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私立北京辅仁大学，辅仁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正式接管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尽管辅仁大学的最终命运并无悬念，但其走完最后岁月的过程仍值得深入探究。有关政府接办辅仁的情况，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关注。然而，在多方档案材料都已披露的情况下，该项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和细化的空间。因此，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已经公开的中英文档案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尝试对1950年“辅仁大学事件”的前因后果再作更为细致的梳理，力图展现事件过程中各方的真实想法及其背后的动机所在。

一、 北平解放前后中共对教会学校的政策与辅仁大学的最初应对

北京辅仁大学是一所由天主教修会创建于1925年的高等学府，前身为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1927年经北洋政府批准更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31年在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

对辅仁大学一类的教会学校，中共早在进驻北平前，就有明确的处置办法。考虑到战时稳定中间势力的需要，1948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申明，对外国人所办的文化和宗教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情况下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对外国人开办的学校，“我军到后，均不得加以没收和破坏。并允许他们在遵守我解放军及民主政府法令，不作敌探和破坏活动时，可以继续进行各自的业务”。7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要求各地对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必须“维持其存在”，在此基础上，可考虑对旧有的各类学校“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所谓逐步地进行必要而可能的改良，就是“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则一概仍旧”。

进入1949年，北平解放在即。对教会学校，中共中央于1月19日再次作出指示，明令各地：外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暂时允许他们维持现状，但这些学校的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办学经费必须报告来源;学校课程方面，“必须照其他学校的规章，同一办理”;那些继续申请要求办学者，则坚决“不予批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北平各类学校数量较多、学生人数庞大，故解放军入城后不到两周，中共中央即电示北平市委，指出学校教育必须改革，但同时强调，如果“准备不够，缺乏改革的充分的群众基础，则宁愿将改革与合并的时间推迟”。谈及各类私立学校，中央认为：“由政府接办私立学校的意见，是错误的”，目前只要求他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取消一些课程而已，要鼓励他们继续办下去。遵照中共中央要求，3月9日，北平市委迅速拟定出对所辖全部私立大学的处理办法。北平市委认为，北平私立大学的学生数量不大，又都是最高学府，所以这些学校原则上应尽可能由政府来主办，但在目前“应分别情况处理”，除那些“反动的党团学校或办得太不像样子，众人皆曰可封者外”，其余学校一律采取改造方针。具体而言，像中国大学、朝阳学院以及华北文法学院等学校，“拟由其校务维持会和学生出面要求接管后，即加以接管”，而辅仁大学与燕京大学，因“学生功课，均较前述私立各校为好”，两校都是教会学校，且有比较可靠的办学经费，完全可以自给，所以拟在调整课程的情况下，“暂听其照旧办下去，不多加干涉”。

不难看出，中共刚刚进驻北平城，加之财政吃紧，显然还无暇顾及像辅仁大学等教会学校的彻底改造问题，也没有能力全面接管各级各类的公私学校。对此，1949年4月3日，刘少奇在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召集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各类学校是否可以继续办下去，完全决定于有无经费，像私立学校，只要“私人能出钱办学校者，只要不违反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一概欢迎”，“这样使大家都有书读，有学校住，问题就少一些”。辅仁大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迎来了北平解放。

北平解放前夕，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改此前“静观其变”的态度。1948年12月14日，他致函当时在上海访问的圣言会总会长，表明自己对辅仁的责任。他在信中写道，自己“完全明了关于费用支出、设备运输和寻找新地点的困难”，但“只要当北平即刻沦陷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时，最后必须撤退专任教职员和最重要的书籍以及仪器设备”时，自己“会克服执行和技术上的困难”，即便“最后无法找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但至少“不是没有努力”。正因如此，圣言会完全认可陈垣对辅仁大学的“忠诚与重要性”，甚至愿为他的安全担保，认为如果必要，可以让其“居住在非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中”。

然而，在形势渐趋明朗的情况下，陈垣的态度开始出现变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留守北平。1949年1月10日，因围城有近一个月未与外界通信的陈垣致函三子：“昨日此间各报纸载我南飞消息，不确”，“自前月十七、八，政府来电并派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陈垣之所以多次拒绝蒋介石的邀请，自称“因无走之必要”。事实上，这说明在中共的统战政策影响下，他已明确作出了政治选择，用他的话来讲：“幸亏我当时稍稍接近了些进步力量，没有离开北京。”

2月1日，解放军进城。这一天，陈垣专门从辅仁大学步行到西直门大街，站在马路边欢迎解放军。为了适应新时代，陈垣开始研读新书，每月工资除必要的生活开支外，几乎都买了新书，“从此励耕书屋的书桌书架上，增添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尽管视力不好，新书的印刷又不清，但都没能阻挡陈垣对新知识的渴求，他“克服了困难，拿着放大镜，一篇一篇，一本一本，认真地阅读、学习”。对自己的剧变，陈垣解释道：“从前宥于环境，所有环境以外之书不观，所得消息，都是耳食，而非目击”，直到北平解放，“得阅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世界已前进，我犹故步自封，固然因为朋友少，无人提醒，亦因为自己天份低，没由跳出，遂尔落后”。他还告诫子女，要及早觉悟，奋起直追。

