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其发展变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点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和论证，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作为天主教会在华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辅仁大学自然也呈现出这一普遍性的特征。正如“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的办学宗旨所揭，其历史进程与中西文化会通和本土文化发展议题相始终。不过，大学宗旨的确立和承继究竟得益于哪些思想文化资源？ 文化交流的同时发生了哪些思想的碰撞和对话？诸种思想有何关联，又如何聚合而为大学事业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
以辅仁大学观之，其创办实际牵涉中国教徒、罗马教廷、本笃会三方力量；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管理权的转移，加入圣言会等修会团体。各方人士在推动中国天主教大学事业中所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取用的思想资源既有差异，又有相通之处。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大学创办和发展的事实本身，而对大学兴起的思想及其语境揭示不足，尤其是罗马教廷和西方修会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希望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双重背景下，揭示隐伏于大学教育和文化活动背后 的思想源流，重构复杂交错的思想版图。透过对几种主要思想传统及其内在关联的揭示，也可以展现 20世纪上半叶中外教会人士对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关系趋近的认知，以及通过大学事业整合文化与传教两种使命的积极探索。
一、中国教徒对学术传教资源的发掘
20世纪初以来，中国天主教徒、来华传教士屡有兴办大学之倡议。在这些声音的背后，是近代中国天主教会不重学问和教育，长期自外于主流社会的境况。对此，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马相伯、英敛之等发覆掘微，重新发掘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学术遗产和思想资源，将之与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相结合。 二人在民国元年上书教皇的举动，更成为辅仁大学兴起的激进前奏。
在《上教皇请兴学书》这份带有宣言性质的文书中，马相伯、英敛之多次提及明清之际传教士学术传教的先例，作为兴学论说的历史资源。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来华的根本目的固然是传教，使中国皈依天主，但也在传教过程中巧用学问为“诱掖之具”。他们通过输入从天文到地理的实学赢得中国士人的青睐，造成教中人才辈出的景象。这种传统在近代不幸断裂。尽管天主教修会也出现过一二有志于学术研究工作的西方传教士，或个别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中国教徒，但如果作一横向比较，天主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与新教相比日渐式微。这是多方面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马相伯等人看来，根本原因是来华传教士在学术和教育方面不再以利玛窦、南怀仁等先辈为榜样。
作为培植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既可以集中教内人士努力研究学术，把传扬基督的宏旨寓于其中；也可以培养具有天主教精神的人才，使其成为社会上或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还可以延续利玛窦等人采用的上层路线，保持与中国知识精英的良好关系。 马相伯、英敛之二人已隐约认识到其中的利害所在，并把兴办高等教育作为天主教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因此，兴学书最后郑重提出派遣博学谦虚的传教士，在北京创办大学，并广泛招收教内教外学生：“诚得我至圣父师，大发慈悯，多遣教中明达热切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创一大学。广收教内外之学生，以树通国中之模范。”
