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它伴随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生，兼容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三校中文学科之优势，厚积薄发，在全国中文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

目前，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首经贸图书馆）藏有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毕业论文手稿５００余份，其中国文系论文２０３份，是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的重要史料。余嘉锡、孙楷第、顾随、沈兼士、孙人和、刘盼遂、朱师辙、陆宗达、梁启雄、赵万里、周祖谟等诸多名师在此批论文中留下了指导或评阅的痕迹。发掘、整理这一珍贵史料，梳理其学术文脉，有利于后继者赓续传统、开拓创新。

一、首经贸图书馆藏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论文概貌

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创建于１９２５ 年， 其前身是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１９５２ 年， 辅仁大学文学院主体（国文、史学、西语）并入北师大，汇流进学校的百年历史长河中。那么，其学生的毕业论文应该收藏于北师大，缘何为首经贸图书馆收藏？据已退休的谭乃立馆长介绍，这批文献是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前后，他负责图书馆工作时收藏的。当时，北京财贸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由北京经济学院与北京财贸学院合并而成）图书馆从中国书店购买了一整包的资料，包内除了毕业论文，还有民国时期的一些旧书刊。因此，论文可能是１９４９年从辅仁大学图书馆流出后被中国书店收购的。首经贸图书馆对此批文献进行了初步整理，将辅仁大学毕业论文等作为民国时期的论文，藏入图书馆特藏部。后来，谭馆长还申请了北京市高校图工委项目，专门对此进行了分类编目。

此批毕业论文中，有国文系论文２０３份（有的藏有两册），时间从第二届（１９３２年）至 第 １８ 届（１９４８年），大致囊括了新中国成立前辅仁大学国文系办学的整个历史时期。与此相关的年限（１９２７-1９４４年），国文系共招生６１８人。其中，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６年，毕业人数不详，首经贸图书馆藏论文２２份；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８年，毕业人数３２５人，首经贸图书馆藏论文１８１份。

此批论文手稿保存完好，呈现出民国时期毕业论文的典型特征。从排版和装帧方式来看，论文采用竖向排版，线装成册。主流的稿纸是辅仁大学专用，印有“辅仁大学”字样的红色格子稿纸，每页１０列，每列２４、２５字不等。少量论文使用印有“辅仁大学国文学系”格子或竖行稿纸，如莫东菊《楚辞天问篇集释》（国15.46）。还有特色稿纸，如余淑宜《殷芸小说辑证》（国12.14）使用稿纸上标“武陵余氏读已见书斋钞本”，梁秉诠《通典叙注》（国12.23）则使用署有“求自知寄庐”字样的稿纸。有些音韵、训诂、年谱类论文，往往采用特别格式的稿纸书写，如阎贵森《周易音义韵编》（国15.7），陈廷瑚《青溪居士程绵庄先生学行之研究》（国15.15）等。论文一般由一人独立完成，但也有两人甚至有四人共同完成者。如《先秦名人传征举隅》（国14.26）系丁秀文、宁志训、刘静娴、傅续淑共同作品。

（图1 莫东菊《楚辞天问篇集释》(国15.46)稿纸）

（图2 余淑宜《殷芸小说辑证》(国12.14)稿纸）

论文外观比较统一，封面大多标有论文题目、姓名、年级、毕业年份等，有的还有指导教师署名及其分数。封面格式上，最为统一的即左上竖标论文题目，题目大多由单独的纸片题写后贴于封面之上。有的题签系学生自己书写，例如葛砥石的《广雅引得》（国14.6）题签下有“砥石自署”字样；有的题签系导师书写，如王福荫的论文《萧氏父子之诗文研究》（国18.20）由顾随先生题签，薛桂生的论文《金楼子校注》（国18.19）由周祖谟（燕孙）先生题签。有些论文封面或扉页有审阅老师或指导教师署名，例如，张应麟《建安文学研究》（国４．７）封面署有“吴承仕覆阅”、“余嘉锡阅”字样。几乎每一份论文封面都钤有“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藏书”印章，有些论文正文第一页右下角钤有“北平辅仁大学图藏书”印章，这明显系论文提交图书馆时加盖。与此相对应的是封面右上角标有论文编号，如李国良《刘知远诸宫调牌谱研究》（国１２．２２），封面页标“国１２．２２”，即国文系第１２届（１９４２届）第２２份论文；郭预衡《战国策辨证》（国１５．２）封面页标“国１５．２”，即国文系第１５ 届（１９４５ 届）第２ 份论文。有的论文编号仅署届数，如李鼎钟《汉乐府之研究》（国９）标号“国９”， 也就是此份论文属于国文系第９ 届论文， 但没有序列号。有些论文藏有两册，其中一册编号后有“甲”字样，可见当时毕业论文提交给图书馆的应该有两册。这批论文中，有的有作者签章，有的评语处有指导教师的私人印章， 例如， 乐芝田的论文《说文省声辨证》（国１３．２５）、张恩芑《颜氏家训书证篇注补》（国１５．１），都留有周祖谟先生的印章；李步云《诸葛忠武侯文集校注》（国１５．３），有刘盼遂先生印章。