为进一步表明与国民党决裂的态度，1949年4月29日，陈垣专门给胡适写了一封公开信，坦言胡适所持“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的观点曾对自己有很大影响，但解放后他发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所以自豪地宣称“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陈垣还谈到自己读了很多新书，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领会了毛泽东思想，明白了“知识分子旧的错误的道路”，并规劝胡适应有敢于否定过去的勇气，要正视现实，真心真意地向青年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自己的错误，能够与自己“在一条路上相见”。

与陈垣变化的同时，教会面对北平解放后的新局面，也深感辅仁应作出调整。早在1948年10月，辅仁的教职员中已有人提出学校应该南迁，但未得到校务长芮歌尼的支持，因为在他看来，如北平失守，台湾迟早陷落，迁校毫无意义。与此同时，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明确指示芮歌尼，辅仁应留守北平，教会方面应想办法与共产党达成协议，使学校能够继续开办。12月初，圣言会再次就辅仁撤退问题召开会议，尽管以英千里为首的四位大学教授请求拟定撤退计划，但经多方权衡，会议认为迁校存有困难，而且“当时并没有地方可去”，即便是决定“部分迁移”，也“只有当学校真正关闭时才能考虑”。最终，圣言会决定学校应留守北平，并尝试与共产党达成某种协议。

北平解放后，芮歌尼很快发现局势的变化，感觉到“凡是外国事物都会刺激中国人，尤其是共产党人”。据此，他认为教会“必须在校务管理上和圣言会以及圣神使女会的一些神职人员的职务做出重大变革”，使辅仁能适应新时代。为此，他提出两种策略：一是适应新时局，与共产党达成“暂时协议”;二是“不惜以抗争来维持现状”。鉴于燕京大学在过去“委任中国人担任大部分的重要职务，学校预算的拟定和支出都由中国人占多数的委员会决定”，这使得“燕京大学在毫无任何困难下迈入新的形势”，所以他明确表示赞成第一种方案。

1949年2月26日，芮歌尼代表教会公布《辅仁大学人事调整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教会希望辅仁在新时代下继续开办，学校“仍为私立天主教大学，其经费由教会及圣言会资助”，但为适应新时局，学校的人事方面必须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为：校务长芮歌尼辞去副校长一职，圣神使女会卢院长辞去女院院长一职，圣言会葛尔慈司铎辞去教务长一职，圣言会徐思本司铎辞去事务主任一职。但为保证辅仁的天主教大学性质，《备忘录》强调，芮歌尼“仍为北平私立辅仁大学校务长，因系由教会所指派，并在大学及其附属机关中代表圣言会”，卢修女代表圣神使女会，正因如此，“天主教会及圣言会之代表与圣神使女会之代表在行政会议中，或其接代之新机构中，为有表决权之会员，以维持学校及其支援者两方面之联络与合作”。这是辅仁大学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外籍人事调整，外籍传教士辞去了除校务长以外的几乎所有重要行政职务。圣言会此举显然是在迎合新局面之余，力保辅仁的校务决策不致违背教会立场，进而维持辅仁天主教大学的性质。

面对北平解放后的新天新地，辅仁大学的学生中间也涌现出些许新动向，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辅仁学生越来越多地投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愿意献身中国革命专业”。仅1949年2月20日至22日，学校就有440名学生报考。

另一个颇能说明辅仁学生新动向的是北平解放仅月余，经济系学生讨论旧的《经济学原理》课本存废一事。此事系由经济系一年级学生开会讨论是否延用旧的《经济学原理》课本引发，一部分同学主张废去旧课本，而另一部分同学则要求保留。双方争执不下，决定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结果主张废去旧课本的一方表决失败。在新北平用旧课本，这让表决失败一方难以容忍。一怒之下，学生便在学校张贴壁报，称这是学校秘书长、经济学系主任张重一教授“反革命阴谋”的结果。这令张重一颇为不快，自认为“最多只为守旧落后”，不应受此大辱，最后校方不得不公推代表五人前往慰问。在这一事件中，张重一是否真有“反革命阴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可以发现北平解放后辅仁学生的某种变化。

二、“感情不洽”：各方在相互调适中的矛盾初现

为使辅仁因应新时代，教会方面主动作出让步，对在校神职人员的职务作了调整。在芮歌尼等人看来，只要教会继续提供经费，并把外籍神甫从重要行政职位上换下来，让中国籍教师担负起更大责任，就可以使辅仁在形式上满足共产党的要求，进而在新北平生存下来。然而，辅仁随后的发展与芮歌尼的初衷相去甚远。

1949年2月16日，辅仁大学成立中国教员会。同日，教员会的18位教员向芮歌尼提出八项主张，明确要求：学校以后的教育宗旨及措施必须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精神;宗教与教育必须严格分开，学校内不能作宗教性宣传；学校经费的管理及使用权必须交与中国人，财政必须完全公开;学校行政权必须完全交给中国人；未来新的行政机构及人选的决定必须采取民主方式，不得由少数人擅自决定;在学校改造期间，校政不得停顿；等等。这些要求显然超出了中共“不多加干涉”的政策界限。

