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图书馆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学界已经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挖掘，但现有成果对辅仁大学图书馆有所忽视，缺乏相应的关注。文章尝试展现其简略的历程及特色，补略一二史实，并提及对图书馆史研究的浅薄之见，试图为新时代图书馆建设提供有一定价值的借鉴。

1925年10月，辅仁大学在建校的同时设立了图书馆。初创时期图书馆发展较为缓慢，1930年之前仍非常简陋，藏书仅1.6万余册，杂志20余种，馆员3人，能提供的服务也有限，每日只有30人阅览，且不提供图书外借。1930年后，辅仁大学图书馆发展较为迅速，到1937年已有藏书7.9万多册，中西杂志390种，职员10人。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学校有德国教会背景，校务基本未受影响，得以继续办学，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相比，图书馆因战火所受损失较少，馆藏甚至得以扩充。到1948年，图书馆中西文藏书已有12.5万余册，杂志284种。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图书馆随校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一、多重动力下的现代性转向

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轫于晚清，在20世纪初发展较快，经过了多次高潮，在建筑、馆藏、管理等多方面逐渐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向。辅仁大学图书馆成立较晚，在第二次图书馆浪潮中发展迅速，声誉日显，逐步成为国内知名的学术机构。

（一）现代化的馆舍

现代化的图书馆，需要现代化的馆舍，用于藏书和服务读者。20世纪20年代国内诸多大学正扩建或已建成新馆，内部管理也日趋规范。初创的辅仁大学图书馆茅室土阶，系涛贝勒府部分平房修葺而成，中文图书室五间，外文图书室仅三间，此后图书馆又搬迁到南花园的二层小楼。从留存的照片和统计数字可知，馆舍内部空间十分狭小，既难以存放大量藏书，也限制了到馆人数，难以满足师生日常需求。此外，此类旧式砖木结构建筑，防火、防潮、防虫等性能较差，不宜作为藏书之所。可见，该图书馆同众多大学早期图书馆一样，规模小，设备缺乏，藏书量少，没有专业的图书馆管理人员。校方认识到图书馆的不足之处，教务长刘半农曾感叹：“本校的图书，有急行增添的必要。现有的图书馆地方太小，且无一种保险的藏书设置。”这不仅无法满足师生正常的借阅需要，无法保障教学科研，甚至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健康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对私立大学和图书馆的管辖，先后颁布了《图书馆条例》（1927年12月）、《私立学校条例》（1928年2月）、《私立学校规程》（1928年8月）、《图书馆规程》（1930年5月）等文件，严格私立大学立案，图书设备完善与否是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馆运动。1929年6月，经派员考察，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出辅仁大学办学中存在诸多弊端，除“课程及设备与国内成绩较著之私立大学相差甚远”，图书馆建设也有严重缺陷，“关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之参考图书，亦寥寥无几”等，与诸多条例不符，认为“似此情形，该校应改称为辅仁学院，以符名实”。当时国内重要的媒体《大公报》《益世报》均予以了报道。面临被降格的可能是辅仁大学发展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办学危机。

为此，辅仁大学一方面派教务长刘半农去南京积极奔走，一方面整顿校务，扩大校舍，添置仪器等。针对图书设备的问题，校长陈垣坦承由于学校建筑面积有限，导致“实验室无从设置，图书馆中亦难于容藏大宗书籍”，解释学校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且已制定改进计划，只是限于当下条件，暂时“选择教员学生参考上之必不可少者，先行置备”，在规划的蓝图中，“图书仪器亦拟定切实计划”。正是迫于外部强大的压力，在短时期内，学校的图书事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1929年12月辅仁大学购入著名学者马叙伦的天马山房藏书1.8万余册，大大丰富了馆藏。建筑方面，1928年外籍建筑师格里森就受托设计辅仁大学新楼，但工程迟迟未开工。1929年11月辅仁大学新楼破土动工，次年9月落成。该楼整体呈横置的“日”字形，四边角楼和中间为三层，其余为二层，为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图书馆位于日字形的中间，一层作为阅览室，三层为书库，有了较为充足的空间。阅览室面积达336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206位读者，每月平均阅览者达6000多人。至此辅仁大学拥有了现代化的馆舍，较为丰富的藏书，诸多进步得到教育部认可，最终在1931年被批准正式立案。