（图3 李国良《刘知远诸宫调牌谱研究》(国12.22)封面）

（图4 薛桂生《金楼子校注》(国18.19)周祖谟题签）

从书写方式来看，论文用墨笔誊写，多数论文用正楷，字迹工整，书写整洁流畅。在民国时期，用毛笔还是钢笔或圆珠笔书写，似乎也可以上升至中西文化论争的高度。１９３８年，教育部更是通令全国中小学使用毛笔。此批论文多数选择毛笔书写，这或许是辅仁大学国文系坚守“国学”立场的一种表现。从体例来看，多数论文有序言、目录、凡例（例言）、正文和参考文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序言与凡例。国文系论文大多有序言，序言内容涉及选题缘起、指导教师信息、撰写过程、完成时间等。凡是选题涉及校勘、考订、索引、辑录、笺证等文献整理类者，皆有“凡例”。如王文尧《四库书目提要考 异》（国７）所列“凡例”凡十三条，内容涉及《四库全书提要》所选版本、指导教师、论文结构、考订原则 等。这些“凡例”体现了论文作者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

翻阅此批论文，有时候还有小惊喜。例如，端木留《元诗四大家之研究》（国１３．１９）， 论文中夹有一张非常英俊的男士照片。有些论文中还夹带有小纸片，涉及英文翻译作业、地理考试题等内容，很显然是借阅者夹入其中充当书签之用； 有的纸片信息涉及教师，例如丁秉成《姜尧章遗事考》（国５．９）夹有小纸片“储先生借的论文一册”，此处的储先生应是储皖峰教授；某些论文中还留存有借阅卡，记录此份论文的借阅信息等，这为我们了解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毕业论文提供了完好的第一手资料。

二、论文选题与早期中文学科办学特色

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建系早，建制大，曾名师云集，盛极一时，是研究北师大中文学科早期办学特色的重要窗口。１９０２年，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下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此处的“文学”科显然系“大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学术界大致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当作真正的“文学”，即“纯文学”，但以“纯文学”观照中国文学，《左传》、《史记》乃至唐宋八大家的“古文”等都将处于尴尬地位。辅仁国文系成立于１９２７年，文学院成立于１９２９年。从首经贸图书馆藏论文来看，国文系、史学系、哲学系、社经系的选题，都有涉及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者，国文系论文更是囊括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的内容，如戚廷珂《补南齐书食货志》（国４．２）、张建昌《汉兴至武帝儒术与百家之消长》（国 １２．４０）、史恩涛《春秋朔闰节气表（附春秋长历）》（国１５．１８）、王笑天《毛诗正义引用左氏说辑录》（国１６．３９）、张焘《墨子研究略》（国１８．８），等等。此类选题论文，在这２０３份论文中大约占比３０％，时间上几乎涵盖了国文系的整个办学阶段，体现了“大文学”观与“纯文学”观的兼容并包。

就中文学科而言，语言文字与文学是其基本子类。中文学科在办学之初， 即将国文系分为语言文字学组与文学组，学生分甲组（“语言文字组”）与乙组（“文学组”），全系课程亦相应划分两组。作为以国学见长的院校，辅仁大学强调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增长学生的民族自信力。为了实现其培养目标，国文系课程体系自成特色。自１９２７年建系至１９５２年院校合并，国文系开设的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共约１３０余种。以下分别考察“语言文字组”与“文学组”课程开设及其论文选题情况。