在北京创办大学的提议未获教廷答复。1917年6月，英敛之又刊印《劝学罪言》一册，后经翻译流传到罗马，成为日后教廷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促成英氏写作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公教月刊》上刊登了攻击利玛窦等人的文章，激起英、马的辩护之心。而从思想延续性的角度看，《劝学罪言》与《上教皇请兴学书》中的论说可谓一脉相承———要达到兴学的目的，必须扭转天主教会的蒙昧风气，使教中人士认识到文化和教育工作在现代传教事业中的必要性。文中历数中国天主教会不重学问的病症，如教中盛行的读书无用论、传教士服务于本国利益的行为，如此种种，皆造成教会当权者“量狭智昧”。而欲使天主教广扬，必须打破种族偏见、修会纷争，“惟以吾主耶稣之心为心，而于罗马之命令，严遵恪守”。进而提高本国修士的学术水平，以达到“尽心研究中西学问之地步”。在师资方面，“必须延聘素负声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
与兴学书所取用的资源相同，《劝学罪言》多次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故事为论述张本。如论述明季中国教徒的学术造诣之高时，以毕方济、徐光启所译《灵言蠡勺》一书为例，称“是书所论超性诸语，岂非世人视为微妙玄通者乎？”又如论证学问与传教的关系时，追述利玛窦孜孜汲汲于中国书史、朝夕研讨，以及庞迪我、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接踵而至、著述如林的景象，不禁感叹：“彼时圣教为何等气象，厥后虽朝廷时有反对，官府多方阻难，然犹幸有人得斡旋于枢要之地，圣教赖以不绝。”这种理想化的历史景象与教徒不通中西学问、教会种种束缚和排挤等惨淡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位中国教徒之所以经常援引早期耶稣会士以学术为器、传教中国的例子，与他们个人经历和身份不无关系。马相伯成长于天主教家庭并接受系统的教会教育，英敛之先接受儒家教育而后入教。两者对于中国传统经典理解的深浅有所不同，而中国教徒的身份，使他们可以同时接受儒家思想和天主教义。他们一方面用激烈的言辞抨击教会现状，一方面又对明清耶稣会传教士抱有明显的亲近感，视之为先驱和榜样，因其传道多取径于教义和儒学的沟通，又没有近代西方传教士轻视中国学术文化的风习。 同时，两人不遗余力地广泛搜集、校勘和出版教会前辈的文献著述。于是，明清耶稣会士的思想与学术遗产在民国初年转由中国教徒继承和发扬，成为常被后人所援用的历 史范例。
在马相伯、英敛之兴学倡议的另面，涌动着中国教徒的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 他们关心国家命运，也热心宣传福音，相信宗教对国家必有所贡献。进言之，二人出入于圣俗、中西之间，传播知识和创办教育，是基于振兴国家的根本目的。因而他们也将发展国学的理想蕴于教育活动之中。1913年，英敛之在香山静宜园开办辅仁社，招收教内青年来此研习国学，以中国传统典籍和基督宗教文献为基础。这种对中国传统学问的重视，在“修院中国文之课，决不注重”的环境中可谓开风气之先，亦为辅仁大学重视国学的先声。英氏还希望推动修道院的国学教育，曾到杭州“鼓吹中国神父必须精通国学、国文”，给该教区神父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世史家多推重二者的兴学之论，同时不应忽视的是，促进教会教育发展，尤其是创办大学的呼声自20世纪初以来便不绝于耳。 1906年5月，北京教区教务会议集中探讨教会教育问题，有人建议仿效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学。1912年 9月，较《上教皇请兴学书》时间稍早，遣使会士雷鸣远（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Ｌｅｂｂｅ） 致其弟伯达信中，提出在中国建立大学的计划：“我们该在中国有一个公教学术研究中心和一座学校。”1914年初，中国各地相继召开针对教会教育和出版问题的专门会议。圣母圣心会士吕登岸（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ｕｔｔｅｎ） 提交了一份大学计划书，指出大学创办时间在1920年到1925年之间为宜；在师资准备和培训方面，可选派中国人赴鲁汶大学深造等等。这项计划虽得到与会者的讨论和支持，但创办大学的时机、条件尚不成熟，教中蒙昧观念依旧存在，也没有修会愿意承担办学之责，更没有权威机构统领此事。