除此之外，馆舍内部设备也日趋齐全。阅览室有阅览台、书架、目录柜、卡片柜、出纳台等诸多设备。照明方面，阅览室高处悬有多行顶灯，每张阅览桌上有两盏桌灯，照明效果良好。有学生生动形容图书馆的灯光，“在红的板壁间晃耀着，像几千盏的小蜡烛，那种光亮不是刺激的，而是温和的”，坦露对图书馆的喜爱之情。鉴于北平寒冷的冬季，阅览室内还安装了大火炉和汽炉等取暖设备，冬天室内温度很高，有不少学生在入冬后到图书馆取暖。此后图书馆又不断添置了书柜、桌椅、新式打字机等设备，得到不少读者的肯定。1939年多位毕业生留言称赞学校设备齐全，其中自然包括图书馆的设备。现代著名作家侯榕生回忆求学时光，也形容图书馆“设备完善”。

辅仁大学图书馆内

（二）规范化的管理

现代图书馆的管理需要层级分明、分工合理的组织架构。通过借鉴近代西方图书馆管理模式和经验，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辅仁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机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略到完善的过程。

创始之初，辅仁大学的图书馆馆舍狭小，藏书有限，管理员仅1人，并未成立专业的图书馆机构，直接服从校方领导。

外部的督促，也推动了图书馆组织的变动，促使学校进一步强化管理。1929年6月申请立案失败之际，辅仁大学设立了隶属于校务委员会的专管机构——图书委员会，提高了图书馆管理事业的地位。但实际上，在辅仁校方对外公布的资料中它很少被提及，现有辅仁大学的研究著作和相关资料中，均未见其详细运作情况。据辅仁大学校友乔明顺回忆，校方在办学中坚持厉行节约、精简办公人员，所以该机构很可能长期被取消或名不副实，职责被校长、校务会议或教务会议取代。

对图书馆负责人一职，辅仁大学始终未设立专职的图书馆主任，而是由专业教师兼任图书馆主任。正如学者统计所得，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馆长兼职是常态，目前留存的资料有限，很难分清其职务的主次。1930—1938年该职务由西洋文学系教授谢礼士博士担任，1938年8月谢礼士回国，由心理系教授葛尔慈代理，1940年2月葛尔慈正式就职，至1949年后。这一方面是受“教授治校”理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应该也有受经费制约，节省人力、物力的考量，陈垣、英千里、台静农等都身兼校内数职。

在内部组织方面，下设中文图书室、西文图书室、阅览室三个机构，分工专业，职责日趋清晰明确，管理呈现出逐步规范化、现代化的趋势。到20世纪40年代初，中文组与西文组内部均设立了订购、分类、编目、杂志等股，阅览室包括出纳、阅览等股。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等制度健全，分工更加细致，还出版了图书馆刊物等，与之相比，辅仁大学图书馆稍逊一筹，但与成立之初比，已有了较大的进步。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人。20世纪30年代的图书馆运动中，辅仁大学图书馆发展较为迅速，既与政府监督、第二次图书馆浪潮兴起等外部环境有关，也离不开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努力。在众多职员中最为关键的是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1902—1940年），亦译作谢理士，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获亚洲人类学和印度学博士学位，并通过了图书馆从业资格考试，在巴伐利亚州图书馆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1930年7月他到达北平辅仁大学，1930—1938年任图书馆主任，兼任图书馆西文课主任及西洋文学教授。正是他带领辅仁大学图书馆革新理念，在借阅、检索和分类等方面不断改进，获得了长足进步，使之“粗具了现代图书馆的规模”。

