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是我的老师。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习期间，虽然没有机会听他讲课，但钟先生的人格和学识深深感染着我们那一代学子，我们为自己能成为黎锦熙、钟敬文、黄药眠等一代宗师的学生而感到自豪。有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期间，有了更多向钟先生学习的机会。在我对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工作有畏难情绪时，他鼓励我要敢于为大家的事跳火坑，并在许多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我也尽力支持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在我生病时，他特地派女儿钟宜来看我，这让我很感动。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专业，但钟先生对我的研究也十分关心。是他最早把我引进巴赫金（M.M.Bakhtin）文化诗学的研究，他在1998年《巴赫金全集》中文版首发式上发表的关于文学狂欢化理论的讲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我写成《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一文时，他亲自推荐给《文学评论》发表，后来又鼓励我将其写成专著出版。他在得知我写成《文化诗学：钟敬文和巴赫金的对话》一文时，特地通过他的博士生找我要去该文以审阅，并谦虚地说：“过奖了。”遗憾的是，当这篇论文在《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发表时，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了。时间过得很快，20多年又过去了，在纪念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在心底想念他，感谢他。

钟先生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学界称他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百岁学术泰斗”，而在我心中，他永远是一位对事业始终如一、不知疲倦的劳动者。他是“五四”时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本可以在散文、诗歌领域大放异彩，却几十年如一日，耐得住寂寞，毫不懈怠、毫不动摇、心无旁骛地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感到时间紧迫，可以说是拼着老命来搞学科建设。1995年，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作为重点学科进入高校“211工程”建设。为了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他不顾年迈体衰，顶着中午火热的太阳，让我陪他到学校主楼找校长。1997年，上面提出要把民间文学学科或归入古代文学，或归入现代文学。事关学科存亡，他又是写文章，又是开会发言，据理力争，毫不退让。1998年，他利用暑假疗养的机会，修改《民俗学概论》，每天工作好几个小时，几乎整个假期都没休息，以至于最后晕倒。大家说先生这哪里是在疗养，简直是在拼命。先生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为自己的生命，并为它们拼搏一生。先生这种对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执着和忠诚，源于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信。先生提出，“大家要将中国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认为民俗文化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点。先生坚持“五四”以来一个深刻的理念，就是要重视民间文化，重视社会底层文化。他的根本立场，就是要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钟敬文全集》）

钟先生晚年提出“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这是他一生长期执着的追求，是他对振兴民族文化事业充满文化自信和学术意识的高度自觉的集中体现。他认为，“所谓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

钟先生认为，从研究对象看，中国民俗学具有独特的性格。它不是单一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而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国情，为我们研究民俗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宝库。西方学者称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他说，如果我们把中国多民族一国民俗学建设好，就是对世界文化宝库的一种丰富和贡献。从学科建设来看，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要增强学科的自觉意识，从过去学科意识不太自觉或不够强烈的局面摆脱出来。中国人认识和谈论民俗文化的历史很长，而现代科学意识的民俗学是从“五四”开始的，是在“五四”科学、民主和民族觉醒意识这三者的影响下产生的。

更为可贵的是，钟先生不仅是一位扎根民族文化的大学者，而且是一位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大学者。他扎根民族文化，但从不故步自封，从不排斥外国的优秀文化，他总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先生在开始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时，就非常关心世界的学术动态。20世纪30年代，他和德国学者爱伯哈特（Wolfram Eberhard，汉名为艾伯华）多次通信，谈论中国民俗、神话，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后来先生又东渡日本，师从西村真次深造，并与松村武雄等日本学者密切往来。改革开放以后，先生同外国学者的来往就更多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美国历史学者欧达伟（R. DavidArkush）那里了解西方的“新史学”，并用其中“长时段”的理论对自己关于民间文化特征的论述加以印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了解俄罗斯文艺学家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理论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中国民间文化作出独特的理论阐释。正是不断地吸收和创造性地运用外国的优秀文化，才使先生的研究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永远不断向前推进。