3月3日，由17名中国籍教员组成的临时校政会议成立，并取代此前的学校行政会议成为校务决策的最高机构。在当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校政会议上，陈垣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合作，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秘书长张重一强调，辅仁的前途完全“系于其今后教育方针是否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之精神”，并希望同人能够认清国内外形势，努力学习。在学校课程设置方面，为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临时校政会议不顾教会反对，议决《公教学》《公教史》《教宗通牒》《伦理学》四课取消，《理则学》《哲学概论》暂停。①与此同时，为满足学生学习新知识的需求，学校开始不断划拨专款添置有关新思想的图书。由于此前辅仁大学图书馆所藏该类书籍过少，而北平解放后学生的借阅要求又非常强烈，学校不得不临时规定：“该项书籍每人限借一种，为期两周”。

辅仁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变故，显然无法让芮歌尼满意。1949年3月25日，芮歌尼发表《致辅仁大学中国教员会书》，明确表达教会对上述问题的立场。芮歌尼郑重声明，教会切实希望筹划出一种适应新时局的通融办法，传教士从学校重要岗位上退下来即说明此点，然而这种通融办法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重要的是这种适应新时局的举措是“以不违背固有宗旨并对教会无失职之处为原则”，也就是说教会不允许在学校宣传违反公教教义之学说。对临时校政会议，芮歌尼更是怒不可遏，认为它是在“置行政会议及教会——创办并维持学校者——之代表于不顾”的情况下成立的，“此吾人所认为遗憾者”，而且临时校政会议“未许教会代表参加会议”，也未正式征求教会的意见，甚至连所有的议决案都不予以正式通知，如此作法实属欠妥。

在芮歌尼看来，自北平解放后辅仁大学教会方面所做的一切，完全符合政府法令，因此学校置教会于不顾而另行组织临时校政会议的做法是欠妥的。基于此，他决定向政府反映，并进一步了解政府处置教会大学的政策。然而，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周扬拒绝了芮歌尼的会谈请求，但对教会所提问题未敢轻视。4月28日，周扬接见陈垣等人，对辅仁的各项问题明确表态。周扬表示，政府希望辅仁能继续经营，因为辅仁培养的许多学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对芮歌尼的不满则加以安抚，他认为校务长仍为教会代表，两个教会团体的代表也就理应是校政会议成员，并且应与其他成员平等，享有投票权。然而，在掌控学校的关键问题上，周扬却明确指出，校务决策的最高机构校政会议应完全“置于校长之下，由校长、秘书长、院长和一群改革进步或程度高的教授组成”，教会代表虽为校政会议的成员，但不享有任何特权;课程设置方面，学校必须开设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在其他课程中也应禁止讲授宗教，更不得将宗教列为学分课程。

或许是周扬与陈垣等人的谈话内容无从知晓，或许是众多疑虑仍难打消，在周扬与陈垣等人谈话后，芮歌尼仍一再要求接触周扬。6月13日，周扬接见芮歌尼。在会谈中，芮歌尼表示，教会有志于教育事业，但依教会指示，他要与新政府达成一种共生协定，以此作为双方经营辅仁的立场声明。紧接着，芮歌尼详细询问了政府处理私立大学的政策、对辅仁的期望、教会应享有的权利以及课程设置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周扬称：虽然目前没有成文法令，但政府的政策是确定的，“只要它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违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均可允许其存在”;政府希望辅仁按照新民主主义精神，培养学生热爱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还要能够依据国家建设需要来培养各种科学人才。对教会补助的经费，周扬表示，经济应当公开，经费用途首先必须符合人民的要求，其次才是符合教会方面的要求。至于学校的课程设置，周扬强调：我们“不干涉别人信教与传教，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允许信教自由，允许在课外传教”，所以“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当作选课是可以开的，但必须保证学生真正自愿选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强”，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辅仁应将其列为必修课。通过这次会谈，芮歌尼基本上弄清了辅仁作为一所天主教大学在新中国的生存空间以及教会在辅仁未来的地位。

有了周扬的明确指示，辅仁马上对学校决策机构进行改组。6月19日，新校务委员会成立，共18人，除包括陈垣在内的12位教授以及讲助和学生代表各二人外，芮歌尼和卢修女二人也以教会代表身份进入校务委员会。不久，芮歌尼便积极建言圣言会院务会议，教会应该继续经营辅仁。芮歌尼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主要基于三方面判断。首先，他认为政府的教育政策尚未确定，仍然允许私立大学的存在;其次，在他看来，与苏俄建政之初的政策相比，中共的各项政策尤其是宗教政策和对教会学校的政策尚属温和;再次，周扬曾明确表示，在辅仁大学内，要用客观“而非宣传的方式教导唯物论”，如此一来，“神父们也可以教授士林哲学，并针对教友开设心灵方面的课程”。7月30日，芮歌尼收到圣言会1949年至1950年继续经营辅仁大学的允诺和补助。圣言会保证，1949年至1950年度每个月向辅仁提供1万美元补助，罗马教廷继续提供4万美元的补助。