借阅管理方面，初创时期由于藏书少，书籍只能在阅览室借阅，并不提供外借服务，开放性较差。最迟于1934年，辅仁大学图书馆开始提供外借服务。面对繁杂的流通服务，该馆制定了比较详细的借阅规则。该规则使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对中、英文图书的查阅方法、借阅手续、借阅权限、借阅期限、逾期惩罚措施等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是完全现代的借阅管理办法。在检索方面，为了方便学生检索，制作了大量的卡片作为检索工具，到1936年7月底，已有中文卡片72202张，西文卡片34094张。

科学的分类方法是现代图书馆规范管理的重要标志。1930年前辅仁大学中文图书分类法，是在四部分类基础上略加调整而成，古籍分为经、史、子、集、丛书、类书等几类，近时图书分为总类、哲学类、宗教类、社会科学类、语文学类、自然科学类、应用技术类、美术类、文学类、史地类等，将古籍与现代书籍分列，并非科学完善的方法，仍旧存在很多模糊的区域，不利于读者查找利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辅仁大学图书馆抛弃老旧的办法，中、英文藏书都使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此后又不断改进中文藏书的分类方法，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根据实际情况，中文组在参考《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基础上，加上馆员的意见，形成了新的分类法，到1948年又尝试进一步改编中文目录，“系采用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及万国鼎袁涌进二君的著者号码表”。卡片检索和分类方法的不断改进，为师生查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三）加强合作交流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国内的专业组织开始不断涌现，如北平图书馆协会（1924年）、中华图书馆协会（1925年）等，为信息交流、展开合作搭建了平台。辅仁大学图书馆成立后，并未加入专业组织，缺乏对外交流，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1930年10月《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所载《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丛书联合目录》，包含燕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众多会员单位馆藏，辅仁大学图书馆馆藏未列其中。据此推断，辅仁大学图书馆应该并未加入该机构，与北平地区的众多图书馆缺乏联络，信息沟通、合作亦不多。

这一情况在1930年底出现了转折。谢礼士担任图书馆主任后，清楚馆际交流的重要性，积极推动对外合作。1930年12月21日，北平图书馆协会年度第四次常会在辅仁大学举行，谢礼士作了“德国图书馆发达史”的演讲，图书馆职员徐致远报告了辅仁大学图书馆的概况，出席人员还一致通过了编制北平各图书馆所藏日文期刊联合目录的决定。北平图书馆界对该馆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辅仁大学图书馆也开始参与到地区专业图书馆组织的活动中，并逐渐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1932年1月10日，北平图书馆协会年度第一次常会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辅仁大学作为会员之一参会，谢礼士当选为协会监察委员之一。此后辅仁大学图书馆和谢礼士又加入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外影响逐步扩大。

融入专业团体，有利于获取信息，学习先进经验，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也有利于展开合作，丰富馆藏。如1935年4月21日上午，北平图书馆协会年度第二次常会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召开，与会者近70人，各图书馆就达成了联合购书；交换副本书籍及期刊；对阅览人服装不整洁，应加以限制等协定。得益于广泛的交流，辅仁大学图书馆与协会内的众多会员开通了馆际互借。这既为师生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也方便了北平其他读者利用该校的馆藏资源。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在北大求学期间，就曾到辅仁大学图书馆借书。此外，校方还邀请图书馆专家到校演讲，介绍最新的图书馆知识，提高读者对图书馆的认知。1935年12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受邀到校讲演，宣讲在欧美考察所见图书馆、博物馆、文献馆等情形，受到热烈欢迎，到场者达千人。

（四）出版助力学术研究

出版物对学术传播和学术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许多图书馆都具备出版功能，主要刊行古籍珍品、工具书、学术著作等。辅仁大学图书馆也同样从事该工作，但其早期出版物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创办之初，教会不仅想把辅仁大学发展成为一个教育机构，还试图利用其出版、印制教会宣传的图册，以便更好地传教。1926年2月，辅仁大学图书馆已经出版了几本小书和小册子，如1720年康熙皇帝向耶稣会传教士颁布的命令，成为该校的出版部门和翻译活动的中心，“还希望展示和出版迄今为止已失散的中文版天主教圣经。”