钟先生不仅打出了“中国民俗学学派”这面大旗，而且以自己一生的学术实践为后辈做出了榜样。他认为中国民俗学的建立，要从事中国民俗事象的搜集、整理和阐发等工作，更重要的是应注重理论建设，要在民俗学理论上有所建树，要能从中国民俗事象中概括和提升具有民族特色，并且能与国际民俗学展开对话的理论。先生对民俗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他的理论建树对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来说是最重要的，是最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例如“文化三层说”就是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重大的理论贡献。巴赫金指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有区分的整体，要重视底层民间文化对作家创作强大而深刻的影响。先生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早就提出“文化三层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大干流：一是正统的上层文化，二是中层的市民文化，三是下层的民间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三层优秀文化荟萃，构成中华灿烂文化。他特别强调下层文化、民间文化是形成整个民族文化的基础，对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转型时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五四”运动不是一概反对传统，它打击的是上层封建文化，对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却大力弘扬（提倡白话文、征集歌谣、提高通俗小说的地位、发动民俗调查），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反封建精神是对“五四”运动极大的支持。先生的“文化三层说”不仅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而且对整个文化研究都有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在国际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1998年，先生参加《巴赫金全集》中文版首发式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巴赫金的学术贡献，肯定他的文学狂欢化理论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但他没有照搬巴赫金的理论，而是结合中国民间文化的实际，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民间狂欢文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一是含有更为复杂的文化因素，如宗教法术、民间娱乐、民间商业，有的学者概括为“货、艺、祀、神”；二是表现出一种抗争精神，一种对扼杀人性的两性束缚的抗争，一种对官方欺压的抗争。一个具有普遍学术意义的理论，经过先生的阐发，不仅具有民族品格，在理论上也被引向深入。

（钟敬文）

在对话之余，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许多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只能充当介绍外国理论的角色，无法同外国学者平等地展开真正的对话，而先生却能同外国学者平等地展开真正的对话？我认为关键在于对话的主体，在于对话主体的“才、胆、识、力”，在于对话主体的条件、立场和旨归。

首先是条件。

学术对话同生活对话一样，前提是承认差异，是对对方的尊重。你怎么让人尊重呢？怎么让人觉得值得同你对话呢？关键在于你得有实力，得有学识、视野和能力，能提得出问题来同人家对话。就文化诗学的研究而言，我们惊异地发现钟敬文和巴赫金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有创见的，而且常常是“英雄所见略同”。其原因就在于虽然他们研究的重点不同，切入点不同，研究方向不同，但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是非常扎实的，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唯其如此，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有分量的，有原创性的，有价值的，他们也才有可能同外国学者展开真正的对话。巴赫金如果不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以及它们同上层文化的关系进行十分系统和精细的研究，就不可能提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的观点。钟敬文如果没有近一个世纪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文化的整体了解和全面把握，就很难提出“文化三层说”（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很难深入地阐明社会历史转型期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激活作用。我们深切地感到中外学者的对话决不是靠几篇空洞的文章空发一通议论所能奏效的。关键还是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潜下心来进行研究，像钟先生那样几十年如一日，毫不懈怠、毫不动摇、心无旁骛地钻到民俗学研究中去，才能提出真正的创见，才能拿出有理论震撼力的成果来同人家展开平等的对话，也才能得到人家的尊重。

其次是立场。

所谓的立场，就是在文化对话中，在学术对话中，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要坚持自己的主体立场。以往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更多的是强调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必须融于其中。巴赫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他说：“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所谓的“外位性”就是文化的主体性，他认为，“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事实也是这样，文化对话的双方只有各自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在对话和交锋中显现出自己深层的底蕴，也才能使不同的文化在对话和交锋中互相得到丰富和充实。

在这个问题上，钟敬文的观点同巴赫金完全一致。在中国民俗学的建设中，钟先生多次强调要有强烈的主体性，要有民族意识。一方面，他提出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理论，认为“现代中国民俗学能够从中国的传统学术中独立出来，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借助了当时先进的外国理论的推动”；另一方面，他又尖锐地指出，中国民俗学要自立，不能老是跟着外国人“描红格子”，中国民俗学不能成为外国民俗学的“派出所”。

他指出，我们虽然经济不发达，但“也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独立性，尤其是有自己民俗文化的特点，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别人学术的附庸”。

再次是旨归。

所谓的旨归，就是对话的目的。对话本身不是目的，文化对话也好，诗学对话也好，我们不是为了交流而交流，为了对话而对话。巴赫金指出：“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你尊重他人的思想，并且同时保留自己的思想。”就是说，对话不仅仅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本国文化的特点，不断创新，建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理论。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的建设中正是这样做的。经过近百年的学术积累，晚年他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要高高地举起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深切感到钟先生在学术对话中具有十分强烈的学术自觉意识和学术创新意识。所谓中国学派的旗帜，就是民族文化自信的旗帜，就是学术自觉的旗帜，就是学术创新的旗帜。这是学术对话的真正旨归。

（作者：程正民，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