三、“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心”：辅仁大学的转变

早在北平解放前，中共就开始在辅仁大学秘密发展组织。到解放北平时，辅仁的地下党组织已能够起到“发动群众进行护校”和“配合军事进攻”的功效。中共进驻北平后，尽管对包括辅仁在内的教会大学的基本政策是维持现状，但对此类学校的思想渗透未曾停止。

194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北平市委：虽然允许各类私立大学继续开办，但对这些大学要抓紧思想领导，应“组织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有系统地规定题目，好好准备，在各大学进行学术讲演，其内容主要是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由各校校务委员会或学生会聘请他们去讲演”，而且这类讲演在各大学都要进行。中央的指示下发不到一周，辅仁大学即在3月23日第十次临时校政会议上一致决定：在不超过经费预算的情况下，将聘请专家作系统的专题讲演，以满足同学求新知识的愿望。6月29日，学校对课程进行调整，在此前取消四门宗教类课程的基础上，全校增设《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三门必修课程，教育系增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经济学系增设《资本论专题讲座》，社会学系改授《新民主主义政治》等课程。难怪芮歌尼在7月27日给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主教的信中写道：现在学校“一周有几次例行会议在本校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军人、平民、工人、住户组织或各级学校的学生”，“大学生召集附近各胡同的孩子们，在校园或校舍内每天安排思想教育课程”，辅仁已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心”。

其实，这只是中共对辅仁改造的开始。1949年7月11日至9月2日，辅仁专门组织教职员集中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次学习虽采取自由参加方式，但除少数兼任教员外大都参加，共有170人左右，分21个小组，甚至像余嘉锡、徐侍峰、张星烺这些已过花甲之年的老教授也和青年人一起共同学习。学习的材料计有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学习方法除个人阅读和集体讨论外，还“请政府首长和专家讲演或解答问题”。到1949年至1950学年第一学期，辅仁的政治课教学渐趋正轨。9月12日，经与高教会洽商，校委会推定杜任之、邢宗江、杨荣春、魏重庆、胡宜齐等人担任全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员，并成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根据教育部指示，各高等学校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旨在“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同学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使他们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学习去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建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由于可以授课的老师非常少，教学委员会不得不将全校1258名同学分成5个大班、110个小组来进行教学与讨论。

从10月17日北京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上第一堂课，到1950年1月30日进行理论测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共安排讲大课九次，分别是何挺杰主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引论、思想改造问题、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辩证法;王锦第主讲从猿到人、辩证唯物论;柴德庚主讲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杨荣春主讲国家与政治(两次)。除本校教授外，学校还聘请校外专家翦伯赞、胡绳、钱俊瑞、胡华、艾思奇、裴文中等人就改造思想、劳动创造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史、土地改革、社会思想意识等问题演讲。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教委会认为政治课的教学是“有成绩的”。

教委会所言的成绩可从学生的思想变化中窥探一二。教育系二年级学生石长庚自幼生活在乡村，自认为深受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认不清阶级，故难有思想进步。譬如对土改的认识，他最初是很痛恨的，认为八路军是穷党，祸国殃民，“老百姓勤俭辛苦，积蓄了一生的财富才成了一个地主，为什么八路军给他个剥削的罪名就要斗争呢?”如果没有地主的土地，即便“佃农长工有劳动力，请问他们到那里去耕种?”因此，“地主农民是互惠，斗争地主不公平”，就是“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可以平分土地”，那也“绝无理由实行流血斗争”。经过政治课学习之后，石长庚的认识发生明显改变，他开始意识到以前对土改的认识是错误的，“没有认清究竟谁是人民”，长工和佃户“一年四季忙忙碌碌，鸡鸣而起，夜深而息”，但“最后生产的成果只有一小部分作了农民工作的代价，大部分送到地主的仓库”，“这是旧社会的罪恶，人类的不平等”，也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是争取国内被压迫的阶级翻身，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新中国”，这是“和国民党反动派基本不同的地方”。

当然，更让教会无法接受的是，教师中原本一些虔诚的教徒公开脱教。社会学系教授魏某，解放前为虔诚教徒，解放后逐渐靠近中共，经常在教室公开讲反对宗教的言论。同时，他还担任学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专任教员，在教室公开宣讲唯物论。数学系的刘某、生物系的王某、哲学系的李某以及社会学系的杨某等也大体如此。

这些变化显然不是视辅仁为天主教会在中国的“生命象征”的神父们所希望看到的，但对辅仁的这种蜕变，他们又感到无能为力。1949年11月1日，芮歌尼在给黎培理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人士加强并拟妥计划，努力对辅仁的教职员和学生团体灌输思想教育”，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学年初“在本校礼堂举行三小时教育思想课程的始业演说”中有关宗教问题的论述，更让全校天主教徒“感到震惊”，现在每一位学生“每周必须参加三小时的演讲和三小时讨论唯物辩证法”，辅仁大学的学生似乎要被“带入无神论的教化中”，尽管“圣言会与圣神使女会共同努力维持学校”，但“如今学校已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了。当然，芮歌尼认为，除周扬对辅仁有过声明之外，新政府“尚未明订私立大学和各级学校的定位，我们不应该对辅仁和所属各校妄下结论”，而是应该感到对中国天主教会所负的责任，因为在华北地区，对许多人来说，“辅仁是一种教会生命的象征”，所以我们应该继续“留任学校职务，竭尽所能地守住辅仁”。