陈垣主政辅仁大学后，与校方大力推动学术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这必然需要出版方面的支持和配合。辅仁大学图书馆出版功能开始转向，摆脱宗教色彩，转而服务学术，除出版《辅仁大学图书馆暂编中文书目》（1930年）外，还先后发行了《辅仁学志》（1928—1946年）、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年）、张怀著《自动教育概论》（1931年）、叶德禄编《民元以来天主教史论丛》（1943年）等。有学者系统统计分析了近代图书馆的出版情况，由于出版数量少于10部，辅仁大学图书馆并未上榜。尽管如此，它的出版活动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从搜集资料到书成，前后花费10余年时间，共6大册，百余万字，首次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古代中外关系史料，被学术界公认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辅仁学志》以辅仁大学教师为主要作者群，发表了大量汉学研究文章，其中目录学的文章有《四库总目索引与四摩撰人录》《四库总目韵编勘误》《释氏疑年录通检》，图书馆方面的文章有《北平图书馆之工作》，文献整理的文章有《续书楼藏书记》《北平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小记》《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之最近况》《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之经过》《故宫文献所藏之清代外交史料》。这为学术信息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开展提供了便利，搭建了学术平台，提高了中国的汉学研究水平，在国际汉学研究中地位不可小视。辅仁大学图书馆在出版事业上的努力虽然不多，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助力，由此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由上可见，在多重动力推动下，辅仁大学图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发展，不仅拥有了现代化的馆舍，而且内部管理日趋制度化、规范化，对外交流频仍，助力学术研究，得到了图书馆界的认可。沈祖荣向世界介绍中国图书馆事业时，评价辅仁大学图书馆“规模不大，但新颖且积极向上的”。辅仁校友、著名心理学家张厚粲先生也形容辅仁大学图书馆“管理很正规化”。

二、典型的国际化色彩

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图书馆，由外人兴办，与本土图书馆相比，日常经费大都来自差会和捐助，馆藏中也有大量国际捐赠，职员中一般都有外籍图书馆专家，因此在诸多方面呈现出国际化色彩。1925—1932年，辅仁大学由美国本笃会资助，由于经济问题，此后改由德国圣言会接办，在藏书、经费、出版、职员等诸多方面受办学背景的影响，国际化色彩十分浓重。

（一）馆藏受赠国际化

由于办学的特殊性，教会大学图书馆在不同时期收到国内外机构和私人的大量捐赠，传播了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术，丰富了文献类型，提高了馆藏数量和质量。

初创时期的辅仁大学图书馆，馆藏中相当大的比例来自海外捐赠，尤其是外文书籍方面。据一份可能编于1931年末的档案资料，那年仅在一次货运中，辅仁大学就收到了5360册图书，这是西起美国加利福尼亚东至纽约州的925位捐赠者所捐献的。它为新建图书馆的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学科类别增添了一批数量可观的馆藏，“这的确是迄今为止所收到的一批高质量图书。有些真是极品图书，婉转地说，它们漂亮和实用……有些则的确是使那些嗜书如命者大喜过望……我们确实已收到了一批成龙配套的高品质图书，特别是文学和历史类的书籍……”据统计，1934年馆藏西文书籍13396册，仅这批捐赠就占了40.01％。

