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一届毕业生王道元说：“清末自甲午中日战后，割地赔款，国家元气大伤，士夫恫于国耻，渐觉发奋图强。”在这种背景下，维新派发起戊戌变法运动，以求救国图强。在这次变法运动中维新派也意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其领袖康有为曾在北京几次上书，强调变法兴学的紧迫性。1898年，梁启超主笔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说：“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故各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由此观之，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世界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办新式学堂培养教育人才师资的重要性。正如梁启超所认识到的那样，先有了教习的人材，才能培养出大批学生。于是，师范教育被推到了启动全国教育的位置上来。

戊戌变法失败后，兴办学校的动议被暂时搁置。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更加体会到了变革现行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紧迫性，于是对兴学措施旧事重提。1901年，清政府发起新政，次年，清政府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钦定大学堂章程》，章程里提到：“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现于速成科特立专门之外，仍拟酌派数十人赴欧美日本诸邦学习教育之法，俟二三年后卒业回华，为各处学堂教习。”可以看出，清政府也意识到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到的问题，因此，在学堂开设之初，寻找合适的教员方面，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成立速成科，特立专门的培训机构，即前面梁启超所提的师范斋，自己兴办师范教育。第二，向发达的欧、美、日等国派出学教育之法的留学生。这些行动可以看出，清政府成立师范教育机构是应对当时教育现状所必须做的改良行动，是从内部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在这些历史际遇下，刚刚恢复了的京师大学堂首先开办了师范馆。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科）共培养了两批毕业生。本文着重考察这两批毕业生与清末民初一些中学的筹建和发展历程的关系，并分析其对近代普通中等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王道元与北京四中的建设

王道元是师范馆头班学生，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他曾回忆清末北京地区的兴学状况：“我在毕业后，曾任三旗高小教员，旋由学部委任为八旗高中博物教员四年。现在市立第一中学，即前八旗高中的后身。即第二第三两中学也是八旗官学所改组的。顺天府设立了高等学堂一所，中学堂一所，在西什库后库，即今第四中学校的前身。我和李荫善同时毕业，我们倡办了顺直中学二所，一在北城王佐胡同，一在南城金台书院，聘恽毓鼎为监督，廉捷为监学，我和李荫善分任教务。当时办学，已成风气，各省京官如江苏、四川、云南、山东皆有旅京中学之设。即汇文书院亦改为学堂。教会设了毓英中学，宣武门南大街直隶会馆设立了畿辅中学，但还没有一所女子中学堂出现。”通过王道元先生的回忆，我们了解到清末，在北京地区掀起了兴办公私中学堂的潮流，这些学校有的由旧学校改进，有的重新设立，但教学内容已与以往的旧式学校很不同，民国之后，北京市的学校更是加速了迈向近代化的进程。从王道元先生曾出任校长的四中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王道元先生

清光绪三十二年六月（1906年），顺天府筹建顺天中学堂，校址在北京西什库“天财库”旧址。此即北京四中之始。第二年，1907年2月（光绪三十二年），顺天府所辖二十四县各选派两名学生入顺天中学堂学习。第一届有42名学生，学制四年，设国文、算术、历史、英文、社会学、国画等课程。1907年正式开学，即为正式建校之年。

辛亥革命以后，顺天中学堂属京师学务局管辖。1912年9月29日改校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王道元先生谈到民国刚刚建立时的中学情况：“由于国体政体的变革，北京教育界也起了变化。从前各省京官依会馆创设的旅京中学渐渐解体，纷纷停办了。前督学局已改为京师学务局，相当于教育部的一个司，但不在同一衙门，成为独立机构管辖地方中等及小学和社会教育。中学仅有一、二、三，三个中学校，初级师范学校及第一女子中学。第四中学是成立于民元（1912年）十月，它是由顺天中学堂改组的。”

王道元先生掌校四中，是因为四中前身顺天府中学当时正遇见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原来张监督（即校长）祖荫字槐卿，宝坻县人，平日和学生感情极端乖鬲，据说平时学生向他有所陈白，须上红票，俟批准后方能对面讲话。另一原因，学生来自乡间，宿膳皆在校内。膳费一节每人月出三元，饭食不好，这位翰林监督，为照顾学生，由公款每人月补助一元，已既行之三年成了惯例。但教育部新颁法令，不准动用公款作任何津贴，遂将补助费取消了，自然饭食更其不好。按当时照章办事，并不为错，学生们因感情冲动，乘监督到校，竞遭到辱打，并把轿车帐子玻璃都打了个粉碎。经这一场无妄之灾，张监督去后，即向府尹提出辞呈永不到校了。”可见张监督本人还有着较深的封建官僚习气，加上外界刺激因素，遂和学生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样相持几个月，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顺天府中学陷于困顿。