无论如何，兴办高等教育以宣传圣教的重要性，逐渐成为部分外籍传教士与中国教徒共识，其间不乏相互交流和相互启发。在诸多倡议中，又以马相伯、英敛之所论最为急迫，且切中时弊。这与他们对中国天主教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对学术传教资源的发掘不无关系。颇有意味的是，中国教徒所欲发扬的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传统，本身就是历史上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的产物，这也使他们在现实中对域外的文化思想抱有开放态度，热切期盼有相同理想和追求的博学之士东来。
二、罗马教廷对“本地化”原则的推行
“本地化的传教原则是天主教会的重要传统，也是辅仁大学兴起背后的一个推动因素。“本地化”涉及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与不同文化的碰撞问题，是文化交流和接触的后果。其在中国的源头可以溯至早期耶稣会士的适应化策略。进入20世纪，随着教会内外局势的复杂多变，“本地化”又被赋予新的内涵，并为推动中国天主教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依据和资源。这与教廷权威政策的颁布及其代表刚恒毅（ Ｃｅｌｓｏ Ｃｏｓｔａｎｔｉｎｉ）等人的推行密不可分。
自近代以来，各修会团体藉保教权和欧洲列强的保护划分畛域，各行其是，教廷虽为天主教世界的最高首领，对中国事务的了解和参与却极为有限。由于中国教徒以及关心中国事务的西方传教士的呼吁和敦请，包括《上教皇请兴学书》和《劝学罪言》中所发出的剀切之论，罗马教廷发现有充分了解中国传教情况之必要。1919 年7月， 特派广州代牧区主教光若翰（ Ｊｅａｎ Ｂｕｄｅｓ ｄｅ Ｇｕéｂｒｉａｎｔ） 视察全国教务，并将教会教育纳入考察重点。
11月30日，本笃十五世（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ＸＶ）更颁发了影响深远的《夫至大》（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ｌｌｕｄ） 牧函。马相伯率先将之翻译成中文刊行。该牧函是向普世教会发出的，也与20世纪初中国的传教情况有特殊关联。其中对全体主教和宗座代牧、监牧等传教区上层人士明定职分，批判修会视传教区为私产的观念，劝导各修会之间精诚合作，屏除排外之心与门户之见，并以较长的篇幅讨论本籍神职人员的培养和任用问题。对传教士的职分也有所言及，如在传教之初应接受圣学、俗学等与传教有关之学问，还应“精熟传教处国语国文”；在传教过程中应调明“忘尔乡民，忘尔父家”之原则，不得谋求本国版图之扩张，而不思天国事业之进取等等。
无论是注重本籍神职人员的培养，还是强调外籍传教士对所在国语文的精通，都与中国情形颇为切合，并呼应了马相伯、英敛之等人的愿望。对于前者，教宗敦促各传教区长以实力奉行，培养本地神职。针对后者，宗座特命在罗马建一学校，专门提供东方语言礼俗的教育，同时指示各教会总长按此规模培植到东方传教的传教士。 这些举措对中国天主教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破除传教人员的国族之别、门户之见，也有利于教会内部力量的统一、集中和强化。在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浪潮席卷中国的背景下，罗马教廷的训示又对整个中国天主教教务的发展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有助于改善民族主义激荡之下的国人对天主教一贯的“挟洋自重”印象。
庇护十一世（ Ｐｉｕｓ ＸＩ）上任后又颁布一系列新的文件，继承《夫至大》所蕴含的精神，并加以扩大和深化。1926年2月28日发布的《圣教会以往的成绩》（ Ｒｅｒｕｍ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ｅ）通谕重申了《夫至大》的重点，强调对本籍神职人员的培养，并对一般教徒子女的教育给予重视。同年6月15日，教宗又发布《余即位伊始》（ Ａｂ ｉｐｓｉｓ Ｐｏ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ｕｓ），致中国各教区之主教，旨在确定、阐明并维护传教使命的纯正性。1928年8月，在国民政府发表全国统一宣言之后，罗马教廷发出专致中国的“八一通电”，祝愿中国能享受永久而有益的、以仁爱公理为基础的和平，期待教众对中华之和平发达与进步，有所贡献。这些文件无不彰显出其重返中国社会、积极融入中国宗教和文化潮流的雄心。
至此，教廷尽管未能完全消除，但已逐渐突破保教权的限囿，以期对中国天主教会取得更大的领导权，统一天主教各机构的工作。此时在法国遣使会管辖的北京建立一所不说法语的、直属于教宗的天主教大学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教宗诸文件还指明了各修会团体应遵循的“本地化” 原则，为天主教的中国化进程清扫了道路，为设立天主教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引领教会学术风气等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种背景下创设的辅仁大学无疑是践行“本地化”原则与思想的重要标本，也是天主教在东亚地区最为人瞩目的文化机构，更成为在教育方面统领中国教务的典范。