国文系自建系伊始，就非常重视中国语言文字的教学。从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设置一览表》来看，除了一年级的必修课《文字学纲要》、《声韵学纲要》外，“语言文字组”二、三、四年级还设有语言文字类必修课程，如《文字学史》、《文字学概论》、《声韵学史》、《文字学名著点读》、《训诂学名著点读》、《声韵学名著点读》、《甲骨钟鼎文字研究》等。此外，在整个国文系１３０余门课程中， 还有一些语言文字类选修课程，循序渐进地加深学生对音韵、训诂、文字等知识与典籍的了解，其中有些已属专题性研究课程。而此类课程的授课教师如沈兼士、陆宗达、唐兰、魏建功、赵荫棠、戴君仁、周祖谟、葛信益，几乎都是颇有建树的语言、文字、音韵、训诂学专家。此外，他们还注重培养学生课外研究语言文字的兴趣。１９３９年暑假，沈兼士与余嘉锡发起组织国文系语言文字学会，共同探讨或编纂有关语言文学类图书，教师、研究生和三、四年级的本科学生经介绍均可参加。学会的活动有专题演讲、报告会、调查与研究等，对激发学生学习与研究中国语言文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种学习兴趣，自然投射到了毕业论文的写作之中。在这２０３份论文中选题为文字、音韵、训诂的大约有３０余份，如杨学贤的《广韵地名山名水名录》（国２．１）。某些论文选题， 甚至可以直接看出与所设课程之关联。例如，沈兼士在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５年开设有《文字学上字族问题之研究》， 为二甲二乙选修课，此批论文中，就有黄森梁《广韵中来纽主谐字之字族研究》（国６）（即１９３６届）， 该生的就读时间正在沈兼士授课时期之内。同样，１９４３年国文系开设有《广雅讲读》，１９４４届毕业论文中即有葛砥石的《广雅引得》（国１４．９）。１９４７年， 葛信益开设有《广韵研究》， 为三、四年级的选修课，１９４８届论文中即有杨广祺的《广韵重文之初步研究》（国１８．２４），指导教师正是葛信益。

新中国成立后，北师大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离不开前辈学人的努力。陆宗达曾创建北师大汉语文字学学科博士授权点，萧璋担任中文系领导３０余年，对古代汉语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葛信益则为现代汉语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民国时期的高校文学教育，因各校办学理念不同，在对待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态度上有所区别。同处北京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体现出对现代文学的重视， 而北平辅仁大学则更重视古代文学的课程，现代文学类课程仅有《中国现代文学》一门，２０３份论文中没有一份选题为现代文学。国文系“主要讲授中国古代的诗文与文献典籍”。在必修课中，散文与诗赋的比重差不多，但在选修课中，古代文献典籍的比重远远大于诗赋，特别是研究性课程，更是集中于《左传》、《尚书》等典籍。文学课程授课教师阵容堪称豪华，有余嘉锡、孙人和、闵尔昌、顾随、罗庸、容肇祖、储皖峰、刘盼遂、陈君哲、朱师辙、赵万里、孙楷第等，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都堪称名师。北师大知名教授启功早年受业于校长陈垣，后来执教国文系，亦属此豪华阵容中的一员。可以说，国文系学生，在当时接受了最好的古代文学教育与熏陶。

论文中，半数论文系古代文学选题，内容涉及散文小说戏曲，研究视角也较为多元。举凡古代文学研究涉及领域，大体囊括其中，体现出相当的水准。虽然在今天看来，多数论文的观点已属老生常谈，但置于民国学术研究视域之中，却不乏新意。更何况，这些学生对古代文学典籍的熟稔程度着实令人赞叹。此批论文不仅体现出学生扎实的国学功底，也是中文学科的实力见证。国文系教师余嘉锡、刘盼遂、启功、郭预衡等，及其培养的学生聂石樵、邓魁英等，更是后来成为北师大古代文学研究的中流砥柱。