由于初创时期名声不显，辅仁大学所获国内捐赠数量较少，与海外捐赠相比相形见绌。《辅仁校刊》为辅仁大学校方刊物，刊登内容均为校内外重要消息。据1930年1月15日至1931年1月14日共24期《辅仁校刊》公布，一年内图书馆获得政府、个人、社会组织等捐赠杂志100种共124册，书籍18种共33册，总计157册。两种捐赠相比，数量相差巨大。因此这一时期，该图书馆所获捐赠以海外捐赠为主。1934年所刊登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当年对该馆捐赠书籍、交换刊物等匡助最多的，除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燕京大学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外交部、周学熙等5家国内的组织和个人外，更多的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卡西尼斯本笃会、德国科学临时学会、德国驻华大使馆、中德学会、法国驻华大使馆、意大利天主教圣心大学等15家国外机构。此外与很多大学相比较，该图书馆所获海外捐赠未受战争影响，始终不曾中断。1941年圣言会的一位传教士一次捐赠了240种图书，共300余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赠书6巨册，并小册子6本。

由上述可知，辅仁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有相当比例的藏书来自海外。这些书籍优化了馆藏文种结构，丰富了文献类型，为全校师生，尤其是西语系师生的教学、科研，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二）经费来源国际化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办学费用昂贵，经费获取困难，教会大学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财务危机。辅仁大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有基金、捐款和社会捐助。在办学中，经费不足始终是一大难题。这大大限制了图书馆经费的增长。

最初辅仁大学图书馆经费非常少，经常费2400元，购书费6000元，共计8400元；彼时清华大学图书馆每年经常费23566元，购书费57430元，共计81996元；燕京大学图书馆经常费为10000元，购书费为30000元，共计40000元，数额相差可谓非常之大。由于经费紧张，学校也没有辟出单独的预算和专项经费。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图书馆规模不断扩大，事务繁杂，校方也认识到拨专款用于图书馆建设势在必行，“此后，图书馆的经费，将有一定的款项和预算”。得知这一消息后，学生一面不满现有校舍的狭小、图书的简陋，一面发出庆幸的感慨，“好了现在学校规定一笔小款买书”。此后图书馆经费逐步增长，20世纪30年代初经常费为5000元，购书费为20000元，共计25000元；与清华大学图书馆（81996元）、燕京大学图书馆（86577元）相比，虽然仍不及两馆经费的三分之一，但已经有了显著增加。因经济问题，1934年夏德国圣言会取代美国本笃会接办辅仁大学，学校经费得以稳固，此后极力扩充设备，改进校务，添置图书。

据1931年全国公私立大学馆藏统计，在19所私立大学中位列第9，13所国立大学中6所大学的馆藏多于辅仁大学。1936年对28所私立大学馆藏的统计，辅仁大学位列第12。正是得益于长期有保障的经费，馆藏方能持续增加，在全国公私立大学排名中位列中游。这对一所兴办时间不长的大学图书馆而言，已属难能可贵。1948年馆藏中西文图书已达12.5万余册。

相比较初创时期，辅仁大学图书馆确实进步迅速，但放置到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中，不难发现，它的发展又是相对缓慢的，与辅仁大学的发展亦步亦趋，还无法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知名高等院校图书馆相比，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有限经费的限制。同时，也正是得益于相对有保障的经费，它的进步又是持续的。

（三）职员队伍国际化

近代中国大学图书馆中有很多外籍图书馆专家任职，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随着图书馆规模的扩大，馆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1930年仅有4人，到1937年已有10人，1943年达到15人。在职员结构方面，1930年以后始终由中、西方人员共同组成，其中图书馆主任为外籍人员，其余职员为中国人。谢礼士、葛尔慈先后长期担任图书馆主任。

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一般由图书馆专业学者或非图书馆专业的教授担任。而谢礼士是少有的既拥有图书馆从业资格证和相当丰富的从业经验，又具备专业学科知识的人才，实乃是图书馆主任的上佳之选。校方知人善任，谢礼士到辅仁大学后即被委以该职，其后果然使得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勃勃生机。继任者葛尔慈（Joseph Goertz，1904—1980年），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1934—1949年任辅仁大学心理系教授，曾师从德国实验心理学大师林德渥斯基（Lindworsky），而林德渥斯基又是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Wundt）的学生。两位教授游历欧亚，见闻广博，学识丰富，有力推动了图书馆建设的步伐。诚如研究者所言，教授兼职图书馆馆长显然更有利于图书馆思想的普及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们自身丰富的知识储备、充足的教学实践显然极有利于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加之熟悉学校的运行模式，了解师生喜好，因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信息服务。由外籍教授充任图书馆负责人在大学中比较常见，但像辅仁大学这样，图书馆主任长期由外籍教授担任，几乎贯穿始终，还是非常罕见的。相对稳定的馆员队伍，不仅可以利用外籍教授海外的人脉，购买和募集高品质的外文书刊，也有利于传授经验，培养新的职员。

