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女高师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淡忘, 抑或更多地作为百年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之一而附带出场, 但是, 与人们关注较多的西南联大相似, 女高师也曾经是一所经历动荡和无序却培育出众多女性精英的高等学府。此外, 与联大拥有一套规章完备、运行有序的管理体制和一支成员稳定、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不同, 女高师则昭示另一种样态的经典案例:在学校管理体制、课程体系和师资教学等常规教育建制流变松散的情况下, 依然顺利完成较大规模的人才培养任务, 并造就一批杰出的女性精英。因此, 对这一非常规办学案例的发掘和剖析, 将有助于我们透过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常规因素, 进一步追问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层原因。

一、非常规的教育建制

1. 流动松散的管理体制

首先, 校长更换频繁, 存在高度流动性。女高师七年, 校长曾五易其人, 前后更换六次, 方还、毛邦伟、熊崇熙、许寿裳和杨荫榆曾先后担任该校校长, 平均每年更换一人次。尽管在五四运动后该校曾仿照北京大学组建学科教授会, 试图采行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 但是组织制度尚不完备, 加上多数教师系属兼职, 并且存在较高流动, 因此远未实现“不使一人去留影响于全校, ……各事既有秩序, 则无论何人视事均能依旧进步”的自组织状态。

其次, 主要管理人员更换频繁, 存在较高流动性。在女高师, “学级主任承校长……之意旨, 担任善良一级之学风, 且注意本级中之个人教育, 而掌理其一切事务”的职责, 是学生学业教育、学校教务的具体负责人。以1917级国文专业为例, 学生在学五年期间, 学级主任 (改组高师后, 改称国文部主任) 曾三易其人, 由戴礼、陈中凡和胡小石先后担任。

第三, 学校规章制度存在较大变动, 制度规范缺乏约束效力。1917年8月国文专修科最初设立时, 该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相当完备, 学校的师生员工大多能恪守执行。但是, 五四运动以后, 随着个性解放的提倡和学生群体的崛起, 学生不仅驱逐了校长方还, 还将方还治下的各项规章制度全部颠覆;在其后几任校长主政期间, 也时常发生学生和教授群体与校方管理规则之间的冲突。如毛邦伟校长期间关于学生剪发问题的争执, 杨荫榆校长期间的“女师大风潮”等, 均危及学校规章制度的权威性, 甚或导致原有权力结构的解体与重建。

2. 更迭频繁的课程体系

以1917级国文专业为例, 学生在学五年期间, 其课程设置曾发生三次大的变动, 课程内容也出现明显变更甚或断裂。

第一学年, 该科课程基本沿袭清末女子师范教育的传统, 保留了传统女教的诸多遗迹。在课程体系中, 学科专业课程地位不突出, 缺乏学术性, 内容限于几门浮泛的通识性课程, 侧重国文讲读习作等技能训练。教师在课堂上则强调“文以载道”, 宣讲“三从四德”。

第二学年, 该科课程设置发生显著变化, 体现出浓厚的学术研究取向和重视国学的民族主义色彩。主要表现为:学科专业课程核心化，地位提升；课程扩展至八门，内容深化，涵盖文字学、文学史等，细化文学分类并深入考述；培养目标从基础教学转向学术型古典文学研究者培养；中国古典文学主导课程体系，排斥新兴“西学”，强调国学与民族主义色彩。

1919年8月第三学年开始,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 其课程体系再次发生剧烈变革。课程内容普遍融合中外元素，如哲学、历史、文学均含中国及西洋两部分，并行讲授；古典文学虽仍为主导，但新文学兴起，受胡适等人影响，学生逐渐转向新文学创作；课程引入多门“西学”科目，如社会学、哲学、语言学及文学史等。

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 女高师国文部的课程体系发生了急剧转变:由文言文主导的“旧文学”转向白话文主导的新文学。与此同时, 由于大量社会科学课程的引入, 促使学生逐渐从盲目遵奉、注解国学经典, 转向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 重估其价值。