1922年6月，传信部官员致函美国本笃会的联盟组织——美国加西尼联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ａｓｓ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力劝其接下在中国创办大学的任务。几乎与此同时，意大利斐乌梅署理主教刚恒毅被任命为驻华宗座代表。在华期间，刚恒毅遵循教廷的指示，立意尊重中国文化，并努力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推动天主教本地化落实到诸多层面。他在教育文化领域的相关观点也得到了马相伯等中国教徒的认同。当然，较之前者专注于提升教徒国文水平、重振教会文风，刚恒毅更关心以天主教复兴中国本土文化的宏大议题，两种视点随着大学的建立而交汇。
作为教廷派驻中国的代表，刚恒毅既全力支持辅仁大学的创办与发展，更赋予这所宗座大学文化和宗教相叠合的崇高使命。一方面体现在复兴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以天主教的原则建设“新中国”。1929年在辅仁大学新校舍奠基的演说词中，他指出：“这座大学愿意作高深文化的工具，用教宗庇护十一世的金言，愿对中国的复兴有所贡献。” 它不但要发扬保存古典文学，而且对现代语言也要尽力推广，还将在艺术的园地中，对中国古老文化遗产提供自己的力量。除研究学问外，大学也致力于培养良善、能干与对祖国有用的公民。刚氏的言论既蕴含因应中国需求的“本地化”精神， 也融入了基于对中国的长期观察而形成的思考。他在面对美国教众的演讲中表示：“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教会，正面临着帮助新中国的理想机遇”，而“教会高等教育机构将有能力为中国提供一切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保存中国古代文明的永恒价值”。
另一方面，辅仁大学的使命在于发扬天主教文化，推动传教事业的发展。刚恒毅日后在米兰圣心大学作了题为“学术传教问题和今日之中国”的演讲。其中追溯天主教初兴时代圣保禄以学术知识为传信工具、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史上的文化或学术遗传等历史，后者很可能吸收了英敛之等人的观点。他并延续“本地化”的思路，指出为提升传教士、本籍神职人员、中国教友等的学术修养，应当设立与此相适应的语言学校、司铎学校和高等学术中心，公教进行会、公教教育联合会等组织也应设法辅助。其中，大学既能聚集传教士专心于学术研究，又能为中国神职人员、教友提供高等教育，使之将来更好地为教区各级学校服务。刚恒毅曾力劝传教区负责人挑选一些青年，送他们去辅仁或震旦等高等学府深造。他还对在罗马留学的中国修士说：“我很关心辅仁大学，因辅大的成功对于圣教前途比一座教区的关系还大。”
在教廷指示下创设的辅仁大学不仅渗透着“本地化”思想，也使其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1924年传信部致本笃会信中称：“这将再次表明，天主教不受地域和国家的限制，它不仅是名义上的，而且是真正的普遍性。”刚恒毅将这所大学称为“民族间兄弟友爱的产物，基督徒之间合作的凭证，是全球天主教友对中华民族纯正而高尚的友谊的表现”。大学初名为“北京公教大学”，所谓“公教”，就蕴含着与国家主义、分离主义、特殊主义相对立的世界大同的理想。这也奠定了整个大学事业的基调，使之成为包容多元文化、增进天主教与各种文化交流的场所。由此教廷得以重树超越的姿态和至高的权威，伴随着参与大学事业的修会团体对“本地化”原则的认同和实践得到不断强化。
三、本笃会文化保存与重建经验的指引
辅仁大学欲“发展中国固有文化”的理念，还有来自本笃会的思想文化源流。 作为西方最古老的修会之一，本笃会以隐修制度和深厚的人文教育传统闻名，前者导致该会直到1909年才首次来华，圣文森总会院与中国的接触更是要到1920年以后才开始；后者则赋予本笃会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
本笃会于公元529年在意大利卡西诺山创立。1846年，德国会士博尼费斯·威玛（ Ｂｏｎｉｆａｃｅ Ｗｉｍｍｅｒ）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拉特罗布（ Ｌａｔｒｏｂｅ） 建立了美国第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圣文森院，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本笃会已发展出十二所会院的规模。而该会之所以得教廷属意，不仅是因为组织较为成熟，具备了向海外传教的实力与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依照传统和经验而言，它适宜于承担这项工作，“那就是曾经在中世纪保存拉丁语和希腊文学免遭损失的本笃会，应该在北京建立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这一见解可能是受圣文森神学院哲学教授，也是日后辅仁大学首任校长奥图尔（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ｒｒｙ Ｏ’ Ｔｏｏｌｅ） 的启发，得自于他1920年7月来华考察教育的收获和次年1月觐见教宗本笃十五世时的提议。
