践、学术与宗旨、知识与生活等核心话题，发扬和拓展了传统的师道精神。这句话一般的理解是，做学问要广博全面、融会贯通，做人要品行正直、合于道德，最终知行合一成为师者。这句话巧妙地表达了师院对学问和人品两方面的崇高追求，把为师者“道”之所存的学术性与为师者“教”之所依的师范性完美结合。

在这种师道精神的影响下，师院崇尚学术，追求教育学问，以培养“中等学校之健全师资”为中心目标。李蒸谈到：“师范教育的主旨在发展完全人格，使知识、感情、意志、思想、行动等皆臻健全，即所谓树立做人模范之事业，昔贤所谓‘师严而后道尊’者，即品端学正之士，方能收教化之功。”李蒸很早就认为：“盖教育专业，必须长期充分之训练，始有教人技术，与教人人格，及以教育为职业之志愿。”教育系李建勋教授也认为：“教育事业已随社会之进步而日趋复杂，教育学术已因专家之研究而趋于专精，换言之，即教育已经专业化，非受特殊训练者弗克胜任其职，故从教育专业本身言，亦不能不予以训练。”这样，学院对师范生的专业训练就从课程设置、实习经验和生活训练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体现教育学术的专业性。在课程设置方面，学院提出了师范课程设置的特殊性，除了普通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以外，还必须学习传授学生知识的教育知识，而且把教育知识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还要注重传递现代文化，还要加强师范生以教育为立场开展的教育研究。课程设置强化师范性专业教学，所设教育科目分量较大，也强调基础课教学，普通基本科目内容广而精，注重文理渗透，广泛设置选修课，使学生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实习经验方面，严格执行实习制度，强化实习规范，突出身体力行的实践，通过实习指导委员会加强学院教授和一线实践教师的有效指导，实习时间充分且内容丰富，使师范生能够较好地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并获得教育经验和技巧。在生活训练方面，学院通过设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和实行“导师制”两方面工作来加强学生的生活训练，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优秀的生活能力和道德品质。

李蒸认为：“所谓教育专业化，除关于知识技能方面须经过严格训练外，尚有专业精神之培养。教育事业是精神事业，从事教育事业者须先养成专业精神，然后方能安心服务，不至见异思迁。”李建勋指出，教师的“德”要包括健全人格、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三个方面。健全人格由“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维护国家生存，促进民族文化之使命”的国家思想和民族意识以及坚强体格所构成，结合完全人格与专业精神，李蒸提出，做一个教育者容易，进师范学院的要做一个教育家。在他看来，在精神修养方面一个教育家应具备“爱”“敬”“信”三种精神品质，在个人生活修养上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因为它们均在给学生一种示范的榜样。在李建勋看来，教师的专业精神就是要在教育事业上充分发挥“敬业”“勤业”“乐业”的精神—— “对于教育有崇高的信仰、对于所学有勤奋的努力、对于教人有不倦的态度。”他认为：“对于中等学校教师之训练，应特重专业的态度与理想之培植，务必使其具备敬业、勤业、乐业之精神，合乎教师服务道德标准之行为，以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之正确人生观。”

(四)“吾道西行”的奉献精神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北平师范大学不断西迁，先迁往陕西西安，后迁往陕西汉中，再迁甘肃兰州，发展成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较早的命令中就提出“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的内容，并成为当时的国家教育战略。1940年，为了真正使西北联大分立后各校发挥西北高等教育火种的作用，有西北大学迁设西安、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西北工学院迁设宝鸡、西北医学院迁设平凉的计划。在李蒸、李建勋为代表的教育学人带领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毅然决然地按计划迁移兰州，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做出了扎根西北、服务地方教育的战略决策。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所办的期刊《校务汇报》指出：“‘七·七事变’后，我校播迁西北，改变环境，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又值政府扩充高级师范教育，在学制上创设师范学院制度，实为一新生时期。我校此后之使命将益行重大，不但要继续发扬师大精神，并且要奠定西北高级师范教育基础，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1940年2月，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复函李蒸，表明了他对北平师范大学精神如何在西北师范学院进一步弘扬的意见和看法。他说：“西北师范学院实为师大之支衍，昔日师大之精神，将因此而永远扩展于西北，在师大同仁必有吾道西行之感，故此次之改组于师大精神之发展与事业之扩充，实有益而无损，当为明达所洞悉也。”

