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是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这使她成为北京地区乃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一名普通进步女青年如何转变为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乃至职业革命家的？让我们穿越历史，重温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女高师”）直至1924 年6月毕业回到湖南投身革命工作的5年经历，看她怎样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经历思想上的深刻转变，最终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

（缪伯英）

1899年10月，缪伯英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她的父亲缪云可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参与创办多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缪伯英从小受到父亲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1913年进入湖南平江县启民学校读书，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创办于1912年，因校址在天心阁附近的古稻田，故称稻田女师。稻田女师荟萃了徐特立、朱剑凡、周世钊等一批学者，培养出缪伯英、向警予、杨开慧等一批巾帼女杰。

1914年，15岁的缪伯英在《少年》杂志第4卷第4期上，发表了《稻田女校记》一文：

长沙城古稻田有学校曰第一女子师范，即吾读书之所。地址颇大，自大门入有大坪，周围种以杨柳。入二门有长坪，两旁杨柳数十株，高数十尺，苍翠之色可以悦目，清新之气可以养心。其右为小学部，分六教室。中有一场厅，悬黑板，用以揭示新闻及各种答案。或展览阅报休息标本等室。至夏日炎热。天井蔽以凉棚。教室前垂以竹帘，以蔽阳光。每上课时，惟闻读书唱歌风琴之声满耳。坪之西为师范部分，分二教室，有寝室自修室。长坪后有大操坪中有亭一。高声场中，憩息之佳地也。校之前面为幼稚园，有两间诱室。有小园，周围短栏。中有花卉百种，甚至美观也。吾每晨偕弟妹入校，铃鸣，同学数百人集坪中，行朝会礼，甚为整肃，至散课时。与同学唱歌，按琴游戏久之同归诚乐之极也。遂记之。

该文被收入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的《小学生作文入门》，成为目前能看到的缪伯英最早的文稿。

一、考入北京女高师，参加工读互助团

1919年7月，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理化系。各种新的社会思潮令缪伯英大开眼界，尤其是认识了湖南籍的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后，通过他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活动，这成为她投身社会实践的开端。

北京工读互助团共有4个小组，其中第三组为女子组，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1920年1月到2月，缪伯英等开始筹备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一开始签名加入赞助的女性有30多人。主要成员有缪伯英、钱初雅、易群先、李欣淑、何琛媛、韩德诺、田维、冰如、张人瑞等。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缪伯英为此还从女高师退了学，专职做工读互助工作。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到访过北京东安门北河沿十七号的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在1920年2月一封致陶毅（陶斯咏）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可见，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主要成员是湖南人，大部分是稻田师范毕业生。毛泽东所说的“湖南八人”，就包括缪伯英。《申报》1920年3月30日的“国内要闻”栏目，也刊载了“女子工读互助团”的消息：“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后，各处仿行者甚多。现在北京女学生之愿工读者，亦组织一女子工读互助团（钱初雅）（缪伯英）（何琛媛）（韩德诺）顷正在试验中，不日即正式成立。现有团员四人，闻续来者尚不少，韩德诺系韩国人。”

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规定团员每天要工作5小时，实际上许多团员工作时长远大于规定。虽然在筹备期间，陈独秀曾对缪伯英等表示“经济不成问题”，但实际上她们只筹到了100多元启动费。1920年4月，团员们筹款买了一架缝纫机。当她们准备再买两架织布机时，经费已捉襟见肘。杨璠在5月向胡适提出借款120元的请求，胡适慷慨答应。然而，她们想在天津和上海购买机器织布，当时都没有现货。直到7月底，缪伯英等人靠着东挪西凑来的200余元，才购入了一台自动织袜机，使得工读互助活动得以维系。

二、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推动思想的转变

1920年8月后，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的经营遇到很大困难，逐渐走向瓦解。工读互助团成立时提出“我即是团，团即是我”的主张；进入这个团体后，就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取消婚姻关系”。成立不久，原先筹集的款项用完了，劳动所得的收入又非常微薄。他们所办的食堂“事少人多，入不敷出”；放映电影“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了”；其他如洗衣等生意欠佳，难以为继。俞秀松于1920年3月在一封致襄世伯的信中说：“我们这个团，现在生活非常难以维持，因为现在社会制度下面，想拿半天劳工所得的工资，万难维持全天的生活费。”可见，实行工读互助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根本无从谈起改造社会。