罗马教廷的指示对未曾踏足中国的美国本笃会而言不啻为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激励其投入到这项困难与机遇并存的事业之中。1924年10月5日，圣文森院院长司泰来（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Ｓｔｅｈｌｅ） 呼吁各会院在资金筹集、人员招募方面提供支持，特别提到“ 罗马教廷嘱托我们，对待中国要像我们的先驱在中世纪对待欧洲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保存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并加以基督化”。不久，刚恒毅来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罗马帝国瓦解成废墟时，本笃会的神父们借此充实了西方世界，他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加强教会的力量。”可见发挥本笃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汲取其在中世纪保存古典文化的经验，将之应用于中国现代传教事业，已经在罗马教廷、宗座驻华代表和本笃会之间取得了共识，并交由后者付诸实践。
当本笃会士远赴中国之际，也着力向广大海外教众、中国知识阶层宣扬其特性和传统，展现该会在大学教育方面的资历。1924年底，本笃会圣文森院在其官方刊物上登出《北京公教大学：美国本笃会的传教基础》一文，后抽印成单册派发。该文从中国天主教教育的境遇出发，详述大学的创设缘起，同时谈及中国正在面临的实业和教育危机，只是字里行间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生疏、隔膜。
自1925年3月，由奥图尔与英敛之合撰的《美国圣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在中文报刊上广为登载。宣言书以极凝练的文字概括本笃会的历史传统，在此基础上，点明了中国与本笃会在精神上的融洽之处：“中国以尊古右文为隆，而本会亦以则先法古，补苴而张皇之为事；中国农业国也，而本会亦以服田力穑，传种改良为职；中国古国也，而本会成立亦千数百年；中国人民喜修持，尚净业，琳宫梵宇，远近相望，而本会则重汲引，务神功，修院亦蔓延欧美。”并直接言明创设大学的宗旨：“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最精者，并保存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联系马相伯、英敛之的兴学倡议与办学实践，本笃会保存旧有文化精华的思想，与他们的理想可谓若合符节。
一年之后奥图尔又撰写长文《北京公教大学的精神血统》，更加突出本笃会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开篇回溯了修会的创始、发展历程以及圣文森院的由来。 在阐述历史传统时，尤其提到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本笃会与中世纪的主教们、奥古斯丁会士们共享创设欧洲大学的荣耀。”又远溯萨莱诺大学、剑桥大学等的创立，并以近年奥地利本笃会士着手恢复萨尔茨堡大学，作为美国同仁在北京创办大学的呼应。该文还延续了将民国初年的中国与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相比附的言说策略，表示尽管清朝覆灭动摇了保存古文明的社会力量，中国古典艺术与文学珍宝的存续仍有希望。行文最后，“祈求美国本笃会的热心与努力没有白费，在天主的安排下，能够在东方重现旧日西方修士的伟业”。
不过，本笃会有人文教育的深厚积淀，并不意味着其美国会院能完全肩负起在非基督教国家的教育重任。尽管反复地论证帝制崩解后的中国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在历史情境上有相似性，但两者的传统、特性毕竟不同，照搬本会前辈重建欧洲文化的经验，未必在中国行得通。因此，在开展传教活动之时，还要认识、适应并融入这种异质文化。深谙此点的美国会士宣称绝不把本会的文化和教育观念、美国的民族主义强加于中国人，而尽力使大学成为中国本土的机构。与此同时，他们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尊重，并努力学习和了解当地的文化、语言和观念。