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办学，继续发扬“吾道西行”的奉献精神。“国立最高学府之远迁边省，原为推进边疆建设文化国防百年大计用意甚深。” 李蒸指出：“学校现在易名为西北师院独立设置迁往兰州，既可保存北师大的实力，又可延续北师大的校史和维护北师大的校风，更重要的是，还可着重为西北地区培养人才，促进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学人们克服环境恶劣等种种影响，以有限的财力在兰州建起了甘肃唯一的国立学院，努力寻找新形势下师范教育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强化振兴和引领西北教育的作用。在兰州十里店，他们住在黄土墙、茅屋顶的宿舍里，喝着黄河里的浑水，一张书桌，一盏煤油灯，辛勤耕耘，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从不好高鹜远，而是吃苦耐劳、脚踏实地，时刻关注自己脚下的问题，默默奉献于西北的师范教育事业。黎锦熙在兰州任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时，有学生见兰州生活艰苦专门劝他：老师是第一流学者、部聘教授，这块金字招牌挂在那儿也受欢迎，为何偏要挂在这穷山恶水的破庙里?他一改平时的和颜悦色，严肃地回答：我这块金字招牌就是要挂在这破庙里!西北教育落后，开发的责任叫谁来担当?学生听了，都有愧色。实践证明，西北师范学院的西迁改变西北地区基础教育的面貌，被称为“西北教育之母” 。

“吾道西行”的奉献精神还体现在对师范生的教育和培养成效上。李蒸院长经常要求师范生要立足西北，服务当地基础教育。1943年，李蒸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特别强调：“诸君毕业之后，当以西北为服务领域，下定决心，争先恐后，同在西北工作，以符政府分区设立师范学院之本意，一以奉行中央开发西北国策，切不可仍蹈故常，竞赴通都大邑，求交通之便利，图个人之安逸，而忘国家民族之大计。”在李蒸等教育学人教育和感染下，学生具有刻苦好学、诚朴笃实和埋头苦干的精神，毕业生大部分走进了西北各省的中学，从事平凡而伟大的教师工作，为西北基础教育建功立业。1945年，西北师范学院原兰州分院主任齐国梁教授指出：“抗战后师大对于后方西北教育付了神圣的使命，是开发西北的先锋，今已奠定了西北教育的基础。”

(五)服务社会的担当精神

在抗日战争特殊年代里，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学人并没有关起门来办师范教育，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和更大胸怀，打破了大学与社会隔离的状态，把师范教育作为改造当时社会支点，因地制宜地发挥学院的人力、物力及资源优势，把师范教育与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进一步拓展师范教育的使命，真正担当起服务社会的责任。在李蒸看来，西北师范学院要担负起服务社会的责任就必须促进西北地区开发，而西北地区开发的核心和基础就是普及民众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和建设西北文化。李蒸指出：“本院对于国家民族之复兴，社会文化之促进，及西北人民与在学青年之陶冶训练，均负有领导责任。本院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其使命实不仅限于科室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植，必须治力于民族文化之发扬，国民道德之树立。换言之，本院实有参加整个西北文化建设工作之任务。”李蒸提出要参加整个西北文化建设，本校就应积极参与恢复民族固有道德、提高西北文化水平、推进西北公共教育、供给人民精神食粮并发扬民族精神及百年树人大计四个方面工作。围绕这四方面的工作，师院成立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通过兼办社会教育，推行社教的方法，培养学生社会服务的精神，增强其服务社会的能力，践行“化民成俗”的文化传统。

在西北师范学院的宣传和倡导下，全校师生从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着眼于民众的实际需要，敢于担当，敢于行动，踊跃参与西北文化开发与建设，进行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早在西北师范学院刚独立就成立了民众学校，推进民众教育。1940年，师院开展了暑期民众补习教育，以城固龙王庙、龙头寺、原工、洋县马畅镇、良马寺五处为工作地点，为期一个月，解决失学民众文化普及问题。1941 年，师院在城固近郊的邯留乡成立了“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以村为据点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组分别进入各村之中，白天进行各项活动，晚上也要对学生进行辅导。师院还组织了80 多个学生进入城固邯留乡，集中开展为期数周的兵役法宣传、帮助农民丰收、讲授卫生常识及进行其它各种社会服务；举办暑期乡村社会服务，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调查和民众训练，为期一个月，参与学生有30人。在推进社教时，李蒸提醒大家注意：要有接近民众的态度，态度要和蔼、言语要谦逊，向民众说话要避免使用专门术语，力求通俗，还要有担当和牺牲精神。由于乡村教育施教区的工作成效显著，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广泛认同，后来还给学院送来了“社教民爱”的锦旗。

为了使社会教育取得良好效果，师院许多师生在社会教育推进的途径及方式方法上不断探索与研究。例如，王镜铭的《战时民众组织与训练研究》、李建勋的《抗战期间社会教育之途径》、张述祖的《汉南民众日常思想之分析》、高振业的《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等，为社会教育扎根民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西北师院社会教育工作负责人王镜铭在总结了当时实验区社教任务时谈到：“在发动大学师生下乡研究乡村问题，及推动社教，藉教生深入民间的机会，从民间生活里去认识问题、研究问题、搜集材料、发现方法，以发扬社会教育学术，并培植高级兼办社教干部，推动中小学冀办社教发展，而实现国家全部学校社会化的政策。”师院迁到兰州后，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社会教育实验区”,划定了以十里店及附近村落孔家崖为据点，东至徐家湾、西迄安宁堡、南滨黄河、北到山麓的实验区域，依托国民学校，继续开展社会教育，推广地方文化建设事业，实施了办理补习教育、提倡新生活、成立宣传队、参加国民月会、配合节日庆祝活动、破除迷信、组成暑期服务队、举办流动图书馆等活动。当时《甘肃国民日报》及中央通讯社都有大力报道西北师院推展社教的工作，称赞他们是西北教育的拓荒者，普及文化的传播人。