3. 流动歧变的师资队伍

在女高师期间, 该校尚未形成一支结构合理、成员稳定的师资队伍, 主要表现为专职教师少、多数教师系属兼职。在1917年8月到1922年7月任教女高师国文部的26名教师中, 可以确证的专职教师只有8位, 占教师总额的30.7%。师资存在高度流动性, 多数兼职教师实行短期聘任制, 在任教一学期或一学年以后即解除聘任关系, 转职他就。即使几位专职教师同样存在较高的流动性。如戴礼和潘树声任职国文专修科的时限只有一年;陈中凡担任专职教师的时限是1919年秋到1921年秋, 为期两年;胡小石的任期是1920年秋到1922年秋, 也是两年。毛邦伟是1919年7月到1920年9月以及1921年10月到1922年7月两段时间, 等等。

此外, 教师在学术思想上存在较大分歧, 甚至彼此对立、势如水火。如早期的国文教师潘树声崇尚“桐城派”古文, 继任的黄侃和刘师培则是“文选派”的领军人物, 桐城派和文选派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坛曾展开一场激烈的论辩。但是, 在对待新文学的态度上, 两派却颇为一致, 都拒斥新文学, 视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为“洪水猛兽”, 终致“国学沦夷”。与之针锋相对, 以胡、陈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则斥责他们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批评文言文是“死文字”, 用文言书写的文学是“死文学”。五四运动后, 新知识分子内部发生分裂, 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总之,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 学术思想界的激烈冲突和裂变, 随着各派代表人物的陆续执教, 将各种驳杂的影响波及女高师, 使其教育呈现错综歧变、相互冲突甚或彼此消解的复杂态势。

总的来说, 女高师七年, 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及其搅动的新旧思想之间的激烈冲突, 导致该校失去稳定的内外部环境, 其学校管理制度、课程体系、师资和教学等常规教育建制处于急剧变更、流动松散的无序状态。在一定意义上, 此时的女高师可谓“校无定制、教无常师、学无定法”, 缺乏保障学校教育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此时的女高师恐怕很难完成大规模的人才培养任务, 更缺乏造就卓越人才的有利条件。但是, 历史事实却与这一逻辑推断恰好相反。

二、富有成效的教育成果

在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组高等师范之前, 国内如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等学府尚未开放女禁, 招收女生。这段时期, 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远涉重洋, 留学海外;二是进入国内的教会女子大学。由于海外留学费用高昂, 官费名额往往十分有限, 而教会大学一般要求学生信教, 加之办学经费相对拮据等原因, 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种教育形式的发展。与之相比, 女高师虽然起步较晚, 却后来居上, 其生源数量、培养规模和发展速度很快处于领先地位。

1920年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放女禁, 实行男女同校。其后, 取消高等教育的性别分轨, 实行男女同校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趋势。但是, 由于深受男女有别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 独立建制的女子高等教育学府不仅存续下来, 还成为众多女性及其家庭的首选。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显示, 1922年全国范围内国人自办高校在校女生共计665人, 其中, 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国立高校的女生数量大多徘徊在10名左右, 而女高师一校的学生数量就达236人, 约占总数的35%。由此足见, 即使在国内大学开放女禁, 纷纷招收女生的一段时期里, 女高师的招生数量依然独占鳌头, 成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镇。

事实上, 女高师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在动荡中保持稳定的生源数量和快速的发展规模, 还有其较高的教育质量和积极的社会影响。在短短七年中, 女高师不仅为全国各地的女子中等教育机构输送了大量的优秀教师和管理人员, 为缓解师资紧缺、保障女子中等教育的有效运行做出重要贡献, 还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女性精英。如文学史家冯沅君、《诗经》研究名家程俊英和屈赋研究专家苏雪林等知名学者;曾在文坛与冰心齐名、跻身中国第一批现代女性作家行列的庐隐、“淦女士”、“苏绿漪”、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和吕云章等人;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投身台湾政界、热心教育事业的陶玄、钱用和和孙继绪以及一批或隐身家庭襄助丈夫或不时走出家庭成为社会活动家的名流妻子, 如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张君劢的妻子王世瑛和熊希龄的妻子毛彦文, 等等。她们虽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 却殊途同归地对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非常规办学成功经验与启示