上述表态仍是基于其注重传统文化的倾向。对古典文化和人文教育的重视长期渗透于本笃会的理念与实践中，因此该会成员不难从这个角度审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本笃会士的态度也经与中国的接触得到加强。正在开封培文中学的高福德（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Ｘ． Ｃｌｏｕｇｈｅｒｔｙ） 看到相关宣传资料，致信司泰来称：“ 正如您小册子中所提到的，当前中国越来越感觉到，西方教育家正在不知疲倦地试图根除中国文化，并用西方现代文化取而代之。”展现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态度，有助于缓和中外紧张关系、消除中国人对西方修会创校动机的顾虑。 除了策略性的考量，亦有文化吸引的因素，如韦休（ Ｈｕｇｈ Ｗｉｌｔ） 发回圣文森院的报告中谈到：“我们正在与一个有着完全不同的文明的民族合作，这个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和特点。”如果说来华之前还有隔膜，随着与中国学者的广泛交往，这种对异质文化的认识及学习意愿必有所加深。
本笃会士的观点又显然受到这一时期教廷政策的影响。前述教宗文件明确提出，传教士在思想上应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思维；在学术上应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尤其要精熟传教地区的国语国文。 当他们被赋予保存中国文学、艺术和哲学的使命，遵循教廷指示的“本地化”原则自然是应有之义。 一些中国人士的言论也成为重要的参考。如英敛之等有关传教历史和现状的对比文字被登在宣传册页中。又如比利时本笃会圣安德肋隐修院修士、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关于传教和中国文化关系问题的演说被校方刊物转载，其中提到基督宗教作为外来文化，要影响远东社会，必须了解并探索通向它的路径。创办辅仁大学便是铸造了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 这也是陆氏的理想所在：“‘保存好并深入了解中国的古老文化，用基督教来焕发它的青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修道士式的、传教徒式的计划！”
从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精英探讨的核心议题。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并尝试运用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加以重建。本笃会欲携其文化保存和重建的历史经验，以学习者和合作者的身份主动参与其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汇入这一潮流。奥图尔曾致信英敛之，希望这所大学的开放“使中国人看到天主教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语言、民族传统、文学经典的朋友”，并期盼它“成为中国文化的贮藏所，一个保护和向外传播的中心”。本笃会士在这项使命的感召下投入辅仁大学创办进程之中。而该会日后之所以退出大学舞台，不仅是由于经济危机之下不堪财务负担等外在因素，从内在思想来看也是因为办学初衷之不存。
四、圣言会结合科学与宗教理想的融入
1933年初，当本笃会表示无力承担办学重任之际，罗马教廷委任圣言会接管辅仁大学。大学管理权的更迭，为其发展带来了新的变量，而引入西方科学文化与促进本土文化发展的进程并未停歇。这既得益于大学多年发展所形成的强大惯性，也在于新加入的宗教组织对大学办学宗旨和理念的承袭，以及融入该会思想、知识资源的进一步拓展。
与本笃会相比，圣言会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修会，1875年由德国神父阿诺德·杨森在荷兰与德国边界的小城斯泰尔（ Ｓｔｅｙｌ）所创，自始就带有强烈的德国传统。 同时，圣言会还是一个国际性的修会团体，以派遣传教士前往非基督教国家进行福传工作为要务，这点又与主张隐修 的本笃会有很大区别。在立会之初，它就把中国作为海外传教事业的首要目标，1879年首派两名会士来华，以山东南部为传教活动的重心，随后扩展至甘肃、青海、河南的部分区域。与此同时，圣言会紧随德意志帝国的扩张步伐布局全球，至19世纪末，其分部已遍设于欧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