1920年3月，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1920年4月，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着北京工读互助团的逐步瓦解，加之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不断学习，缪伯英开始重新思考革命道路、理想信念等问题。于是，她决定重返校园，继续读书探索。1920年9月，缪伯英重新考入北京女高师。

事实上，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后，李大钊也开始加强对青年们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1920年7月，李大钊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此前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在政治学系和史地系任教，并在经济学系兼授《现代政治》课程。李大钊在史地系担任的课程，有《唯物史观研究》等。以后，他还在各系及其他各校开设了多门课程，不断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北京女高师兼课，颇受学生欢迎，这也是促成缪伯英重返校园的原因。据当时在北大校办工作的章廷谦回忆：“一九二○年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兼课，讲授社会学和图书馆学。我爱人也是他班上的学生—不过在那时节我们还没有结婚。后来晓得那里的女学生对李大钊也都很推崇。”

三、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有时，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在进步同学中传阅。

当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仍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嘱托，帮助他一点点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罗章龙的回忆证实：“现在我有这样一些印象，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比他先参加党。何开始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他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可我们想争取他。那时他已结婚，缪伯英是女师大的，我们通过她去做何孟雄的工作。最初何孟雄表示想不通。他说，他不相信十月革命，经过很长时间，我们同他展开辩论，敞开了同他谈，最后他表示，我的问题你们已经给我解决了（这时已有共产主义小组），现在我可以搞工人运动了。”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1920年底正式称“共产党北京支部”）在北京大学成立。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等。缪伯英就此成为我党最早的女性成员。

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1920年11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大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等40人，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推举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为青年团书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几乎全部成为青年团员，或者担任青年团的领导职务。缪伯英是唯一的女团员，也是我国第一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女团员。

（缪伯英（前排右四）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合影）

一大召开之后，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书记，缪伯英任区委妇女部部长。罗章龙 称：“我和梅羹、伯英、君宇、中夏等亦先后参加区委，分任宣传、青年和妇女工作。”1921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北京东城支部成立，这是党在北京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党支部。其中，西城支部主要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员组成，亦称北京师范大学支部，缪伯英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东城支部以北京大学的党员为主组成，亦称北京大学支部。由于工作的关系，缪伯英和李大钊的接触明显多了起来。后来，缪伯英和李大钊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李大钊非常重视妇女问题，这对缪伯英影响很深。王一知回忆说：“李大钊同志指示我们：妇女运动是很重要的，但妇女不光要争女权，妇女还要争人权，还要争工作的权利。你们可以多认识一些同学，多联系一些同学，引导她们关心政治斗争。你们还要注意把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1921年4月4日，缪伯英在《申报》第8版发表了《家庭与女子》一文，系统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在文章的最后，缪伯英对妇女发出了“所以我很希望一般留心女子问题的诸君和女界中稍具知识的朋友们，切勿徘徊疑望，踌躇不定；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1921年10月，何孟雄和缪伯英组成了家庭。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 5号，他们的家也成为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途 经北京时，就住在这里。缪伯英和何孟雄一边上学，一边从事革命工作。缪伯英的名字里有一个“英”字，何孟雄的名字里有一个“雄”字， 同志们就戏称他们为“英雄夫妻”。

1922年2月，缪伯英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兄 弟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的工作。缪伯英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北京丰台、长辛店、南口地区和唐山、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为与之响应，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缪伯英四处奔走，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熟起来。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缪伯英任长沙女师附小主事 （校长），1925年3月任中共湘区妇委书记，成为湖南妇女运动卓越的领导者。1927年10月初， 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伯英任中共沪 东区委妇委主任。

1929年10月，缪伯英因伤寒不幸病逝，年仅30岁。身为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妇女运动的 先驱，缪伯英用短暂而光辉的生命，谱写了一位早期女共产党员的青春之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作者：何立波，来源：《炎黄春秋》，2022年第3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