四、“守住辅仁”：教会的最后努力

1950年4月19日，芮歌尼向全校神父作了一项有关辅仁处境的意见调查。结果显示，所有神父都希望教会能够在下一个学年继续经营辅仁。虽然在20位圣言会的会士中，有11位仍然认为辅仁是一所天主教私立大学，但开始有十位神父提出应该以经费补助为条件，向有关方面施加某种压力，即“赞成减少圣言会对辅仁的补助，作为一种压力以维持教会在辅仁的地位”。这或许是当时条件下教会可资利用的唯一手段。

6月29日，根据辅仁处境和芮歌尼建言，圣言会作出1950年至1951学年继续经营辅仁大学的决定，但同时制订了提供经费补助的四项要求：“一、一个新的董事会将要由教会选任。二、教会经由教会代表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三、男中东部前圣言会区，要恢复并保留为圣言会用，作为专用而不受滋扰的地区。四、大学和附校的负责当局对学生在大学社区的行为，要使他们保持做到相当的改进。”

7月13日，圣言会总会长再次致电芮歌尼，表示：“教会尽可能每月寄送一万二千美元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但“教会得任命校董会，校务长得以对人事聘书的核准有否决权”。翌日，芮歌尼将总会的意见函告校长陈垣。接信后，陈垣态度非常坚决，当即口头通知芮歌尼：“第二项是违反人民政府的法令，绝对作不到的”，其他三条“可以商量”。见陈垣的态度如此强硬，芮歌尼也明确表示“作不到要求条件就不给津贴”。陈垣自知事关者大，在非正式答复芮歌尼后，立即将情况上报教育部。7月22日，根据教育部指示和校委会的讨论结果，陈垣正式复函芮歌尼：“第一项，新董事会由教会与校长选任，经教育部核准，即可成立;第二项，教会代表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是绝对不能答应的”，第三、四项条件可以按教会条件来办。

针对陈垣7月22日来信，芮歌尼于27日回信，做了一定退让。关于第一项董事会选任的问题，芮歌尼坚持要由教会单独提名。对第二项人事否决权的要求，芮歌尼认为：“政府不能允许否决权，既然教会要我们同政府合作，我想我有权撤回否决权的要求”，但此前所提“五位(教授)不能续聘”，“我必须当作一个主要的条件来坚持”。他强调：“以上这两种条件的新的说明，表示教会要求的本意，并且形成了教会给补助费的两个主要条件”，为了学校的利益，希望能够获准。鉴于陈垣回复上一封信的速度较为迟缓，而7月份又所剩无几，故芮歌尼将27日信请张重一转交陈垣后，28日再去信催促。他在28日信中希望陈垣能够尽早答复，“如果到今晚一个满意的回答还没有的话”，就说明“关于继续津贴的主要条件已被拒绝”，教会“不得已不能不在七月底停止继续拨款”。不难看出，为维系辅仁的天主教大学性质，在解聘魏某等五位教授的问题上，教会的态度比较坚决。

在芮歌尼的催促下，陈垣28日回函表示：“关于董事会的提名问题，只要合乎人民政府的法令，怎么办都可以”，至于第二项条件，“在你了解政府政策以后，自动撤消否决权，这是很合理的”，但“你坚决要求不续聘五位教员当给津贴的条件，这仍然是运用否决权”，实难答应。陈垣在信中告诫芮歌尼，辅仁开办25年，“有这么多的教员学生及附属学校，在今天中国境内，任何人不能随便说不办就不办。如果因为你坚持这条件，使教会不继续津贴，那么对于教会、对于学校、对于人民政府，一切后果，你是要负责任的”。陈垣的回信说明，在解聘魏某等五位教授的问题上，政府和陈垣的态度也较为强硬。

芮歌尼收信后，见已无回旋余地，便向圣言会总会汇报。芮歌尼在电报中说：总会所提两项条件，第一项由教会选任董事会“是可能接受的，但实现须待将来”，第二个条件被“当局认为与规章不合而拒绝，因此我们撤回了正式的否决权，不过坚持五个可反对的人不能再用，当作最低的主要条件”，但这个要求“在今天被拒绝了”，故从8月1日起，教会将停止补助。29日，芮歌尼将这封电报原文转给陈垣，并声明：为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教会“是愿意使学校继续”的，但“拒绝教会为大学的和平进行而有的最低条件”，教会就不得不停止补贴，“其后果完全是由你担负”。