作为以传教为导向的修会，圣言会十分重视以“科学”培养和训练海外传教士。 这与创始人杨森神父促进修会科学教育和研究的理想密不可分，并植根于德国的学术土壤。在德语中，“科学”（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涵括一切通过系统研究构建的学科领域。这种广义上的科学精神，肇始于洪堡1810年建立柏林大学及其所提倡的科学教育和学术理想，并在19世纪中叶以后成为德国现代大学的核心特征。受此影响，圣言会秉持科学与宗教并无冲突的思想，视其为发现真理的不同途径，可以相互促进；并从原初对自然科学的关注，逐渐扩展为对语言学、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这也因应了研习传教地区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的需要，使传教士更好地理解传教对象。该会的人类学家施密特（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Ｓｃｈｍｉｄｔ） 更享有国际学术声誉。为传教新发现提供“科学”解释的做法，在 ２０ 世纪初成为圣言会的显著特征之一。
正是基于上述特征和条件，该会得到了教廷信赖和委任。传信部1933年4月29日致信圣言会总会长葛林德（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ｒｅｎｄｅｌ），将大学全权委托该会管理。信中重申辅仁大学的创办目标和理想，确信圣言会作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修会可以承担起这项使命：“圣言会在中国已经有广泛而重要的传教据点，拥有许多杰出的汉学家和学者，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北部和美国，受到许多天主教徒的尊敬和认同。”而教宗庇护十一世本人十分认可施密特把科学与宗教活动相结合的实践， 因之适应于传教工作的新时代，这是教廷绕过耶稣会等资历更深，或其他具有美国背景的传教团体的“最合理的解释”。这也是圣言会总会在考量是否接管辅仁大学时的支持性因素之一，他们相信承担这项事业可将施密特等人的宗教研究成果带入远东的知识世界，并且符合该会创始人重视科学的精神。
在教廷的指示下，作为后来者的圣言会尽力维持大学现状，除了以美国会省的名义接管以保证延续大学的美国特征，并积极调动本会人才、筹集资金以保证继续运转外，更表现出对大学文化理念的认同与承续。5月20日葛林德致函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及秘书长英千里，称圣言会“接受这个重责大任，唯一的目标是希望透过这个学术机构能恢复中华民族自远古累积至今深厚丰富的文化，而这也是圣父（教宗）在他给我们的信中谕示的想法。如同我们向圣父回信所言，这是我们该努力以赴的”。信中还表达了与陈垣等中国学者继续合作的意愿。这种遵循教宗指示、承续大学宗旨和理念的表态，也有助于获得中国师生对一个年轻而陌生的修会团体的尊重和信任。
进言之，对辅仁大学宗旨和理念的赞同，一方面出于已有五十余年在华根基的修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欣赏态度，由此形成了参与中国文教事业的荣耀和使命。由圣言会士编印的《北京公教》小册子满怀热情地写道：“ 中国确实是一个文化博大的国家，它的人民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民族。”“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度，必须通过有教养的人和教育机构的媒介来接近它。”文中还追述早期耶稣会士获得中国统治阶层尊重的历史，隐含对其传教策略和效用的认同。 另一方面也源于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调动世界各地资源、发扬科学与传教相结合的传统，参与并助推此进程的实力和信心。1934年，时任大学校务长穆尔菲（ Ｊｏｓｅｐｈ Ｍｕｒｐｈｙ） 在《辅仁杂志》上刊文，指出该会接办大学的三点原因，也是必须发挥的优势所在：“通过它的传教团体了解中国的土地、语言和人民，通过它与美国的联系获得美国的同情，通过它在欧洲的学术训练获得科学指导。”
在承续办学理念的基础上，圣言会带入科学研究传教地区文化的思想与方法，适应于大学不断发展的需要，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与中国学者形成新的交流和对话。 作为英敛之文化理想的继承人、长期执掌辅仁大学的中国校长，陈垣在1935年大学成立十周年之际，援引英氏重现17世纪耶稣会士之伟业的理想，指出辅仁大学应追求的三点学术目标，包括运用西方最新的方法使中国史料系统化、编纂和翻译工具书以促进学者的研究、了解汉学研究的最新发现等，特别强调中外合作的重要性。不过，陈垣的论说更多是从本土学者的视角出发，源于推进中国学术研究的强烈的使命感，背后也折射出大学文化使命的迁变，即从发展传统文化、增进中西互识深入到促进国学研究及与西方汉学对话。从这个角度说，接受过科学训练的圣言会士，可以为大学发展和中外合作提供新的助力。圣言会学者也经与中国人士的接触，确信其思想、知识资源为后者所需，更加积极输入西方（主要是欧洲） 科学方法和研究经验。