三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大学精神研究的启示

西北师范学院对师范大学精神的探索是中国教育学人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情怀的高度浓缩，也是中国近现代独立师范教育体系发展的真实写照。从北平师范大学到西北师范学院，中国师范大学传统和文化不断传承和创新，初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师范大学精神，正是凭借传承和发扬这些精神，在师范教育的办学成就上取得巨大成功。在李蒸看来：“师大自成立以来，30余年间，培养毕业生5000余人，其中80%以上服务教育界，且‘能以教育为终身事业，卓然有所建树，久已誉满士林’。师大已为国家培养数千青年导师，组成国家的教育干部，筑成踏实的社会基层。本院继承师大的光荣历史，产生于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中，负起西北各省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期有以付国家之重托，并能维持师大精神于不坠。”师范大学精神永远是一个进行时，需要不断继承和创新，更需要我们一代代的后来者添砖加瓦。总结和解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大学精神，对于今天师范院校而言意义重大。

(一)继承好已有的师范大学精神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和富有底蕴的精神是中国大学一笔弥足宝贵的财富，中国师范大学精神更是如此。近年来，一些师范院校朝综合化方向发展，失去了它的师范意味和精气神，师范教育功能被弱化，师范大学精神衰微，普遍存在功利主义泛滥、“师范信仰”不足和“意义世界”匮乏的现象。西北师范学院所形成的“以国家和民族为立场”的爱国精神、直面现实的改革精神、“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师道精神、“吾道西行”的奉献精神、服务社会的担当精神，在当时社会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对今天的师范院校发展具有重要的继承价值，有助于解决师范院校在发展道路上存在的自我认同迷茫的问题。站在中国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上，随着《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颁布实施，师范教育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师范院校要借鉴国外教师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更要继承中国已有的师范大学精神以及独立师范设置以来的师范教育文化，融合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坚守师范教育初心和师道传统，强化立德树人，把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与师德素养相融合，扎根中国大地和区域实际办教育，强化师范教育特色，始终高擎师范教育的大旗。

(二)形成好自己的师范大学精神

作为大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师范院校必须要有自己的师范大学精神。师范大学精神有普适性，也有其特殊性。对于特定的师范院校而言，由于所处的层次、区位、办学历史、文化底蕴、师资状况等因素的差异，它的师范精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师范院校不仅要继承已有的师范大学精神，更要在其基础上总结发展经验并自主生成，形成自己特定的师范大学精神。只有这样，师范院校才能充分认识到师范大学精神是师范院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历久弥新的源泉，才能更好地从办学传统和历史中汲取精神财富、克服困难并获得持续不断发展的动力。因此，形成符合本地区本校的具有针对性的师范大学精神才能形成师范院校凝心聚力，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好师范大学精神激励、陶冶、导向与规范等作用，促进师范院校更好地向内涵式发展，担负起师资培养的自觉使命。这样，师范院校要将创新意识和大胆实践紧密结合，尊重自己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理念，结合区域社会实际探讨自己的师范大学精神，要把师范大学精神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紧密结合，反思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要广泛搜集办学资料，挖掘办学历史当中的精神要素，立足中国特色和区域优势，以教育贡献求发展，形成好自己的师范大学精神，保持自身的师范优势和价值。

(三)弘扬好自己的师范大学精神

许多师范院校积淀了自己的师范大学精神，但仅仅是“书面大学精神”,并没有被有效发扬并真正落实，也没有嵌入师生内心，让师生真正认同，从而无法形成师范院校发展的强大动力。从理想状态上来讲，师范大学精神应贯穿于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环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中的每一位师生。因此，落实好师范大学精神是师范院校的重要任务。师范院校要以落实师范大学精神为契机，找准发力点，提振全校师生员工的精气神，把师范精神贯穿到教学和实践的全过程，培育优良校风、教风和学风，巩固师范教育的独立性，以师范大学精神为依托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师范院校还要结合区域特点创新发展思路，拓展发展路径，务实推进校地融合，强化服务地方教育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师范院校应大力弘扬师范教育优良的学术传统，提升教师专业精神，培养学生的教育情怀，提高师范教育质量，把师范教育的学术性和师范性紧密结合，加强师范教育高质量、特色化和创新发展，使新时代师范教育能够从高等教育的边缘地带回归中心位置，坚守师范教育的初心和使命，为高水平师范大学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和动力支撑。

（作者：张晓华，来源：《当代教育与文化》，2022年第14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