与此同时，芮歌尼在校内发布《告本校同仁同学书》，将所遇到的问题向全校通报。他指出：“辅仁大学为天主教会所主办，其补助费来源一向仰给于海外热心教育的天主教人士所捐助”，但在过去一年中，因“本校有几位同仁为海外热心教育的天主教人士所不满，致使补助费的来源日渐枯竭”，为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善，“本年七月十四本人以教会驻校代表的立场向陈校长先生所提出的四项条件中的第二项关于否决权的要求”，就在于“为本校经费来源免除阻碍”，然“悉该项要求与教育部新近规定不合，当即自行撤回”，只是“那几位同仁，经教会最高当局来电示意，如仍留校任职，即为目前断绝下年度经费来源的原因”。为此，“本人曾将此点向陈校长先生一再声明，惜终遭拒绝”，因此“自本年八月一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费即告断绝，此后校内所有开支应归陈校长先生负责，教会无法再来补助”。

消息一出，全校哗然。29日下午4时，70余名教徒聚集校门前后，提出“五个教授打了自己饭碗”，“8月1日以后教会不管了怎么办”，要求校长答复。见此，张重一出面劝阻，向大家说明校方一定负责工资问题，人员始散去。紧接着，又有老师、同学提出“罢工”，反对将辅仁改为“国立”，并说“要改成国立大学就破坏机器”。一时间，全校群情激昂。

为安抚不安的老师和同学，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张宗麟下午来到学校。在听取陈垣报告后，他立即召集校委委员、工会代表和学生会代表开座谈会，在讲话中明确表示支持校长，指出：“这次辅仁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向我们进攻”，“校长和他一再商量，四个条件答应了两个半”，他们还不甘心，还要坚持解聘教师之权，这是“侵犯中国主权，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权”，校长不答应是对的，“我们政府支持，并且支持到底，它不给钱，政府自有办法。政府决不能看着两千多人失业失学”，辅仁大学“一定要办下去”。当晚，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副书记刘仁紧急召见辅仁大学支部书记徐乃乾了解情况。在听取徐乃乾的汇报后，彭真作出指示：“关于教会提出解聘五名教师坚决不能让步”，但要广泛发动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人民教育主权进行斗争。形势对教会愈加不利。

31日晚，辅仁大学召开校务报告大会，向暑期留校的800多名教职学工通报情况。陈垣在会上详细报告补助费交涉经过，传达了张宗麟的讲话，称：“芮司铎以十四万四千美元来要挟我答应条件，我个人从不曾为钱屈服过，我怎么能够为十四万四千美元来丧失中国人民的主权呢?”这五位教员必须续聘，“今天已将全校教职工聘书大部分发出了，包括五位教员在内”。至于经费，“教会如果一定不给，我就负起责任，我们有人民政府的支持，是不成问题的”。

进入1950年8月，辅仁大学突然平静下来，教会方面虽然公开声称将停止津贴，但并没有宣布放弃经营;教育部虽暂时垫付了经费，却不打算接管。其实不然，在看似平静的背后，双方都在积极寻求以有利的方式解决问题。

就教会方面来说，经过7月份的多次交涉，芮歌尼发现，通过人事聘任否决权来解聘五位教授的要求已不可能实现，但由教会来选任新董事会的目标似乎能够争取。因此，芮歌尼便将继续经营辅仁的希望寄托在新校董会的设立上来。

对于教会的此种想法，学校尽在掌握之中。在8月12日的一份报告中，中共辅大支部就认为：“芮歌尼等迄今仍认为政府不会接管辅仁”，原因在于“一则国家经济困难，再则如动了辅仁，将牵涉全国教会学校，政府更无办法”，所以“教会认为校方最后总会作一些让步，他们则也准备将解聘问题全部撤回，使事情解决”，其具体策略是“一面竭力找第三者出场，进行试探，寻求退路，另方面则实行反攻，在校内、外散布谣言，歪曲真相，煽惑教徒”，这将使“局面拖延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最大问题即是群众情绪不安，希望早日明朗化，以及部分职工顾虑改国立等问题”，当然，“如一切校务照常推进，支部加紧团结广大群众的工作，则问题可得解决”。

根据各方面的汇报，刘少奇也对辅仁的问题作了专门批示。他认为，各种情况显示，教会不会放弃辅仁大学，对教会停发经费的最后通牒暂时不理，“先以文教委员会名义拨给辅仁经费，但不接管”，除非芮歌尼直接来找陈垣否则“决不给谈判，且不给丝毫面子”，这样便可完全掌握主动地位，“如果教会全部收回其无理要求，他们就完全失败了;如果教会坚持到底，长期不发经费时，我们则可加以接管”，教会下年度津贴辅仁经费为14万美元，“折合小米二百八十万斤，接办下来在财政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由于双方抱持这样的态度，加之8月份正值暑期，问题便拖了下来。

进入9月份，学校开学在即，但经费仍无着落，陈垣便主动与芮歌尼沟通。他先将政务院8月14日公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转交芮歌尼，使其知晓政府对私立大学的有关政策，并于9月4日写信询问其对辅仁的态度。陈垣之所以将教育部公布的《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交芮歌尼一阅，显然是因为其中有“私立高等学校的行政权、财政权及财产所有权均应由中国人掌握”等条款，意在向芮歌尼表明不允许其再有干涉校政的想法与举动。