无可讳言，科学是修会藉以传教的工具，并服从于传教目标。引入科学思想和方法之时，圣言会士也对传教议题进行反复表述和阐发。1935年，王金镜（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Ｋｉｎｇ） 撰写长文，揭示创办和维持辅仁大学的必要性，包括提升中国神职人员的能力与文化水准、领导公教进行会在中国的活动、作为与中国文人阶层接触的最好媒介、作为宗座大学等四点，均着眼于大学的传教意义。1946年底，新任校务长芮歌尼（ Ｈａｒｏｌｄ Ｒｉｇｎｅｙ） 在一次校务会议上重申大学的目标，重提刚恒毅关于“在中国庞大的宣教场发起一场中国的基督思想运动” 的指示，表示“它的宗旨是创造一个天主教人文主义中心，包括神学、哲学、艺术和科学，同时保存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时，促进科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理念有所淡化，教会的宣教使命更加凸显——这本身亦是辅仁大学隐伏而强大的终极目标。然而，当校园内外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之际，强调宣教使命未必有利于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甚至为文化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结语
诚如学者王汎森所指出，“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 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赋予日常事件以意义，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辅仁大学之兴起，正值中国天主教文化教育亟待发展和罗马教廷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本地化”原则的时代，“本地化”作为全球性的传教潮流与中国本土文化发展潮流于焉汇合，大量的思想文化资源涌入其间，交流互渗。对于大学而言，它正是凭借这些资源奠定创办的基础，推动发展的进程，规划长远的目标。
围绕辅仁大学之创办与发展，包括中国教徒、罗马教廷及其代表、西方修会等各方力量，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提供了形成、充实和丰富大学价值的思想和文化因素。尽管言说立场有别，所依理据不同，也不可否认带有理想成分或策略性考量，却都在观念上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相信天主教与中国文化有契合之处，并能帮助后者保存和发扬其价值，进而在两者之间展开积极的沟通乃至整合工作。这也是20世纪前期教会有识之士反思传教现状，调整传教方法和策略的结果。以教会大学为中心，他们都致力于引介西方文化和科学的精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分，以此贡献于现代中国。蕴含中西文化交流思想的办学宗旨因之得以确立和承续。
在辅仁大学兴起背后，还隐含着中外教会人士推广传教事业的共同宗旨。文化使命与传教目标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一方面，促进中国文化与天主教融合的理想成为各方默契所在和共识基础，文化与传教使命的交叠形塑了这所教会大学的发展轨迹，赋予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世俗目标与宗教目标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客观存在，并随着世俗教育的增长、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国家权力的集中而日益显现。从历史上看，教会借兴办高等教育转变中国社会信仰，建设一个“基督教之新中国”的愿望未能达成。 不过，其为实现文化与传教双重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却在客观上增进了中国文化与天主教的沟通，及与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文化的交流，并有益于各自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李乐，来源：《史林》，2022年第4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