1. 强调学术研究, 确立学术本位的高等教育理念

1917年女高师最初筹备改组时, 该校发展依然受到两种“限制”: 一是由于传统女教对女性特质的强调, 导致女高师的专业教育远远滞后于同等程度的男性高等教育机构, 对女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存在诸多限制; 二是由于对学术有别、学术分校理念的强调, 导致女高师局限于“师范性”和“治术者”的性质定位, 强调通识性知识的讲授和应用性技术训练, 乏于学理探究, “学术性”不足。

1918年秋季以后, 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的率先勃兴, 时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同时兼任女高师国文专修科主任的陈中凡, 一方面师承蔡元培关于“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学术本位的高等教育理念及其有关学术虽别、却互为根基的思想, 另一方面借鉴新文化运动中对女性解放和男女教育平权的提倡, 主动打破桎梏学校发展的双重限制, 逐渐为女高师营造一种近似北京大学的学术景观———学术本位的教育宗旨、容纳中西学术精粹的课程体系、大师云集的师资阵容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可以说, 正是由于以学术研究为本位的高等教育理念的确立和贯彻, 才使女高师通过短短几年的发展, 摆脱了早期对传统女教的简单因袭和师范性的表浅突出, 形成可以与北京大学国文系相媲美的学术氛围。也因此, 它不仅培养了数量可观的优秀的中学教师和管理人员, 还培养了一批“溢出”官方教育宗旨、专事知识生产的一流女作家、女学者等女性知识分子。

2. 注重教师的专业素养, 拥有一支大师云集的师资队伍

与学术本位的高等教育理念一脉相承, 陈中凡认为, 所谓大学即大师汇集的研究和讲学之所。大学之大, 即在大师。为此, 在主持女高师国文科 (部) 期间, 通过他的热心延揽, 为该科 (部) 建立了一支大师云集的师资队伍, 汇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学界的各派顶尖学者。如长于经学, 与一代国学大师章炳麟被并称“二叔”的刘师培;善治小学, 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造诣与其师章炳麟齐名的黄侃;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被新青年们奉为精神导师的胡适、陈独秀 (演讲) 、蔡元培 (演讲) 、李大钊和周作人;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蘅哲;罗素高足、时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的傅铜;中国心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张耀翔;日后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22岁即被聘为北大教授的著名史学家李泰芬以及邓萃英、林砺儒、韩定生和刘以钟等一批北京高等师范大学的知名教育学者, 等等。

可以说, 女高师之所以在非常规办学的条件下取得骄人的成绩, 主要原因在于其网罗众家、大师云集。学术大师们深湛的学术造诣及其为中国学术和社会开出一条道路的共同关怀使表面的流动和歧变凝聚为一种积极的影响力量, 从而为女高师铸造一种近似北京大学的学术景观, 并对女大学生的成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3. 鼓励学术争鸣, 营造一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

在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期间, 曾汲取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传统, 对北京大学厉行改革。在他看来, 大学之“大”, 在其“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治大学者应该“对于各家学说, 依各国大学之通例, 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 苟其确有所见, 而言之成理, 则虽在一校中, 两相反对之学说, 不妨同时并行, 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 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受蔡元培思想的影响, 陈中凡也认为, 既然大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学术研究, 而学术的发展在于竞争, 不宜于专主, 因此, 鼓励学术争鸣, 让持有不同学术思想和政见的学者各抒己见, 自由驳辩, 才是大学的应有之义。为此, 他竭力为学生延聘各路名师, 使女高师逐渐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在女高师的师资队伍中, 既有桐城派、文选派和新文学派的新旧更替, 也有国故派和新潮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既有留日派、欧美派的交相辉映, 也有社会主义论者、自由主义论者、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汇集一堂”。正是在这种氛围的裹挟下, 学生们逐渐摆脱了对传统和权威的迷信和盲从, “各据性之所近, 自由择取”, 最终成长为一代勇敢地冲决传统网罗, 追求个性自由发展, 又自觉背负起国家兴亡职责的女界先锋。由此可见, 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 能否秉承学术自由的传统, 营造一种鼓励争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 是促成学生个性发展, 独立思考的关键所在。

（作者：姜丽静，来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