9月6日，芮歌尼回函陈垣，明确表示辅仁大学“经营多年，已有规模，绝不忍见其毁于一旦”，但在其他问题上，态度则较为含混。他说：“现在很幸运，中央人民政府把《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与《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都颁布了，辅仁当然应当遵照办理”，至于经费，“我已给教会当局打电报去，请求从长商议，相信在一切校务重新纳入正轨之后，是不会再有什么重大问题的”。或许在芮歌尼看来，陈垣在新学期伊始主动与自己联系，重新商讨辅仁事，是校方施放的一个积极信号。

9月12日，陈垣回复芮歌尼6日来信，对其“没有不办辅仁的意思，并且对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表示当然遵照办理”感到满意，但对芮歌尼在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则难以把握。陈垣在信中询问：“一、来信没有提到不续聘五位教员的话，是否已经撤销了这项要求?二、来信有校务重新纳入正轨的话，是否就指遵照政府新颁的法令办理，抑或别有所指?这两点，希望你给我一个明白的答复。”13日，芮歌尼回函陈垣解释说：“所谓重新纳入正轨，自指依据部颁私立大学管理暂行办法，改组校董会，重行立案，以此革新校务而言”，只有这样，才能“彼此和睦相处，人人恪遵共同纲领，不作题外攻讦，不论学校经费与教员聘任，当都可再无问题”。可以看出，芮歌尼对由教会选任新的董事会依然寄予厚望，尤其是8月14日教育部公布的《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中“全国私立高等学校，无论过去已经立案与否，均须重新申请立案”以及“私立高等学校校(院)长及副校(院)长由校董会任免”的规定，更让芮歌尼看到通过新的校董会而守住辅仁的希望。

但是，从周恩来9月6日对芮歌尼8月27日信的批示中可以看出，芮歌尼显然过于乐观了。周恩来认为：“芮歌尼来信带示威作用，甚无道理，应由教育部邀其面谈，加以驳斥，同时告以我们对待教会设立的学校的原则”，那就是“教会设立的学校在遵守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及《共同纲领》的条件下，可以继续办下去”，但教会与学校的关系“只是协助经费及主持宗教选科的关系，绝不允许其教义与教育方针发生连带关系，学校课室礼堂中不容许做礼拜、查经”等宗教活动，“学校中可以设立宗教选修科，圣言会可以保留，但学校用人行政不容许教会干涉”;在魏某等续聘问题上，“教会可以开除认为所谓背叛教义的教徒的教籍，但绝不容许干涉这些教徒教授的地位”。周恩来的批示说明，政府虽无意接办辅仁，但不容许教会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有任何干涉，教会与辅仁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协助经费而已。

很快，芮歌尼对校董会的希望彻底破灭了。9月25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约见芮歌尼，代表中央政府向其阐述了管理私立高校的五项基本原则以及对辅仁大学事件的态度。他表示：辅仁大学的校董会可以成立，但必须遵照《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办理;陈垣校长“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处理校务，能称其职，其职位不应有所变更”;魏某等五位教授的聘任问题“属于学校行政权限，他们若是教得不好，学校有权解聘，他们若是教得好，政府有责任保障他们的地位”;教会自8月1日起停发补助费的举动“对辅仁大学是不利的，对几千师生员工是有害的，是会使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受到损害的，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认为不能容忍的时候，即将收回自办”。最后，马叙伦态度坚决地说：“辅仁大学事件应该于本月内解决，解决的方针与办法，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们倘若不愿意这样做，政府即决心采取最适当的办法，以保障辅仁大学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听完马叙伦一席话，芮歌尼还特意咨询自己寄予厚望的校董会在学校中的地位，但被告知其地位在行政组织之下，教会不但不能干涉校董会，也不得透过董事来影响辅大。如此一来，芮歌尼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便电告圣言会总会：“依教宗庇护十二世规定我们对于辅大补助的首要条件被否决。”9月28日，芮歌尼接到罗马的指示，称：“补助费决定停止，除非条件基本上改变，教会坚持决定，即使你和全体神甫都要求重新考虑的话。”芮歌尼显然已无能为力，在经过两天的思想挣扎后，于30日将罗马停止补助的电报送交教育部。

五、“新生”：政府接办

既然教会停止向辅仁提供经费，政府就不得不考虑接办。10月2日，北京市委专门就辅仁大学事件请示中央，称：辅仁大学教会代表芮歌尼于9月30日已正式回复“决停发补助费”，故教育部已决定接办，尽管绝大多数师生都拥护政府接办，但还是有部分教职员工有政府接办后裁人减薪或与其他学校合并的顾虑，教徒尤其感到不安。基于此，北京市委提出，此次接管辅仁应“严格区分此次事件是反对帝国主义分子无理干涉校政，而不是反对宗教，因此对一切教职员工中的教徒，凡无违反国家法令，作帝国主义间谍或反对共同纲领行为者，一概采取积极团结争取的态度”，允许他们继续留在辅仁，学生中的天主教徒“过去有教会津贴，如以后此项津贴停止，按其具体情况发给助学金”，还应注意防止学生中反对宗教徒的过左行动;政府接管后，“仍暂保存其校内原有宗教活动，如宗教选课等”，这样不但能团结好校内教徒，而且对团结全国300多万天主教徒也有意义，但“马列主义的政治课亦应在校内继续讲授”;外籍教员“如仍愿意留在辅仁，又无反对人民政府行为者，亦允其继续留任”;至于校产、教产的接收，“凡属辅仁校产或现属辅仁使用的教会房屋一律接收，但隶属教会的房屋财产又全为教徒居住使用的，如司铎书院、修女院，则不接收”。