国文系的办学特色深受陈垣、余嘉锡诸先生之影响。陈垣系校勘学大家，其《校勘学释例》归纳的四种校勘方法，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和采用，成为古籍校勘的基本方法。他在１９２６ 年至１９５２ 年任辅仁大学校长，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１年任北师大校长。余嘉锡精于目录学、文献学，长于考据，其《四库提要辨证》旁征博引，指陈得失，考证详实，为学界所称道，曾任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在他们的影响下，学校非常重视文献考据之学。在国文系的课程体系中，一年级学生开设有《目录学》， 二年级有《经学通论》，三年级有《校勘学》，四年级则有《目录学研究》等课程。这些课程与“点读”、“研究” 类课程相结合，引导学生阅读典籍，进而校勘、整理典籍。文献的注释、校勘与辑佚，成为国文系毕业论文的常见选题。丛治苏的《孟浩然诗集考异》（国１５．１７）较为详细地说明其选题缘由与写作过程，以及受教于孙人和先生的经过，颇具代表性：

民国三十年春，负芨燕都，得游于盐城孙蜀臣先生之门，始获悉影印宋本孟集已行于世。欣喜求之，展读一遇，见其卷数首数悉与原序吻合，箧无坊本增缺之误。欣幸之余，爰取通行本之佳者四部丛刊本为蓝本，而以宋本及明刻诸本校之，并采时代较早之选诗总集以为旁校，互为□对，逐句比勘。冀明其得失之由，稍窥庐山真面。

此批论文中，作品类论文多为校勘、考订、整理，论文题目往往有目录、考订、举例、解要、志、校补、辑证、集评、补遗、考异、汇注、索引、疏证、考释、校注、辑佚、辑录、略、笺证等字样。作家类论文多为年谱、评传类。其基本研究方法则为考证，甚至蔡超尘《考证方法论》（国５．１０），专门对考证方法进行了研究。而考证类论文，在此批论文中，亦属得分最高者。比如，在２０３份论文中，有分数者１３５份，９０分以上仅１５份， 占比１１％。而这１５份论文中，半数以上论文题目中有“志”、“考”、“表”、“注”等字样，其他论文也不乏考证的痕迹，体现出这些学子在考证上的偏好及其实力。

此批论文的写作心境也值得记录。这些学生大多求学于北平沦陷时期。校长陈垣所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体现了教师们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深沉的爱国情怀。这种精神薪火相传，潜移默化影响着学生的写作。此批论文的选题与序言体现了沦陷区青年学子求学之艰辛，以及激荡其中的爱国情怀。如周实的《庄子齐物论论略》（国１４．２４）自序云：“逮夫赴芨燕京，肆业辅仁。身膺家国之变，人陷涂炭之难。昊天不仁，岛豢黔黎。怵世惕时， 始孳孳于修学敏行而不敢少怠矣。”史献芝《离骚义疏》（国１５．４４）序言亦云：“当今乱世，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献芝不愧才短学浅而成此篇，以寄吾意。”阅读这些激昂甚至悲愤的文字， 仿佛触摸到一个个年轻的灵魂，听到北平城里愤怒压抑、渴盼光明的时代之音。

三、论文评阅与中文学科先贤名师风范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师大中文学科在１２０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众多德教双馨的名师。其中很多名师曾在辅仁任教，如余嘉锡、沈兼士、刘盼遂、顾随、陆宗达、萧璋、启功等。在这批首经贸图书馆藏毕业论文中，余嘉锡、孙楷第、孙人和、顾随、刘盼遂、赵万里、周祖谟等都留下了论文指导或评阅痕迹，有的评语长达千言。这些珍贵的墨宝，成为追思先贤名师师者风范的重要史料。

郭预衡《战国策辨证》（国１５．２）在序言中写道：“此书历一寒暑，先后承教于余季豫（嘉锡）孙蜀臣（人和）刘盼遂赵斐云（万里）周燕孙（祖谟）诸先生。赖诸师长鞭策之严， 得尽书中阪迁延之功。”论文作者郭预衡１９４５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１９４７年从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等职。《战国策辨证》当视为其从事古代散文研究的起点。他曾著文回忆余嘉锡上课的情形，史学系的来新夏亦有回忆，可知余嘉锡上课不苟言笑，对所讲内容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对待学生非常严格，治学态度严谨。