王道元先生是个拥有新教育管理理念的校长，他不沉溺于官场习气，掌校四中期间，建立了较为平等的师生关系。王道元先生抛弃以前学校的官僚作风，调整教职工，规划课程，鼓励学生进行有益的课外活动，使四中成长为一个教学质量高，气氛活跃，自由的新型学校。为便于表述，以下我们分类说明。

（一）扩大招生范围，生源不分地域、种族

王道元先生发现原来顺天中学有一个特点，教职员工和学生，绝大部分是北京市人。王先生在招考学生时做了特别规定：“此次招生为打破严格地方局限性，在招生广告上标明凡持有高小毕业证书及合法的同等学力证件，籍贯不论汉满蒙回藏皆可报考，合格的一律取录，计取录45人，汉满蒙回族皆有人，而京兆人仍占多数。”可见王道元先生在招生时特别注意了教育的平等性，发扬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精神，也实行了近代意义的民族平等，地域平等等原则。招生结果，尽管京兆人数还占多数，但地域和民族界限已被初步打破，使四中在社会上树立了开放的形象，这种兼容并蓄品质，使四中能持续获得新鲜血液的注入，从而活力常在，后劲充足，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中学。

（二）合理规划课程，重视德育教育

“他们在教学方法上，把各科目和随着年期的进程，区别为轻重缓急，灵活分配，他们不主张读死书啃讲义的作风，对次要的科目，固然各如其量予以重视。但对重点的科目，则采择加强进度和提高水平。哪几门是重要科目呢？国文、英语、数理、博物、史地。次要科目如手工、图画、体操、兵式操等。修身一门，在辛亥前的学堂，标题为‘人伦道德’，与读经并重，今既简化为修身比较适当。虽然每周授课只有一小时，但它属于德育范围，最好由校长掌握这门功课，藉以启发青年爱国心，随时批判旧社会一切黑暗不合理的污俗是必要的。”

王道元先生对课程主次的区分已经很接近现在的中学，他采取了一些办法，加强重点学科的教学强度，提高教学水平，应该说，这为四中提供了稳定的教学质量，这是四中能立足于当时的教育届，并逐渐脱颖而出的最有利的保障。此外，王先生还特别注意学生的道德培养，清末学校的“人伦道德”课程在学校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那是为保证培养的人才能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辛亥后，“人伦道德”课改为修身，王道元先生主校期间，亲自教授“修身”，意在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近代道德意识，这是四中培养“品学兼优”人才的滥觞。

（三）开展有益身心的课外活动，鼓励有益的业余爱好

“此外关于课外活动，有的由学生自己组织，有的由教员领导进行。最初有足球会、武术会，学生自组，当竞赛时请人评判。有照像组，由化学教员提倡领导。校内为设冲晒暗室等。有滑稽话剧组，其创始早于天津南开学校，在北京四中为独步。学校曾搭起席篷和戏台，演《王小过年》和《一元钱》话剧。”

中学时代是少年性格、品性、兴趣爱好形成的关键时期。学业固然重要，但决非少年生活的全部，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王道元先生积极鼓励学生在课外进行有益的活动，以发展学生的身心。而各种有益的活动，使四中的气氛活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朝气，富有创造力的学校。

在王道元先生着意经营之下，四中成长为一个学风踏实，教学质量高，体育成绩突出，青年个性充分舒展，教师团结敬业的全国知名中学。北京四中百年来长盛不衰的历史和现实是王道元先生用现代化方法治理四中最好的佐证。

四中老校门（1915年）

二、师范馆毕业生群体与各地中学的兴起

除王道元先生治理北京四中的成功案例外，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许多学生参与各地早期中学的建立，为全国范围内的中学体系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头班学生毕业时学部发了《附奏大学堂师范毕业生义务期限之内不得兼营他业并准援案免扣资俸片》强调：“此次大学堂师范毕业生充当教员担任学务，责无可辞。现在该生等有愿留京师效力义务者，有愿赴各省效力义务者，经该学堂总监督分别造册咨送到部，臣部当通行京外各衙门，该生等于五年之内专办教育，不得委派他项差使。”国家有强令义务，促使师范馆所培养的两届毕业生纷纷到各地办学堂，下面笔者挑选几个毕业生个案进行考察：

邹大鏞，1907年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上学前是奉天副贡，陆军部主事，毕业分数七十三分八厘一毫，考列优等。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0月，盛京将军赵尔巽，指令当时主管教育的奉天省学务处，创办了自费中学“普通中学堂”，即沈阳市第五中学前身。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普通中学堂”易名为“奉天中学堂”。此后，该校相继由戴裕忱、郑鼎臣、邹大镛等担任校长。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5月，“奉天中学堂”易名为“奉天省普通中学校”；后来该校又几易校名，1949年3月，正式命名该校为“沈阳市第五中学”。沈阳五中是当今辽宁省名校，师范馆毕业生邹大镛为辽宁五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段廷珪，湖南附生，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7年毕业生，时年29岁。毕业成绩七十九分七厘二毫。考列优等第一名。段廷珪具有教育新思想，终身投身于教育事业。民国四年（1915年）元月，段廷珪被调往广西省南宁省立师范任校长。为了更好地躬行新教育，段廷珪还亲自任南宁府中学堂教员。如今，南宁三中是中国是百强中学，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中学，广西首批示范性高中。