在民国混乱的时局下，种种鲜明的国际化表现，不仅形塑了辅仁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管理制度的改进，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图书馆不断持续健康发展。

三、馆藏特色与利用情况

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总体发展历程纵观，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也不免存在一些问题。如馆舍方面，由于采取折中主义设计方案，教会大学图书馆大多呈现中西合璧式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际功用，如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大屋顶设计，使得顶层空间狭小，采光不好；辅仁大学图书馆阅览室采光同样不佳，白日亦须开灯，通风状况也比较差。研究者一般都对图书馆事业的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对诸如上述缺陷，往往缺乏应有的考察，对研究对象出现情感偏移，呈现“选择性研究”，评价时只有褒奖之词，不见一字之贬，未能全面反映图书馆事业的面貌，有失客观。究其原因，正如部分学者所言，“研究材料限制了研究视野”，限制了研究的范围，现有的图书馆史研究，所使用资料，主要以图书馆界出版物和图书馆学者文集为主，较少使用诸如档案、大学出版物、口述、日记等材料，这也是最近学界反复呼吁改进，也必须改进的问题。片面使用材料，无疑远离了图书馆运行的客观实践，得出“贡献式”结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反省，要求突破原有模式，运用多视角、多学科方法展开研究。实际探究缺陷及背后的原因，同样是图书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能为新时代图书馆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避免后来者再走弯路。这也有助于拓宽图书馆史的研究领域。

实际随着档案的不断开放，以及大量学术资源的数字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扩展研究的可能性。这更加方便将图书馆事业放置在，如政局变动、社会生活、大学教育、媒体传播等更宏大且更具体的环境中考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也常常能得出一些迥异于前的结论。具体就辅仁大学图书馆而言，虽然在多重因素合力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受时局、经费、师生规模、学科设置等因素制约，在馆藏建设、资源利用等方面也存在自身特点和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中文馆藏以古籍为主

由于非基督教运动、办学本土化等影响，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往往注重收罗珍善本古籍，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各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办学方向和主政者左右，呈现独特的馆藏风格。

受学科设置的影响，辅仁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的采购以文史古籍为主。建校伊始，辅仁大学就重视传统的文史教育，名家云集，虽则最终发展成为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但始终把文史学科作为重点发展学科，大力推行国学教育，成为当时国学教育的重镇。

对辅仁大学中文馆藏影响最大的是史学大家陈垣。他自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长期主政，很大程度决定着学校购置图书的方向。陈垣的治学路径比较独特，有极深的传统目录学根底。他13岁偶然发现张之洞撰写的《书目答问》，很感兴趣，后来回忆说：“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他在教授学生时，也要求学生按照目录学的方法开始读书，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掌握治学的钥匙。