与郭预衡同一届的叶嘉莹，则对顾随先生念念不忘。顾随１９３９年始任教于辅仁大学，讲授《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宋诗》、《曲选》、《词选》等课程。叶嘉莹１９４２年入学辅仁大学国文系，深得顾随赏识。遗憾的是，此批论文中未见叶嘉莹的毕业论文，其他的由顾随指导或评阅的论文以诗词曲赋为主，如左钟谦《唐五代词研究》（国１３．１８）、王端杰《马致远杂剧之研究》（国１４．２０）、万次章《六朝诗人之山水观》（国１５．８）、王徽《唐诗田园观》（国１８．２１）等。即使是考证类论文， 写作上亦充满感性色彩。如沈恩《西游记杂剧本事演变考》（国１６．３４）对《西游记》杂剧“上溯其源，下析其流”；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股激情，赞美“唐代大师陈玄奘之往印度取经也，不畏险，不避难，不为名，不求利，心如金石，志若长虹，长途跋涉，一念弗摇者，正缘此一点不忍之心，发大慈悲，以求人类之光明也。”这股激情，源于作者身处沦陷时期的北平，在“血腥遍野，沙尘满天”中，渴盼“一二先觉之士，攘臂高呼”，“驱彼浊流，以俾宇宙恢复原形，日月重光，山河带笑”。这种文学感悟以及论文写作中的激情笔墨，与指导教师顾随的授课风格趋于一致。据叶嘉莹回忆：

我之从先生受业，盖开始于１９４２年之秋季，当时甫升入辅大中文系二年级，先生来担任唐宋诗一课之教学。先生对于诗词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我……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将叶嘉莹的回忆与这些论文结合起来，更能了解顾随对学生影响之深远。郭预衡与叶嘉莹， 作为国文系同一届学生，郭预衡喜散文，受余嘉锡、刘盼遂等人影响甚深，走向文学史研究之路，特别在散文史研究上成就卓著；叶嘉莹爱诗词，服膺于顾随、孙人和等人诗词课堂之感发，一生致力于古典诗词教学与传播。正是由于国文系拥有丰富的课程体系以及名师云集的教师阵容，郭、叶二人才能从这一起点出发，发挥自身所长，躬身三尺讲台，传道授业， 杏坛流芳。在并入北师大之后，辅仁的这一优良传统更是发挥师范教育之优势，以一流的人才培养模式，满足学生之需求，激发学生之潜力，最终桃李天下，硕果累累。

此批论文选题与指导教师学术研究呈现出高度的契合度。周实《庄子齐物论论略》（国１４．２４）中写道：“盐城孙师人和，黟县朱师师辙，新会梁师启雄，俱以诸子学执教，奖勉殷挚，匡补确公。因自庄荀商韩，靡不攻选，耳拾目取，数载于兹，诸子之学，亦略得识六家之要旨矣。年来衷有所怀，情不自己，爰取南华把读，以销漫夜永昼之愁。惟其书传代淹久，殊多陔隔，乃取魏晋以下旧注一一诵读，举凡阐述精义，厘定鲁鱼者，俱书之眉端。去岁夏课，孙师嘱以庄子外杂及道德鸿烈证释齐物，乃成齐物论义证若干条。暑假业终，仍不以酷暑辍废。暑去寒来，不觉积稿已盈箧矣。因稍事理次，成齐物论发微一篇。……”显示出学校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的重视。例如，在毕业论文撰写上，各学院根据教授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公布一些课题研究项目，由学生自主选择后，在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国文系与史学系曾有一项合作研究，由陈垣、余嘉锡等教授指导，具体内容则是“四库全书提要考异”与“各史姓名备考”。显然，这两项主要基于陈垣与余嘉锡在史学与目录学等方面的研究专长及其教学课程而设定。

余嘉锡为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讲授《目录学》、《古籍校读法》、《文章著作源流》、《世说新语研究》等课程。其指导的毕业论文，往往为辑佚、索引、目录、勘校等。在任教期间，余嘉锡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就是考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最终写成《四库提要辨正》一书。他的这项课题，进入学院的“特别研究工作”，成为学生毕业论文的规定选题。首经贸图书馆藏论文中，就有两份１９３７ 届论文与此相关。余嘉锡还曾从事文言小说文献整理工作，而余淑宜《殷芸小说辑证》（国１２．１４）、王海臣《西京杂记校注》（国１６．８）等，显然与此项工作息息相关。