王多辅，安徽太平（今黄山）人，1877年（清光绪三年）生。1909年毕业，名列优等。王多辅1909年任宁国府中学堂监督，旋兼任皖江中学监督。1911年改任皖江师范学堂监督，中央教育会员。1912年任宁广八属教育特派员。1914年4月，创办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校长。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来改为安徽省宣城中学现在是安徽省级示范高中，也是一所具有近百年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皖南名校。

谢廷昌（1876-1951），字杞楠，福建建瓯县人。清末设学校，他赴北京就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谢廷昌，年三十三，福建癝生，毕业平均分数七十三分九厘一毫，1909年毕业。1911年冬，谢廷昌被聘为福建建瓯中学校校长。

刘宗向（1879-l951），字寅先，号盅园，湖宁乡县人。1904年入长沙明德学堂，旋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授内阁中书，调学部，任山西大学教授。1911年回湘，先后在湖南高等学堂，中路师范学堂任教，任《湖南教育》编辑，创办宏文书社，后任湖南高等师范校长，湖南大学教授。1921年创办私立含光女子中学，任校长。

史料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庞大的开创中等教育的群体，从京师，到大江南北，省立中学，乃至县立中学都活跃着京师大学堂师范生的身影。这两批师范科毕业生使清末民初中国的中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成就了全国一大批名中学，也为近代中国中等教育奠定了基本框架。

三、师范馆（科）毕业生群体与中国中等教育近代化

如前所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很多毕业生参与了全国各地的中学筹建和初期教学，管理工作，这些中学，多数日后成为地区、全国名校。他们的工作从多个方面促进了中国中等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一）全国中学体系的建立

从师范馆毕业生参与的全国中学的建立情况看，他们参与了全国各级中学的筹建和初期发展工作。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全国性中学：如北京四中，北高师附中等；省级中学：奉天中学堂，南宁府中学堂；地区级中学：如湖南省立四中（常德一中），宣城中学；县级中学：建瓯中学。这样，中国式的分层的公立中学体制框架基本建立了起来，之后中国的中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完善，形成了现在覆盖全面的公立中学体系。除公立中学外，师范馆的毕业生还积极参与私立中学的筹建和管理工作。这样公立中学为主体，私立中学为补充的中学体系，构成清末民初的中国中等教育的基本面貌。这些中学实体是中国中等教育近代化的现实载体。

（二）严格招生，注重教学质量

向玉楷先生在治理湖南四中治校时，“在智育方面，他极力推行一，二，三法，即：凡期平成绩一门主课不及格者补考，二门不及格者留级，三门不及格者退学。对招生制度则更加严格。这些条款的实行，学生不论亲疏或贵贱贫富，一律人人平等，谁也不能特殊例外。”

在王道元先生掌校北京四中时的招考也非常严格，入学后对学习成绩要求也很高。这些中学优秀的毕业生大多能得到深造机会，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地位，反过来又加强了母校的声誉。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这批名校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

（三）爱国观念深入人心

谢廷昌在任建瓯中学校校长期间，将北京学生爱国忧民，关心时事的新风尚带进校内。1915年5月9日，袁世凯阴谋复辟，与日本签订“廿一条”卖国条约，全国民众奋起反对。福建建瓯中学校的学生也组成宣传队，高唱“五月九日，五月九日，呜呼我国耻!廿一条件，迫我承认，要求太无理!要求太无理!”，并组织检查队抵制和烧毁日货，在建瓯第一次点燃了群众爱国反帝的革命火炬。

（四）加强近代品德教育

京师大学堂师范科毕业生管理学校，特别注意学生的品德培养：“向玉楷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倡导四等十级法”。向玉楷先生特别注意从生活小事中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这使得日后学生容易成长为有道德感，有责任感的公民。学校管理者的道德意识强烈，使学生能培养出品学兼优的人才。

总之，虽然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前后只存在了短短7年时间，却开创了中国中等教育近代化的先河。师范馆毕业生群体在中国中学体系的建立、中学生源的选拔办法、中学课程体系的设立与完善、德智体全面教育落实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中国中等教育筚路蓝缕，另辟蹊径，他们为中国融入世界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们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国教育忠实践行者，他们为当代中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作者：景晓平、刘叶莲，来源：《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年第27卷第1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