在购书方面，陈垣也主张根据目录学的方法购书。据台静农回忆，辅仁大学“平日收书，除当代学术著作外，则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为范围，这是最有系统的，当然出于陈校长的主张”。台氏1929年入辅仁大学为讲师，1931年升为副教授兼学校秘书，1932年因家事离开辅仁大学返乡。他作为辅仁大学校务人员之一，在陈垣身边工作，这段话可信度较高。陈垣本人也是著名的藏书家，有极高的鉴赏能力，藏有大量图书。他所推荐文史书籍往往都是珍品，所以中文馆藏以文史为特色，文史收藏又以“少而精”而出名。如1930年前后，辅仁大学购入马叙伦的天马山房藏书1.8万多册，其中“所集小学之书，颇名于时”。据《辅仁校刊》公布的藏书目录，内有文字学类书籍201部，以清代著录为主，涵盖文字、训诂、音韵三大类，又以说文类为多，共110部，其中不仅有段玉裁、王筠、桂馥、朱骏声等清代“说文四大家”的著述，还有钱大昭、严可均、顾广圻、钮树玉、姚文田、严章福、吴大澂、苗夔、徐灏等一大批名家之作，可谓囊括了清代说文名著之大半，且很多版本非常珍贵，内含汲古阁1种、嘉业堂3种、原刊10余种。1948年辅仁大学又以65两黄金购得陈氏根香庐旧藏书籍14149册，其中多为地方志，为以后图书馆发展古籍地方志特色收藏奠定了基础。该收藏疑似民国文人陈莲痕藏书，其藏书印有“莲痕四十后所得”“根香庐珍藏”，共1533种，地方志约有1275种，数量大，质量上乘，有明代方志7种，还有多种孤本。

因此可以说，中文馆藏建设深刻渗透了陈垣的个人色彩，实际也符合学校“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养成硕学通才为宗旨”的目标，有助于相关学科建设，受到部分读者的欢迎，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辅仁大学逐渐发展成为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是面向各学科的，面对不同读者的，因此从另一部分读者的体验出发，馆藏特色则被视为不足之处。盖因在有限的经费下，购置大量古籍善本，花费不菲，往往需要削减现代文史书籍的购买数量，不免顾此失彼。一些读者对此颇为不满。有读者指出了缺乏理论书籍等问题，“理论批评的书，不是过旧，就是非名人之笔，当然也有点好书。终究不能使同学满意。至于现代作家的作品，和现代文学的批评，简直凤毛麟角”，借阅最后往往都是“碰了钉子，败兴而去”。还有读者批评馆藏结构不合理，辅仁大学图书馆“负责者所购均十九世纪之书籍”“杂志新书之少，令人叹为观止”，嘲讽它“被称为博物院，实名副其实”。可见，以文史古籍为主的中文馆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读者的使用，尤其是惯常喜好新奇、追逐潮流的青年学子，未能为他们提供更为良好的服务。

（二）利用率非常高

图书馆的利用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读者到馆率和图书资源利用率，是当前图书馆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引起广泛、深入讨论，而图书馆史研究中，往往缺乏对此问题的关注。大学图书馆利用率的高低，不仅受社会环境、学校管理模式、师生数量等左右，还受馆藏规模、馆藏质量、管理服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部分统计数字、读者体验和图书馆方面的应对，我们可以管窥辅仁大学图书馆的利用状况，在动态环境中了解图书馆在大学人才培养、学风养成、校园生活等中的角色和作用。

辅仁大学对学生管理非常严格，实行严进严出的教学管理，以精英人才为培养目标，考试频仍，塑造了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在此种环境下，图书馆有限的资源被读者充分利用，甚至显得捉襟见肘。据统计，1934年辅仁大学在校学生近700人，可阅览室只能容纳200人，而图书馆平均每月阅览者达6000余人，借书者仅有600余人。这导致阅览室时常人满为患，参考书不敷使用。为了发挥最大化的功用，馆方在借阅权限上予以限制，“教授指定参考书及善本书等只可在阅览室内阅览，不得借出馆外”，除经图书馆主任特别允许，一二年级学生不能将书籍借出馆外。严格的培养模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大大提高了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状况。