孙楷第曾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其《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目录学著作， 为古典小说研究创立了目录学根基， 特别是“对《西游记》、《水浒传》及有关隋唐故事的几部演义小说的记载最为翔实，广征博引，考校异同，时发新见，对后世的研究极具重要意义。”其指导的两份章回小说选题论文， 即与《西游记》、《隋唐演义》相关。黄叙伦《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国１３．８）在序言中交代选题缘起：“近数十年来，学者于各家小说皆有详细之考订，独于隋唐演义一书尚无支字道及。……兹者吾师子书先生于东京、大连图书馆，曾见有隋唐两代志传及唐书志传各书皆与演义之出处有关者，承嘱小子对此问题略加探讨”。刘益暐《西游记演变》（国１６．６）亦提及论文选题出自孙楷第。这两份论文分别就《隋唐演义》与《西游记》的故事演变进行考证，皆系孙楷第拟定题目并担任指导教师。这种指导教师学术研究与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教师有针对性地指导，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学生也能更便捷地寻求到所需文献资料。

此批论文的评阅信息也体现出辅仁国文系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指导教师在评阅论文时，都非常重视原始文献的精准性，尤以余嘉锡为最。余嘉锡所留评语数则，几乎每一则都指向原始文献，如在评价梁秉诠《通典叙注》（国１２．２３）时称：“旁征博引用力颇勤，惟所注出典尚有不得其本源者。略为纠正数条，著于卷内，可自观之，则于著述之事思过丰矣。”余嘉锡还有眉批的习惯，或纠正学生认识之偏差，指出征引材料之谬误，或补充其他相关文献。例如，宁岳南《御览引北齐书考异》（国１２．４４）写道：“第九条  御览卷一百六十一  武使潘岳镇北城，又使高永乐守南城，以傋西魏，又东魏所筑……按翫此文当见于隋书百官志或地理志，然皆无此条，齐书北史又皆无潘岳高永乐传，直不知此当何属也。”余嘉锡在此处有眉批：“此潘岳乃潘乐之误。乐于北齐书十五北史五十三皆有传：言文宣嗣事后镇河阳与此条可以互证。惟两传皆无此数语，当是御览所因书名有误耳。又按以上二条必不出于北齐书，不得谓之遗文。当移入误文内别立，不知何书一题可也。”在王金声《宋金元戏剧总录》（国１１）中，余嘉锡更是补充了大量史料，在《闹旗亭》剧目处，有眉批“疑演王焕之旗亭画壁事件薛用弱集异记卷二”；在《无鬼论》处，有眉批“晋阮瞻执无鬼论见晋书本传”。如此批注，在论文中不胜枚举。

先贤名师治学之严谨，不仅体现在对文献之重视，观点之精准，且对语言文字的表达也要求甚严。 顾随在审阅端木留《元诗四大家之研究》（国１３．１９）时，评价其“旁征博引，用力甚勤，虽创见无多，而文笔近畅，亦尚能自圆其说。”在审阅刘元善《建安诗歌概述》（国１３）则曰：“见地明白，议论尚不支离，惟文笔时有不能达意之处耳。”两则评语，体现出顾随对学生“文笔”之在意。而孙楷第在审阅刘镜清《唐人传奇 概论》（国１２．３０）时，对于论文中的“唐稗”一词，不仅在文中留有眉批，且在总评中进行了批评：

观其称唐传奇为唐稗，“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乃班固之言，然稗官不可省称稗。稗，稗者，小也。今称唐小说为“唐小”可乎。此时人不通之语，而竟谚沿用之，亦可知其仓促成书，不睱择言矣。

无论着眼于通篇之文笔，还是针对论文中一个字眼，都体现出审阅教师对论文语言表达之重视。

（图5 梁秉诠《通典叙注》(国12.23)余嘉锡评语）

（图6 刘镜清《唐人传奇概论》(国12.30)孙楷第眉批）

穿越历史的风烟，先贤名师已然远去。然而他们指导的论文，留存在论文中的笔墨，侥幸得以保存。他们，是北师大中文学科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百年中文，薪火相传。回溯既往，着眼将来。值此北师大１２０周年校庆之际，仅以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为例，回顾北师大中文学科的早期办学历史，遥望民国时期中文学子群像， 追思先贤名师风范，以此赓续学术传统，凝练治学精神，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作者：彭利芝，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略有删改）