10月10日，教育部正式函告陈垣：教育部“将你校及所属附校即日接收，由政府自行办理，并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你为辅仁大学校长”，“你可即日负责主持辅仁大学校务，领导师、生、员、工遵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为办好人民的辅仁大学而努力”，“接办以后，一切照常进行，非经报请核准，不得率尔变更”。针对辅仁的基本政策由此确定。

10月12日，辅仁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庆祝新生。陈垣在致词中说：“今天是中央人民政府接办辅仁大学的大会”，对辅仁来说，“是很重大一件事，是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在全国来说，也是空前而且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陈垣认为，此次事件“是教会代表自己放弃辅仁不愿办，政府容忍了两个多月，容忍是有限度的，为了辅仁师生员工的学习与工作，为了收回教育的主权，政府决定把辅仁接收自办”，从今天起，“辅仁真得到解放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讲话中则指出，辅仁“最近发生了牵涉到教育范围以外的事情，几乎使辅仁大学陷于不能维持。我今天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来维持这个学校，不让于我们人民有利的事业使之受到损害，并且还要使他得到发展”，最终成为“一个从教会转来的一个大学良好的典型”。马叙伦宣布了教育部对陈垣的任命后，称：“此后辅仁大学是我们中央人民政府自己办的一个教育机关了，已是我们人民的辅仁大学了”，“我不仅希望而且相信辅仁大学在中央教育部领导下……前景是光明灿烂的”。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接管辅仁大学

学校改为国立，辅仁上下反应不一。教授多表赞成，反映问题较少。职工态度均有转变，情绪已大为安定，如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工人任境民说：“中国人民应遵守中国人民政府法令，师生员工应不分宗教信仰，团结一致，保护财产，办好辅仁”，通过此次事件，“对政府有了新的认识，真是人民的政府!”但也有职员的态度模棱两可：“我们在辅仁，自然希望把辅仁办好!”广大学生普遍拥护接办，认为辅仁大学改为国立，“学校牌子亮了”，“在政府直接领导下，将进步得更快”。一年级的新同学尤其兴奋，很多新生“都因考不取北大、清华才来辅仁”，所以“情绪不稳，现在也安定了”，甚至有两名同学转入燕京后，看到政府接办了辅仁，感到后悔。当然，绝大多数学生关心的还是学费问题，未交者希望不交或少交，已交者则希望退回，还有学生故意讽刺：“改不改国立有什么不同?还不是一样交学费!”“他们是为了想不交学费才高兴，其实一个钱也省不了!”

辅仁师生欢欣鼓舞

对外籍传教士来说，去留都是异常艰难的抉择。在芮歌尼9月30日向教育部回复教会将停止拨付补助费的第二天，多位神父和修女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北京教区代主教李君武获悉神父动向后，建议他们留任，继续教书。陈垣也对外籍神父加以挽留，答应可以照顾教友，允许他们居住在原住处并且继续传教工作，否则，“他们很可能会被逐出中国”。10月24日，神父、修女联名致函陈垣，希望收回辞呈，愿留校任教。在给教廷公使黎培理的信中，芮歌尼写道：“我们圣言会士和圣神使女会修女，仍留守在辅仁的岗位上继续照顾此地天主教学生和维护教会利益的工作，如尽量据守政府宣称具有所有权的教会财产和从未声称拥有所有权的财产。我们在辅仁做了和以前一样多的事。”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紧迫的危机感迫使中共的各项政策趋于紧张，芮歌尼所言的这种情况再也难以维系。

六、小结

“辅仁大学事件”最终以政府接办而收场，但这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对教会大学的政策出现变化的结果。事实上，接办辅仁并非当时境遇下的中共所愿。即便是1950年10月6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53次会议讨论马叙伦《关于处理北京私立辅仁大学问题的报告》时仍在强调，虽然政府接办了辅仁，但其他教会学校仍可以继续自办。正因如此，在处理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中共一直希望教会能撤回所提条件，继续经营。中共之所以不愿接办，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芮歌尼所言，那将是一笔庞大的财政负担。更为重要的是，事件发生时，正值中共中央在全国发起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关键时期，它显然不想因辅仁之事而影响团结全国300多万天主教徒的大事。这也决定了中共在处理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始终持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

然而，随着1950年底中美双方相互冻结对方财产和所有公私存款，教会学校顿时失去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生存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教会学校的政策不得不进行调整，开始着手全面接收。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所言：“我们对这些接受帝国主义津贴的学校、机关的态度是：统统把它接收过来，由中国人办”，经费“一概由国家照旧发给”。如此一来，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消失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作者：刘建平，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