由于战时时局影响，读者数量快速增加，又进一步提高了利用程度。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高校被迫迁移或停止办学。在日伪横行的特殊年代，辅仁大学奉国民政府密令继续办学，师生历经艰辛，克服了种种困难，抵制日伪奴化教育，使学校艰难生存下来，校务活动还有一定的进展，成为沦陷区学生报考的首选，因而招生规模急剧扩充，“像暴发户一样发达”起来。1938年9月辅仁大学还改变招生规则，开始招收女学生。这使在校师生的规模迅速膨胀。据学者统计，1936年辅仁大学在校生人数810人；1938年在校生数1265人（女生206人），中外教职员183人；1942年在校生数2413人，中外教职员396人。在此期间，在校生人数增加了近两倍，教职员增加了一倍多。1939年图书馆开始允许女学生入内阅览，“故灰色大楼中时有女生之芳踪，号称和尚庙内之枯燥空气为之湿润不少”。激增的读者群体，产生了大量阅览、外借需求。与此同时，馆舍与馆藏并未有大规模改善。1930年后校方未再增设阅览室；藏书量1937年为7.9万余册，1942年为9.8万册，增加不到2万册。这无疑都进一步增加了图书馆的压力，使得图书馆“座位不敷应用，致每日有人满之患”“书少人多，教授指定参考书，每被预借一空”。此种情况下，能够外借图书成了一件幸事。读者个人的利用记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图书馆的利用状况。董毅，1938年9月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留世的《北平日记（1939年—1943年）》，记载了青年学子在沦陷区的日常生活、情感波动等，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风俗和文化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1940年9月，他升大学三年级，拥有借书权限后，如获珠玉，格外珍惜，频繁借书，1940年10月4日至12月13日，61天内借书达12次，几乎每5天借书1次。辅仁大学学生之勤奋，图书资源利用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大量图书的频繁外借，又进一步放大了馆藏不足的问题。面对图书馆的窘境，“有时因了读者太多，藏书有应接不暇之势，粥少僧多”“座位图书两感供应不及”，馆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劝慰师生，“不过在无办法中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大家在互相谅解，互相爱护尊重，时时为别人设想的心理下去解决”。

辅仁大学图书馆阅览室

迫于日趋激烈的矛盾，馆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缓解压力，除不断购书、获取捐赠外，还将一间教室辟为阅览室；在借阅制度方面，灵活调整，减少了高年级学生的借阅数量，允许低年级学生少量借阅，试图加强书籍流通，“因书籍缺乏，而学生众多，往年一二年级同学，皆不能将书借出馆外”“本年革新规章，二年级得借阅中西文图书各一部。三四年级同学，将原定可借中西文书籍各三部之办法，改为中西文书籍各二部。（一年同学，愿将普通图书借出馆外者，可向圕主任请求）”。应该说，这些举措发挥了一定的效用，改善了服务，但从总体看，如杯水车薪，读者往往依旧不能如愿。1941年11月4日至1942年4月13日，董毅26次借阅书籍，6次未能借到，为此多次发出“书常借不到”，借书“不易”“费了不少事”等感慨。阅览服务方面，1942年师生约2800余人，每日仅能满足300余人次的阅览需求。此后馆方被迫再次修订制度，自1948年上半年阅览采用小时制，“每人阅览以小时计算”。张厚粲先生指出辅仁大学图书馆与当前大学图书馆的差异，认为“与现在不同的是图书馆不是学生们的自习场所，主要是为了查阅资料而设吧”，实际上这是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的普遍状况，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图书馆资源的紧缺。

严格的教学管理，急速膨胀的师生规模，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委实难以调节。虽然馆方想方设法增加资源，不断调整制度，但并未从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非常严重。图书馆不仅是实在的、具体的存在，而且成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无形的场域，《辅仁校刊》《辅仁生活》等校园刊物成为双方发声的公共空间和沟通的桥梁，在互动中读者的诉求被馆方正视，馆方的困难也被读者所了解，最终服务得以改进，缓解了图书馆运行实践中资源高度利用产生的问题。

总之，尽管长期受战乱影响，仍有诸多不足，辅仁大学图书馆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充分发挥了自身职能，为学校跻身名校之列，培养大批栋梁之才，贡献良多。考察辅仁大学图书馆简短的历程，能为新时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乃至高等院校学科建设、管理模式、学风养成等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苏明强，来源：《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年第1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